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現代中國社會變革時期嶄露頭腳、獨領風騷的風雲人物；同時也是跌宕起伏， 坎坷多變、頗富傳奇的一面鏡子。 然而， 在他63年的人生旅程中， 卻有一對姐妹花先後與他相伴……
——題記
1897年8月， 在安徽懷寧， 一場門當戶對的盛大婚禮正在舉行， 賓朋歡呼中， 18歲的陳獨秀和時任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大眾三拜九叩成親了。 俗話說， 女大三抱金磚， 作為將門閨秀的高大眾恰好比陳獨秀大三歲， 無論家世和相貌都無可挑剔， 而少年得志的陳獨秀也前程似錦。 這是一段被兩家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 年少夫妻倒也說得上琴瑟和鳴。 十年間， 高大眾為高家添了三男兩女。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們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婚後， 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 在杭州求學的陳獨秀進行反清宣傳活動， 因受通緝， 最後逃亡日本。 回國後， 陳獨秀就成了高大眾眼中的“怪咖”，
陳獨秀的原配高大眾
作為一個接受封建傳統教育的妻子， 高大眾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 所以她對陳獨秀的所作所為極為排斥， 甚至加以阻攔。 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陳獨秀， 偶爾回來面對的也是無休止的嘮叨和數落， 這使得他更對這份包辦的婚姻和舊式的妻子充滿厭惡。 於是， 家庭失和， 口舌之爭在所難免， 日復一日， 家， 再也不是讓人棲息安生的場所， 情， 冷漠之後就成了禁錮自由的監牢。
就在他們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際， 一天， 高家迎來了位意外之客——高大眾同父異母的妹妹。
陳獨秀的二夫人高君曼
高君曼本名小眾， 小姐姐10歲， 從小接受新式教育， 性格活潑， 熱情奔放。 她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 就對姐夫發表的作品尤其鍾愛， 帶著仰慕和崇拜， 她走進了陳獨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陳獨秀原本對這些世俗的親戚關係並不上心， 但高君曼時尚的裝扮、燦爛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談吐還是讓他耳目一新。 於是， 高君曼借著各種機會與陳獨秀單獨接觸， 或促膝談心， 或小徑漫步，
一顆求教上進乃至產生愛慕的粉絲之心， 一顆急於衝破藩籬尋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靈， 在一來一往的碰撞中， 探討變成了約會， 親情轉向了愛情， 情感在一愛一慕中昇華， 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難舍， 等他們警覺這份感情的危險性時， 彼此已泥足深陷， 難以自拔。
陳獨秀之子陳延年與陳喬年
面對接踵而至的風言風語和世俗家族的壓力，思想前衛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樂於打破束縛的陳獨秀也不顧人言，非議反而讓離經叛道的兩個“忤逆者”抱得更緊。各種打壓扼殺無效後，高調“自由戀愛”的他們被逐出家門。
1910年，懷著對愛情的嚮往和理想的追求，他們一同來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時，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打扮入時的高君曼陪伴在側，他們出訪高朋，聽琴作詩，“徜徉在湖山之間，相得甚歡”。
新歡良宵短，舊愛寂寞長。面對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奪，在老家恪守婦道的高大眾飽受錐心之痛但又無計可施，只能忍辱負重，如往常一樣上孝公婆，下撫子女。她沒有大吵大鬧，更不想家醜外揚，只是整天悲鬱哽咽，閉守房門。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陳獨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們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面對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離家鄉。在輾轉逃命的歲月裡，高君曼不離不棄，飽經風霜，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動盪的生活擊垮了她的身體，她患上了肺結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並不後悔，真正讓她心寒齒冷的，則是陳獨秀對家庭關係的偏執。
陳獨秀與李大釗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高大眾所生的兩個兒子前來謀生，作為姨母和繼母，高君曼想把孩子們接到家中食宿，沒料想陳獨秀堅決不允，並罵她“婦人之仁”。見陳獨秀如此不近人情，兩人開始爭吵，後來，竟然動了手。
因為長期生病，從1922年起，在北京忙於事業的陳獨秀開始對高君曼逐漸冷淡，並且外面盛傳他另有紅顏，心高氣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對待，心灰意冷之下於1925年帶著兒女移居南京。自此離別，一南一北，他們再也沒有相見。
1930年9月，高大眾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個春秋。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時光荏苒，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家族依舊對她鄙恨難泯。一年後，孤立無援的她舊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終病殞南京。
在陳獨秀的一生裡，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離開後，他與一名女醫生施芝英漸生情愫，並公開同居。只是隨著陳獨秀政治生涯的完結，施芝英並未像高君曼一樣陪其渡過難關，而是迅速與他脫離關係，另嫁他人。
在陳獨秀晚年萬般落魄之際，陪伴他走向生命終點的則是一位相差30歲的女士潘蘭珍，只是他一直對她隱瞞著自己的真實身份。1942年，陳獨秀在重慶病逝，彌留之際他也許才終於明白夫妻間同甘共苦、永不言棄的意義。只是，面對陳獨秀情感的過往，那一對風姿卓越的高家姐妹花，雖然個性截然不同，但殞滅的悲慘命運又何其相似。
陳獨秀之子陳延年與陳喬年
面對接踵而至的風言風語和世俗家族的壓力，思想前衛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樂於打破束縛的陳獨秀也不顧人言，非議反而讓離經叛道的兩個“忤逆者”抱得更緊。各種打壓扼殺無效後，高調“自由戀愛”的他們被逐出家門。
1910年，懷著對愛情的嚮往和理想的追求，他們一同來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時，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打扮入時的高君曼陪伴在側，他們出訪高朋，聽琴作詩，“徜徉在湖山之間，相得甚歡”。
新歡良宵短，舊愛寂寞長。面對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奪，在老家恪守婦道的高大眾飽受錐心之痛但又無計可施，只能忍辱負重，如往常一樣上孝公婆，下撫子女。她沒有大吵大鬧，更不想家醜外揚，只是整天悲鬱哽咽，閉守房門。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陳獨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們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面對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離家鄉。在輾轉逃命的歲月裡，高君曼不離不棄，飽經風霜，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動盪的生活擊垮了她的身體，她患上了肺結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並不後悔，真正讓她心寒齒冷的，則是陳獨秀對家庭關係的偏執。
陳獨秀與李大釗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高大眾所生的兩個兒子前來謀生，作為姨母和繼母，高君曼想把孩子們接到家中食宿，沒料想陳獨秀堅決不允，並罵她“婦人之仁”。見陳獨秀如此不近人情，兩人開始爭吵，後來，竟然動了手。
因為長期生病，從1922年起，在北京忙於事業的陳獨秀開始對高君曼逐漸冷淡，並且外面盛傳他另有紅顏，心高氣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對待，心灰意冷之下於1925年帶著兒女移居南京。自此離別，一南一北，他們再也沒有相見。
1930年9月，高大眾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個春秋。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時光荏苒，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家族依舊對她鄙恨難泯。一年後，孤立無援的她舊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終病殞南京。
在陳獨秀的一生裡，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離開後，他與一名女醫生施芝英漸生情愫，並公開同居。只是隨著陳獨秀政治生涯的完結，施芝英並未像高君曼一樣陪其渡過難關，而是迅速與他脫離關係，另嫁他人。
在陳獨秀晚年萬般落魄之際，陪伴他走向生命終點的則是一位相差30歲的女士潘蘭珍，只是他一直對她隱瞞著自己的真實身份。1942年，陳獨秀在重慶病逝，彌留之際他也許才終於明白夫妻間同甘共苦、永不言棄的意義。只是，面對陳獨秀情感的過往，那一對風姿卓越的高家姐妹花，雖然個性截然不同，但殞滅的悲慘命運又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