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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如何提升操作領導力

繼上海、浙江兩地高考改革試點落地後, 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省市也開啟了新一輪高考招生考試制度改革。 與新高考的選考模式相呼應, 選課走班也成為各地推行改革的必選模式。

天津市普通高中在2017年秋季學期開始新高考改革試點。 高中學校如何面對諸如“選課走班”之類的改革所帶來的資源配置壓力?本文綜述了天津市四所中學在新高考改革過程中所進行的創新與面臨的新問題, 以期與全國教育同行進行針對性交流。

創新

突圍資源約束之“網”

新高考改革的若干舉措, 特別是選課走班導致的教育資源重新配置,

是初次進行新高考改革的學校必須面對的挑戰。 在國家和省級新高考改革的相關政策框架下, 學校的改革目標已經很清晰, 因此本次改革考驗的主要是校長的操作領導力。

操作領導力是指落實方案和計畫的能力。 國家和省市級的改革方案已經確定, 校長需要在自身學校的情境中動員各種力量, 在本校落實國家改革方案。 這種操作領導力, 是校長的辦學理念、教育情懷、課程領導力和規劃執行力, 在長期的改革實踐中生長出來的。 對於那些擔任校長職務時間不長的校長, 或那些雖有較長校長從業經驗, 但卻並未進行過較難校本改革的校長而言, 在本次新高考改革和高中新課標頒佈帶動的改革中,

會面臨更多的困難。 因此在向優秀同行學習的過程中, 最好不要進行模仿性學習, 而要進行原理性學習。 換言之, 就是要研究榜樣學校操作行為背後所依據的原理。

本輪改革中, 表層的較大約束條件是, 當變傳統的文理分科為選課走班, 資源配置的壓力就凸顯出來, 如某些學科教師數量不足、生涯規劃教師缺乏、教室不足, 等等。 深層次的約束條件是, 選課走班帶來了教師考評和學生自主發展能力培養等難題。 這些表層的和深層的約束條件累加起來, 構成了一個突圍起來頗有難度的“網”。

天津市第二南開學校校長孫茁談到突圍路徑時, 認為要在資源排序上下功夫。 資源排序中, 排在第一位的應該是人力資源,

其次才是物力資源和財力資源。 在天津開始新高考改革之前, 孫茁就針對改革可能帶來的難題著手教師培訓。 如, 針對全體教師(包括初中教師)進行培訓, 幫助所有教師瞭解本輪改革的精神和價值追求;組建研究選課走班方式的團隊、生涯規劃指導教師團隊、選修課的授課團隊等。 這些聚焦操作的團隊, 學習改革政策, 通過網路及實地考察, 向上海和浙江的優秀同行學習, 進而制定本校相關操作方案, 並進行多次嘗試與修改。 如, 年初時, 第二南開學校生涯規劃指導團隊的教師創造性地研發出高一學生選課一對一指導方案。 教師們在校史館和圖書館佈置若干諮詢點, 由經驗豐富、能勝任生涯指導的6門選考科目教師擔任諮詢教師。
學校提前在網上公佈了18個時間段, 學生和家長預約好自己的十分鐘一對一諮詢時間。 由於做到了一對一指導, 因此, 真正進行選課時, 學生和家長就比較篤定, 比較滿意。

辨認

找到校本改革關鍵任務

學校在規劃和推進改革時不得不面對路徑依賴的問題。 沒有哪位元校長能夠根據國家或省級的改革方案設計一個特別理想的校本方案, 然後推倒正在實施的方案。 本輪改革涉及到的利益攸關的改革點很多, 因此, 校長在設計校本改革方案之初, 應該認真梳理本校在若干方面的傳統。 事實上, 一些顯見的難題往往不是真正問題之所在。 要找到真正的問題, 學校既需要有基於大資料的分析,

也要有基於小資料的挖掘, 從而獲得對改革問題的洞見。 一旦真正的問題找到了, 學校的關鍵性改革任務也就能確立了。

天津市第十四中學是一所區屬市重點高中, 生源是中考成績中等的學生。 校長高虎在2017級新生入學不久, 就做了一次模擬選課, 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他發現, 很多學生的選課計畫與他們的中考成績和高中入學不久制訂的人生計畫相關性很低。 於是, 高虎組織了焦點研究, 選取部分新生和他們的家長分別進行訪談, 並與學生各科教師進行座談。 高虎稱, 真正幫助他做決策的是“小資料”。

“小資料”就是樣本量很小的研究結果, 不是通過數位表現出特徵, 而是通過細節性觀察或訪談而獲得真實的、內在的個人化資訊。 高虎發現,初中的教育價值觀和教學方式深刻影響著高一學生的認知。高一新生會把初中的學習經驗簡單代入到高中的情境中,也將初中的學習習慣順勢帶到高中,自主學習習慣和學習興趣的發掘,均難以達到滿意程度。

針對這個難題,高虎與學校領導團隊做出了加強高一校本課程體系中學科拓展課程板塊的開發的決策,著力開發體驗類學科拓展課程,讓學生在體驗中感受學科特點。這一改變,有助於高一學生在高一下學期正式選課時做出更加合適的選擇。

磨合

安全進行選課走班改革

高考改革是高度利益相關的改革,校長在進行校本操作時,必須十分慎重。在關鍵問題上,校長不僅要反復磨合,而且還要充分預估所設計方案可能的失敗,對於選課走班的操作方案來說,尤其如此。高中校長在這一過程中往往需要反復論證操作方案、從不同利益相關者之處獲取資訊、將各項資訊放在一起互相驗證。例如:學生到底該如何選課?學生的意願、家長的意願、教師對學生的個性化觀察、選課後帶來的師資不平衡等,都既是學校操作方案的目的,也是制約因素,都必須反復進行驗證。

天津市第七中學校長王保慶認為,選課正在倒逼學校對學生自主發展能力培養進行頂層設計。此前,學校雖然也重視對學生進行生涯教育,但由於過去並未在高一階段就與學生的選擇緊密相關,因此,學校對其重視程度也相對弱些。選課走班實施起來的種種困難,讓高中校長倍感壓力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調研中的4所高中學校均制定並實行了部分教師生涯規劃資格培訓、生涯規劃課程建構、學生幾輪選課意願調查、教師對學生學習興趣和能力的個性化觀察等方案。例如,寒假前,天津市第七中學為高一學生邀請到來自若干高校不同專業的校友,為學生們作報告、作諮詢,讓高一學生近距離瞭解大學的不同專業、大學專業與高中學習的關係,等等。為了讓學生認真對待自己的每一次選擇機會,學校在幾次摸底選課調研時,均要求學生慎重選擇,在選課單上簽字。一個多學期以來的實踐,使教師們認識到,過去僅僅要求學生為自己負責是遠遠不夠的,學校還需提供足夠豐富的選擇指導和機會,讓學生在選擇時看到自己為選擇所做準備的充分性。

服務

各部門助力資源配置

天津市河北區教師進修學校校長姜志惠曾帶領教研員在區內高中做過一個有關新高考的調研。河北區共有11所高中學校,其中包括一所市直屬重點高中、四所區屬市重點高中、一所美術中學、兩所民辦高中、一所招收西藏生的民族學校和兩所區級重點高中。這11所高中情況非常複雜,既有用天津新高考模式改革但在招生時使用西藏錄取辦法的天津市紅光中學,也有只有雙軌教學的美術中學。在各校實際情況複雜多樣的背景下,她認為,市區兩級教育行政部門應該為學校的校本改革提供更多具有服務性的資源配置。也就是說,改革應該是一個各級部門都參與、都檢視、互相支持的共同成長過程。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中國教育報》2018年04月18日第5版

高虎發現,初中的教育價值觀和教學方式深刻影響著高一學生的認知。高一新生會把初中的學習經驗簡單代入到高中的情境中,也將初中的學習習慣順勢帶到高中,自主學習習慣和學習興趣的發掘,均難以達到滿意程度。

針對這個難題,高虎與學校領導團隊做出了加強高一校本課程體系中學科拓展課程板塊的開發的決策,著力開發體驗類學科拓展課程,讓學生在體驗中感受學科特點。這一改變,有助於高一學生在高一下學期正式選課時做出更加合適的選擇。

磨合

安全進行選課走班改革

高考改革是高度利益相關的改革,校長在進行校本操作時,必須十分慎重。在關鍵問題上,校長不僅要反復磨合,而且還要充分預估所設計方案可能的失敗,對於選課走班的操作方案來說,尤其如此。高中校長在這一過程中往往需要反復論證操作方案、從不同利益相關者之處獲取資訊、將各項資訊放在一起互相驗證。例如:學生到底該如何選課?學生的意願、家長的意願、教師對學生的個性化觀察、選課後帶來的師資不平衡等,都既是學校操作方案的目的,也是制約因素,都必須反復進行驗證。

天津市第七中學校長王保慶認為,選課正在倒逼學校對學生自主發展能力培養進行頂層設計。此前,學校雖然也重視對學生進行生涯教育,但由於過去並未在高一階段就與學生的選擇緊密相關,因此,學校對其重視程度也相對弱些。選課走班實施起來的種種困難,讓高中校長倍感壓力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調研中的4所高中學校均制定並實行了部分教師生涯規劃資格培訓、生涯規劃課程建構、學生幾輪選課意願調查、教師對學生學習興趣和能力的個性化觀察等方案。例如,寒假前,天津市第七中學為高一學生邀請到來自若干高校不同專業的校友,為學生們作報告、作諮詢,讓高一學生近距離瞭解大學的不同專業、大學專業與高中學習的關係,等等。為了讓學生認真對待自己的每一次選擇機會,學校在幾次摸底選課調研時,均要求學生慎重選擇,在選課單上簽字。一個多學期以來的實踐,使教師們認識到,過去僅僅要求學生為自己負責是遠遠不夠的,學校還需提供足夠豐富的選擇指導和機會,讓學生在選擇時看到自己為選擇所做準備的充分性。

服務

各部門助力資源配置

天津市河北區教師進修學校校長姜志惠曾帶領教研員在區內高中做過一個有關新高考的調研。河北區共有11所高中學校,其中包括一所市直屬重點高中、四所區屬市重點高中、一所美術中學、兩所民辦高中、一所招收西藏生的民族學校和兩所區級重點高中。這11所高中情況非常複雜,既有用天津新高考模式改革但在招生時使用西藏錄取辦法的天津市紅光中學,也有只有雙軌教學的美術中學。在各校實際情況複雜多樣的背景下,她認為,市區兩級教育行政部門應該為學校的校本改革提供更多具有服務性的資源配置。也就是說,改革應該是一個各級部門都參與、都檢視、互相支持的共同成長過程。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中國教育報》2018年04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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