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心中有很多個魯迅的形象：“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血青年；為孔乙己和阿Q作傳，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性批判家；幽默、犀利、罵人毫不留情的文壇論手；“骨頭最硬”“沒有絲毫奴顏和媚骨”的民族魂……然而，
1917年， 36歲的周樹人只是一位蟄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務員。 此時的他不以寫作為業， 尚未用“魯迅”這個筆名， 甚至從未以白話文進行過任何文學創作。 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魯迅”， 此刻尚未降生， 但我們在文章中還是以魯迅稱之。
魯迅結束在日本的7年留學生涯回國是1909年， 在杭州和紹興的學堂做了教員、學監。 不久辛亥革命爆發， 民國成立， 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總長。 經許壽裳推薦， 蔡元培聘魯迅進入教育部工作。 在南京幾個月後， 他隨教育部遷至北京， 此後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餘年。 直到1926年離開北京前， 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員。
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 比魯迅大13歲， 算是長輩， 一生中對他多有提攜。 早在魯迅留學日本期間， 兩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復會的事情有過接觸， 此後又多有交流。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後， 聽說魯迅有求職的打算， 便立即聘用， 任命他為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主管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等事務。 那時民國剛成立， 百廢待興， 蔡元培銳意革新， 魯迅也滿懷熱情。 魯迅後來回憶：“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 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
然而好景不長，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合作而辭職。 新任總長把“美育”剔除， 代之“以孔子之言為旨歸”的道德教育， 魯迅在日記中寫道：“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去美育， 此種豚犬， 可憐， 可憐！”另一方面， 魯迅被視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帶來的革命党， 在袁世凱政府裡處處受排擠， 他能夠施展的空間大大縮小了。
政治環境嚴酷， 教育部其他同僚為避禍， 紛紛公開表現自己沉溺於某一種嗜好， 或嫖妓賭博，
1917年， 魯迅處在人生中最苦悶的一個時期。 他獨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紹興會館的一排僻靜小屋中。 會館院中有一棵相傳縊死過女人的槐樹， 魯迅在夏夜常搖著蒲扇坐在這棵槐樹下， 透過密葉的縫隙凝視那一點一點的青天。 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 回來後， 便一人在這會館中抄古碑。 今日魯迅博物館還保存著魯迅那時抄碑的墨蹟， 全部是用極端正的蠅頭小楷謄抄，
魯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魯迅自己說過：“見過辛亥革命， 見過二次革命， 見過袁世凱稱帝， 張勳復辟， 看來看去， 就看得懷疑起來， 於是失望， 頹唐得很了。 ”
另一面， 魯迅自己的生活也頗不如意。 在留學日本期間， 他曾“棄醫從文”， 想用思想醫治國人的靈魂， 然而辦雜誌、譯小說卻全不順利， 無人理睬， 他發覺自己並非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精神領袖， 於是有近10年時間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婚姻也是痛苦的來源， 母親給他包辦了和朱安的婚事， 可這是一位沒受過教育的舊女子， 魯迅與她無法交流，全無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魯迅將這段無愛的婚姻稱作“慈母誤進的毒藥”。
1917年的魯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這一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最終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魯迅對北大的事本不熱心，但旋即意識到這對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機會，魯迅隨即和蔡元培取得聯繫，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魯迅在日記裡記錄：“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費六十。”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學聘請，即刻北上。
周作人到京後，魯迅讓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親近，經常就文藝問題切磋交流。周作人為北大備文學課、翻譯小說、出版歐洲文學史專著，魯迅都參與其中。不僅孤寂減輕許多，文學也逐漸回到了魯迅的生活中。這一段時間，魯迅和昔日伯樂蔡元培也來往密切，他還應蔡元培之邀，為北京大學設計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編輯部來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彙聚在了北大。魯迅與他們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轉變。最為關鍵的事件是錢玄同以《新青年》編輯名義向魯迅約稿。兩人在日本留學時期就相識，又同是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常去紹興會館找周氏兄弟談天，從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魯迅日記中記載錢玄同來訪達22次之多。二人發生了著名的關於“鐵屋子”的對話，被魯迅記載在《呐喊·自序》中：“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抱著這樣希望與絕望的心情，魯迅終於答應錢玄同“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發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
就這樣，《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為中國文學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紀元，現代小說由此誕生。形式上，魯迅採用日記體，“小序”使用文言，日記主體用白話，語言風格極為獨特，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現代小說和中國傳統小說的雙重借鑒；內容上，反抗“吃人的禮教”，亦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陳獨秀、胡適等人從理論上宣導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的真正實績就最先體現在魯迅的創作上。《狂人日記》發表後，魯迅和北大諸人的關係進一步拉近，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孫伏園為《狂人日記》撰寫了最初幾篇評論，將其推向公眾，陳獨秀則對魯迅的創作“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此後不斷向他約稿，催生了《孔乙己》《藥》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發表《狂人日記》時，周樹人第一次使用了“魯迅”的筆名，這是承以前留日時期的“迅行”，加上母親魯瑞的姓而來的。“魯迅”誕生了。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2月上）
精彩回顧
魯迅與她無法交流，全無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魯迅將這段無愛的婚姻稱作“慈母誤進的毒藥”。1917年的魯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這一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最終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魯迅對北大的事本不熱心，但旋即意識到這對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機會，魯迅隨即和蔡元培取得聯繫，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魯迅在日記裡記錄：“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費六十。”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學聘請，即刻北上。
周作人到京後，魯迅讓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親近，經常就文藝問題切磋交流。周作人為北大備文學課、翻譯小說、出版歐洲文學史專著，魯迅都參與其中。不僅孤寂減輕許多，文學也逐漸回到了魯迅的生活中。這一段時間，魯迅和昔日伯樂蔡元培也來往密切，他還應蔡元培之邀，為北京大學設計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編輯部來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彙聚在了北大。魯迅與他們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轉變。最為關鍵的事件是錢玄同以《新青年》編輯名義向魯迅約稿。兩人在日本留學時期就相識，又同是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常去紹興會館找周氏兄弟談天，從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魯迅日記中記載錢玄同來訪達22次之多。二人發生了著名的關於“鐵屋子”的對話，被魯迅記載在《呐喊·自序》中：“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抱著這樣希望與絕望的心情，魯迅終於答應錢玄同“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發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
就這樣，《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為中國文學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紀元，現代小說由此誕生。形式上，魯迅採用日記體，“小序”使用文言，日記主體用白話，語言風格極為獨特，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現代小說和中國傳統小說的雙重借鑒；內容上，反抗“吃人的禮教”，亦成為整個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陳獨秀、胡適等人從理論上宣導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的真正實績就最先體現在魯迅的創作上。《狂人日記》發表後，魯迅和北大諸人的關係進一步拉近，當時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孫伏園為《狂人日記》撰寫了最初幾篇評論，將其推向公眾，陳獨秀則對魯迅的創作“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此後不斷向他約稿，催生了《孔乙己》《藥》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發表《狂人日記》時，周樹人第一次使用了“魯迅”的筆名，這是承以前留日時期的“迅行”，加上母親魯瑞的姓而來的。“魯迅”誕生了。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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