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2月立春將至， 商務印書館即將迎來自己的121歲生日。 70年前， 張元濟先生于1948年立春日， “訪朱伯廬體兼補其所未備”， 撰寫了584字的《新治家格言》。 先生時已81歲高齡， 《新治家格言》可以說是張元濟先生一生處世立業、親身實踐的概括和總結。
張元濟（1867—1959）
張元濟先生， 字筱齋， 號菊生， 浙江海鹽人， 我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文獻學家。 清光緒壬辰(1892年)進士， 授翰林院庶吉土， 曾任清政府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 戊戌維新時期， 在京創設通藝學堂， 傳授新學。 變法失敗， 被處“革職永不敘用”。
1903年初， 他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 任編譯所長， 以“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作為出版方針， 主持編纂整套中小學教科書。 隨後， 商務版的多種辭典工具書， 漢譯外國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和期刊等紛紛面世。
經過十年努力， 商務印書館從一家手工作坊式的小型印刷廠，
《新治家格言》：為人之道， 修身為本
清代江蘇學者朱伯廬所著的《治家格言》， 從舊時代的道德觀出發，
張元濟重視個人思想修養， 尤能推己及人， 因此在肯定《治家格言》的體例和基本內容的基礎上， 于1948年立春日， “訪朱伯廬體兼補其所未備”， 撰寫了584字的《新治家格言》。
一、修身齊家
“為人之道， 修身為本。 ”
張元濟先生在其《新治家格言》的首句就提出， “為人之道， 修身為本”。 這與孔孟的為人之道一致。
“一日之計在於寅， 諸宜乘早；七有不堪總由懶， 切莫貪閑。 ”
先生主張“一日之計在於寅， 諸宜乘早。 七有不堪總由懶， 切莫貪閑”。 要通過個人的勤奮努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得到社會的承認， 而不是消極地依靠父母所賜， 朋友所助， 不是靠請客送禮， 摧眉折腰乞求而來的施捨， 更不是貪污受賄， 巧取豪奪。 這是張元濟先生對儒家“自立”、“廉潔”、“勤勞”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體膚毋任染汙， 湯沐必具；精神務期活潑， 運動宜勤。 冠服不尚奢華， 而容儀不可不傷；飲食不求豐羹， 而營養不可不良。 衛生具有常識， 可以防病於未病；迷信必當破除， 不作無益害有益。 求知識莫離書報，謀生存好自經營。常川服勞，朝聚暮散，均當確守時光；每逢休假，玩水遊山，隨處可求學問。人貴自立，須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獲。”
先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的“編寫本意”中說到：“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照著去做，這便是仁。為什麼又會有求生害仁的人呢？為的是見了富貴去營求它，處在貧賤去避免它，遇著威武去服從它。看得自己的身體越重，人們本來的良心就不免漸漸地消亡。貪贓枉法，也不妨……有了這等人，傳染開去，不知不覺受他的引誘，這個民族必定要墮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先生在《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中說道：“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在張元濟先生看來，修身之本在於正心、在於仁、在於善。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而善是修來的，絕非天生就有。“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子不孝、兄不親、父不嚴、夫不尊、官不廉、民不敬，整個社會秩序就會大亂。
“修身之要既盡，齊家之事宜詳。兄弟不必同居，而父母在上，自宜竭誠孝養；婚嫁各由自願，而男女雙方，要當共保貞操。”
二、破除陋俗
“逮居親喪，毋徇俗尚：麻衣草屨，何必墨守古風；禮懺誦經，亟宜革除陋習，厚殮非禮，還防盜賊生心；入土為安，休信堪輿謬說，火葬最為解脫；公墓亦可安寧。”
這是張元濟先生對於舊喪葬的“喜新”論，是先生廉政思想在《新治家格言》中的又一體現。認為厚葬並非禮制，且儀式繁雜，耗費巨大。成為死者家屬的一項沉重負擔。只有少數的大戶才操辦得起，而其他人家因無力厚葬，又不敢薄葬死者，生怕有違禮制，受到非議，故只好將棺木停放起來，待日後再葬。
張元濟曾痛斥這種現象“竊維停棺不葬，最為惡習”，“民智蔽寒惑於風水之說，吾邑大盛，欲葬必先蔔地，地師日吉，則其值頗昂。力不逮者輒逡巡而止”，“……凡此皆溺於迷信之說也”。
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確提出：“迷信必當破除，不作無益害有益”。張元濟先生的此種崇尚新風的進步思想，對於那個時代來說，無疑是難能可貴的。為了清除當時氾濫成災的“停棺”現象以及舊喪葬陋習，張元濟先生曾親自主持創辦張氏合族公墓，“號召薄葬”。反對庸俗的禮尚往來，不請宴，不做道場。提出“親友送葬，萬不敢當”，主張“慶吊勿侈多儀；此為改造舊家庭，更求適應新社會”。
三、重視教育
“顧彼童蒙，首在教育；選科目宜順其天性，擇學校尤貴有良師。”
張元濟先生一生重視教育，躬身踐行“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之主張。先生不僅主張英才教育救國救民，更重視國民教育，“顧彼童蒙，首在教育，選科目宜順其天性，擇學校尤貴有良師。”是先生重視小學啟蒙教育、因材施教和師資培養的集中體現。
為此，他與蔣維喬、高夢旦等人共同推出了《最新教科書》，為當時中國的小學、中學教育提供了較為科學、全面的教材，在商務印書館開辦了尚公小學和小學師範講習班，積極參與教育實踐。先生不僅關注知識技能教育更重視道德教育。
《最新修身教科書》有這樣一段描述“採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進民德，改良風俗者依次編入……”，鑒於此，先生規定將修身課程從小學入學到中學畢業每學期、每星期都有的功課。
“毋信無才是德之謠。女子宜習專業，毋蹈數典忘祖之弊，遊學遂變於夷。”
先生在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同時，不忘摒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教育糟粕，提倡愛國守法。“毋信無才是德之謠。女子宜習專業，毋蹈數典忘祖之弊，……，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信仰各有主義，仍當順應輿情。”
四、博愛
“家有雇傭，並宜善視；曾侍先代，當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視如子弟之列，昔為主僕，今同主賓。至若親舊往還，重在禮意，宴會毋及博戲，慶吊勿侈多儀；此為改造舊家庭，更求適應新社會。四民無分階級，先除貴賤之見。兩性無妨交際，宜寬內外之防；謀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務。”
張元濟先生在《新治家格言》中提出，“四民無分階級，先除貴賤之見”。又提出， “家有雇傭，並宜善視；曾侍先代，當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視如子弟之列，昔為主僕，今同主賓”。“四民”，乃從事“農、虞、工、商”之人，喻指社會一切民眾。在張元濟先生看來，不管是種地的農民，還是經營的商人，富也好，貧也罷，都應一視同仁，不分階級，不分貴賤。
“冠服不尚奢華”，“飲食不求豐美”，這便是張元濟先生對於貴賤的態度，認為“人們物質的享用太過，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錢，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
病榻上堅持工作的張元濟
張元濟在《談綁票有感》一文中提到，“國家管著教育，為什麼使他們得不到一些知能；國家管著工商、路礦、農林，為什麼使他們找不到一些職業？螻蟻尚且貪生，狗急自然跳牆，人們饑寒到要死，鋌而走險，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卻也可憐。”
他從心底裡同情綁匪的境遇。在給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若輩……如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於此哉！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未知我兄聞之又作何感慨也。”雖身歷險境而不畏懼，脫險後又替綁匪辯護，這就是張元濟的仁心、胸襟和氣度。
“勿謂小人斯勞力，唯工業始足興邦，勿謂好漢不當兵，唯公勇真能衛國。國家有我一分子，民主無任再落伍。在選舉場中，勿為威脅利誘所動。至會議席上，卻以心平氣和自持。不尚党爭，尊重對方意見，取決公論，服從多數主張。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信仰各有主義，仍當順應輿情。事在人為，莫言天命。四海皆兄弟，願世界進於大同，五福攸好德，即禽獸亦當恩及。庸言庸行，竊思勉焉。”
（《新治家格言》摘自《張元濟全集》（第5卷），解讀原引自海鹽縣紀委）
求知識莫離書報，謀生存好自經營。常川服勞，朝聚暮散，均當確守時光；每逢休假，玩水遊山，隨處可求學問。人貴自立，須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獲。”先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的“編寫本意”中說到：“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照著去做，這便是仁。為什麼又會有求生害仁的人呢？為的是見了富貴去營求它，處在貧賤去避免它，遇著威武去服從它。看得自己的身體越重，人們本來的良心就不免漸漸地消亡。貪贓枉法，也不妨……有了這等人，傳染開去，不知不覺受他的引誘，這個民族必定要墮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先生在《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中說道：“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在張元濟先生看來，修身之本在於正心、在於仁、在於善。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而善是修來的，絕非天生就有。“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子不孝、兄不親、父不嚴、夫不尊、官不廉、民不敬，整個社會秩序就會大亂。
“修身之要既盡，齊家之事宜詳。兄弟不必同居，而父母在上，自宜竭誠孝養；婚嫁各由自願，而男女雙方，要當共保貞操。”
二、破除陋俗
“逮居親喪，毋徇俗尚：麻衣草屨，何必墨守古風；禮懺誦經，亟宜革除陋習，厚殮非禮，還防盜賊生心；入土為安，休信堪輿謬說，火葬最為解脫；公墓亦可安寧。”
這是張元濟先生對於舊喪葬的“喜新”論，是先生廉政思想在《新治家格言》中的又一體現。認為厚葬並非禮制，且儀式繁雜，耗費巨大。成為死者家屬的一項沉重負擔。只有少數的大戶才操辦得起，而其他人家因無力厚葬，又不敢薄葬死者，生怕有違禮制，受到非議，故只好將棺木停放起來，待日後再葬。
張元濟曾痛斥這種現象“竊維停棺不葬，最為惡習”，“民智蔽寒惑於風水之說，吾邑大盛，欲葬必先蔔地，地師日吉，則其值頗昂。力不逮者輒逡巡而止”，“……凡此皆溺於迷信之說也”。
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確提出：“迷信必當破除，不作無益害有益”。張元濟先生的此種崇尚新風的進步思想，對於那個時代來說，無疑是難能可貴的。為了清除當時氾濫成災的“停棺”現象以及舊喪葬陋習，張元濟先生曾親自主持創辦張氏合族公墓，“號召薄葬”。反對庸俗的禮尚往來，不請宴，不做道場。提出“親友送葬，萬不敢當”，主張“慶吊勿侈多儀；此為改造舊家庭，更求適應新社會”。
三、重視教育
“顧彼童蒙，首在教育；選科目宜順其天性，擇學校尤貴有良師。”
張元濟先生一生重視教育，躬身踐行“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之主張。先生不僅主張英才教育救國救民，更重視國民教育，“顧彼童蒙，首在教育，選科目宜順其天性，擇學校尤貴有良師。”是先生重視小學啟蒙教育、因材施教和師資培養的集中體現。
為此，他與蔣維喬、高夢旦等人共同推出了《最新教科書》，為當時中國的小學、中學教育提供了較為科學、全面的教材，在商務印書館開辦了尚公小學和小學師範講習班，積極參與教育實踐。先生不僅關注知識技能教育更重視道德教育。
《最新修身教科書》有這樣一段描述“採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進民德，改良風俗者依次編入……”，鑒於此，先生規定將修身課程從小學入學到中學畢業每學期、每星期都有的功課。
“毋信無才是德之謠。女子宜習專業，毋蹈數典忘祖之弊，遊學遂變於夷。”
先生在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同時，不忘摒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教育糟粕，提倡愛國守法。“毋信無才是德之謠。女子宜習專業，毋蹈數典忘祖之弊，……，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信仰各有主義，仍當順應輿情。”
四、博愛
“家有雇傭，並宜善視；曾侍先代，當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視如子弟之列，昔為主僕，今同主賓。至若親舊往還，重在禮意，宴會毋及博戲，慶吊勿侈多儀；此為改造舊家庭，更求適應新社會。四民無分階級，先除貴賤之見。兩性無妨交際，宜寬內外之防；謀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務。”
張元濟先生在《新治家格言》中提出，“四民無分階級，先除貴賤之見”。又提出， “家有雇傭，並宜善視；曾侍先代，當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視如子弟之列，昔為主僕，今同主賓”。“四民”，乃從事“農、虞、工、商”之人，喻指社會一切民眾。在張元濟先生看來，不管是種地的農民，還是經營的商人，富也好，貧也罷，都應一視同仁，不分階級，不分貴賤。
“冠服不尚奢華”，“飲食不求豐美”，這便是張元濟先生對於貴賤的態度，認為“人們物質的享用太過，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錢，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
病榻上堅持工作的張元濟
張元濟在《談綁票有感》一文中提到，“國家管著教育，為什麼使他們得不到一些知能；國家管著工商、路礦、農林，為什麼使他們找不到一些職業？螻蟻尚且貪生，狗急自然跳牆，人們饑寒到要死，鋌而走險，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卻也可憐。”
他從心底裡同情綁匪的境遇。在給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若輩……如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於此哉！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未知我兄聞之又作何感慨也。”雖身歷險境而不畏懼，脫險後又替綁匪辯護，這就是張元濟的仁心、胸襟和氣度。
“勿謂小人斯勞力，唯工業始足興邦，勿謂好漢不當兵，唯公勇真能衛國。國家有我一分子，民主無任再落伍。在選舉場中，勿為威脅利誘所動。至會議席上，卻以心平氣和自持。不尚党爭，尊重對方意見，取決公論，服從多數主張。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信仰各有主義，仍當順應輿情。事在人為，莫言天命。四海皆兄弟，願世界進於大同，五福攸好德，即禽獸亦當恩及。庸言庸行，竊思勉焉。”
（《新治家格言》摘自《張元濟全集》（第5卷），解讀原引自海鹽縣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