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
老舍為何不願意回國？
面對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 以往歷史敘事多將滯留美國的老舍說成憂心國事， 恨不得馬上回到祖國的懷抱，
考察歷史可以發現， 老舍在 1949 年新政權成立後回國， 並非如研究者們所描述的那樣積極主動， 而是經過一番痛苦抉擇後才最終勉強成行的。 那麼， 為什麼老舍最初不願回國呢？有這樣幾個原因不能忽視：
其一， 國內戰亂， 國外淘金
1948 年註定是一個大歷史選擇的關口， 身在異域的老舍也面臨著“回”或“留”的問題。 不過， 他的目標指向很清楚：留在美國。 關於這一點， 他在 2 月 27 日寫給友人何容的書信中做了非常清晰的記述：
……今年 3 月應回國（護照的關係）， 可是……問題之大， 如尋自盡時之不易決定。 美國不高興留外國人在這裡（新頒法令， 限制極嚴）， 我不肯去強求允許延期回國， 但是回去吧， 又怎樣呢？
英國又約我去回“母校”教書， 也不易決定去否。 英國生活極苦， 我怕身體吃不消。 但社會秩序也許比國內好。 一切都不易決定， 茫茫如喪家之犬！
……
看吧， 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 也許一咬牙上英國。 國內雖亂， 但在國外的總是想回去， 好像國亂也好似的， 故須“咬牙”也。
顯然， 老舍這時的選擇很明確：其一，
老舍這個時候不願回國， 不僅因為國內戰亂， 而且在美國也能獲得頗為豐厚的收入。 例如《駱駝祥子》被翻譯（即《人力車夫》）後成為暢銷書。
其二， “歷史不夠清白”， 擔心因文罹禍
老舍不願回國， 還有一個隱情。 在 1930 年代寫作的《貓城記》中， 老舍譏諷馬祖大仙、普洛普洛普拉普、大家夫斯基、哄等， 批判了當時中共在南方暴動中殺人無度。 例如小說中隨處都有這樣的議論：“末後， 來了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
關於這一“歷史污點”，老舍回國後在開明版《老舍選集》中主動批評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統的研讀革命理論的書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方法”，最糟糕的是“因為對當時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這是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的熱誠與理想。我很後悔，我曾寫過那樣的諷刺，並決定不再重印那本書”。但是白紙黑字，僅僅一紙檢討豈能輕易過關了事呢？ 1950 年代初王瑤、丁易、劉綬松等主流文學史家以及之後的復旦大學學生、“文革”中的革命小將，都先後批評老舍這部小說是“失敗之作”、“有錯誤的作品”、“不分敵我將反動勢力和革命人物給予同樣的諷刺和打擊”、“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反動作品”。對此老舍心知肚明，所以 1959 年冬，面對老朋友趙家璧的追問，老舍這樣答覆道：“老巴（指巴金——引者注）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
其實，老舍那時寫《貓城記》譏諷無產階級革命，是本著愛國心來寫的，他希望國家安定和諧，所以不能容忍江西反政府武裝殺人、搶奪財產的暴力行徑。或者如他的妻子胡絜青所說：“正因為老舍是個愛國的作家，在當時的情況下，憂國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會有《貓城記》。”但是時過境遷，老舍當年愛國，卻不看所愛的是哪一國，不分辨“國”是否應當“愛”，所以當 1949 年鼎革換代後，遭遇秋後算帳的尷尬結果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三，在反內戰的問題上，老舍“不合時宜”的表態也是一個軟肋
1946 年元旦，老舍在《我說》一文曾尖銳地指出：“武力可以征服別人，也可以毀滅自己，拉我們去打仗的，不管是誰，都是只看見征服，而沒看見毀滅。……我們不想占誰的便宜，也沒有替誰先毀滅自己的義務。我們納稅完糧，是為國家保護我們，不是為放炮打槍用的。”他還說：“誰想用武力爭取政權，誰便是中國的禍害。”“我們不受別人支使去打內戰，我們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甘心做炮灰的奴隸。”這裡的“拉我們去打仗的”、“不管是誰”，顯然意指擁有武裝的兩大黨派。
還有，抵達美國後的老舍在美國國務院的一個討論原子能的會議上明確反對將原子秘密向蘇聯公開。據葉聖陶日記載：消息傳到上海後，郭沫若、田漢、茅盾等紛紛譴責老舍“反蘇”。郭沫若在《皮杜爾與比基尼》一文對其作了批駁：“我們中國人的神經是粗大的，向來不怕什麼原子彈。”針對美國報載老舍反蘇的問題，郭沫若還說：“這有點兒不像聰明的老舍所說的話。但也有的朋友說，這正是老舍所會說的話。”田漢在《原子彈及其他》中不無尖銳地指出：讀了老舍在“美國原子彈會議席上的演說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充滿著本身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要組織國際反蘇戰線而捧出原子彈來是可以原諒的。但中國進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勸美國保持原子彈以便和蘇聯講斤頭，卻不可原諒”。茅盾也在《從原子彈演習說起》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批評。老捨得知此情後，曾一度非常傷心和氣悶，不久後便給葉聖陶、鄭振鐸、梅林等寫信請辭文協理事，而且退還了此前文協資助他的醫藥費。因為這種芥蒂，所以1948 年初秋老舍以著述未完為託辭，婉拒了在美國暫時避難的秘密黨員王昆侖約他一同回國的邀請，之後也是遲遲猶豫不決。
趙清閣
秘密黨員趙清閣
除此之外，最為重要也是此前所忽視的，就是老舍想重溫與趙清閣的愛戀。
1937 年中日全面開戰後，老舍一個人借機逃家，到了武漢，後與女文藝青年趙清閣相識、相愛，轉移到重慶後公開租住在一起。直到1943 年，老舍的妻子胡絜青領著三個孩子追到重慶，發起婚姻保衛戰。這時，置身重慶的老舍聽說胡絜青來到重慶，很是驚訝、無奈，不得不面對髮妻。這一點，單從老舍與妻子相見的時間上來看，就可以說明問題，因為胡絜青到重慶的確切時間是 10 月 28 日，而直到 11 月17 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老舍才與妻子會面，實在有違常情。也由此可以看出，老舍與胡絜青的夫妻關係並不那麼融洽，他的因抗戰而離家也就不能單純解釋為民族大義了。對此，韓秀曾回憶說過：她與老舍、沈從文“都長時間近距離接觸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隨時準備逃家的男人”，“抗戰是一個多麼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為抗敵協會奔走……”
對於這一段爭取自由戀愛與婚姻保衛戰的經歷，趙清閣在自傳體小說《落葉無限愁》中寫道：教授的妻子起初同意和教授離婚，條件是天價的離婚費用，不然就大鬧。教授後來拋下全部家產，淨身出戶追至上海，二人剛重逢並憧憬未來生活時，教授的妻子跟到上海。教授慌亂中買了兩張機票，準備攜女畫家飛走，但是女畫家選擇了冷靜避開，迫使教授終於不得不暫時放下這段感情。儘管這是小說，但與作者本人的經歷高度相似。作為趙清閣近親且關係密切的韓秀，曾在致傅光明的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先提醒你一件事，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了清閣先生編的《皇家飯店》，裡面收了她自己的小說《落葉無限愁》。這篇小說寫的便是這段淒婉的愛情。”
既然存在這樣一個的逃家與“紅杏出牆”的背景，1946 年出國後獲得自由身的老舍，在時機到來之際，豈有不舊情復發之理呢，因此，在內戰激烈進行之時，老舍接連寫信給朋友趙家壁探討接趙清閣赴美或“私奔”南洋的事，也曾直接給趙清閣寫信說：“我在馬尼拉買好房子，為了重逢，我們到那定居吧。”但趙清閣終於因為某種無法言說的原因予以拒絕了。
不但如此，面對 1949 年中共已經獲得政權的事實，老舍一開始並未熱切想回國，即便是在第一屆文代會前後收到在周恩來的授意下郭沫若、周揚、茅盾等三十餘人聯名邀請信後，老舍仍然不為所動。甚至在收到周恩來親筆寫給司徒惠敏的信後，已獲得政治擔保的他還是猶猶豫豫，還是拿不定主意。最終，在昔日情人趙清閣轉達周恩來的盛情邀請信的催迫下，再續前緣無望的老舍才不得不做出回國的決定。傅光明在《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中說：“在促成老舍回國的諸多因素中，清閣先生的信是十分‘給力’的。”事實確實如此，已經不需要再徵引更多材料。
一個問題接踵而至，趙清閣為何一定要在大局玄黃之際勸老舍回國呢？陳思和教授在給傅光明《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所作的“序”中也曾提出疑問：老舍主動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為什麼趙清閣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國呢”？韓秀在給傅光明的通信中也寫道：“我早就知道，清閣姨是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陸的，否則，就她與林語堂等人的友誼，就她與國民政府的良好關係，她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瞭解一下趙清閣這個似乎帶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了。
首先，趙清閣一直是一個左翼女青年。
回顧趙清閣的成長經歷可知，早在1930年代上海美專半工半讀期間，她就深受洪深、田漢等左翼戲劇家影響，還曾因共產黨嫌疑人身份的問題有過在河南開封被捕入獄半年的經歷。在武漢和重慶期間，她與陽翰笙、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人士過從甚密，尤其是與曾被老舍譽為“文藝界的周總理”的統戰領導陽翰笙曾密切合作過。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也就很好理解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同時與國民政府文化界、政界要人何以過從甚密，也就可以理解她一邊與老舍保持著戀愛關係，一邊又如傳聞所說的那樣近似瘋狂地給國民黨要人陳立夫寫了大量求愛信（有學術同仁看過其中的一些信件）了。這種行徑，完全有悖於一個常人的基本常情。
其次，趙清閣與周恩來非同一般的關係。
趙清閣本人後來在《暖風篇》、《如沐春風》文章，以及張昌華在《趙清閣流芳》中都談到1949年後她與周恩來的密切交往。這其中有幾件特別重要的事例值得說。比如1957年4月末，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一次電影工作者座談會上忽然向組織者發問：“趙清閣怎麼沒有來？”主事者忙解釋：“今天是星期日來不及通知。”當時，趙清閣不過是上影廠的一個普通編劇，一個大國的總理如此惦念，恐怕僅僅從武漢和重慶時建立的所謂工作友誼角度來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周恩來1958年再次蒞臨上海召開文藝界座談會，一見到趙清閣就熱情握手問：“近來身體好嗎？”趙清閣答：“還是不好。”周恩來關切地叮囑：“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創作，有什麼問題，寫信給我。”不僅如此，1979年鄧穎超曾盛情邀約赴京參會的趙清閣到住所長談，還告訴她周恩來在病中非常掛念著她。“文革”後，鄧穎超親自指示上海市委關心三位老人：賀子珍、沈粹縝和趙清閣。前兩位享受特殊待遇很好理解，一位是領袖的前妻，一位是紅頂書商鄒韜奮的夫人，而本已退休又於無產階級革命沒有什麼明顯功績的趙清閣，憑什麼要享受政府的特權照顧呢？而且，趙清閣晚年生日時常收到鄧穎超贈送的花籃，1989年癌症手術後，鄧穎超寄去錄音帶慰問說：“你手術經過的每個關鍵我都知道，當時恨不能在手術室外等著你。”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享有的政治待遇。
第三就是趙清閣1984年12月入黨一事。
關於趙清閣1984年加入共產黨一事，她本人曾對洪鈐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過去（他們）一直不信任我，現在我成了他們中一員，也算是給自己‘正’了名。”這番話中的“一直不信任”、“也”和“正了名”等字句，很值得玩味和揣摩。何謂“信任”，何謂“正名”？作為一個心思和文筆均細膩的女作家，應該不是隨意而說的。
對於趙清閣入黨一事，韓秀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就曾表達過這樣的困惑：趙清閣1949年後遭受了那麼多委屈，怎麼會入黨呢？
是的，趙清閣在1949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未獲得什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也沒有順風順水過太平日子，甚至在全權主義之下厄運連連，例如，1950年上海市召開第一屆文代會前，文化系統領導指定要趙清閣作為“白專典型”在“洗澡”大會上公開進行“自我批判”。在被拒絕後，有關領導派了戲劇家熊佛西等人一起去到她家進行說服工作。洪鈐在文章說：兩位受命而來的朋友向趙清閣表示，不完成任務就不離開她家。熊佛西甚至說：“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帳。”趙清閣無奈接受了，第二天，滿腔委屈地上了台，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做著“檢查”——台下聽的不少人，還以為她是因為檢查“深刻”而哭。不僅如此，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要脅她寫作歌頌三面紅旗的劇本，不寫就要停工資。“文革”中趙清閣被抄家，她的70多歲的姑姑被紅衛兵吊起來打。
按常情和常理來說，歷經這樣的遭遇，經歷過民國的趙清閣不應該這麼快急著入黨，更不應該說出“正名”之類的寓意頗深的話來。這一切都太意外，太不符合長青。而如果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在檔案不能公開和當事人守口如瓶的情況下，不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即趙清閣1930、1940年代在武漢和重慶時已被發展成秘密黨員或特別黨員。因為這一特殊身份不能公開，所以趙清閣在1949年後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作家誤解為“偏右”，不得不委屈地生活三十多年，屢遭劫難，甚至苦悶到酗酒的程度，但是矢志不渝的她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光明正大地正式加入黨內，所謂“正名”是也。不如此，除了不好解釋趙清閣此前的一系列行為外，也不好解釋鄧穎超在1985年7月26日寫給已入黨趙清閣的信中何以說：“我應該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喜悅、快慰的心情歡迎你一個久經考驗的女作家成為我們党的隊伍中的一員。”結合鄧穎超這段話，再來看作家林斤瀾在回憶錄中寫過的一段話，也許就能對應上了。他說：“1938年在武漢，要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當年是中間派，國共都能接受，所以他當了常務理事，兼總務組組長，也就是協會的總負責。周恩來便想法讓24歲的女作家趙清閣做了老舍的秘書……到了重慶。他們一段時間是同居關係。……梁實秋、鄭君裡是知道的。”
關於特別黨員、秘密黨員的事例，在那個充滿革命激情和浪漫的年代，案例實在很多，如邵飄萍、楊度、郭沫若、張學良、郭汝瑰、冀朝鼎、熊向暉、韓練成、高清、趙英、閻寶航、胡愈之、關露、陳鏈等，都是後來隨著檔案、材料和當事人披露，其政治身份才廣為社會所知，並引起轟動。儘管現有的證據尚不足以表明趙清閣也有類似經歷，但是這樣的推測也並非毫無道理可言，畢竟在革命戰爭時期，僅周恩來就曾憑藉個人魅力發展了很多秘密黨員、特別黨員，而這些名單因為一些原因未能公開，所以迄今還是一個個待解的謎團。
順便說，不僅林斤瀾，曾經拜訪並親眼看過趙清閣保存的與老舍書信的詩人牛漢，在2009年1月15日《文學報》上撰文說：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間，二人均是公開同居，一起從事創作，共同署名。對於林斤瀾和牛漢兩人所言的趙清閣與老舍同居一事，作為趙清閣的好友洪深的女兒洪鈐在《梧桐細雨清風去——懷念女作家趙清閣》一文反對說：“研究者願意的話，應該是可以從趙清閣阿姨那段時間的生活情況——她住在什麼地方，是和別人合租住，還是自己單獨租住，什麼時間是合租住，什麼時間是單獨租住，她居住處有哪些作家鄰居或朋友，那段時間有哪些朋友到過她的住處，他們交往情況是怎樣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結果。如果搞清楚了這些問題，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趙清閣的近親兼好友韓秀後來也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嚴厲斥責了這種“同居流言”。
趙清閣與老舍同居與否，親人和朋友因為名譽問題可以盡力維護、澄清事實，畢竟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家們的吐沫可以殺死人。作為後來的研究者，無法也不必去斷定雙方的是非，因為問題的核心在於，趙清閣和老舍是否戀愛過？如果承認趙清閣和老舍確實發生過一段戀情，至於是否同居過，其實沒那麼重要，也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是，趙清閣願意與有婦之夫的老舍保持一段愛戀關係，是出自真情，還是如林斤瀾所說的那樣，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務？
如果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務，也即趙清閣以秘密黨員的身份與老舍保持戀愛關係，借機統戰老舍，那麼也就好解釋1949年後趙清閣不但自己不走，還力邀老舍回國，並且心甘情願地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頌歌一族，哪怕不時地遭受黨內不明真相的同志們所施予的訓誡和折磨；如是，也就可以理解，趙清閣初始與老舍戀愛，後又寫情書追求陳立夫，不完全是發乎情，同時也是統戰和打入敵人內部的工作需要，儘管這期間不排除她與老舍都動了真情，並幾乎結下秦晉之好。或者如韓秀所發現和總結的：1949年後趙清閣的“歌功頌德不完全是出於不得已”。
如果上述推斷能夠成立，就可以這樣解讀：趙清閣無論1949年前為無產階級革命奉獻青春，還是1949年後以黨外人士的公開身份默默為新政權奉獻熱血，都是在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的主導下展開的，她是一位真正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個人幸福——終身未嫁——的殉道者。
老舍艱難歸來
在情人趙清閣的盛邀下，猶豫不決的老舍最終做出了回國的決定。不過，老舍不但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急迫的回到北京的願望，反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據在美親自陪同老舍的《中國雜誌》編輯喬志高 1977 年撰文講，在返國前逗留三藩市期間，也就是 1949 年 10 月裡，老舍常常表現得“悶悶不樂，不聲不響”，“心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那一時期我們先後也看見朋友經過金山返回大陸。他們在離美前夕常常情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而表現出來的卻是對美國――美國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來愈討厭、鄙夷，甚至憎惡。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堅強他們回大陸的決心吧。顯然老舍此時的心境已到了這個程度。”
還要說的是，老舍就是到達香港後，仍然沒有急著回北京，而是滯留了 24 天之多。對此，他自己回國後給出的理由是買不到船票，而傳記作者們則別出心裁地同聲地說老舍因為腿病惡化走不了路。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老舍停留如此長的時間呢？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確實生病不能走，或沒買到票，即老舍與傳記作家們所說的是實情。但另一種可能更具有說服力，即他在觀望大陸的政治情形，或者繼續等待趙清閣的最後答覆。臺灣的陳紀瀅曾在《記老舍》一文中揣測說：“老舍從美國搭船……抵達香港，當時以不知是回到大陸好呢，還是來臺灣？徘徊在這決定命運的歧路上。”“假使那個時候，有人對他的生活能做一個保證的話，他也許會來臺灣吧？”事實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學者們進一步的考證了。
幾經輾轉，老舍於1949年12月12日回到北京。隨即享受公款接待住進北京飯店，第二天得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接見，並親切交談，然後開始享受專車待遇。陽翰笙在《我所認識的老舍》中曾說過：“這件事，對老舍後來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的世界觀，在黨和人民的影響下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1950年元旦後，中國文聯在北京飯店舉行賀新年暨歡迎老舍歸國的大型聯歡茶會，茅盾、周揚等七十餘人到會，老舍發表演講。而後在文聯第四次擴大常委會上他被增補為全國文聯委員；隨後受命籌建北京市文聯，還被內定為文聯主席；接著，他又應邀列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隨後，他先後被任命為北京市政府委員、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縱觀老舍回國後的歷程，可以說，“革命不分先後”、“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說法在他身上得以應驗。老舍或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一步就跨到體制內，成為“公家”幹部，而且身居不低的位置。為此他曾在1954年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撰寫文章《毛主席，我選舉了您！》中頗有感觸地說：“一個平凡的文藝工作者，自幼年到中年一直是委委屈屈地活著，不敢得罪任何人，總是逆來順受。直到解放後，我才明白一些革命的真理，見到了光明，而且得到了政治地位。”之後又在《生活，學習，工作》中說：“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與鼓舞，在物質上我也得到照顧與報酬。寫稿有稿費，出書有版稅，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樣愁吃愁喝，而且有餘錢去珍藏幾張大畫師齊白石先生的小畫，或買一兩件殘破而色彩仍然鮮麗可愛的康熙或乾隆時代的小瓶或小碗。”這番話雖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所述卻是基本事實。
這樣，因“擎現成的”而心虛的老舍在主觀上就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以回報領導党和新政府的厚愛。
既然成為體制的一員，自然要根據集體的需要履行自身的職責。作為“人民代表”，老舍忘我地投入工作。據作家林斤瀾追憶，“老舍當年作為市文聯主席是積極參加解放初幾項政治運動的，天天來機關上班，連編輯部發稿時間都管，還在機關吃頓午飯。”為了親身感受控訴所謂惡霸的大會，老舍拖著病軀的腿很早就到了天壇，也情不自禁地跟著“群眾”喊“該打！該打！”為了響應全國文聯關於捐獻“魯迅號”飛機的號召，他帶頭捐獻了《龍鬚溝》、《方珍珠》的上演稅800萬（舊幣）。在批判胡風運動中，他積極表態，“都來參加戰鬥吧”，先是“看穿了胡風的心”，然後要求“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進而呼呼大家“都來參加戰鬥吧”，並提醒說：“別光說‘真沒想到’啊”。1957年夏，他率先嗅出“反右”的味道，接連撰寫了《三邪》、《心中有了底》、《個人與集體》、《為了團結》、《樹立新風氣》、《吳祖光為什麼怨氣沖天》、《旁觀、溫情、鬥爭》、《勖青年作家》、《首先作一個社會主義的人》等批判文章。
老舍的家境決定了他的仔細、老成持重和世俗氣，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有沒有詩的天才？絕不出於謙虛客氣的，我回答：沒有。……我缺乏著詩人的明敏犀利。”但是，1949年後老舍卻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滿含激情的頌歌詩人。他歌頌他所熱愛的北京，因為他“看見北京 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後的進步和發展”，“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為此，他滿懷憧憬地寫道：“這人民的古城多麼清爽可喜呀！我可以想像到，在十年八年以後，北京的全城會成為一座大的公園，處處美麗，處處清潔，處處有古跡，處處也有最新的衛生設備。”他歌頌偉大領袖，因為“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與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與進步，我怎能不寫出我的與北京人的對毛主席的感謝呢！”在第一屆人大會投票儀式後，他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發自內心地說：“毛主席……我們投您的票不是一種什麼形式或手續，我們是向您表示擁護您的決心！我們將永遠跟隨著您，聽您的話，盡到我們應盡的責任！”當被毛澤東接見時，他興奮地寫道：“最使大家歡喜的是毛主席非常的健康，精神非常的好。這是大事：他老人家健康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他還說：“我要告訴我的兒女並囑咐他們將來告訴他們的兒女：我選舉了毛主席，並且和毛主席握了手！”
老舍的感情是充沛的，也是永不知疲倦的，所歌頌的內容也尤其豐富：“中蘇同盟”、“中蘇偉大友誼”、“英雄的平壤”、“和平會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抗美援朝”、憲法誕生、“五年計劃”，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他歌頌的對象。可以說，在1949年後的頌歌中，老舍的聲音最洪亮，音質也最動聽。至於與趙清閣親近的韓秀在給傅光明的通信中說“他對政治運動自然是能回避就回避”，實在是為親者諱的一種辯護。
在緊張、忙碌地唱和了三年後，老舍意識到，合唱隊伍雖然龐大，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聲音並不多。一些“老”作家早已經放下筆墨，連短小的詩文也寫得很少，這讓他很著急。他以為，“老”作家們因為會務多、工作忙，才扔掉了筆，因此，他現身說法道：“我的職務不比別人少，連政府的帶群眾團體的，我有二十個‘頭銜’”，但是我仍能“手不離筆”。因此他希望：“上自全國‘文協’，下至各地方的文聯‘文協’，都從現在起，有一種學習與創作的空氣，把老的少的新的舊的作家全動員起來，一邊學，一邊寫。”
老舍的確是熱心的，他為文藝的不繁榮而擔憂，不理解作家們為什麼不投入“戰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之際，他倡言說：“作家們必須參加這個鬥爭，好好地打幾個漂亮仗！我們深信勝利必屬於我們的，好，就寫吧，教全國人民都深信勝利必是我們的！”時隔一周，他再次撰文倡議：“同志們，忙起來吧！寫吧，畫吧，唱吧，表演吧！我們越忙，就越快樂，就越光榮……我們要搶到前邊去！我們要以前無古人的文藝作品去配合、鼓舞前無古人的國家建設計畫的完成與超額完成！”當然，老舍在這裡不能明說的是，寫作的稿費收入也是天價的。
這之後，老舍又先後撰寫了《文藝工作者都忘我地勞動起來吧》、《文藝界要馬上全體動員起來》、《“將軍”》、《前進，前進，再前進》等文章。從這些極盡誇張的號召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老舍的一片拳拳之心。
當然，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老舍如此聲嘶力竭、忘我地工作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抗戰時期，他就曾為號召文藝家抗戰而奔走呼號，《寫家們聯合起來》、《事情要大家作》、《我們攜起手來》、《聯合起來》、《工作起來吧》、《努力，努力，再努力！》……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抗戰。如果作以比較，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點：前一次他扮演的是一個文化戰士的角色，更多地帶有悲壯意味；後一次他扮演的角色，更多地帶有滑稽意味。當年就有人寫匿名信罵他：“我希你今後弄筆墨時，還是不溜尻子不捧頌好，應說些實話。”
老舍1949年後回國後的傾情表演，並非是他一個人的專利，而是包括巴金、曹禺、蕭乾等人在內很多作家的共同現象，本也不應該格外予以苛責，但是每每想到他在1949年回國前跟朋友宣稱：“回國後要實行‘三不主義’，就是一，不談政治；二，不開會；三，不演講”。
文人無行到了這地步，真是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不過有一點可以說，那就是趙清閣通過戀愛而展開的統戰工作，是成功的，她讓老舍歸國成為體制內人，讓老舍放聲歌唱新政權，她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目的實現了。只是，1966年8月24日的歷史頗讓人尷尬。那一夜，坐在太平湖邊的老舍，有沒有想到自己即將撒手人寰的宿命，不僅僅是因為紅衛兵的鞭打，也不僅僅是因為挨打回家後妻、子的冷漠，還有被情人統戰後回國的懊悔。
大家只好餓著。工人呢，甘心願意工作，可是沒有工可作。還得殺人，大家以為殺剩了少數的人，事情就好辦了；這就好像是說，皮膚上發癢，把皮剝了去便好了。”美國漢學史家史景遷為此評論過：“對於一個曾著書辛辣嘲諷‘大家夫斯基主義’，並明確認為激進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來說，決定回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關於這一“歷史污點”，老舍回國後在開明版《老舍選集》中主動批評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統的研讀革命理論的書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方法”，最糟糕的是“因為對當時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寫了《貓城記》。在其中，……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這是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的熱誠與理想。我很後悔，我曾寫過那樣的諷刺，並決定不再重印那本書”。但是白紙黑字，僅僅一紙檢討豈能輕易過關了事呢？ 1950 年代初王瑤、丁易、劉綬松等主流文學史家以及之後的復旦大學學生、“文革”中的革命小將，都先後批評老舍這部小說是“失敗之作”、“有錯誤的作品”、“不分敵我將反動勢力和革命人物給予同樣的諷刺和打擊”、“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反動作品”。對此老舍心知肚明，所以 1959 年冬，面對老朋友趙家璧的追問，老舍這樣答覆道：“老巴（指巴金——引者注）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
其實，老舍那時寫《貓城記》譏諷無產階級革命，是本著愛國心來寫的，他希望國家安定和諧，所以不能容忍江西反政府武裝殺人、搶奪財產的暴力行徑。或者如他的妻子胡絜青所說：“正因為老舍是個愛國的作家，在當時的情況下，憂國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會有《貓城記》。”但是時過境遷，老舍當年愛國，卻不看所愛的是哪一國，不分辨“國”是否應當“愛”，所以當 1949 年鼎革換代後，遭遇秋後算帳的尷尬結果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三，在反內戰的問題上，老舍“不合時宜”的表態也是一個軟肋
1946 年元旦，老舍在《我說》一文曾尖銳地指出：“武力可以征服別人，也可以毀滅自己，拉我們去打仗的，不管是誰，都是只看見征服，而沒看見毀滅。……我們不想占誰的便宜，也沒有替誰先毀滅自己的義務。我們納稅完糧，是為國家保護我們，不是為放炮打槍用的。”他還說：“誰想用武力爭取政權，誰便是中國的禍害。”“我們不受別人支使去打內戰，我們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甘心做炮灰的奴隸。”這裡的“拉我們去打仗的”、“不管是誰”，顯然意指擁有武裝的兩大黨派。
還有，抵達美國後的老舍在美國國務院的一個討論原子能的會議上明確反對將原子秘密向蘇聯公開。據葉聖陶日記載：消息傳到上海後，郭沫若、田漢、茅盾等紛紛譴責老舍“反蘇”。郭沫若在《皮杜爾與比基尼》一文對其作了批駁：“我們中國人的神經是粗大的，向來不怕什麼原子彈。”針對美國報載老舍反蘇的問題，郭沫若還說：“這有點兒不像聰明的老舍所說的話。但也有的朋友說，這正是老舍所會說的話。”田漢在《原子彈及其他》中不無尖銳地指出：讀了老舍在“美國原子彈會議席上的演說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充滿著本身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要組織國際反蘇戰線而捧出原子彈來是可以原諒的。但中國進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勸美國保持原子彈以便和蘇聯講斤頭，卻不可原諒”。茅盾也在《從原子彈演習說起》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批評。老捨得知此情後，曾一度非常傷心和氣悶，不久後便給葉聖陶、鄭振鐸、梅林等寫信請辭文協理事，而且退還了此前文協資助他的醫藥費。因為這種芥蒂，所以1948 年初秋老舍以著述未完為託辭，婉拒了在美國暫時避難的秘密黨員王昆侖約他一同回國的邀請，之後也是遲遲猶豫不決。
趙清閣
秘密黨員趙清閣
除此之外，最為重要也是此前所忽視的，就是老舍想重溫與趙清閣的愛戀。
1937 年中日全面開戰後，老舍一個人借機逃家，到了武漢，後與女文藝青年趙清閣相識、相愛，轉移到重慶後公開租住在一起。直到1943 年，老舍的妻子胡絜青領著三個孩子追到重慶，發起婚姻保衛戰。這時，置身重慶的老舍聽說胡絜青來到重慶，很是驚訝、無奈，不得不面對髮妻。這一點，單從老舍與妻子相見的時間上來看，就可以說明問題，因為胡絜青到重慶的確切時間是 10 月 28 日，而直到 11 月17 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老舍才與妻子會面，實在有違常情。也由此可以看出，老舍與胡絜青的夫妻關係並不那麼融洽，他的因抗戰而離家也就不能單純解釋為民族大義了。對此，韓秀曾回憶說過：她與老舍、沈從文“都長時間近距離接觸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隨時準備逃家的男人”，“抗戰是一個多麼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為抗敵協會奔走……”
對於這一段爭取自由戀愛與婚姻保衛戰的經歷，趙清閣在自傳體小說《落葉無限愁》中寫道：教授的妻子起初同意和教授離婚，條件是天價的離婚費用，不然就大鬧。教授後來拋下全部家產，淨身出戶追至上海，二人剛重逢並憧憬未來生活時，教授的妻子跟到上海。教授慌亂中買了兩張機票，準備攜女畫家飛走，但是女畫家選擇了冷靜避開，迫使教授終於不得不暫時放下這段感情。儘管這是小說，但與作者本人的經歷高度相似。作為趙清閣近親且關係密切的韓秀，曾在致傅光明的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先提醒你一件事，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了清閣先生編的《皇家飯店》，裡面收了她自己的小說《落葉無限愁》。這篇小說寫的便是這段淒婉的愛情。”
既然存在這樣一個的逃家與“紅杏出牆”的背景，1946 年出國後獲得自由身的老舍，在時機到來之際，豈有不舊情復發之理呢，因此，在內戰激烈進行之時，老舍接連寫信給朋友趙家壁探討接趙清閣赴美或“私奔”南洋的事，也曾直接給趙清閣寫信說：“我在馬尼拉買好房子，為了重逢，我們到那定居吧。”但趙清閣終於因為某種無法言說的原因予以拒絕了。
不但如此，面對 1949 年中共已經獲得政權的事實，老舍一開始並未熱切想回國，即便是在第一屆文代會前後收到在周恩來的授意下郭沫若、周揚、茅盾等三十餘人聯名邀請信後，老舍仍然不為所動。甚至在收到周恩來親筆寫給司徒惠敏的信後，已獲得政治擔保的他還是猶猶豫豫，還是拿不定主意。最終，在昔日情人趙清閣轉達周恩來的盛情邀請信的催迫下，再續前緣無望的老舍才不得不做出回國的決定。傅光明在《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中說：“在促成老舍回國的諸多因素中，清閣先生的信是十分‘給力’的。”事實確實如此，已經不需要再徵引更多材料。
一個問題接踵而至，趙清閣為何一定要在大局玄黃之際勸老舍回國呢？陳思和教授在給傅光明《書信世界裡的趙清閣與老舍》所作的“序”中也曾提出疑問：老舍主動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為什麼趙清閣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國呢”？韓秀在給傅光明的通信中也寫道：“我早就知道，清閣姨是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陸的，否則，就她與林語堂等人的友誼，就她與國民政府的良好關係，她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要瞭解一下趙清閣這個似乎帶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了。
首先，趙清閣一直是一個左翼女青年。
回顧趙清閣的成長經歷可知，早在1930年代上海美專半工半讀期間，她就深受洪深、田漢等左翼戲劇家影響，還曾因共產黨嫌疑人身份的問題有過在河南開封被捕入獄半年的經歷。在武漢和重慶期間，她與陽翰笙、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人士過從甚密，尤其是與曾被老舍譽為“文藝界的周總理”的統戰領導陽翰笙曾密切合作過。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也就很好理解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同時與國民政府文化界、政界要人何以過從甚密，也就可以理解她一邊與老舍保持著戀愛關係，一邊又如傳聞所說的那樣近似瘋狂地給國民黨要人陳立夫寫了大量求愛信（有學術同仁看過其中的一些信件）了。這種行徑，完全有悖於一個常人的基本常情。
其次，趙清閣與周恩來非同一般的關係。
趙清閣本人後來在《暖風篇》、《如沐春風》文章，以及張昌華在《趙清閣流芳》中都談到1949年後她與周恩來的密切交往。這其中有幾件特別重要的事例值得說。比如1957年4月末，周恩來在上海舉行的一次電影工作者座談會上忽然向組織者發問：“趙清閣怎麼沒有來？”主事者忙解釋：“今天是星期日來不及通知。”當時，趙清閣不過是上影廠的一個普通編劇，一個大國的總理如此惦念，恐怕僅僅從武漢和重慶時建立的所謂工作友誼角度來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周恩來1958年再次蒞臨上海召開文藝界座談會，一見到趙清閣就熱情握手問：“近來身體好嗎？”趙清閣答：“還是不好。”周恩來關切地叮囑：“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創作，有什麼問題，寫信給我。”不僅如此，1979年鄧穎超曾盛情邀約赴京參會的趙清閣到住所長談，還告訴她周恩來在病中非常掛念著她。“文革”後，鄧穎超親自指示上海市委關心三位老人：賀子珍、沈粹縝和趙清閣。前兩位享受特殊待遇很好理解，一位是領袖的前妻，一位是紅頂書商鄒韜奮的夫人，而本已退休又於無產階級革命沒有什麼明顯功績的趙清閣，憑什麼要享受政府的特權照顧呢？而且，趙清閣晚年生日時常收到鄧穎超贈送的花籃，1989年癌症手術後，鄧穎超寄去錄音帶慰問說：“你手術經過的每個關鍵我都知道，當時恨不能在手術室外等著你。”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享有的政治待遇。
第三就是趙清閣1984年12月入黨一事。
關於趙清閣1984年加入共產黨一事，她本人曾對洪鈐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過去（他們）一直不信任我，現在我成了他們中一員，也算是給自己‘正’了名。”這番話中的“一直不信任”、“也”和“正了名”等字句，很值得玩味和揣摩。何謂“信任”，何謂“正名”？作為一個心思和文筆均細膩的女作家，應該不是隨意而說的。
對於趙清閣入黨一事，韓秀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就曾表達過這樣的困惑：趙清閣1949年後遭受了那麼多委屈，怎麼會入黨呢？
是的，趙清閣在1949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未獲得什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也沒有順風順水過太平日子，甚至在全權主義之下厄運連連，例如，1950年上海市召開第一屆文代會前，文化系統領導指定要趙清閣作為“白專典型”在“洗澡”大會上公開進行“自我批判”。在被拒絕後，有關領導派了戲劇家熊佛西等人一起去到她家進行說服工作。洪鈐在文章說：兩位受命而來的朋友向趙清閣表示，不完成任務就不離開她家。熊佛西甚至說：“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帳。”趙清閣無奈接受了，第二天，滿腔委屈地上了台，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做著“檢查”——台下聽的不少人，還以為她是因為檢查“深刻”而哭。不僅如此，1959年上海電影製片廠要脅她寫作歌頌三面紅旗的劇本，不寫就要停工資。“文革”中趙清閣被抄家，她的70多歲的姑姑被紅衛兵吊起來打。
按常情和常理來說，歷經這樣的遭遇，經歷過民國的趙清閣不應該這麼快急著入黨，更不應該說出“正名”之類的寓意頗深的話來。這一切都太意外，太不符合長青。而如果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在檔案不能公開和當事人守口如瓶的情況下，不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即趙清閣1930、1940年代在武漢和重慶時已被發展成秘密黨員或特別黨員。因為這一特殊身份不能公開，所以趙清閣在1949年後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作家誤解為“偏右”，不得不委屈地生活三十多年，屢遭劫難，甚至苦悶到酗酒的程度，但是矢志不渝的她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光明正大地正式加入黨內，所謂“正名”是也。不如此，除了不好解釋趙清閣此前的一系列行為外，也不好解釋鄧穎超在1985年7月26日寫給已入黨趙清閣的信中何以說：“我應該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喜悅、快慰的心情歡迎你一個久經考驗的女作家成為我們党的隊伍中的一員。”結合鄧穎超這段話，再來看作家林斤瀾在回憶錄中寫過的一段話，也許就能對應上了。他說：“1938年在武漢，要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當年是中間派，國共都能接受，所以他當了常務理事，兼總務組組長，也就是協會的總負責。周恩來便想法讓24歲的女作家趙清閣做了老舍的秘書……到了重慶。他們一段時間是同居關係。……梁實秋、鄭君裡是知道的。”
關於特別黨員、秘密黨員的事例，在那個充滿革命激情和浪漫的年代，案例實在很多，如邵飄萍、楊度、郭沫若、張學良、郭汝瑰、冀朝鼎、熊向暉、韓練成、高清、趙英、閻寶航、胡愈之、關露、陳鏈等，都是後來隨著檔案、材料和當事人披露，其政治身份才廣為社會所知，並引起轟動。儘管現有的證據尚不足以表明趙清閣也有類似經歷，但是這樣的推測也並非毫無道理可言，畢竟在革命戰爭時期，僅周恩來就曾憑藉個人魅力發展了很多秘密黨員、特別黨員，而這些名單因為一些原因未能公開，所以迄今還是一個個待解的謎團。
順便說，不僅林斤瀾，曾經拜訪並親眼看過趙清閣保存的與老舍書信的詩人牛漢，在2009年1月15日《文學報》上撰文說：趙清閣在重慶時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間，二人均是公開同居，一起從事創作，共同署名。對於林斤瀾和牛漢兩人所言的趙清閣與老舍同居一事，作為趙清閣的好友洪深的女兒洪鈐在《梧桐細雨清風去——懷念女作家趙清閣》一文反對說：“研究者願意的話，應該是可以從趙清閣阿姨那段時間的生活情況——她住在什麼地方，是和別人合租住，還是自己單獨租住，什麼時間是合租住，什麼時間是單獨租住，她居住處有哪些作家鄰居或朋友，那段時間有哪些朋友到過她的住處，他們交往情況是怎樣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結果。如果搞清楚了這些問題，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趙清閣的近親兼好友韓秀後來也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嚴厲斥責了這種“同居流言”。
趙清閣與老舍同居與否，親人和朋友因為名譽問題可以盡力維護、澄清事實，畢竟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家們的吐沫可以殺死人。作為後來的研究者，無法也不必去斷定雙方的是非，因為問題的核心在於，趙清閣和老舍是否戀愛過？如果承認趙清閣和老舍確實發生過一段戀情，至於是否同居過，其實沒那麼重要，也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是，趙清閣願意與有婦之夫的老舍保持一段愛戀關係，是出自真情，還是如林斤瀾所說的那樣，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務？
如果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務，也即趙清閣以秘密黨員的身份與老舍保持戀愛關係，借機統戰老舍，那麼也就好解釋1949年後趙清閣不但自己不走，還力邀老舍回國，並且心甘情願地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頌歌一族，哪怕不時地遭受黨內不明真相的同志們所施予的訓誡和折磨；如是，也就可以理解，趙清閣初始與老舍戀愛，後又寫情書追求陳立夫，不完全是發乎情，同時也是統戰和打入敵人內部的工作需要，儘管這期間不排除她與老舍都動了真情，並幾乎結下秦晉之好。或者如韓秀所發現和總結的：1949年後趙清閣的“歌功頌德不完全是出於不得已”。
如果上述推斷能夠成立，就可以這樣解讀：趙清閣無論1949年前為無產階級革命奉獻青春，還是1949年後以黨外人士的公開身份默默為新政權奉獻熱血，都是在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的主導下展開的，她是一位真正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個人幸福——終身未嫁——的殉道者。
老舍艱難歸來
在情人趙清閣的盛邀下，猶豫不決的老舍最終做出了回國的決定。不過，老舍不但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急迫的回到北京的願望，反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據在美親自陪同老舍的《中國雜誌》編輯喬志高 1977 年撰文講，在返國前逗留三藩市期間，也就是 1949 年 10 月裡，老舍常常表現得“悶悶不樂，不聲不響”，“心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那一時期我們先後也看見朋友經過金山返回大陸。他們在離美前夕常常情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而表現出來的卻是對美國――美國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來愈討厭、鄙夷，甚至憎惡。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堅強他們回大陸的決心吧。顯然老舍此時的心境已到了這個程度。”
還要說的是，老舍就是到達香港後，仍然沒有急著回北京，而是滯留了 24 天之多。對此，他自己回國後給出的理由是買不到船票，而傳記作者們則別出心裁地同聲地說老舍因為腿病惡化走不了路。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老舍停留如此長的時間呢？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確實生病不能走，或沒買到票，即老舍與傳記作家們所說的是實情。但另一種可能更具有說服力，即他在觀望大陸的政治情形，或者繼續等待趙清閣的最後答覆。臺灣的陳紀瀅曾在《記老舍》一文中揣測說：“老舍從美國搭船……抵達香港，當時以不知是回到大陸好呢，還是來臺灣？徘徊在這決定命運的歧路上。”“假使那個時候，有人對他的生活能做一個保證的話，他也許會來臺灣吧？”事實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學者們進一步的考證了。
幾經輾轉，老舍於1949年12月12日回到北京。隨即享受公款接待住進北京飯店，第二天得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接見，並親切交談，然後開始享受專車待遇。陽翰笙在《我所認識的老舍》中曾說過：“這件事，對老舍後來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的世界觀，在黨和人民的影響下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1950年元旦後，中國文聯在北京飯店舉行賀新年暨歡迎老舍歸國的大型聯歡茶會，茅盾、周揚等七十餘人到會，老舍發表演講。而後在文聯第四次擴大常委會上他被增補為全國文聯委員；隨後受命籌建北京市文聯，還被內定為文聯主席；接著，他又應邀列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隨後，他先後被任命為北京市政府委員、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縱觀老舍回國後的歷程，可以說，“革命不分先後”、“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說法在他身上得以應驗。老舍或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一步就跨到體制內，成為“公家”幹部，而且身居不低的位置。為此他曾在1954年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撰寫文章《毛主席，我選舉了您！》中頗有感觸地說：“一個平凡的文藝工作者，自幼年到中年一直是委委屈屈地活著，不敢得罪任何人，總是逆來順受。直到解放後，我才明白一些革命的真理，見到了光明，而且得到了政治地位。”之後又在《生活，學習，工作》中說：“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與鼓舞，在物質上我也得到照顧與報酬。寫稿有稿費，出書有版稅，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樣愁吃愁喝，而且有餘錢去珍藏幾張大畫師齊白石先生的小畫，或買一兩件殘破而色彩仍然鮮麗可愛的康熙或乾隆時代的小瓶或小碗。”這番話雖有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所述卻是基本事實。
這樣，因“擎現成的”而心虛的老舍在主觀上就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以回報領導党和新政府的厚愛。
既然成為體制的一員，自然要根據集體的需要履行自身的職責。作為“人民代表”，老舍忘我地投入工作。據作家林斤瀾追憶，“老舍當年作為市文聯主席是積極參加解放初幾項政治運動的，天天來機關上班，連編輯部發稿時間都管，還在機關吃頓午飯。”為了親身感受控訴所謂惡霸的大會，老舍拖著病軀的腿很早就到了天壇，也情不自禁地跟著“群眾”喊“該打！該打！”為了響應全國文聯關於捐獻“魯迅號”飛機的號召，他帶頭捐獻了《龍鬚溝》、《方珍珠》的上演稅800萬（舊幣）。在批判胡風運動中，他積極表態，“都來參加戰鬥吧”，先是“看穿了胡風的心”，然後要求“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進而呼呼大家“都來參加戰鬥吧”，並提醒說：“別光說‘真沒想到’啊”。1957年夏，他率先嗅出“反右”的味道，接連撰寫了《三邪》、《心中有了底》、《個人與集體》、《為了團結》、《樹立新風氣》、《吳祖光為什麼怨氣沖天》、《旁觀、溫情、鬥爭》、《勖青年作家》、《首先作一個社會主義的人》等批判文章。
老舍的家境決定了他的仔細、老成持重和世俗氣，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有沒有詩的天才？絕不出於謙虛客氣的，我回答：沒有。……我缺乏著詩人的明敏犀利。”但是，1949年後老舍卻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滿含激情的頌歌詩人。他歌頌他所熱愛的北京，因為他“看見北京 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後的進步和發展”，“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為此，他滿懷憧憬地寫道：“這人民的古城多麼清爽可喜呀！我可以想像到，在十年八年以後，北京的全城會成為一座大的公園，處處美麗，處處清潔，處處有古跡，處處也有最新的衛生設備。”他歌頌偉大領袖，因為“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與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與進步，我怎能不寫出我的與北京人的對毛主席的感謝呢！”在第一屆人大會投票儀式後，他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發自內心地說：“毛主席……我們投您的票不是一種什麼形式或手續，我們是向您表示擁護您的決心！我們將永遠跟隨著您，聽您的話，盡到我們應盡的責任！”當被毛澤東接見時，他興奮地寫道：“最使大家歡喜的是毛主席非常的健康，精神非常的好。這是大事：他老人家健康就是全國人民的幸福！”他還說：“我要告訴我的兒女並囑咐他們將來告訴他們的兒女：我選舉了毛主席，並且和毛主席握了手！”
老舍的感情是充沛的，也是永不知疲倦的，所歌頌的內容也尤其豐富：“中蘇同盟”、“中蘇偉大友誼”、“英雄的平壤”、“和平會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抗美援朝”、憲法誕生、“五年計劃”，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他歌頌的對象。可以說，在1949年後的頌歌中，老舍的聲音最洪亮，音質也最動聽。至於與趙清閣親近的韓秀在給傅光明的通信中說“他對政治運動自然是能回避就回避”，實在是為親者諱的一種辯護。
在緊張、忙碌地唱和了三年後，老舍意識到，合唱隊伍雖然龐大，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聲音並不多。一些“老”作家早已經放下筆墨，連短小的詩文也寫得很少，這讓他很著急。他以為，“老”作家們因為會務多、工作忙，才扔掉了筆，因此，他現身說法道：“我的職務不比別人少，連政府的帶群眾團體的，我有二十個‘頭銜’”，但是我仍能“手不離筆”。因此他希望：“上自全國‘文協’，下至各地方的文聯‘文協’，都從現在起，有一種學習與創作的空氣，把老的少的新的舊的作家全動員起來，一邊學，一邊寫。”
老舍的確是熱心的，他為文藝的不繁榮而擔憂，不理解作家們為什麼不投入“戰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之際，他倡言說：“作家們必須參加這個鬥爭，好好地打幾個漂亮仗！我們深信勝利必屬於我們的，好，就寫吧，教全國人民都深信勝利必是我們的！”時隔一周，他再次撰文倡議：“同志們，忙起來吧！寫吧，畫吧，唱吧，表演吧！我們越忙，就越快樂，就越光榮……我們要搶到前邊去！我們要以前無古人的文藝作品去配合、鼓舞前無古人的國家建設計畫的完成與超額完成！”當然，老舍在這裡不能明說的是，寫作的稿費收入也是天價的。
這之後，老舍又先後撰寫了《文藝工作者都忘我地勞動起來吧》、《文藝界要馬上全體動員起來》、《“將軍”》、《前進，前進，再前進》等文章。從這些極盡誇張的號召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老舍的一片拳拳之心。
當然，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老舍如此聲嘶力竭、忘我地工作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抗戰時期，他就曾為號召文藝家抗戰而奔走呼號，《寫家們聯合起來》、《事情要大家作》、《我們攜起手來》、《聯合起來》、《工作起來吧》、《努力，努力，再努力！》……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抗戰。如果作以比較，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點：前一次他扮演的是一個文化戰士的角色，更多地帶有悲壯意味；後一次他扮演的角色，更多地帶有滑稽意味。當年就有人寫匿名信罵他：“我希你今後弄筆墨時，還是不溜尻子不捧頌好，應說些實話。”
老舍1949年後回國後的傾情表演，並非是他一個人的專利，而是包括巴金、曹禺、蕭乾等人在內很多作家的共同現象，本也不應該格外予以苛責，但是每每想到他在1949年回國前跟朋友宣稱：“回國後要實行‘三不主義’，就是一，不談政治；二，不開會；三，不演講”。
文人無行到了這地步，真是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不過有一點可以說，那就是趙清閣通過戀愛而展開的統戰工作，是成功的，她讓老舍歸國成為體制內人，讓老舍放聲歌唱新政權，她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目的實現了。只是，1966年8月24日的歷史頗讓人尷尬。那一夜，坐在太平湖邊的老舍，有沒有想到自己即將撒手人寰的宿命，不僅僅是因為紅衛兵的鞭打，也不僅僅是因為挨打回家後妻、子的冷漠，還有被情人統戰後回國的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