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偉傑/文
在2017年的內亞史及其相關領域之英文書中譯本當中，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本：
首先要介紹的是美國北喬治亞大學歷史、人類學與哲學系教授與系主任梅天穆（Timothy May）所寫的《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這本書為我們重新評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認為， 蒙古征服改變了歐亞的政治版圖， 並且為“成吉思大交換”（參考“哥倫布大交換”）提供了一個平臺， 在世界史的發展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近年來中文出版界大量引進以杉山正明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與內亞史成果的風潮中，
第二本是美國新澤西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托瑪斯·愛爾森（Thomas T. Allsen）的《歐亞皇家狩獵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這是作者立基於政治史轉向環境史與動物史的力著。 本書源于作者對蒙古的皇室狩獵及其背景的研究， 所討論的時間從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與中國文明開始到19世紀前半葉， 時間跨度長達將近四千年， 在研究上也類似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的 長 時 段 （la longue durée）研究。 而在地域上， 皇室狩獵情結的特徵則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北部與突厥斯坦等核心地區發展起來的， 並且也影響了古代中國與朝鮮等地。 本書探討了狩獵對於歐亞皇室的政治意義，
英國愛丁堡大學伊斯蘭與中東學系榮譽教授卡蘿·希爾布蘭登（Car-ole Hillenbrand）所寫的《十字軍：伊斯蘭的觀點》（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本書英文原版於1999年由愛丁堡大學出版社發行， 臺灣的廣場出版社于2017年發行正體中文版， 譯者為高慧玲。 作者運用了各種古代阿拉伯文文獻與銘文等材料， 探討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對後世穆斯林的影響， 特別提到十字軍與穆斯林衝突中的軍事層面。 作者主張， 在第一次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時大多數穆斯林實際上並未注意到十字軍的宗教聖戰意義。
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的第一部專書《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被視為清代新疆史與美國新清史的經典之一。 本書最初於1998年由斯坦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譯本由山西財經大學晉商研究院副教授賈建飛譯出。 本書最初打算作為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一部分成果出版， 但由於其他原因一直未能正式發行， 譯稿初版也只能在網路上流傳。 幾經波折後， 這部中譯稿終於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2017年發行， 而且增加了作者的中文版序以及另一篇關於香妃的論文。 本書運用了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文獻， 探討了清朝征服新疆的過程以及後來在新疆所實行的財政與民族政策。
介紹完前面四部英文中譯作品後， 接下來我想談談五本2017年出版的英文新作。
延續自2016年以來新清史與環境史結合的取向，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新著《皮草妝點的世界：清朝治下的野物、淨土與自然邊緣》（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是值得讀者注意的一顆明珠。 本書主要利用北京、臺北和烏蘭巴托的滿、漢、蒙文檔案，為讀者展示了另類的清代中國環境保護史。清朝的開疆擴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但伴隨而來的人為開發對內亞邊疆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破壞。這種破壞主要是東珠、毛皮與蘑菇等物產的大量採集所造成的。此舉除了應付清朝皇室的需求以外，背後也有商業利益的驅動。到了19世紀初，東北河流中的珠蚌已經了無蹤跡；採集蘑菇者對蒙古草原造成破壞；北方森林中的毛皮動物在獵人捕殺下瀕臨絕種。清朝統治者對此大為震驚，因此推行了所謂的“淨化”運動，試圖恢復關外“純淨”（滿文bol-go）的原始狀態。具體舉措是對盜采活動、漢人移民和貿易進行控制。而清廷所保護的“自然”，其實是一種將環境保護與統治話語結合的新發明。而十九世紀末以降的西方旅行者所見之保存良好的東北自然環境，實際上也正是後來在清朝保護下塑造出來的結果，並非過往東北原生態的反映。雖然在同時期西方也出現了環保運動，但是兩者的發起原因其實不盡相同。對清代邊疆環境史與物質文化史有興趣的讀者肯定會喜歡本書。
其次，清代東北的八旗屯墾史與社會史過去在西方學界並未特別受重視，先前的重要專著大概要追溯到現任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江夏由樹的《八旗遺產：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Banner Legacy：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的《清代滿洲的國家、小農與商人（1644-1862年）》（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 1644-1862）。如今這個領域難得又出版了一部相關的專著，即美國愛荷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爽所出版的新作《國家資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與中國東北的社會階層化》（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本書以清代八旗在黑龍江雙城地區的屯墾為例，利用清代奏摺與地方檔案、後來的滿鐵調查報告，並且加上田野調查以及大型資料庫的運用，來探討十九世紀東北雙城地區在國家主宰的體系中如何形成不公平的社經過程。原先雙城地區僅有京旗屯墾，後來加入了盛京的屯丁，最後是民人入墾。在這個體系中，國家直接介入了財富的分配（這裡主要指土地分配）並且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以達成其行政目的：即維持京旗旗人的菁英地位。最終這種由國家所設計的社會階序實際上是在國家政策與地方實踐的交錯下發展起來的。當地人透過創造自己的財富向上與向下流動的模式，同時挑戰與重新加強了由國家所規定的社會階序。例如後來移民到雙城地區的民人原先被清廷規定不得在雙城定居與購置田產，但是部分民人卻能取得地方官員的個別支持，而得以作為傭工在當地墾荒，並且取得大量土地。而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將清代八旗的戶籍登記制度與1949年以後的中國戶口制度進行比較，認為兩者之間其實都是由國家發起的社會工程項目，而且製造了社會的不平等，可以說也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力作。
有關蒙古人征服中東所造成的破環向來是個爭議性很高的話題。其影響之深，可從當地人仍舊以蒙古對波斯與中東的侵略來比喻美國進攻伊拉克一事略窺一二。如今關於這段歷史的最新研究，我們有了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歷史系榮退教授彼得·傑克生（Peter 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與伊斯蘭世界：從征服到改宗》（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onquest to Conversion）。本書運用了大量的波斯文史料，探討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征服了廣大的穆斯林領地，並且比較了蒙古征服中東期間與後來內戰所造成的破壞規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讓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統治，後來蒙古人如何接納伊斯蘭教，以及蒙古統治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等議題。傑克生認為，穆斯林對西遼稱霸中亞的看法預示了後來對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評價，但是兩者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而旭烈兀西征的大軍底下充滿了許多穆斯林的同盟軍這點，不僅使其對手難以利用聖戰的名義來抵抗蒙古大軍，並且還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對。大規模的屠殺主要發生於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而非後來的旭烈兀西征。因為旭烈兀西征時許多城市主動選擇了投降蒙古大軍，所以也避免了被屠殺的命運。不過傑克生也認為，蒙古帝國後來的連年內戰，難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一詞，但是蒙古的統治所帶來的東西方之間物質、科技與藝術交流成就確實難以忽視。而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結果則是大大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傳播。對於蒙古帝國史與伊斯蘭教史有興趣的讀者不應錯過本書。
由帖木兒帝國貴族後裔巴布林（1526-1530年在位）於1526年在印度與阿富汗所建立的莫臥兒帝國是早期內亞史上的重要政權。在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大帝領導下帝國進入鼎盛時期，到了第六位君主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時，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都在其控制下。但是奧朗則布也是莫臥兒帝國史上最具爭議的君主。在今天的印度歷史記憶中，他被視為是狂熱的穆斯林，背離了阿克巴大帝所奠立的宗教寬容政策，殺害了許多印度教徒，並且摧毀了數千座印度教廟宇。奧朗則布也禁止印度教徒慶祝其傳統春節侯麗節（Holi），恢復對非穆斯林徵收人頭稅（jizya）等等。而這些舉措被後世認為播下了後來莫臥兒帝國內部的分裂與不安的種子。然而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奧黛莉·特露詩珂（Au-drey Truschke）的新作《奧朗則布：印度最具爭議之君王的生平與遺產》（Aurangzeb: The Life and Legacy of India’s Most Controversial King）試圖修正這種對奧朗則布不平等的偏見，認為我們應該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他。本書主張奧朗則布其實並沒有大規模迫害印度教徒，也沒有逼迫非穆斯林改宗。理由是一方面十七世紀的印度其實還沒有形成把印度教徒視為一個整體的情形，甚至奧朗則布還讓印度教徒在宮廷中擔任大臣，並且要穆斯林停止騷擾婆羅門；另一方面，他雖禁止印度教徒慶祝侯麗節，但也停止了伊斯蘭教中的穆哈蘭姆月與開齋節的慶祝。他的行為準繩是行正義之事，目標是伸張正義，支援莫臥兒傳統，並且擴展在印度次大陸的領土。然而在他晚年時，貪污腐化的問題確實侵蝕了帝國的基礎。雖說本書試圖扭轉公眾對奧朗則布的評價，但是印度讀者對本書反應激烈，甚至有極端分子在作者的推特上散步仇恨言論，或是要求印度政府將本書列為禁書，拒絕本書作者入境印度等等。我自己感覺奧朗則布在印度的爭議性評價，恰恰與乾隆皇帝在中國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兩人都在位相當長的時間，都被視為導致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並且晚年都面對貪污腐化的嚴峻問題。也許這樣的比較會有助於讀者理解奧朗則布在印度史上的地位。
最後我想介紹的是一部關於沙俄西伯利亞流放史的著作。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描寫西伯利亞與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們與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與《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等。然而描寫這段歷史的著作卻相對稀少。如今我們總算有了一部優秀的作品，即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丹尼爾·畢爾（Daniel Beer）所寫的《死者之屋：沙皇統治下的西伯利亞流放史》。這本書運用了聖彼德堡與莫斯科的中央檔案，以及托博爾斯克（Tobolsk）、伊爾庫茨克（Irkutsk）的西伯利亞地方檔案，另外還有各種書信、照片與豐富的文學作品與二手歷史研究成果，向讀者展示了沙俄時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們所受的苦難與壓迫。自1598年西伯利亞汗國被沙俄消滅後，哥薩克人與俄羅斯移民在往後的半個世紀內基本控制了西伯利亞。1753年伊莉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開始將絞刑改為流放西伯利亞，而此舉則被視為是沙皇的法外施恩。而這些被流放的犯人的處境相當悲慘，他們得步行前往西伯利亞，一路上不僅缺乏食物與衣物的補給，而且還要面對嚴酷自然環境的試煉與官員的貪污與虐待。而女性則必須面對暴力、性侵，甚至兇殺等威脅。這些犯人抵達西伯利亞後，則負責採礦與做苦工等。本書作者也敏銳注意到這些被流放的囚犯中也有出身與階級之分，例如當中有部分是反對沙皇與農奴制的政治犯，例如十二月黨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以及反抗俄國統治的波蘭貴族等。他們由於出身背景較好，且沙皇不希望他們被一般人民注意，因此他們獲准於夜間乘馬車前往流放地，路上也有專人照料。後來這些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建立學校、醫院與進行民族志調查，並且將自由共和思想傳佈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也成為俄羅斯帝國專制的象徵。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被流放的囚犯對於開發西伯利亞貢獻不多，許多逃人甚至造成了當地治安的困擾。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行政管理體系無法負荷激增的流放囚犯人口、受解放的農奴前往西伯利亞開墾，以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立使得西伯利亞不再與俄國內地隔絕等因素，流放制度無以為繼而走向崩潰，最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俄國廢除了超過150年的流放制度。由於書中描寫了諸多的悲慘場面，閱讀本書不能說是愉快的經驗。但書中對於人性卻有很深刻的刻畫。2017年，本書入圍了英國公共歷史寫作的沃爾夫森獎（Wolf-son History Prize）與英語歷史學界獎金最高之坎迪爾獎（Cundill History Prize），都是對本書的肯定。
以上所介紹的幾本2017年英文內亞史相關新書算是我個人覺得比較有特色的，提供給讀者參考，也期待未來出版界能引進這些作品，讓更多中文讀者能接觸到這些出色的作品。
原文連結：http://www.eeo.com.cn/2018/0202/321950.shtml
走廊網： 文化頻道|生活頻道|創意&視覺頻道|IT頻道
本書主要利用北京、臺北和烏蘭巴托的滿、漢、蒙文檔案，為讀者展示了另類的清代中國環境保護史。清朝的開疆擴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但伴隨而來的人為開發對內亞邊疆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破壞。這種破壞主要是東珠、毛皮與蘑菇等物產的大量採集所造成的。此舉除了應付清朝皇室的需求以外，背後也有商業利益的驅動。到了19世紀初，東北河流中的珠蚌已經了無蹤跡；採集蘑菇者對蒙古草原造成破壞；北方森林中的毛皮動物在獵人捕殺下瀕臨絕種。清朝統治者對此大為震驚，因此推行了所謂的“淨化”運動，試圖恢復關外“純淨”（滿文bol-go）的原始狀態。具體舉措是對盜采活動、漢人移民和貿易進行控制。而清廷所保護的“自然”，其實是一種將環境保護與統治話語結合的新發明。而十九世紀末以降的西方旅行者所見之保存良好的東北自然環境，實際上也正是後來在清朝保護下塑造出來的結果，並非過往東北原生態的反映。雖然在同時期西方也出現了環保運動，但是兩者的發起原因其實不盡相同。對清代邊疆環境史與物質文化史有興趣的讀者肯定會喜歡本書。其次，清代東北的八旗屯墾史與社會史過去在西方學界並未特別受重視，先前的重要專著大概要追溯到現任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江夏由樹的《八旗遺產：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Banner Legacy：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的《清代滿洲的國家、小農與商人（1644-1862年）》（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 1644-1862）。如今這個領域難得又出版了一部相關的專著，即美國愛荷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爽所出版的新作《國家資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與中國東北的社會階層化》（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本書以清代八旗在黑龍江雙城地區的屯墾為例，利用清代奏摺與地方檔案、後來的滿鐵調查報告，並且加上田野調查以及大型資料庫的運用，來探討十九世紀東北雙城地區在國家主宰的體系中如何形成不公平的社經過程。原先雙城地區僅有京旗屯墾，後來加入了盛京的屯丁，最後是民人入墾。在這個體系中，國家直接介入了財富的分配（這裡主要指土地分配）並且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以達成其行政目的：即維持京旗旗人的菁英地位。最終這種由國家所設計的社會階序實際上是在國家政策與地方實踐的交錯下發展起來的。當地人透過創造自己的財富向上與向下流動的模式，同時挑戰與重新加強了由國家所規定的社會階序。例如後來移民到雙城地區的民人原先被清廷規定不得在雙城定居與購置田產，但是部分民人卻能取得地方官員的個別支持，而得以作為傭工在當地墾荒，並且取得大量土地。而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於將清代八旗的戶籍登記制度與1949年以後的中國戶口制度進行比較，認為兩者之間其實都是由國家發起的社會工程項目，而且製造了社會的不平等，可以說也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力作。
有關蒙古人征服中東所造成的破環向來是個爭議性很高的話題。其影響之深，可從當地人仍舊以蒙古對波斯與中東的侵略來比喻美國進攻伊拉克一事略窺一二。如今關於這段歷史的最新研究，我們有了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歷史系榮退教授彼得·傑克生（Peter 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與伊斯蘭世界：從征服到改宗》（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onquest to Conversion）。本書運用了大量的波斯文史料，探討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征服了廣大的穆斯林領地，並且比較了蒙古征服中東期間與後來內戰所造成的破壞規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讓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統治，後來蒙古人如何接納伊斯蘭教，以及蒙古統治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等議題。傑克生認為，穆斯林對西遼稱霸中亞的看法預示了後來對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評價，但是兩者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而旭烈兀西征的大軍底下充滿了許多穆斯林的同盟軍這點，不僅使其對手難以利用聖戰的名義來抵抗蒙古大軍，並且還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對。大規模的屠殺主要發生於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而非後來的旭烈兀西征。因為旭烈兀西征時許多城市主動選擇了投降蒙古大軍，所以也避免了被屠殺的命運。不過傑克生也認為，蒙古帝國後來的連年內戰，難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一詞，但是蒙古的統治所帶來的東西方之間物質、科技與藝術交流成就確實難以忽視。而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結果則是大大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傳播。對於蒙古帝國史與伊斯蘭教史有興趣的讀者不應錯過本書。
由帖木兒帝國貴族後裔巴布林（1526-1530年在位）於1526年在印度與阿富汗所建立的莫臥兒帝國是早期內亞史上的重要政權。在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大帝領導下帝國進入鼎盛時期，到了第六位君主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時，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都在其控制下。但是奧朗則布也是莫臥兒帝國史上最具爭議的君主。在今天的印度歷史記憶中，他被視為是狂熱的穆斯林，背離了阿克巴大帝所奠立的宗教寬容政策，殺害了許多印度教徒，並且摧毀了數千座印度教廟宇。奧朗則布也禁止印度教徒慶祝其傳統春節侯麗節（Holi），恢復對非穆斯林徵收人頭稅（jizya）等等。而這些舉措被後世認為播下了後來莫臥兒帝國內部的分裂與不安的種子。然而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奧黛莉·特露詩珂（Au-drey Truschke）的新作《奧朗則布：印度最具爭議之君王的生平與遺產》（Aurangzeb: The Life and Legacy of India’s Most Controversial King）試圖修正這種對奧朗則布不平等的偏見，認為我們應該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他。本書主張奧朗則布其實並沒有大規模迫害印度教徒，也沒有逼迫非穆斯林改宗。理由是一方面十七世紀的印度其實還沒有形成把印度教徒視為一個整體的情形，甚至奧朗則布還讓印度教徒在宮廷中擔任大臣，並且要穆斯林停止騷擾婆羅門；另一方面，他雖禁止印度教徒慶祝侯麗節，但也停止了伊斯蘭教中的穆哈蘭姆月與開齋節的慶祝。他的行為準繩是行正義之事，目標是伸張正義，支援莫臥兒傳統，並且擴展在印度次大陸的領土。然而在他晚年時，貪污腐化的問題確實侵蝕了帝國的基礎。雖說本書試圖扭轉公眾對奧朗則布的評價，但是印度讀者對本書反應激烈，甚至有極端分子在作者的推特上散步仇恨言論，或是要求印度政府將本書列為禁書，拒絕本書作者入境印度等等。我自己感覺奧朗則布在印度的爭議性評價，恰恰與乾隆皇帝在中國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兩人都在位相當長的時間，都被視為導致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並且晚年都面對貪污腐化的嚴峻問題。也許這樣的比較會有助於讀者理解奧朗則布在印度史上的地位。
最後我想介紹的是一部關於沙俄西伯利亞流放史的著作。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描寫西伯利亞與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們與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與《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等。然而描寫這段歷史的著作卻相對稀少。如今我們總算有了一部優秀的作品，即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丹尼爾·畢爾（Daniel Beer）所寫的《死者之屋：沙皇統治下的西伯利亞流放史》。這本書運用了聖彼德堡與莫斯科的中央檔案，以及托博爾斯克（Tobolsk）、伊爾庫茨克（Irkutsk）的西伯利亞地方檔案，另外還有各種書信、照片與豐富的文學作品與二手歷史研究成果，向讀者展示了沙俄時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們所受的苦難與壓迫。自1598年西伯利亞汗國被沙俄消滅後，哥薩克人與俄羅斯移民在往後的半個世紀內基本控制了西伯利亞。1753年伊莉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開始將絞刑改為流放西伯利亞，而此舉則被視為是沙皇的法外施恩。而這些被流放的犯人的處境相當悲慘，他們得步行前往西伯利亞，一路上不僅缺乏食物與衣物的補給，而且還要面對嚴酷自然環境的試煉與官員的貪污與虐待。而女性則必須面對暴力、性侵，甚至兇殺等威脅。這些犯人抵達西伯利亞後，則負責採礦與做苦工等。本書作者也敏銳注意到這些被流放的囚犯中也有出身與階級之分，例如當中有部分是反對沙皇與農奴制的政治犯，例如十二月黨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以及反抗俄國統治的波蘭貴族等。他們由於出身背景較好，且沙皇不希望他們被一般人民注意，因此他們獲准於夜間乘馬車前往流放地，路上也有專人照料。後來這些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建立學校、醫院與進行民族志調查，並且將自由共和思想傳佈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也成為俄羅斯帝國專制的象徵。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被流放的囚犯對於開發西伯利亞貢獻不多，許多逃人甚至造成了當地治安的困擾。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行政管理體系無法負荷激增的流放囚犯人口、受解放的農奴前往西伯利亞開墾，以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立使得西伯利亞不再與俄國內地隔絕等因素，流放制度無以為繼而走向崩潰，最後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俄國廢除了超過150年的流放制度。由於書中描寫了諸多的悲慘場面，閱讀本書不能說是愉快的經驗。但書中對於人性卻有很深刻的刻畫。2017年，本書入圍了英國公共歷史寫作的沃爾夫森獎（Wolf-son History Prize）與英語歷史學界獎金最高之坎迪爾獎（Cundill History Prize），都是對本書的肯定。
以上所介紹的幾本2017年英文內亞史相關新書算是我個人覺得比較有特色的，提供給讀者參考，也期待未來出版界能引進這些作品，讓更多中文讀者能接觸到這些出色的作品。
原文連結：http://www.eeo.com.cn/2018/0202/321950.shtml
走廊網： 文化頻道|生活頻道|創意&視覺頻道|IT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