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4歲高齡的郭鶴年生於馬來西亞， 登上了今年的全球億萬富豪榜和馬來西亞富豪榜。 他的回憶錄剛剛出版， 其中專門有一章內容記敘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的發展史。 郭鶴年回憶， 集團初建於1968年。 當時， 郭鶴年為購置新加坡果園路(Orchard Road)的一幅地塊參股10%。 後來， 第一座香格里拉酒店就在那裡拔地而起。 郭鶴年是一位元大宗產品交易巨頭， 認為豪華酒店業是很有益的多元化發展方向。 當然， 這個行業也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人性。 下文略有刪節。
94歲高齡的郭鶴年是全球億萬富豪榜和馬來西亞富豪榜的常客。
招聘員工時， 必須關注3個要素：才華、正直、堅韌。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項， 這個人就不該雇。 這個道理在酒店業如此， 在其他行業亦如此。
建酒店時， 不能把成本降到酒店的真正價值之下。 無論是高品質的大理石和木材， 還是技藝精湛的工人， 萬事萬物都有真正的成本。
如果來到世界樞紐之地， 建一座800個房間的酒店， 入住率就會很高。 這樣， 就能一方面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另一方面收取對等的費用。 這和捕魚很像——魚跟著洋流走， 漁夫要尋找洋流。 魚喜歡遊到哪裡， 就把您的酒店建到哪裡。 如果一片海域沒有洋流， 那麼就不該去那裡捕魚， 因為那裡根本沒有魚。
我不喜歡收費過高的酒店。 我認為， 香格里拉的收費尺度正合適：香格里拉是一個名號， 也是一個標準， 我們著眼長遠。 當然， 我們希望每年都能賺錢， 這個願望也確實成真了。 但是， 我們不想向客人收取太高價格。 我希望， 客人離開酒店時能感到快樂而滿足。
我依然要承認， 現在的競爭過分白熱化， 一些酒店無法收取合理的費用， 其中有很多是我的連鎖酒店。 我感到很遺憾。 發展中國家存在裙帶關係問題。 一個人當了總理或者總統， 就可能為人尋方便， 以此牟利。 這些愛裝模作樣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豪華酒店。 他們花錢如流水， 還用黃金水龍頭來裝飾衛生間， 都是胡鬧。 對於同一間房， 他們的成本是我的2到3倍。
商人得到了照顧， 不會關注酒店管理。 他們想賺錢， 卻他們不懂管理， 自己沒有做過任何管理工作。 因此， 他們聘請外國公司管理酒店。 這種公司大多條件苛刻。 因為所有者別無選擇， 所以只能接受。 結果， 有時負責管理的公司年年賺錢， 所有者有時卻在虧損。 等到所有者開始盈利， 管理公司已經賺得盆滿缽滿。 我見過這樣的合同。
香格里拉的獨特之處在於， 酒店的所有者親歷親為。 我們特別注意不要干預職業經理人的工作。 不過， 我們作為所有者， 關注的重點和要求和經理人關注的重點之間有一條微妙的界限。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董事會舉行早會時， 我總會提自己想出的一句話：“我們必須按照以下順序做三好件事——照顧好酒店員工;照顧好客人;照顧好股東。 ” 接著， 我立即向大家解釋， 為什麼不把照顧好客人放到第一位。 我們是酒店的所有者， 有義務把員工照顧好。 要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要讓員工看到， 我們不是利慾薰心、自私自利的老闆。 我們以身作則， 在企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盡可能對員工好一些， 慷慨一些， 把員工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不是像主子對待下人一樣)。 這樣，我們就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員工就會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務。如果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做得合理，就能實現盈利良好。這樣，我們就能夠支付股利，回饋股東。
如果您聽了我的話，認為香格里拉所有項目都一帆風順，那麼我就是在說謊。我總會講4個例子，其中只有一個專案取得了好成績。這個項目在曼谷，是第一個項目。第二個項目在東京，從來沒有啟航。第三個項目在首爾，結局糟得令人發狂。第四個專案在緬甸，還需要時間發展。
泰國
我想在曼谷建一家酒店。我的老友Ang Toon Chew 曾指導我做稻米生意，他向我推薦了一塊地，就在公共汽車中轉站附近。那時是20世紀70年代末，泰國人口已經超過了4,500萬。曼谷已經成為交通樞紐，公共汽車線路四通八達。所以，當年那個中轉站特別大，現在也屬於大型樞紐。於是，我和Toon Chew去實地考察。那片地真大。就在我們要競拍這塊地時，我聯繫了另一位老朋友——著名泰國糖業製造及出口商、已故的Suree Asdathorn。當時，我對Suree 說：“我在考慮這塊地。我特別尊敬您，您願意參股嗎?”
在我遇到的泰國商人中，Suree是最優秀的人之一。他反問道：“什麼?哪塊地?“我又對他說了一遍。Suree說到：“我很熟悉曼谷。”確實，他11歲時就從中國移民到曼谷。Suree警告我說：“Robert，別在那兒建酒店!那兒糟透了——環境吵，還有尾氣污染。要建一家好酒店，為什麼要選在那兒呢?那地方連三星級酒店都開不下去。“
我問道：“那在哪兒開?” 於是，Suree向我推薦了湄南河岸邊的一個地方。那裡成為了曼谷香格里拉酒店的所在地，Suree也對這個項目進行了投資。如果拿不准一個項目，我有時就會這麼做：我找個比自己聰明的人，和他談談，邀請他合資。如果他說：“天呐，這個項目太糟了。” 那麼您就知道項目確實不好。而且，從別人的視角觀察一項交易，就能把它看清楚。
三亞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日本
日本項目幾乎釀成失敗。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正在狂飆突進。馬來西亞制糖公司(Malayan Sugar Manufacturing)在提煉方面的夥伴是Nissin Sugar。後者聯繫了我們，表示希望在東京灣填海造陸的土地上建造一家香格里拉酒店。我的大兒子Beau很喜歡那塊地。後來，我去東京親眼一看究竟。地塊位於台場燈塔附近。我想：“天呐，這裡離市區這麼遠，差不多在市區和東京狄斯奈樂園的中間點。建酒店有什麼用?”於是，我給自己的日本建築師Shibata打了個電話，他把我引上了正途。Shibata 對我說道：“郭先生，您為什麼要現在建酒店呢?東京已經出現了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建築工人對所有承包公司都提高了要求。全世界成本最高的工人就是日本工人。大型建築承包商的成本都降不下去。如果您建酒店，成本會達到天文數字。如果現在建酒店，您永遠賺不到錢。”
我聽著Shibata 出謀劃策。半小時過去了，我下了決心，認定我們必須立刻撤出項目。我給Beau打了電話，詢問我們的交易是不是已經在深入進行。他回答道：“不是。” 我說道：“退出。”一、二個月後，我再次來到東京，遇到了Nissi Sugar年輕的繼承人——Morinaga Tametaka。Morinaga家族在大倉飯店附近一家著名的日式火鍋餐廳設宴招待我們。用餐之後，我乘Tametaka的車去了一家俱樂部。看得出來，我取消酒店計畫，令他顏面盡失，令他很不悅。我便說道：“Tametaka先生，很抱歉。您可能丟了面子。但是，如果我不取消計畫，把我們二人救出來，您可能丟掉整個公司。這麼大的項目失敗了，您可能破產。回憶這段往事，不難理解為什麼20世紀90年代有那麼多日本公司因為“顧及面子”而陷入困境。
國貿大酒店。
韓國
3個酒店項目提案之中，最令人氣惱的是韓國項目。項目時間是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前。當時，Shibata擔任中間人。他曾為吉隆玻、曼谷、九龍、新加坡、北京的香格里拉酒店等多座酒店擔任建築師。
一天，Shibata打來電話，說他在韓國的一個客戶想要和我一起在首爾市中心建一座酒店。這位元客戶是韓裔日本人，名叫Kwak Yu Ji。當時，Shibata對我：“他的地塊很不錯，離市政廳只有二、三百米。地是他的，他花了很多工夫，一點點收購、合併小塊土地，慢慢把這個地塊積累下來。我們能見見您嗎?”Kwak Yu Ji 的日本姓氏是Nakayama。他通過開柏青哥店積累了財富。柏青哥機來自日本，是一種便宜、稍有些慵懶的娛樂方式。
當時我想，既然他是我的日本建築師朋友推薦的，不會是壞人。Nakayama 來到了香港。因為他說日語，我又不會說韓語，所以由Shibata將他的日語譯為英語。我們商定加入這個項目。我之所以接受這筆交易，就是因為可以控股50%。也就是說，對方無法獲得絕對控股權。我覺得：“這樣很好。當然，我想拿到51%的股份。不過，既然對方請我與他合作，又怎麼能要求人家把控股權交出來呢?”
那時是1985年晚些時候，我已經感覺到韓元會快速升值。於是，我告訴財務人員：“請立即向韓國匯款3,500萬美元。” 我們利用韓元當時還不堅挺的機會，把錢匯給在韓國的一家美國銀行，然後兌換成韓元。之後，我們請Shibata為酒店繪製幾幅圖樣。我為這個項目去了韓國大概10次。在第4次或第5次之後，我感到旅途令我疲憊不堪，把談判交給Beau負責也沒有問題。
於是，Beau每3周就去一次韓國。不過，我們的合夥人——Kwak Yu Ji 總是對我們提各種藉口。他回答道：“不對。” 於是，我們為重新設計一間浴室花了5到6個小時。他拿出一摞紙，親手畫幾筆，然後說：“不行，不行。”接著，他把紙揉成一團，又抽出一張。吃午飯時，我們會歇息一會兒。接著，他又會回來重複這些無用之舉。起初，我覺得這個人只是稍有些古怪，可以讓他按自己的方法行事。不過，事情終於發展到他一件藍圖都不批准的地步。一天，我問他：“不是您想讓Shibata 當建築師嗎? “他回答：“當然不是! ”我覺得，周遭的世界一片大亂。是他請Shibata 介紹我們認識，他欠Shibata 的人情。現在，他卻冷靜地問我：“為什麼咱們得任命Shibata 作設計師呢?”
作為建築師，Shibata的能力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我眼前的這位朋友又有什麼秘密法寶呢?或許，他想狠狠對Shibata 施壓，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手段，讓Shibata幾乎免費為他工作。或許，他的人生經歷坎坷。或許，還有些韓國建築師願意免費工作。不過，我們的宗旨是，想要獲得高品質的服務，就要為之付帳。Shibata已經為我設計了很多酒店。我終究認識到，這樣下去不行。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年多。我本來想要項目快速上馬，讓我們的頭200 至300個房間能趕在1988年奧運會時完工(酒店房間的最終數量應該達到700間)。
一天，我說道：“我覺得這幅圖很好。但是，項目一直拖延下去。(我請Shibata 在之後首爾進行的談判中用委婉的方式翻譯。談判並不順利。)我對他說：“Shibata先生，您聽說現在的情況了嗎?這樣下去不行。請告訴Nakayama，在我反復嘗試與他談話，但是沒有任何進展之後，我現在已經決定撤出這個項目。我已經下了決心。我要告訴他，通知他——這個項目，我退出。”Shibata 將我的話翻譯為日語時，Nakayama的臉色變了。他嘟囔著：“您不能這麼做。”我回答道：“我當然能。項目拖得太長了。” Nakayama不斷反駁，聲稱絕不會允許我退出。我便回答道：“好吧。Shibata 先生，您知道協議已經簽了，地是所有者公司的。他有50%的股權，我也有50%。過去，我任憑他行事，好像公司全都是他的一樣。從現在起，我的發言權和他的一樣大。我願意再留下幾年，留下多少年都可以。不過，他無論想要建什麼，我都不批准。咱們就都這麼玩。這一套把戲他對我玩了兩年半。我對他的胡鬧太包容了。現在，我要報仇。請翻譯吧。”他慌了神。於是，我說道：“您知道，我已經確認了返程機票，不到10分鐘就得拿起包去機場。我不想再說什麼了。您對他說，我現在要走了。”這樣，我站起身，說到：“再見，Shibata先生。” 我握了握手，回自己的房間拿上包，去了首爾機場，乘飛機回了家。幾天後，Shibata 從東京給我打了電話，說Nakayama給他致電說：‘我接受您退出的決定，但是您通過提前匯款，已經靠外匯掙得了利潤。我要一半。’”我回答道：“給他吧。”
換作是別的商人，可能就會起訴此人。我倒覺得，人生之中，能抽身，就抽身。人生沒有理性可言，不能以為人人都會講道理。人生之中，必須假設人人都會不講理。我總歸從外匯操作中獲得了一半的利潤。我把錢取走，退出了全部專案。我都不想談房地產升值的事。我參與首爾專案的經歷到此為止。這段經歷很令人遺憾。現在，項目原址上矗立著一座大型辦公樓。
緬甸
1993年，我的次子Ean 和新加坡郭氏集團(Kuok Singapore)的其他同仁陪同一個新加坡政府代表團訪問緬甸。當時，緬甸第一次開放。Ean 回國後與我談了話。他敦促家族對緬甸投資，幫助該國發展。多年前，我因為做稻米生意對緬甸有了瞭解。不過，我上一次去緬甸是在1960年左右。當然，緬甸多年處於軍政府管理之下，經濟在同期多數時間處於停滯。我們派了更多人訪問仰光。到第二年，我們已經與當地緬甸商人建立了良好關係，對方幫助我們在仰光市區投資了數塊土地。
2011年4月，變革之日來臨。吳登盛就任緬甸總統，開始逐漸推行政治和經濟開放。我們位於仰光的Traders酒店於2014年進行了品牌調整，並更名為蘇萊香格里拉酒店(Sule Shangri-La)。現在，隨著投資和旅遊業的興旺，對酒店房間的需求很強勁。2013年，我們始建於1997年的兩個公寓街區完工，現在正以240套服務式公寓的形式運營。我們已經開始在蘇萊香格里拉酒店附近建設一座23 層的辦公樓。未來3到4年內，我們將在服務式公寓附近再開設一家香格里拉酒店。
另外，我們還把視野拓展到仰光之外，在全國尋找機遇。通過豐益國際(Wilmar International)，我們正在積極探索農業領域的投資機遇。
摘自《郭鶴年回憶錄》(Robert Kuok, a Memoir)(Landmark Books，2017 年)
譯 蔣鼎 Joe
這樣，我們就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員工就會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務。如果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做得合理，就能實現盈利良好。這樣，我們就能夠支付股利，回饋股東。如果您聽了我的話，認為香格里拉所有項目都一帆風順，那麼我就是在說謊。我總會講4個例子，其中只有一個專案取得了好成績。這個項目在曼谷，是第一個項目。第二個項目在東京，從來沒有啟航。第三個項目在首爾，結局糟得令人發狂。第四個專案在緬甸，還需要時間發展。
泰國
我想在曼谷建一家酒店。我的老友Ang Toon Chew 曾指導我做稻米生意，他向我推薦了一塊地，就在公共汽車中轉站附近。那時是20世紀70年代末，泰國人口已經超過了4,500萬。曼谷已經成為交通樞紐，公共汽車線路四通八達。所以，當年那個中轉站特別大，現在也屬於大型樞紐。於是，我和Toon Chew去實地考察。那片地真大。就在我們要競拍這塊地時，我聯繫了另一位老朋友——著名泰國糖業製造及出口商、已故的Suree Asdathorn。當時，我對Suree 說：“我在考慮這塊地。我特別尊敬您，您願意參股嗎?”
在我遇到的泰國商人中，Suree是最優秀的人之一。他反問道：“什麼?哪塊地?“我又對他說了一遍。Suree說到：“我很熟悉曼谷。”確實，他11歲時就從中國移民到曼谷。Suree警告我說：“Robert，別在那兒建酒店!那兒糟透了——環境吵，還有尾氣污染。要建一家好酒店，為什麼要選在那兒呢?那地方連三星級酒店都開不下去。“
我問道：“那在哪兒開?” 於是，Suree向我推薦了湄南河岸邊的一個地方。那裡成為了曼谷香格里拉酒店的所在地，Suree也對這個項目進行了投資。如果拿不准一個項目，我有時就會這麼做：我找個比自己聰明的人，和他談談，邀請他合資。如果他說：“天呐，這個項目太糟了。” 那麼您就知道項目確實不好。而且，從別人的視角觀察一項交易，就能把它看清楚。
三亞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日本
日本項目幾乎釀成失敗。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正在狂飆突進。馬來西亞制糖公司(Malayan Sugar Manufacturing)在提煉方面的夥伴是Nissin Sugar。後者聯繫了我們，表示希望在東京灣填海造陸的土地上建造一家香格里拉酒店。我的大兒子Beau很喜歡那塊地。後來，我去東京親眼一看究竟。地塊位於台場燈塔附近。我想：“天呐，這裡離市區這麼遠，差不多在市區和東京狄斯奈樂園的中間點。建酒店有什麼用?”於是，我給自己的日本建築師Shibata打了個電話，他把我引上了正途。Shibata 對我說道：“郭先生，您為什麼要現在建酒店呢?東京已經出現了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建築工人對所有承包公司都提高了要求。全世界成本最高的工人就是日本工人。大型建築承包商的成本都降不下去。如果您建酒店，成本會達到天文數字。如果現在建酒店，您永遠賺不到錢。”
我聽著Shibata 出謀劃策。半小時過去了，我下了決心，認定我們必須立刻撤出項目。我給Beau打了電話，詢問我們的交易是不是已經在深入進行。他回答道：“不是。” 我說道：“退出。”一、二個月後，我再次來到東京，遇到了Nissi Sugar年輕的繼承人——Morinaga Tametaka。Morinaga家族在大倉飯店附近一家著名的日式火鍋餐廳設宴招待我們。用餐之後，我乘Tametaka的車去了一家俱樂部。看得出來，我取消酒店計畫，令他顏面盡失，令他很不悅。我便說道：“Tametaka先生，很抱歉。您可能丟了面子。但是，如果我不取消計畫，把我們二人救出來，您可能丟掉整個公司。這麼大的項目失敗了，您可能破產。回憶這段往事，不難理解為什麼20世紀90年代有那麼多日本公司因為“顧及面子”而陷入困境。
國貿大酒店。
韓國
3個酒店項目提案之中，最令人氣惱的是韓國項目。項目時間是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前。當時，Shibata擔任中間人。他曾為吉隆玻、曼谷、九龍、新加坡、北京的香格里拉酒店等多座酒店擔任建築師。
一天，Shibata打來電話，說他在韓國的一個客戶想要和我一起在首爾市中心建一座酒店。這位元客戶是韓裔日本人，名叫Kwak Yu Ji。當時，Shibata對我：“他的地塊很不錯，離市政廳只有二、三百米。地是他的，他花了很多工夫，一點點收購、合併小塊土地，慢慢把這個地塊積累下來。我們能見見您嗎?”Kwak Yu Ji 的日本姓氏是Nakayama。他通過開柏青哥店積累了財富。柏青哥機來自日本，是一種便宜、稍有些慵懶的娛樂方式。
當時我想，既然他是我的日本建築師朋友推薦的，不會是壞人。Nakayama 來到了香港。因為他說日語，我又不會說韓語，所以由Shibata將他的日語譯為英語。我們商定加入這個項目。我之所以接受這筆交易，就是因為可以控股50%。也就是說，對方無法獲得絕對控股權。我覺得：“這樣很好。當然，我想拿到51%的股份。不過，既然對方請我與他合作，又怎麼能要求人家把控股權交出來呢?”
那時是1985年晚些時候，我已經感覺到韓元會快速升值。於是，我告訴財務人員：“請立即向韓國匯款3,500萬美元。” 我們利用韓元當時還不堅挺的機會，把錢匯給在韓國的一家美國銀行，然後兌換成韓元。之後，我們請Shibata為酒店繪製幾幅圖樣。我為這個項目去了韓國大概10次。在第4次或第5次之後，我感到旅途令我疲憊不堪，把談判交給Beau負責也沒有問題。
於是，Beau每3周就去一次韓國。不過，我們的合夥人——Kwak Yu Ji 總是對我們提各種藉口。他回答道：“不對。” 於是，我們為重新設計一間浴室花了5到6個小時。他拿出一摞紙，親手畫幾筆，然後說：“不行，不行。”接著，他把紙揉成一團，又抽出一張。吃午飯時，我們會歇息一會兒。接著，他又會回來重複這些無用之舉。起初，我覺得這個人只是稍有些古怪，可以讓他按自己的方法行事。不過，事情終於發展到他一件藍圖都不批准的地步。一天，我問他：“不是您想讓Shibata 當建築師嗎? “他回答：“當然不是! ”我覺得，周遭的世界一片大亂。是他請Shibata 介紹我們認識，他欠Shibata 的人情。現在，他卻冷靜地問我：“為什麼咱們得任命Shibata 作設計師呢?”
作為建築師，Shibata的能力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我眼前的這位朋友又有什麼秘密法寶呢?或許，他想狠狠對Shibata 施壓，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手段，讓Shibata幾乎免費為他工作。或許，他的人生經歷坎坷。或許，還有些韓國建築師願意免費工作。不過，我們的宗旨是，想要獲得高品質的服務，就要為之付帳。Shibata已經為我設計了很多酒店。我終究認識到，這樣下去不行。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年多。我本來想要項目快速上馬，讓我們的頭200 至300個房間能趕在1988年奧運會時完工(酒店房間的最終數量應該達到700間)。
一天，我說道：“我覺得這幅圖很好。但是，項目一直拖延下去。(我請Shibata 在之後首爾進行的談判中用委婉的方式翻譯。談判並不順利。)我對他說：“Shibata先生，您聽說現在的情況了嗎?這樣下去不行。請告訴Nakayama，在我反復嘗試與他談話，但是沒有任何進展之後，我現在已經決定撤出這個項目。我已經下了決心。我要告訴他，通知他——這個項目，我退出。”Shibata 將我的話翻譯為日語時，Nakayama的臉色變了。他嘟囔著：“您不能這麼做。”我回答道：“我當然能。項目拖得太長了。” Nakayama不斷反駁，聲稱絕不會允許我退出。我便回答道：“好吧。Shibata 先生，您知道協議已經簽了，地是所有者公司的。他有50%的股權，我也有50%。過去，我任憑他行事，好像公司全都是他的一樣。從現在起，我的發言權和他的一樣大。我願意再留下幾年，留下多少年都可以。不過，他無論想要建什麼，我都不批准。咱們就都這麼玩。這一套把戲他對我玩了兩年半。我對他的胡鬧太包容了。現在，我要報仇。請翻譯吧。”他慌了神。於是，我說道：“您知道，我已經確認了返程機票，不到10分鐘就得拿起包去機場。我不想再說什麼了。您對他說，我現在要走了。”這樣，我站起身，說到：“再見，Shibata先生。” 我握了握手，回自己的房間拿上包，去了首爾機場，乘飛機回了家。幾天後，Shibata 從東京給我打了電話，說Nakayama給他致電說：‘我接受您退出的決定，但是您通過提前匯款，已經靠外匯掙得了利潤。我要一半。’”我回答道：“給他吧。”
換作是別的商人，可能就會起訴此人。我倒覺得，人生之中，能抽身，就抽身。人生沒有理性可言，不能以為人人都會講道理。人生之中，必須假設人人都會不講理。我總歸從外匯操作中獲得了一半的利潤。我把錢取走，退出了全部專案。我都不想談房地產升值的事。我參與首爾專案的經歷到此為止。這段經歷很令人遺憾。現在，項目原址上矗立著一座大型辦公樓。
緬甸
1993年，我的次子Ean 和新加坡郭氏集團(Kuok Singapore)的其他同仁陪同一個新加坡政府代表團訪問緬甸。當時，緬甸第一次開放。Ean 回國後與我談了話。他敦促家族對緬甸投資，幫助該國發展。多年前，我因為做稻米生意對緬甸有了瞭解。不過，我上一次去緬甸是在1960年左右。當然，緬甸多年處於軍政府管理之下，經濟在同期多數時間處於停滯。我們派了更多人訪問仰光。到第二年，我們已經與當地緬甸商人建立了良好關係，對方幫助我們在仰光市區投資了數塊土地。
2011年4月，變革之日來臨。吳登盛就任緬甸總統，開始逐漸推行政治和經濟開放。我們位於仰光的Traders酒店於2014年進行了品牌調整，並更名為蘇萊香格里拉酒店(Sule Shangri-La)。現在，隨著投資和旅遊業的興旺，對酒店房間的需求很強勁。2013年，我們始建於1997年的兩個公寓街區完工，現在正以240套服務式公寓的形式運營。我們已經開始在蘇萊香格里拉酒店附近建設一座23 層的辦公樓。未來3到4年內，我們將在服務式公寓附近再開設一家香格里拉酒店。
另外，我們還把視野拓展到仰光之外，在全國尋找機遇。通過豐益國際(Wilmar International)，我們正在積極探索農業領域的投資機遇。
摘自《郭鶴年回憶錄》(Robert Kuok, a Memoir)(Landmark Books，2017 年)
譯 蔣鼎 J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