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見一張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大關便民小票副由”票證。 粗看票面， 文字暗淡難辨， “乾隆”年號也是隱隱約約， 查清代年號中， 達55年以上者， 只有康熙與乾隆， 故對比再三， 確定是“乾隆”年號不誤。 該票抬頭“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暫署鹽法道兼管北新鈔關□□□□□”， 長長的一段官銜， 文字筆劃更不容易辨認， 通過幾次放大鏡觀察和微信群裡發圖辨認， 勉強認出， 但仍然有五個字因印刷墨淡而失滅。 票面上加蓋有四個長方形紅色戳記， 文字滿漢二體， 分別是“大關照驗訖”、“正陽門照驗訖”、“螺螄埠照驗訖”、“江漲務照驗訖”。
根據史料查證， “北新鈔關”是明清時期杭州的一處稅收關卡， 位於杭州大觀（關）橋北150米處， 是明代“運河七關”之一。 清雍正《浙江通志》， 該志的“卷八十六、稅、設關”記載：“《北新鈔關志》：關據杭之北， 去防城十裡而遙當三吳上游， 其地即仁和芳林鄉也。 附關有橋曰：北新， 故以名關。 關有柵， 柵上連木作平臺卷篷， 以蔽風日， 於此稽放船隻。 署在柵之東南， 關前建鼓樓一座， 髙三丈， 以警晨昏。 臨河為牌坊， 坊下置柵， 環防左右。 門外置榜亭， 本關一應榜文張掛於此， 凡應行事宜刋立木榜， 永為遵守。 謹按：北新有關， 自明宣徳四年始，
明代鈔關初設之時， 管理均無定制。 弘治年間， 由戶部派遣官員管轄， 隸屬於戶部貴州司。 明中期，
當時， 北新關每天有兩次開關時間， 早關在上午九點到十一點， 晚關在下午一點到三點。 來往的商賈、船隻出入關口， 均須先投報關單， 單子上寫明籍貫、姓名， 所帶貨物， 來往何地。 船隻種類、大小， 船主及客人的姓名、所載何貨及其數量。 納稅完畢後， 關卡發給商賈一份印票為納稅憑證。 凡商販需納稅銀不足二錢者， 北新關使用一種稱為“便民小票”的小額報關票， 讓小商販直接在大柵報關， 隨報隨納， 此舉方便小商販通過關卡， 簡化辦稅手續， 是一種頗具人性化的稅收制度設計， “大關便民小票副由”就是當時的稅收票證。據文獻統計，明代自弘治六年至崇禎七年的141年間，北新關共有151人擔任主官，清代從順治二年到雍正九年的86年間，共有85人擔任主官。明清兩代，北新關的主官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左右，頻繁任免，一方面體現北新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示關卡腐敗程度。雍正時，鈔關的腐敗現象明顯，尤其是乾隆之後，“私自放行、私自加稅”及“書丁舞弊侵害商民”的情況經常發生。
該票面上有“大關”、“正陽門”、“螺螄埠”、“江漲務”四個關卡戳記，它們都是杭州城區及運河上的稅收關卡。
先說“大關”的來由，清時，北新關下設分卡15處、稽查關卡20處，在全國鈔關中居第五位，俗稱大關。另外，清代山東臨清有二關，一為戶部關，由巡撫衙門管理徵稅，解交戶部。另一為工部關，由管河道衙門管理徵稅，解交工部，二關以戶部關為大關。明清時期北新鈔關隸屬戶部，又稱戶關、戶部分司，依據臨清鈔關之例，北新鈔關亦可稱“大關”。大關橋，是京杭大運河杭州段上的一座橋樑，它位於杭州市區。
東連麗水路，西連和睦路、趙伍路，大關橋之名由來，源自北新鈔關之“大關”稱呼。
“正陽門”的來歷，票面上蓋有“正陽門”戳記，起初認為是北京的正陽門，但經過反復對比查找資料，結合其他三個戳記的考證，得知這個“正陽門”戳記也地屬杭州。杭州鳳山門，又稱正陽門。鳳山門在今中山南路、鳳山路相接處，即南宋臨安城的南門，原稱嘉會門，元末重建，明、清兩代仍之。因為它是杭州南城唯一正南的城門，故俗稱為正陽門，杭州老兒歌有“正陽門外跑馬兒”之句。
再說“螺螄埠”的來歷，“螺螄埠”靠近杭州的清泰門。清泰門位於今環城東路與清泰路交叉東側，始築於南宋紹興年間，稱崇新門，元末改築，稱清泰門。因宋時該城門附近有螺螄橋、螺螄埠，所以杭州人又稱之為螺螄門，杭州人有老兒歌“螺螄門外鹽擔兒”即此。
“江漲務”的資料見於清雍正《浙江通志》，在該志的“卷八十六、稅、設關”條中，記載北新關下轄“七務”，分別是杭州務稅課司、江漲務稅課分司、城北務稅課分司、城南務稅課分司、橫塘臨平務稅課局、西溪務稅課局、安溪奉口務稅課局，其中江漲務稅課分司“在武林門外，去大關東南十裡，通北新河，水陸沖衢，因設此務。”“江漲務”附近的江漲橋，位於杭州市拱墅區，橫跨京杭大運河，東起大兜路，西至湖墅北路及信義坊，相傳遠古江海潮漲至此而得名。橋始建於北宋，南宋時，江漲橋一帶已有集市，如“江漲橋鎮市”、“江漲東市”、“江漲西市”，元末橋毀，明宣德年間(1426―1435)重建，光緒《湖墅小志》中湖墅八景之"江橋暮雨"即以江漲橋為背景，它是運河船運終止杭州的標誌。
最後，讓我們重現當時情景一幕：清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初五日（西元1790年10月12日），一位不知名的商人在做一批棉絲飾品貨物的買賣，正等著通過杭州運河邊的北新關。因是小本買賣，所以他直接在柵欄邊走“簡易納稅程式”，交了九分四厘的稅銀之後，他拿到這張名為“大關便民小票副由”的完稅票證。不過，這張稅票可不敢隨便丟棄，接下來他要過杭州城裡若干個稅關，須憑這張稅票才能驗貨放行，各個關卡在稅票上加蓋大紅印戳記，表示稽查驗放無誤。這位商人一共過了四個關卡，因此稅票上也蓋了“大關”、“正陽門”、“螺螄埠”、“江漲務”四個關卡戳記。
這張稅票雖不起眼，卻含有豐富的歷史資訊， 它正是228年前杭州稅收與運河商貿文化的實證，非常珍貴稀少。
“大關便民小票副由”就是當時的稅收票證。據文獻統計，明代自弘治六年至崇禎七年的141年間，北新關共有151人擔任主官，清代從順治二年到雍正九年的86年間，共有85人擔任主官。明清兩代，北新關的主官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左右，頻繁任免，一方面體現北新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示關卡腐敗程度。雍正時，鈔關的腐敗現象明顯，尤其是乾隆之後，“私自放行、私自加稅”及“書丁舞弊侵害商民”的情況經常發生。該票面上有“大關”、“正陽門”、“螺螄埠”、“江漲務”四個關卡戳記，它們都是杭州城區及運河上的稅收關卡。
先說“大關”的來由，清時，北新關下設分卡15處、稽查關卡20處，在全國鈔關中居第五位，俗稱大關。另外，清代山東臨清有二關，一為戶部關，由巡撫衙門管理徵稅，解交戶部。另一為工部關，由管河道衙門管理徵稅，解交工部，二關以戶部關為大關。明清時期北新鈔關隸屬戶部，又稱戶關、戶部分司，依據臨清鈔關之例，北新鈔關亦可稱“大關”。大關橋，是京杭大運河杭州段上的一座橋樑，它位於杭州市區。
東連麗水路，西連和睦路、趙伍路，大關橋之名由來，源自北新鈔關之“大關”稱呼。
“正陽門”的來歷，票面上蓋有“正陽門”戳記，起初認為是北京的正陽門，但經過反復對比查找資料，結合其他三個戳記的考證，得知這個“正陽門”戳記也地屬杭州。杭州鳳山門，又稱正陽門。鳳山門在今中山南路、鳳山路相接處，即南宋臨安城的南門，原稱嘉會門，元末重建，明、清兩代仍之。因為它是杭州南城唯一正南的城門，故俗稱為正陽門，杭州老兒歌有“正陽門外跑馬兒”之句。
再說“螺螄埠”的來歷，“螺螄埠”靠近杭州的清泰門。清泰門位於今環城東路與清泰路交叉東側，始築於南宋紹興年間，稱崇新門，元末改築，稱清泰門。因宋時該城門附近有螺螄橋、螺螄埠，所以杭州人又稱之為螺螄門，杭州人有老兒歌“螺螄門外鹽擔兒”即此。
“江漲務”的資料見於清雍正《浙江通志》，在該志的“卷八十六、稅、設關”條中，記載北新關下轄“七務”，分別是杭州務稅課司、江漲務稅課分司、城北務稅課分司、城南務稅課分司、橫塘臨平務稅課局、西溪務稅課局、安溪奉口務稅課局，其中江漲務稅課分司“在武林門外，去大關東南十裡，通北新河，水陸沖衢，因設此務。”“江漲務”附近的江漲橋，位於杭州市拱墅區，橫跨京杭大運河，東起大兜路，西至湖墅北路及信義坊，相傳遠古江海潮漲至此而得名。橋始建於北宋，南宋時，江漲橋一帶已有集市，如“江漲橋鎮市”、“江漲東市”、“江漲西市”，元末橋毀，明宣德年間(1426―1435)重建，光緒《湖墅小志》中湖墅八景之"江橋暮雨"即以江漲橋為背景，它是運河船運終止杭州的標誌。
最後，讓我們重現當時情景一幕：清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初五日（西元1790年10月12日），一位不知名的商人在做一批棉絲飾品貨物的買賣，正等著通過杭州運河邊的北新關。因是小本買賣，所以他直接在柵欄邊走“簡易納稅程式”，交了九分四厘的稅銀之後，他拿到這張名為“大關便民小票副由”的完稅票證。不過，這張稅票可不敢隨便丟棄，接下來他要過杭州城裡若干個稅關，須憑這張稅票才能驗貨放行，各個關卡在稅票上加蓋大紅印戳記，表示稽查驗放無誤。這位商人一共過了四個關卡，因此稅票上也蓋了“大關”、“正陽門”、“螺螄埠”、“江漲務”四個關卡戳記。
這張稅票雖不起眼，卻含有豐富的歷史資訊， 它正是228年前杭州稅收與運河商貿文化的實證，非常珍貴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