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城是首善之區， 都城擇定也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 在都城擇定過程中， 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的因素都需要考慮， 而屬於自然因素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往往在都城擇定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夏至北宋都城的擇定
從西元前2070年夏禹建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鎮）， 至西元960年北宋趙匡胤定都開封， 共經歷了3000多年的時間。 其間， 歷經夏、商、西周、東周、秦、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和北宋10多個朝代。 其中， 夏、商時期的都城仍未完全確定， 但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證實， 夏曾建都陽城、陽翟、斟、安邑、原、老丘、西河等①。 商在河南商丘起源後至西周武王滅殷， 曾建都亳、隞、相、邢、奄、殷、朝歌。 而後， 西周建都豐、鎬， 東周定都洛邑， 秦、西漢都長安， 東漢都洛陽。 三國、兩晉、南北朝諸侯分裂割據， 都城涉及較多， 但傳統觀點還是把建都在中原地區的王朝作為正統王朝看待，
夏至北宋都城的擇定有一定規律：第一， 全部位於以河南為中心， 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和山東部分區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②， 其中主要是今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西安、咸陽、臨漳、曲阜等城市；第二， 夏、商都城絕大部分集中於今河南境內的黃河南北地區；第三， 夏至北宋都城有一個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沿黃河自東向西、又自西向東位移的過程。 基本上， 夏、商都城位於黃河下游的伊洛盆地、黃河南北一帶， 而西周、秦漢、隋、唐都城轉向涇、渭流域的關中平原一帶， 五代、北宋都城則又東移至黃河下游的開封地區。
二、生態意識與夏至北宋都城的擇定
根據史料記載， 在夏代以前的仰紹文化、龍山文化時期， 人們已經開始注重對城市的具體位置與周圍地理環境進行有意識的選擇。 比如， 城址須在高臺之上， 需要臨近自然水源， 其周圍有一定範圍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平原或小盆地等［1］。 下面我們就以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西安、咸陽、臨漳、曲阜這八座主要城市為物件， 簡要分析生態意識在夏至北宋都城擇定中的具體體現。
（一）有意識地選擇溫暖濕潤的氣候帶建都
在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西安、咸陽、臨漳、曲阜八座城市中， 臨漳最靠北、開封最靠南、咸陽最靠西、曲阜最靠東。
西周以後，我國的氣候開始進入寒冷期，至東周，氣候又開始從寒冷轉向溫暖，東漢至隋初由進入寒冷期，隋至北宋初年又進入溫暖期［2］809-813。所以，總體上講，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間，溫暖時期大約1700多年，長於寒冷時期。夏、商、東周、唐、北宋初年屬於氣候相對溫暖的時期，這一時期除唐朝外，都城大多位於河南地區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而西周、秦、西漢、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屬於氣候相對寒冷的時期，這一時期除東漢、北魏外，都城大多位於陝西關中的西安、咸陽地區。雖然這種冷暖氣候的變化幅度不大，一般在2℃左右，但如果氣溫比常年低2℃，就會造成江河過早結冰，出現大雪、冰雹等異常氣候，不但會凍死牲畜和人，甚至造成農作物晚熟等。
上述考察中可以發現，夏至北宋都城在選擇的過程中，在三個方面體現出了超前的生態意識：首先，夏至北宋的都城總體上處於暖溫帶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其次，在氣候相對溫暖的時期，選擇在以河南為中心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等比較開闊的平原地區建都；再次，在氣溫相對寒冷的時期，選擇在四周都有高山阻隔風寒的陝西關中的西安、咸陽建都。在都城擇定過程中，雖然也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當時人們對生態環境有意識地把握與合理利用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二）自覺選擇具備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的區域建都
水是生命之源，早期城市也都孕育于河湖周圍。水資源包括地面水和地下水兩部分，以地面水為主。地面水包括河流和降水，豐富的降水又成為地下水補給的來源。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往往具有良好的水生態環境。據考古發現證實，早期人類都緊鄰水邊居住，離水域以遠30裡以外的旱地是不適宜人生存的區域［2］36。所以，我國早期的城市文化多發育于黃河、長江、遼河、珠江以及它們的分支水系渭河、洛河、漢水等流域。都城往往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人口眾多、園林遍佈，用水量巨大。所以，選擇大河或者其支流區域作為建都之所，幾乎成為古代都城擇定不變的規律。黃河中下游地區緊鄰黃河及其支流，水源豐沛，降水適中，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在夏至北宋3000多年間，黃河中下游地區具有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具體來說，洛陽位於伊河和洛河形成的盆地；鄭州位於黃河以南，緊鄰黃河，附近有圃田澤等大湖；開封則有汴水流過，西距圃田澤也不遠；安陽則有衛河支流漳河流經；西安附近則有渭河、涇河及其支流通過。此外，咸陽、臨漳、曲阜附近的情況也基本類似。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為城市居民用水、農業灌溉用水，乃至城市美化用水都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條件。秦、漢、隋、唐時期，還開鑿了大量的人工運河水系，一方面用於灌溉，另一方面用於水上運輸。
其中，尤以西安和開封的水環境最佳。西安位於八百里秦川的中央部位，四周山環水繞，形成關中平原中的一個“小平原”。小平原上河流密佈，東有灞河、滻河，南有潏水、滈水，西有灃河、澇河，北有涇水、渭水，形成八條河流橫貫環繞，即“八水繞長安”的格局［3］178。眾多的河流不僅為西安城提供了豐沛的水源，方便了城市居民用水、城市排水、城市周邊土地灌溉用水，而且部分河流，比如渭水，水量充沛，還可以用作運輸河道，從關外運輸糧食和物資供應西安。隋唐時期，還以渭水為水源，開鑿了一條連接長安與黃河的人工運河廣通渠，彌補了因渭水河道曲折多沙，不利於水上運輸的缺陷，為隋唐長安城市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
開封自古以來周邊的自然河道就比較多，除了汴水流經城外，附近還有古濟水、潁水、汝水、京水等。戰國時期，魏惠王遷都大樑（今河南開封），開鑿鴻溝，引黃河水東南流經開封入潁水，最後進入淮河，使開封成為中原地區的水上交通樞紐。隋煬帝繼位後，開鑿南北大運河，開封又成為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通濟渠的咽喉要地。到了五代、北宋時期，開封城內有五丈河（即廣濟河）、金水河、汴河（即通濟渠）、蔡河（即惠民河）四條運河自西向東橫貫城內，四條運河中，除了金水河作為皇城主要水源外，其他三條運河主要用於水上運輸糧食和物資，同時還滿足了城市供水、排澇以及美化環境的需求，使開封成為名副其實的“北方水城”［4］48。
（三）主動選擇在優良的土壤與植被條件下建都
都城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人口重心。因此，城市的糧食和物資供應是保證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問題。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把都城選擇在糧食的中心產區便顯得十分必要。黃河中下游屬於黃河沖積平原的黃土地區，土質疏鬆，土壤肥沃。據《尚書•禹貢》記載，在夏代初年，大禹根據對全國土地的實地調查，把全國的土地分為九州，又根據肥力的高低把土壤分為三等九級，而屬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雍、徐、青、豫、冀、兗六州的土壤屬於上等或中等，非常適宜農業生產的需要。所以，黃河中下游地區便成為我國境內土地開發較早，農業文明較為發達的地區。在自夏至唐初長達2700多年的時間裡，黃河中下游的西安、咸陽所在的關中平原，洛陽所在的河洛平原，安陽、鄭州、開封、臨漳和曲阜所在的黃淮平原都是領先於其他地區的全國農業發達的地區。早在戰國、秦、西漢時期，關中平原就被稱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曾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除了土壤肥沃，長安附近的物產也相當豐富，《漢書•地理志》記載：“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到了隋唐定都長安時期，關中仍是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河洛平原、黃淮平原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地區也都是我國農業開發較早的地區，而且由於這些區域基本連在了一起，平原總面積相當於比較狹小的關中平原面積的好幾倍，所以其農業生產的能力也較強。安史之亂之前，黃河中下游的關中平原、河洛平原和黃淮平原始終是全國糧食的主產區，占了全國糧食產量的60%以上［5］。良好的土壤和農業生產條件，為都城一直保留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中國古代建築都以木結構為主，所以都城的皇宮、廟宇和居民用房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都城的選擇也必須考慮周邊植被，特別是大型木材的供應能力。這些大型木材往往位於附近的山地。關中平原南部的秦嶺是我國重要的南北氣候分界線，降水豐沛、植被茂密，自古以來就有大片原始森林資源。在西周、秦、西漢、隋和唐把咸陽、西安作為都城期間，秦嶺就成為都城建造宮廷廟宇，供應城市居民生活，甚至伐薪燒炭的木材來源地。而安陽、洛陽、鄭州、開封、臨漳以西地區有包括太行山、邙山、熊耳山和嵩山等山脈，夏、商、東周、東漢、隋、唐、北宋都城修建所需的木料大多來源於以上山區。這些山區在一定時期內較為豐富的植被條件，成為那一時期都城擇定時的關鍵要素之一。
不可否認，影響都城擇定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農耕文明的大背景下，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較高，所以擇都就必須首先考慮包括氣候、水資源、土壤和植被等生態環境條件的優劣，而擇都就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尋找適宜生產和生活的優良生態環境的過程。
三、生態意識與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
良好的生態環境使都城在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時間裡一直保留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西安、咸陽、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臨漳和曲阜一帶。這是一個古人主動選擇的結果，是對自然規律、農耕規律科學認知與把握的結果。同時，我們也發現，在黃河中下游區域內，不同朝代、甚至一個朝代期間，都城又不斷有所變遷。那麼，這種變遷有什麼規律？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促成了這種遷移？這種遷移對都城所在地的城市發展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夏至北宋都城在黃河中下游遷移規律
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證實，夏商時期的都城曾頻繁遷移。據文獻記載，夏朝470多年間曾遷都10餘次，2處在山西，8處在河南，1處在山東。商從商丘起源後，在商湯建國之前曾遷徙8次，最後於西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遷都殷，直至商亡。夏商王朝的都城均在黃河中下游，其活動的地區主要在伊、洛流域的洛陽，黃河以東地區的安陽、臨漳，黃河以南地區的鄭州、開封以及山東地區的曲阜一帶。以河南為中心的登封嵩山一帶是夏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
西周滅商後，建都關中地區的豐、鎬，而後，秦、西漢、隋、唐等統一王朝都建都在關中的西安和咸陽。期間，雖然東周、東漢以及魏晉南北朝的大部分時期，洛陽成為都城，但總體上，地位不如西安和咸陽。所以，這一時期都城的中心還是偏重於關中地區的西安和咸陽的。五代和北宋時期，由於經濟重心已轉移到南方的江浙一帶，隋唐大運河運輸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位於大運河咽喉要地的開封逐漸代替長安和洛陽成為都城的首選。綜合來看，夏至北宋都城保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相對穩定的背景下，又有一個沿黃河自東向西、又自西向東遷移的動態過程。
（二）都城遷移是生態環境變遷的結果
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受自然和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其中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生活環境變化是影響遷都的決定性因素。
關於夏商時期都城在黃河下游地區頻繁遷移的原因，學術界曾有種種推測。但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證實，主要原因是與黃河的氾濫緊密相關的。據史念海等學者考證，夏和商的前期屬於黃河的氾濫期，而位於黃河下游的夏商都城首當其衝，受到氾濫的影響［6］270。西周之後直到唐代，關中的西安、咸陽，伊、洛地區的洛陽有20多個朝代，將近2000年時間在此區域建都。其中原因，除了關中、伊洛盆地地勢較高的地理優勢、土地肥沃的經濟優勢外，還與關中、伊洛地處黃河支流渭河、伊洛河兩岸，既可以充分地利用水資源，又避免了黃河氾濫帶來的威脅有一定關聯。所以，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夏商都城頻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脅，而西周、秦漢、隋唐時期都城長安、咸陽、洛陽的自然災害則主要是旱災、地震等。
五代、北宋時期都城從西安到洛陽，再向東遷移到開封，其中原因則與關中和伊洛地區生態環境特別是森林植被的退化有密切關聯。周、秦、漢、唐時期，建都關中的朝代，建築用材以秦嶺、隴西山區植被為主；建都洛陽的朝代，建築用材則以邙山、熊耳山、太行山等地的植被為主。自從秦始皇大修阿房宮，西漢、隋、唐營建長安，東漢、曹魏、北魏、隋末營建洛陽，數百年間，長安、洛陽周邊山地的林木遭到了持續不斷的採伐。到隋唐時期，秦嶺的北坡已無巨木可供採伐，洛陽周邊原來林木蔥郁的山地也變成了童山濯濯。到唐玄宗天寶年間（742年～756年），長安附近山地已無巨木。《太平廣記》卷二三九記載：“開元、天寶中，近處覓五、六丈木，皆須嵐、勝州采造。”嵐，在今山西嵐縣，屬於太行山地；勝，在今內蒙古准格爾旗十二連城，距離長安更遠。可見唐玄宗時對關中地區林木的採伐程度已相當嚴重。唐末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朱溫準備篡唐時，為了在洛陽建宮殿，不得不“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至洛陽），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條）。朱溫把木材看得如此重要，說明洛陽附近已很難得到修建宮殿的大型木材。雖然木材的短缺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帝王對都城的選擇還有待考證，但生態環境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對於森林的過度採伐，無疑會造成水土的流失、水源的短缺、水質的變化，進而影響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比如，隋朝初，文獻就記載了長安城水質的變化，說“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冊府元龜》卷十三《都邑一》）。生活用水遭到污染，就無法在原來的地方繼續生活了，因此，隋文帝興建了大興城。
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一個相對長時段的動態過程，古人對生態環境變化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也有逐步認識的過程。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一方面是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所帶來的環境退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主動適應新的環境，自覺尋找適宜建都的新的生態環境的過程。
（三）都城遷移對城市生態環境帶來明顯影響
建都過程是古人有意識改良都城生態環境的過程。所以，建都過程一般都經過了科學的規劃，建有堅固的城牆，合理利用地形與水資源，注重綠化與美化，使都城所在地的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都城遷移以後，一些早期城市逐漸被廢棄，在商王盤庚遷殷以前的夏商都城大多湮沒不聞，今天只能通過有限的文獻資料結合考古發掘才能推測當時城市發展的概況。殷商建都的安陽小屯村早已成為一片廢墟，西安、洛陽和開封在失都以後，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因素也都迅速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城市生態環境也與建都時期的情形相去甚遠。其中，都城遷移以後生態環境變化最大的莫過於開封了。北宋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描述了當時城市的繁華和美麗。然而，南宋遷都杭州，大運河失去治理，逐漸乾涸。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大運河改走山東，開封徹底失去了水路交通要道的地位。與此同時，黃河也開始經常在開封附近氾濫，導致開封城市的生態環境逐漸退化。到今天，由於多次遭到黃河氾濫災害，北宋的歷史文化遺存被深埋在地下10米左右，以至於造成了“城摞城”的考古奇觀［4］233。
結 語
在中華文明的早期階段，以今河南為中心，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和山東部分區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具備良好的生態環境條件。當時，這一區域有良好的氣候條件，溫暖濕潤、四季分明、光照充分；有良好的水環境，灌溉、飲用和水上交通都很便利；土壤和植被條件好，適合發展農業和畜牧業。所以，夏至北宋的都城始終保留在這一區域內，尤其集中在今天的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西安、咸陽、臨漳、曲阜等城市。這是古人在都城擇定中生態意識的明顯體現。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了夏至北宋都城所在地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當然，在長達3000多年的建都過程中，都城所在地的生態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由此造成了都城在不同時段的遷移。不過，這種遷移仍然沒有離開黃河中下游地區。通過研究夏至北宋都城的擇定與遷移對於更好地瞭解都城發展的歷史、認識黃河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作用和影響以及更好地保護和改良黃河生態環境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①據文獻記載，夏朝存在470多年，遷都10餘次，這裡只是部分夏朝都城。考古發掘證實，夏王朝活動的區域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晉南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河南登封嵩山一帶是夏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②黃河發源於青海省，流經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在山東墾利入渤海。一般以內蒙古的托克托縣的河口鎮以上為上游，河口鎮至河南鄭州的桃花峪為中游，桃花峪以下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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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也有所記載。孟子就曾說，堯舜時期，“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滕文公上》）。中國即指中原地區，當時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森林茂密，植被豐富，為大量動物生存繁殖提供了適宜的環境。今天的考古資料也證實，豫州的得名就與這一時期河南有大量的野象生存有關。西周以後，我國的氣候開始進入寒冷期，至東周，氣候又開始從寒冷轉向溫暖，東漢至隋初由進入寒冷期，隋至北宋初年又進入溫暖期［2］809-813。所以，總體上講，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間，溫暖時期大約1700多年，長於寒冷時期。夏、商、東周、唐、北宋初年屬於氣候相對溫暖的時期，這一時期除唐朝外，都城大多位於河南地區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而西周、秦、西漢、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屬於氣候相對寒冷的時期，這一時期除東漢、北魏外，都城大多位於陝西關中的西安、咸陽地區。雖然這種冷暖氣候的變化幅度不大，一般在2℃左右，但如果氣溫比常年低2℃，就會造成江河過早結冰，出現大雪、冰雹等異常氣候，不但會凍死牲畜和人，甚至造成農作物晚熟等。
上述考察中可以發現，夏至北宋都城在選擇的過程中，在三個方面體現出了超前的生態意識：首先，夏至北宋的都城總體上處於暖溫帶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其次，在氣候相對溫暖的時期，選擇在以河南為中心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等比較開闊的平原地區建都；再次，在氣溫相對寒冷的時期，選擇在四周都有高山阻隔風寒的陝西關中的西安、咸陽建都。在都城擇定過程中，雖然也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當時人們對生態環境有意識地把握與合理利用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二）自覺選擇具備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的區域建都
水是生命之源，早期城市也都孕育于河湖周圍。水資源包括地面水和地下水兩部分，以地面水為主。地面水包括河流和降水，豐富的降水又成為地下水補給的來源。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往往具有良好的水生態環境。據考古發現證實，早期人類都緊鄰水邊居住，離水域以遠30裡以外的旱地是不適宜人生存的區域［2］36。所以，我國早期的城市文化多發育于黃河、長江、遼河、珠江以及它們的分支水系渭河、洛河、漢水等流域。都城往往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人口眾多、園林遍佈，用水量巨大。所以，選擇大河或者其支流區域作為建都之所，幾乎成為古代都城擇定不變的規律。黃河中下游地區緊鄰黃河及其支流，水源豐沛，降水適中，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在夏至北宋3000多年間，黃河中下游地區具有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具體來說，洛陽位於伊河和洛河形成的盆地；鄭州位於黃河以南，緊鄰黃河，附近有圃田澤等大湖；開封則有汴水流過，西距圃田澤也不遠；安陽則有衛河支流漳河流經；西安附近則有渭河、涇河及其支流通過。此外，咸陽、臨漳、曲阜附近的情況也基本類似。豐沛的水資源與良好的水環境為城市居民用水、農業灌溉用水，乃至城市美化用水都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條件。秦、漢、隋、唐時期，還開鑿了大量的人工運河水系，一方面用於灌溉，另一方面用於水上運輸。
其中，尤以西安和開封的水環境最佳。西安位於八百里秦川的中央部位，四周山環水繞，形成關中平原中的一個“小平原”。小平原上河流密佈，東有灞河、滻河，南有潏水、滈水，西有灃河、澇河，北有涇水、渭水，形成八條河流橫貫環繞，即“八水繞長安”的格局［3］178。眾多的河流不僅為西安城提供了豐沛的水源，方便了城市居民用水、城市排水、城市周邊土地灌溉用水，而且部分河流，比如渭水，水量充沛，還可以用作運輸河道，從關外運輸糧食和物資供應西安。隋唐時期，還以渭水為水源，開鑿了一條連接長安與黃河的人工運河廣通渠，彌補了因渭水河道曲折多沙，不利於水上運輸的缺陷，為隋唐長安城市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便利條件。
開封自古以來周邊的自然河道就比較多，除了汴水流經城外，附近還有古濟水、潁水、汝水、京水等。戰國時期，魏惠王遷都大樑（今河南開封），開鑿鴻溝，引黃河水東南流經開封入潁水，最後進入淮河，使開封成為中原地區的水上交通樞紐。隋煬帝繼位後，開鑿南北大運河，開封又成為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通濟渠的咽喉要地。到了五代、北宋時期，開封城內有五丈河（即廣濟河）、金水河、汴河（即通濟渠）、蔡河（即惠民河）四條運河自西向東橫貫城內，四條運河中，除了金水河作為皇城主要水源外，其他三條運河主要用於水上運輸糧食和物資，同時還滿足了城市供水、排澇以及美化環境的需求，使開封成為名副其實的“北方水城”［4］48。
（三）主動選擇在優良的土壤與植被條件下建都
都城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人口重心。因此，城市的糧食和物資供應是保證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問題。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把都城選擇在糧食的中心產區便顯得十分必要。黃河中下游屬於黃河沖積平原的黃土地區，土質疏鬆，土壤肥沃。據《尚書•禹貢》記載，在夏代初年，大禹根據對全國土地的實地調查，把全國的土地分為九州，又根據肥力的高低把土壤分為三等九級，而屬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雍、徐、青、豫、冀、兗六州的土壤屬於上等或中等，非常適宜農業生產的需要。所以，黃河中下游地區便成為我國境內土地開發較早，農業文明較為發達的地區。在自夏至唐初長達2700多年的時間裡，黃河中下游的西安、咸陽所在的關中平原，洛陽所在的河洛平原，安陽、鄭州、開封、臨漳和曲阜所在的黃淮平原都是領先於其他地區的全國農業發達的地區。早在戰國、秦、西漢時期，關中平原就被稱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曾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除了土壤肥沃，長安附近的物產也相當豐富，《漢書•地理志》記載：“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到了隋唐定都長安時期，關中仍是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河洛平原、黃淮平原的洛陽、安陽、鄭州和開封地區也都是我國農業開發較早的地區，而且由於這些區域基本連在了一起，平原總面積相當於比較狹小的關中平原面積的好幾倍，所以其農業生產的能力也較強。安史之亂之前，黃河中下游的關中平原、河洛平原和黃淮平原始終是全國糧食的主產區，占了全國糧食產量的60%以上［5］。良好的土壤和農業生產條件，為都城一直保留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中國古代建築都以木結構為主，所以都城的皇宮、廟宇和居民用房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都城的選擇也必須考慮周邊植被，特別是大型木材的供應能力。這些大型木材往往位於附近的山地。關中平原南部的秦嶺是我國重要的南北氣候分界線，降水豐沛、植被茂密，自古以來就有大片原始森林資源。在西周、秦、西漢、隋和唐把咸陽、西安作為都城期間，秦嶺就成為都城建造宮廷廟宇，供應城市居民生活，甚至伐薪燒炭的木材來源地。而安陽、洛陽、鄭州、開封、臨漳以西地區有包括太行山、邙山、熊耳山和嵩山等山脈，夏、商、東周、東漢、隋、唐、北宋都城修建所需的木料大多來源於以上山區。這些山區在一定時期內較為豐富的植被條件，成為那一時期都城擇定時的關鍵要素之一。
不可否認，影響都城擇定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農耕文明的大背景下，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較高，所以擇都就必須首先考慮包括氣候、水資源、土壤和植被等生態環境條件的優劣，而擇都就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尋找適宜生產和生活的優良生態環境的過程。
三、生態意識與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
良好的生態環境使都城在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時間裡一直保留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西安、咸陽、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臨漳和曲阜一帶。這是一個古人主動選擇的結果，是對自然規律、農耕規律科學認知與把握的結果。同時，我們也發現，在黃河中下游區域內，不同朝代、甚至一個朝代期間，都城又不斷有所變遷。那麼，這種變遷有什麼規律？又是什麼樣的因素促成了這種遷移？這種遷移對都城所在地的城市發展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夏至北宋都城在黃河中下游遷移規律
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證實，夏商時期的都城曾頻繁遷移。據文獻記載，夏朝470多年間曾遷都10餘次，2處在山西，8處在河南，1處在山東。商從商丘起源後，在商湯建國之前曾遷徙8次，最後於西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遷都殷，直至商亡。夏商王朝的都城均在黃河中下游，其活動的地區主要在伊、洛流域的洛陽，黃河以東地區的安陽、臨漳，黃河以南地區的鄭州、開封以及山東地區的曲阜一帶。以河南為中心的登封嵩山一帶是夏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
西周滅商後，建都關中地區的豐、鎬，而後，秦、西漢、隋、唐等統一王朝都建都在關中的西安和咸陽。期間，雖然東周、東漢以及魏晉南北朝的大部分時期，洛陽成為都城，但總體上，地位不如西安和咸陽。所以，這一時期都城的中心還是偏重於關中地區的西安和咸陽的。五代和北宋時期，由於經濟重心已轉移到南方的江浙一帶，隋唐大運河運輸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位於大運河咽喉要地的開封逐漸代替長安和洛陽成為都城的首選。綜合來看，夏至北宋都城保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相對穩定的背景下，又有一個沿黃河自東向西、又自西向東遷移的動態過程。
（二）都城遷移是生態環境變遷的結果
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受自然和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其中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生活環境變化是影響遷都的決定性因素。
關於夏商時期都城在黃河下游地區頻繁遷移的原因，學術界曾有種種推測。但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證實，主要原因是與黃河的氾濫緊密相關的。據史念海等學者考證，夏和商的前期屬於黃河的氾濫期，而位於黃河下游的夏商都城首當其衝，受到氾濫的影響［6］270。西周之後直到唐代，關中的西安、咸陽，伊、洛地區的洛陽有20多個朝代，將近2000年時間在此區域建都。其中原因，除了關中、伊洛盆地地勢較高的地理優勢、土地肥沃的經濟優勢外，還與關中、伊洛地處黃河支流渭河、伊洛河兩岸，既可以充分地利用水資源，又避免了黃河氾濫帶來的威脅有一定關聯。所以，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夏商都城頻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脅，而西周、秦漢、隋唐時期都城長安、咸陽、洛陽的自然災害則主要是旱災、地震等。
五代、北宋時期都城從西安到洛陽，再向東遷移到開封，其中原因則與關中和伊洛地區生態環境特別是森林植被的退化有密切關聯。周、秦、漢、唐時期，建都關中的朝代，建築用材以秦嶺、隴西山區植被為主；建都洛陽的朝代，建築用材則以邙山、熊耳山、太行山等地的植被為主。自從秦始皇大修阿房宮，西漢、隋、唐營建長安，東漢、曹魏、北魏、隋末營建洛陽，數百年間，長安、洛陽周邊山地的林木遭到了持續不斷的採伐。到隋唐時期，秦嶺的北坡已無巨木可供採伐，洛陽周邊原來林木蔥郁的山地也變成了童山濯濯。到唐玄宗天寶年間（742年～756年），長安附近山地已無巨木。《太平廣記》卷二三九記載：“開元、天寶中，近處覓五、六丈木，皆須嵐、勝州采造。”嵐，在今山西嵐縣，屬於太行山地；勝，在今內蒙古准格爾旗十二連城，距離長安更遠。可見唐玄宗時對關中地區林木的採伐程度已相當嚴重。唐末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朱溫準備篡唐時，為了在洛陽建宮殿，不得不“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至洛陽），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條）。朱溫把木材看得如此重要，說明洛陽附近已很難得到修建宮殿的大型木材。雖然木材的短缺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帝王對都城的選擇還有待考證，但生態環境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對於森林的過度採伐，無疑會造成水土的流失、水源的短缺、水質的變化，進而影響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比如，隋朝初，文獻就記載了長安城水質的變化，說“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冊府元龜》卷十三《都邑一》）。生活用水遭到污染，就無法在原來的地方繼續生活了，因此，隋文帝興建了大興城。
生態環境的變化是一個相對長時段的動態過程，古人對生態環境變化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也有逐步認識的過程。夏至北宋都城的遷移一方面是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所帶來的環境退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主動適應新的環境，自覺尋找適宜建都的新的生態環境的過程。
（三）都城遷移對城市生態環境帶來明顯影響
建都過程是古人有意識改良都城生態環境的過程。所以，建都過程一般都經過了科學的規劃，建有堅固的城牆，合理利用地形與水資源，注重綠化與美化，使都城所在地的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都城遷移以後，一些早期城市逐漸被廢棄，在商王盤庚遷殷以前的夏商都城大多湮沒不聞，今天只能通過有限的文獻資料結合考古發掘才能推測當時城市發展的概況。殷商建都的安陽小屯村早已成為一片廢墟，西安、洛陽和開封在失都以後，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因素也都迅速走向衰落。與此同時，城市生態環境也與建都時期的情形相去甚遠。其中，都城遷移以後生態環境變化最大的莫過於開封了。北宋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描述了當時城市的繁華和美麗。然而，南宋遷都杭州，大運河失去治理，逐漸乾涸。到了元代，建都北京，大運河改走山東，開封徹底失去了水路交通要道的地位。與此同時，黃河也開始經常在開封附近氾濫，導致開封城市的生態環境逐漸退化。到今天，由於多次遭到黃河氾濫災害，北宋的歷史文化遺存被深埋在地下10米左右，以至於造成了“城摞城”的考古奇觀［4］233。
結 語
在中華文明的早期階段，以今河南為中心，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和山東部分區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具備良好的生態環境條件。當時，這一區域有良好的氣候條件，溫暖濕潤、四季分明、光照充分；有良好的水環境，灌溉、飲用和水上交通都很便利；土壤和植被條件好，適合發展農業和畜牧業。所以，夏至北宋的都城始終保留在這一區域內，尤其集中在今天的洛陽、安陽、鄭州、開封、西安、咸陽、臨漳、曲阜等城市。這是古人在都城擇定中生態意識的明顯體現。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了夏至北宋都城所在地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當然，在長達3000多年的建都過程中，都城所在地的生態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由此造成了都城在不同時段的遷移。不過，這種遷移仍然沒有離開黃河中下游地區。通過研究夏至北宋都城的擇定與遷移對於更好地瞭解都城發展的歷史、認識黃河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作用和影響以及更好地保護和改良黃河生態環境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①據文獻記載，夏朝存在470多年，遷都10餘次，這裡只是部分夏朝都城。考古發掘證實，夏王朝活動的區域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晉南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河南登封嵩山一帶是夏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②黃河發源於青海省，流經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在山東墾利入渤海。一般以內蒙古的托克托縣的河口鎮以上為上游，河口鎮至河南鄭州的桃花峪為中游，桃花峪以下為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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