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致蔡元培(一九一六年)
景嘉致梁漱溟(一九八一年)
“精神有所歸， 生活有重心， 一根脊樑豎立起來， 兩腳踏在地上。 ”梁漱溟先生在給兒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寫道。 這些話所描述的無疑是一種極為理想的生活狀態。 在人心日漸浮躁的今天， 重溫這番話， 可以體會梁老先生以“一己清朗剛健力， 滌世間紛紜萬端事”的苦心。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紀中國獨具風骨的思想家、社會實踐者。 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 時時與眾多學者、師長、友人通過信件進行交往。 2017年底， 世紀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長子梁培寬先生編注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 該書輯錄了梁漱溟先生七十餘年來的往來書信七百余封， 是迄今最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書信整理結集。
此次書信集的出版， 最引人矚目的當屬那些首度公開的珍貴信件， 與蔡元培、吳承仕、陳嘉異、趙朴初……一段段蒙塵的往事緩緩揭開了面紗， 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與蔡元培
梁漱溟以中學學歷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學執教， 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作為獨開一代風氣者， 蔡元培先生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 都能相容並包，
這段佳話究竟緣起何時呢？我們試從梁漱溟先生的往來書信中按圖索驥， 來還原其中的細枝末節。
1916 年， 蔡元培先生于袁（世凱）倒黎（元洪）繼、南北統一內閣的時局之下， 應時任政府教育總長范源廉（靜生）先生之請， 由歐洲回國， 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
漱溟拜靜生總長閣下：邇聞蔡鶴傾先生蒞京， 未審寓居何所。 元年嘗一晤於國務院， 恐不省憶矣。 茲思詣談， 敬丐公一緘作介， 並希示知寓址， 為感。 小事幹冒， 悚愧無量。 伏問政祺。 梁漱溟再拜（1916年）
而後又致信蔡先生， 以舊作《究元決疑論》求教于蔡先生：
漱溟再拜鶴傾先生左右：聞公蒞京， 歡忭無量。 敬丐靜生先生介紹， 並奉舊作《究元決疑論》呈覽， 擬四日詣謁。 先布， 謹叩道安。 梁漱溟再拜（1916年）
隨後梁漱溟攜范先生的介紹信造謁蔡先生寓所。 其後便是廣為人知的那一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談話：一見面， 蔡先生說， 早就在《東方雜誌》上讀過了《究元決疑論》；隨即邀請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
鶴卿先生賜鑒：頃聞大學圖書管理徐君已經辭職，公如不棄譾拙，以此見委，冥當立辭部職，專任斯席，耤遂讀書之願。細事屢幹，不任悚息。伏候賜複，並叩道安（1917年）
但蔡先生說：“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這一席話打動了梁漱溟，他認為，去北大，抱著這種學習的態度是再好不過的了。正如他曾說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自己，則是因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
另有一處細節，梁漱溟在北大前後共七年，這七年間與蔡先生書信往來，蔡先生總稱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辭，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稱晚生後學——只因在校內，兩人是校長教員的關係，他不敢不自尊。但離校後，他每次寫信，就總自稱晚學了。梁漱溟為人之認真，可見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兩封是為他人而寫，從中可以見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攜後學的：
茲有小事幹請。理科生張君崧年因聞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學之告白，頗思與試，以資深造，唯其原限資格，必大學或專門畢業者，乃許與試。張在大學，距畢業期只三月，似不相遠，特屬冥言于先生，為之備文送考，俾得與試。張君資質特優，倘更遊學，必有遠到。如無窒礙難行之處，可否特賜允許。以先生掖進後學之心，或樂與玉成歟。（1917年）
張崧年即張申府，與梁漱溟是順天中學堂的同學，其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過於“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此信寫於1917年，距張申府畢業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參加天津公署的留學考試；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請求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後來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為之備文送考”，張申府又是否赴考，已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張申府畢業後留校做了預科助教，可見留學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後張申府結識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建工作，則是後話了。
終其一生，不管際遇如何，梁漱溟與張申府兩人都保持著淡如水般的友誼。書信集中也收錄了一封張申府1959年的來信，笑稱“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覺與兄絕似”。還賦詩一首，詩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認真鄭重世無兩，偶然莞爾如春風。”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腳。
另一封信是為學生黃文弼所寫：
頃去年哲學門畢業之黃生文弼來談，擬在大學求小事，耤便讀書。據雲先已謁公。更屬冥代陳，即乞鑒察是幸。（1919年）
黃文弼是1949年以前僅有的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1928年涉險進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學領域活動了近40年。從這封信來看，黃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當屬梁漱溟代陳之功了。不意梁漱溟與黃文弼之間竟有如此淵源。
與吳承仕
與國學大師黃侃先生並稱“北吳南黃”的吳承仕先生，也曾一度與梁漱溟有過交往。辛亥革命後，吳先生入司法部任僉事，1924年方離任；而1916年，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書；吳梁兩人因同任職司法部而得熟識。梁漱溟以《究元決疑論》向吳先生請教，吳先生遂複一信，面交於他。這封信雖不足千言，但學術價值極高，可見出一代國學大師的風采：
束冥先生惠鑒：手示敬悉，自退直歸，籀讀著論一過，立誼審諦，罙達理要，欽遲何似。承仕學術亡似，辨智不周，雖嘗獲事大師，得聞勝誼，間亦涉獵佛乘，樂觀慈氏世親之書，迫於人事，未嘗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窺其究竟，又于大秦驢唇之文素所不習，遠西哲人所說，未能諷籀，無以和會東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吳先生先是謙虛地表示，自己雖曾追隨大師（章太炎）左右，也曾涉獵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義理，仍有許多疑慮，並且對西方哲人之說並不熟悉，對《究元決疑論》無從置喙。客套過後，吳先生將個人所見和盤托出，如：“究元論所陳三誼，罙愜鄙心。”對其不妥之處直言相告，如：“所謂不可思議者，以論中非一非異非去非來諸句觀之，即真如，絕待，離四句，絕百非之說。然名誼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決疑論》中解釋“不可思議義”時寫道：“西士明哲頗複知之：……斯賓塞亦有時間不可知，空間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質不可知，流轉不可知等。”吳先生對此有疑義，認為：“……然論中引斯賓塞爾之言，實非其比。蓋彼所謂時間空間雲者，即不覺義中之境界相，質力流注雲者，即不覺義中之無明業相……所謂不可知者，謂凡小未能證知，菩薩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又如，吳先生提出：“決疑論根本四誼所用名相，未盡與百法相符。欲者，別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來論所持與百法或非一實。”1923年，《究元決疑論》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錄》出版時，梁漱溟在附記中表示，“實則這篇東西現在看起來直是荒謬糊塗，足以誤人，我自己早十分後悔了”，更是直承決疑論中談苦樂這一段實為“謬誤的大端”。
吳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學者的印度哲學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後，還曾向吳先生借閱過，作為講印度哲學之助。此後時移世易，兩人音訊隔絕。1976年，梁漱溟檢出此信，寫下：“後來長時間沒有資訊聯繫。日寇投降後乃傳聞在京津淪陷時，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詳。念之慘然。”往昔相與探討切磋的時光已不可複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傷。
與景嘉
在其最為看重的《人心與人生》一書日文譯本序言中，梁漱溟寫道：“今複承池田篤紀先生翻譯成日文，景嘉先生審定之，將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勝感激。謹志衷心感謝之忱如右。”——此書在日本的出版，與景嘉先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景嘉是清皇室後裔，據傳，1933年，剛過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長春拜謁溥儀，溥儀極為賞識其為人，以私人之資派遣他與皇弟溥傑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學。他從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回國，後又赴日本定居。《梁漱溟往來書劄手跡》（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書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書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學生和崎博夫書信一通，《人心與人生》日譯本的出版一事，終於可以拼湊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極言自己對梁先生的仰慕之情，並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將《人心與人生》在日本出版，他願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輩先生道鑒：……門人和崎博夫持來大劄，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為之狂喜……大稿《人心與人生》一書極思一讀，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為影錄寄來。如荷同意，在此地出書，嘉為校錄之役，尤引為大幸。（1981年）
也許是景嘉先生寄信時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轉而向溥傑先生求問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這封來信：
梁老：承囑之事，因為我素性馬虎成為“馬大哈”，致在今日小組學習時，未能有以應命，實不勝惶赧之至。現將景嘉先生的住址，記錄如下，聊供參考。（1982年）
溥傑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曾與景嘉一同赴日留學。有了他給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給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傑先生轉來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識小敘文兩篇，敬捧讀。遠承詢及鄙見，敢以鄙人實在情況率直奉陳……（1982年）
此信是據梁先生家中所存的書信底稿錄入，遺憾的是此底稿已殘缺不全。此後不知何故，梁漱溟與景嘉的書信往來中斷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來信，重提《人心與人生》一書在日出版之事，並邀請梁先生去日東遊；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請，但同意將《人心與人生》譯成日文。隨後幾通書信中，兩人探討了一些修訂、翻譯的問題；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譯本一事致信其學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鑒：……《人心與人生》日譯本之得以問世，全賴景嘉先生與臺端之力。待先生來華把晤時，當面致謝忱。先生建議將譯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資助敝國留學生，並作為今後翻譯出版其他拙著費用，本人完全贊同，這將有利於中日兩國之文化交流與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之事業也。（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亞洲問題研究會代表理事，該會創建者與主持人。在該會推動與資助下，1986 年，《人心與人生》日文譯本問世，此後又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兩書的日文譯本出版。
此外，書信集中尚有許多珍貴信件是首次公開，如曾支持章士釗“中西方文化調和論”的陳嘉異，讀罷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後，“不禁熱血坌湧，繞室疾走，滿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緒直不能自持” （約1930年），後轉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內容豐富，無法在此一一詳舉，只有留待讀者自行閱讀發現了。
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鶴卿先生賜鑒：頃聞大學圖書管理徐君已經辭職，公如不棄譾拙，以此見委，冥當立辭部職，專任斯席，耤遂讀書之願。細事屢幹，不任悚息。伏候賜複，並叩道安（1917年）
但蔡先生說：“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這一席話打動了梁漱溟，他認為，去北大，抱著這種學習的態度是再好不過的了。正如他曾說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的人；而自己，則是因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的一個人。
另有一處細節，梁漱溟在北大前後共七年，這七年間與蔡先生書信往來，蔡先生總稱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辭，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稱晚生後學——只因在校內，兩人是校長教員的關係，他不敢不自尊。但離校後，他每次寫信，就總自稱晚學了。梁漱溟為人之認真，可見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兩封是為他人而寫，從中可以見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攜後學的：
茲有小事幹請。理科生張君崧年因聞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學之告白，頗思與試，以資深造，唯其原限資格，必大學或專門畢業者，乃許與試。張在大學，距畢業期只三月，似不相遠，特屬冥言于先生，為之備文送考，俾得與試。張君資質特優，倘更遊學，必有遠到。如無窒礙難行之處，可否特賜允許。以先生掖進後學之心，或樂與玉成歟。（1917年）
張崧年即張申府，與梁漱溟是順天中學堂的同學，其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過於“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此信寫於1917年，距張申府畢業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參加天津公署的留學考試；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請求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後來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為之備文送考”，張申府又是否赴考，已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張申府畢業後留校做了預科助教，可見留學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後張申府結識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建工作，則是後話了。
終其一生，不管際遇如何，梁漱溟與張申府兩人都保持著淡如水般的友誼。書信集中也收錄了一封張申府1959年的來信，笑稱“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覺與兄絕似”。還賦詩一首，詩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認真鄭重世無兩，偶然莞爾如春風。”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腳。
另一封信是為學生黃文弼所寫：
頃去年哲學門畢業之黃生文弼來談，擬在大學求小事，耤便讀書。據雲先已謁公。更屬冥代陳，即乞鑒察是幸。（1919年）
黃文弼是1949年以前僅有的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1928年涉險進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學領域活動了近40年。從這封信來看，黃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當屬梁漱溟代陳之功了。不意梁漱溟與黃文弼之間竟有如此淵源。
與吳承仕
與國學大師黃侃先生並稱“北吳南黃”的吳承仕先生，也曾一度與梁漱溟有過交往。辛亥革命後，吳先生入司法部任僉事，1924年方離任；而1916年，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書；吳梁兩人因同任職司法部而得熟識。梁漱溟以《究元決疑論》向吳先生請教，吳先生遂複一信，面交於他。這封信雖不足千言，但學術價值極高，可見出一代國學大師的風采：
束冥先生惠鑒：手示敬悉，自退直歸，籀讀著論一過，立誼審諦，罙達理要，欽遲何似。承仕學術亡似，辨智不周，雖嘗獲事大師，得聞勝誼，間亦涉獵佛乘，樂觀慈氏世親之書，迫於人事，未嘗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窺其究竟，又于大秦驢唇之文素所不習，遠西哲人所說，未能諷籀，無以和會東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吳先生先是謙虛地表示，自己雖曾追隨大師（章太炎）左右，也曾涉獵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義理，仍有許多疑慮，並且對西方哲人之說並不熟悉，對《究元決疑論》無從置喙。客套過後，吳先生將個人所見和盤托出，如：“究元論所陳三誼，罙愜鄙心。”對其不妥之處直言相告，如：“所謂不可思議者，以論中非一非異非去非來諸句觀之，即真如，絕待，離四句，絕百非之說。然名誼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決疑論》中解釋“不可思議義”時寫道：“西士明哲頗複知之：……斯賓塞亦有時間不可知，空間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質不可知，流轉不可知等。”吳先生對此有疑義，認為：“……然論中引斯賓塞爾之言，實非其比。蓋彼所謂時間空間雲者，即不覺義中之境界相，質力流注雲者，即不覺義中之無明業相……所謂不可知者，謂凡小未能證知，菩薩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又如，吳先生提出：“決疑論根本四誼所用名相，未盡與百法相符。欲者，別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來論所持與百法或非一實。”1923年，《究元決疑論》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錄》出版時，梁漱溟在附記中表示，“實則這篇東西現在看起來直是荒謬糊塗，足以誤人，我自己早十分後悔了”，更是直承決疑論中談苦樂這一段實為“謬誤的大端”。
吳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學者的印度哲學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後，還曾向吳先生借閱過，作為講印度哲學之助。此後時移世易，兩人音訊隔絕。1976年，梁漱溟檢出此信，寫下：“後來長時間沒有資訊聯繫。日寇投降後乃傳聞在京津淪陷時，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詳。念之慘然。”往昔相與探討切磋的時光已不可複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傷。
與景嘉
在其最為看重的《人心與人生》一書日文譯本序言中，梁漱溟寫道：“今複承池田篤紀先生翻譯成日文，景嘉先生審定之，將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勝感激。謹志衷心感謝之忱如右。”——此書在日本的出版，與景嘉先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景嘉是清皇室後裔，據傳，1933年，剛過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長春拜謁溥儀，溥儀極為賞識其為人，以私人之資派遣他與皇弟溥傑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學。他從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回國，後又赴日本定居。《梁漱溟往來書劄手跡》（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書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書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學生和崎博夫書信一通，《人心與人生》日譯本的出版一事，終於可以拼湊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極言自己對梁先生的仰慕之情，並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將《人心與人生》在日本出版，他願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輩先生道鑒：……門人和崎博夫持來大劄，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為之狂喜……大稿《人心與人生》一書極思一讀，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為影錄寄來。如荷同意，在此地出書，嘉為校錄之役，尤引為大幸。（1981年）
也許是景嘉先生寄信時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轉而向溥傑先生求問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這封來信：
梁老：承囑之事，因為我素性馬虎成為“馬大哈”，致在今日小組學習時，未能有以應命，實不勝惶赧之至。現將景嘉先生的住址，記錄如下，聊供參考。（1982年）
溥傑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曾與景嘉一同赴日留學。有了他給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給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傑先生轉來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識小敘文兩篇，敬捧讀。遠承詢及鄙見，敢以鄙人實在情況率直奉陳……（1982年）
此信是據梁先生家中所存的書信底稿錄入，遺憾的是此底稿已殘缺不全。此後不知何故，梁漱溟與景嘉的書信往來中斷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來信，重提《人心與人生》一書在日出版之事，並邀請梁先生去日東遊；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請，但同意將《人心與人生》譯成日文。隨後幾通書信中，兩人探討了一些修訂、翻譯的問題；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譯本一事致信其學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鑒：……《人心與人生》日譯本之得以問世，全賴景嘉先生與臺端之力。待先生來華把晤時，當面致謝忱。先生建議將譯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資助敝國留學生，並作為今後翻譯出版其他拙著費用，本人完全贊同，這將有利於中日兩國之文化交流與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之事業也。（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亞洲問題研究會代表理事，該會創建者與主持人。在該會推動與資助下，1986 年，《人心與人生》日文譯本問世，此後又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兩書的日文譯本出版。
此外，書信集中尚有許多珍貴信件是首次公開，如曾支持章士釗“中西方文化調和論”的陳嘉異，讀罷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後，“不禁熱血坌湧，繞室疾走，滿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緒直不能自持” （約1930年），後轉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內容豐富，無法在此一一詳舉，只有留待讀者自行閱讀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