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應該已經是黃巾起義的末期了。
黃巾起義雖然影響較大，
但持續的時間卻並不長，
僅有9個月左右。
在前兩個月，
黃巾軍軍力強盛，
將東漢政府軍打得焦頭爛額，
但從農曆5月之後，
政府軍轉入進攻，
到農曆8月，
張角教授病死，
皇甫嵩戰勝張梁，
張梁死，
黃巾軍3萬多人被殺，
敗軍逃到河堤，
5萬多人落水而死，
張角教授雖然已經“入土”，
卻不能“為安”，
被政府軍挖墳掘墓，
人頭被送到首都洛陽領賞。
到農曆11月的時候，
皇甫嵩與钜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陽，
成功斬殺張寶，
俘虜十多萬人。
黃巾起義平息。
在歷史上， 朱儁平定南陽黃巾起義的時候， 是在184年農曆6月到11月之間， 所以劉關張三人， 應該也是在這時候效力朱儁。 演義中說， 朱儁圍困陽城， 城內守軍終於堅持不住發生內訌， 張寶被部下殺死。 但在事實上， 當時佔據陽城與政府軍對峙的， 是另外一個黃巾軍首領張曼成，
朱儁正在打宛城的時候， 黃巾軍乞降， 朱儁認為， 這些亂民想鬧事兒就鬧事兒， 想投降就投降， 天下沒有這種便宜事兒， 現在天下大亂， 如果開了這樣的頭， 以後不定有多少人蹦出來胡鬧。 於是拒絕黃巾軍投降。
正在攻宛城時， 有人來助陣了。 演義中說：“為首一將， 生得廣額闊面， 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 姓孫， 名堅， 字文台， 乃孫武子之後。 ”不但介紹了孫堅的戶口本資料，
孫堅在《三國演義》中的戲份並不重， 卻是公認的東漢“最後一個忠臣”， 此人一直擁護中央政府， 黃巾起義時， 立下不小的功勞， 後來還多次平地地方叛亂。 在十八路諸侯伐董卓， 大家都勾心鬥角時， 唯有孫堅一心向前， 與董卓的西涼軍大戰。
在歷史上， 孫堅是被朱儁招募而來， 皇帝封孫堅為佐軍司馬， 帶同鄉裡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 共一千多人， 與朱儁軍組成聯軍。 6月， 孫堅隨朱儁平定了豫州黃巾。 所以， 孫堅加入政府軍， 應該是在黃巾起義的頭幾個月， 並不應在宛城的戰鬥中才剛剛出現。
孫堅在《三國演義》中的最重要的作用， 是生下了兩個牛逼兒子：小霸王孫策孫伯符，
另外一個黃巾軍首領孫仲則要逃走， 被劉備先生一“狙”——又錯了， 一箭射死， 從劉備先生兩次“狙人”的準頭看， 真有一些當狙擊手的潛質。
黃巾起義， 在劉備先生射出最後一箭之後， 被政府軍平定了。
在我們的中學課本中， 一直將這9個月的大亂稱為“黃巾起義”， 但我則更想稱之為“亂”， 我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具有歷史先進性， 可以改變某種社會現實的變革。
在整個中國歷史中， 所有農民起義都是在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後， 民眾在某個事件的刺激下爆發出來的自發行為，也沒有一個符合大多數人願望的鬥爭目標。例如，黃巾之亂，歷史評價其有“明確的鬥爭目標”，卻是以消滅東漢政權為核心，並沒有在群眾利益方面做過多考慮，動亂剛剛開始時，震動全國，幾十萬人參加，到末期漸漸小到無法抵禦政府軍的攻擊，僅在9個月中就被剿滅，與人心背離也有一定關係。
黃巾之亂以宗教開始，歷史載，張角“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但到了起義時，又“殺人以祠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基礎上，任何一種宗教，僅僅利用迷信籠絡教徒，而不承諾利益的分配，想要達到推翻某個政權的目的，可能性極小。尤其是國家機器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時候，則完全不可能。
黃巾之亂在開始之初，張角也曾與當時得寵的大太監封諝勾結，如果沒有利益上的許諾，這種聯盟是不可能達成的。和攪亂社會的根源進行妥協，又要治理社會的動亂，前後的矛盾，更使黃巾之亂少了“起義”味道。
如果我們把黃巾起之亂，與清代的太平天國對比，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社會動盪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宗教作為暴動的組織者、政府利用民間力量（漢代和劉備、孫堅等人，清代是曾國藩等人）鎮壓暴動、戰鬥在後期都演變成城市攻防、都從攻擊政府演變成掠奪財物等等。在近一段時間的歷史思路中，太平天國被很多人稱為“亂”，其“起義”之名受到質疑，而與之相似的黃巾起義，攻打豪強、士家及各種有錢人家，對民間的危害，似乎也不能輕輕抹去。
在中國，真正由農民起義成立政權，並穩固延政權，續多年的朝代，除了更具民族主義氣質，以恢復漢江山為外皮的明朝，再沒有其他例子可舉。
從黃巾起義開始，東漢政府就一直頭疼於此起彼伏的各種農民起義、暴動。到188年，漢靈帝終於無法忍受 “推倒”常常被打擾的痛苦，按照劉焉的建議，下放權力，將刺史（類似于地方巡視員）權力擴大，改為州牧，掌管一州的軍政大權，並允許各地方官員、地主豪強自行組織武裝，自行處理地方動亂。
可以安心推倒的漢靈帝沒有意識到，由於起義的頻繁發生，地方權力的增強，各個地方的州牧、太守手中已經掌握了不少地方軍事力量，地方豪強也組建了私人武裝，各地方官員、豪強的實力大增，漸漸的已經不太尿東漢政府這一壺了。
民眾在某個事件的刺激下爆發出來的自發行為，也沒有一個符合大多數人願望的鬥爭目標。例如，黃巾之亂，歷史評價其有“明確的鬥爭目標”，卻是以消滅東漢政權為核心，並沒有在群眾利益方面做過多考慮，動亂剛剛開始時，震動全國，幾十萬人參加，到末期漸漸小到無法抵禦政府軍的攻擊，僅在9個月中就被剿滅，與人心背離也有一定關係。黃巾之亂以宗教開始，歷史載，張角“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但到了起義時，又“殺人以祠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基礎上，任何一種宗教，僅僅利用迷信籠絡教徒，而不承諾利益的分配，想要達到推翻某個政權的目的，可能性極小。尤其是國家機器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時候，則完全不可能。
黃巾之亂在開始之初，張角也曾與當時得寵的大太監封諝勾結，如果沒有利益上的許諾，這種聯盟是不可能達成的。和攪亂社會的根源進行妥協，又要治理社會的動亂，前後的矛盾，更使黃巾之亂少了“起義”味道。
如果我們把黃巾起之亂，與清代的太平天國對比，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社會動盪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宗教作為暴動的組織者、政府利用民間力量（漢代和劉備、孫堅等人，清代是曾國藩等人）鎮壓暴動、戰鬥在後期都演變成城市攻防、都從攻擊政府演變成掠奪財物等等。在近一段時間的歷史思路中，太平天國被很多人稱為“亂”，其“起義”之名受到質疑，而與之相似的黃巾起義，攻打豪強、士家及各種有錢人家，對民間的危害，似乎也不能輕輕抹去。
在中國，真正由農民起義成立政權，並穩固延政權，續多年的朝代，除了更具民族主義氣質，以恢復漢江山為外皮的明朝，再沒有其他例子可舉。
從黃巾起義開始，東漢政府就一直頭疼於此起彼伏的各種農民起義、暴動。到188年，漢靈帝終於無法忍受 “推倒”常常被打擾的痛苦，按照劉焉的建議，下放權力，將刺史（類似于地方巡視員）權力擴大，改為州牧，掌管一州的軍政大權，並允許各地方官員、地主豪強自行組織武裝，自行處理地方動亂。
可以安心推倒的漢靈帝沒有意識到，由於起義的頻繁發生，地方權力的增強，各個地方的州牧、太守手中已經掌握了不少地方軍事力量，地方豪強也組建了私人武裝，各地方官員、豪強的實力大增，漸漸的已經不太尿東漢政府這一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