年是新的，
也是舊的。
因為不管多麼生氣勃勃的日子，
你過著的時候，
它就在不經意間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
一年的開始和結束都是在寒冷時刻，
讓人覺得新年是打著響亮的噴嚏登場的，
又是帶著受了風寒的咳嗽聲離去的，
但在這噴嚏和咳嗽聲之間，
還是夾雜著春風溫柔的吟唱，
夾雜著夏雨滋潤萬物的淅瀝之音和秋日田野上農人們收穫的笑聲。
沾染了這樣氣韻的北方人的日子，
定然是有陰霾也有陽光，
有辛酸也有快樂。
我每年的日子，
大抵是在寫作和旅行中度過的。
故鄉是我每年必須要住一段時日的地方。
在那裡，
生活因寂靜、單純而顯得格外的有韻致。
八月，
我回到那裡。
每天早晨，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開窗簾，
打開窗，
看青山，
呼吸著從山野間吹拂來的清新空氣。
吃過早飯，
我一邊喝茶一邊寫作，
或者看書。
累了的時候，
隨便靠在哪裡都可以打個盹，
養養神。
大約是心裡鬆弛的緣故吧，
我在故鄉很少失眠。
每日黃昏，
我會準時去媽媽那裡吃晚飯。
我怕狗，
而小城街上遊蕩著的威猛的狗很多，
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手中往往要攥塊石頭。
媽媽知道我怕狗，
常常在這個時刻來接我回家。
家中的菜園到了這時節就是一個蔬菜超市，
生有妖嬈花紋的油豆角、水晶一樣透明的雞心柿子、紫英英的茄子、油綠的芹菜、細嫩的西葫蘆、泛著蠟一樣光澤的尖椒，
全都到了成熟期。
不過這些綠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
主角呢，
是農人們自己宰殺的豬，
是剛從河裡打撈上來的野生的魚類。
這樣的晚餐，
又怎能不讓人對生活頓生感念之情呢？吃過晚飯，
天快黑了，
我也許會在花圃上剪上幾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黃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掃帚梅，
帶回我的居室，
把它們插入瓶中，
擺在書桌上。
夜深了，
我進入了夢鄉，
可來自家園的鮮花卻亮堂地怒放著，
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為十月份要赴港，
我一定要在故鄉住到飛雪來臨時。
我去香港兩次，
但唯有這次時間最長，
整整一個月。
香港的十月仍然熾熱，
陽光把我的皮膚曬得黝黑。
運動是惹人上癮的，
逢到沒有活動的日子，
我便穿著一身運動裝出門了。
去海邊，
去鑽石山的禪院等。
有一天下午，
我外出歸來，
乘地鐵在樂富站下車後，
覺得渾身酸軟，
困倦難擋，
於是就到地鐵站對面的聯合道公園睡覺去了。
別看街上車水馬龍的，
公園遊人極少。
我躺在回廊的長椅上，
枕著旅行包，
聽著鳥鳴，
聞著花香，
睡著了。
等我醒來的時候，
太陽已經向西了，
我聽見有人在喊“遲———遲———”，
原來是愛爾蘭女詩人希斯金，
她正坐在與我相鄰的椅子上看書呢。
我有些不好意思，
因為在國外，
蜷在公園長椅上睡覺的，
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
我每天晚上跟媽媽通個電話。
她一跟我說故鄉下雪的時候，
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鵑開得多麼鮮豔，
樹多麼的綠等等。
但時間久了，
尤其進入十一月份之後，
我忽然對香港的綠感到疲乏了，
那不凋的綠看上去是那麼蒼涼、陳舊！我想念雪花，
想念寒冷了。
有一天參加一個座談，
當被問起對香港的印象時，
我說我可憐這裡的“綠”，
我喜歡故鄉四季分明的氣候，
想念寒冷。
他們一定在想：寒冷有什麼好想念的？而他們又怎能知道，
寒冷也是一種溫暖啊！
十一月上旬，
我從香港赴京參加作代會，
會後返回哈爾濱。
當我終於迎來了對我而言的第一場雪時，
興奮極了。
我下樓，
在飛雪中走了一個小時。
能夠回到冬天，
回到寒冷中，
真好。
年底，
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禮物，
是艾蕪先生的兒子汪繼湘先生和兒媳王莎女士為我簽名寄來的艾蕪先生的兩本書《南行記》和《艾蕪選集》，
他們知道我喜歡先生的書，
特意在書的扉頁蓋了一枚艾蕪先生未出名時的“湯道耕印”的木頭印章。
這枚小小的印章，
像一扇落滿晚霞的窗，
看上去是那麼的燦爛。
王莎女士說，
新近出版的艾蕪先生的兩本書，
他們都沒有要稿費，
只是委託新華書店發行，
這讓我感慨萬千。
在我們這個時代，
那些垃圾一樣的作品，
通過炒作等手段，
可以獲得極大的發行量，
而艾蕪先生這樣具有深厚文學品質的大家作品，
卻遭到冷落。
這真是個讓人心涼的時代！不過，
只要艾蕪先生的作品存在，
哪怕它處於“寒冷”一隅，
也讓人覺得親切。
這樣的“寒冷”，
又怎能不是一種溫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