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雲南、西藏兩地間交易茶葉、馬匹等商品的交通線， 近代以來稱為“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的出現， 與相關道路的形成演變、清代普洱茶的興起及運銷西藏有關。
人們所說雲南與西藏間的“茶馬古道”， 是近代以來對兩地間交易茶葉、馬匹交通線的雅稱。 既稱“茶馬古道”， 歷史上必與茶馬互市有密切的關聯。 茶馬古道應具備以下特徵：商隊交易的商品當以茶葉、馬匹為主；官府參加道路有關的貿易管理， 並提供沿途茶馬互市的地點；若無特殊情形， 茶馬互市遞年持續進行， 並對道路兩端以及道路沿線的居民和城鎮， 均產生較大的影響。 以這些特徵為線索， 以下對滇藏間茶馬古道與普洱茶的關係，
一、清代普洱茶興起， 為茶馬古道形成創造了條件
在清代茶葉、馬匹成為該道運銷的重要商品之前， 雲南與西藏間已存在古老的通道。 清代普洱茶興起並大量運銷西藏， 西藏的馬匹等商品進入雲南， 這條道路乃被稱為“茶馬古道”。 進一步來說， 清代茶葉、馬匹成為雲南與藏區貿易之大宗， 普洱茶的興起為其關鍵。
雲南東南部氣候炎熱， 雨量充沛， 植物種類繁多， 生長迅速堪稱繁盛。 其中有相連成片的茶樹林。 這些茶樹多為野生植株， 也有一些屬人工種植。 當地居民長年採摘茶葉， 主要是供佐食， 或以為藥物。 唐代雲南始有採茶供飲的記載。 據《蠻書·雲南管內物產》：“茶出銀生城界諸山，
今滇東南所產大葉種茶， 明代尚不出名。 《萬曆野獲編》列舉全國知名的產茶之地， 未提到雲南。 [02]明人許次紓撰《茶疏》， 稱雲南所產五華茶， 與湖南的寶慶茶齊名。 [03]《萬曆野獲編》說大理的感通寺產茶。 謝肇淛《滇略》亦稱雲南知名之茶， 有昆明太華茶與大理感通寺茶， “（價）值不廉。 ”謝肇淛于萬曆年間任雲南省右參政， 天啟元年（1621）改任廣西按察使離滇。 可見天啟元年以前， 滇東南所產之茶尚不流行。
清代普洱茶興起並趨繁榮， 與西藏茶葉消費市場的開拓， 普洱茶產地社會環境的優化， 以及清廷積極支援與加強管理有關。
唐宋時北部遊牧民族流行喝茶， 籍以解膩幫助消化， 明代更盛。 《明史》稱：“番人嗜乳酪， 不得茶， 則困以病。 故唐、宋以來， 行以茶易馬法， 用制羌、戎， 而明制尤密。 ”[06]長期以來， 西藏所需茶葉主要靠四川供應。 明末因遭受戰亂破壞， 四川運銷西藏之茶大幅度減少。 清初吳三桂出任雲南總管。 他看准這一商機， 主要還是圖謀聯絡達賴喇嘛為以後謀反做準備，
康熙二十年（1681）， 吳三桂叛亂失敗。 康熙帝下令追查吳三桂暗通達賴喇嘛之事， 北勝州、中甸等地的茶馬互市停辦。 [10]在查清達賴喇嘛與吳三桂反叛無涉後， 北勝州、中甸等地的互市得以恢復。 舉辦茶馬互市的地點， 又增加鶴慶、麗江、金沙江（在今麗江以東）等處。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康熙帝詔准西寧的蒙古商人， 可趕馬至鶴慶等地交易茶葉。 [11]雍正二年（1724）雲貴總督高其倬奏報安撫中甸等事， 其中有“舊行滇茶， 視打箭爐例， 設引收課”等語， [12]可見中甸等地的茶葉貿易照常進行。雲南與藏區的茶馬貿易，推動了滇東南大葉種茶的種植與生產，雲南逐漸成為知名的茶葉產地，與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等產地同列。[13]
清朝積極開發雲南邊疆，為普洱茶的崛起與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完成對吳三桂所遺殘破局面的整頓後，清朝將雲南治理的重點，從靠內區域移至邊疆與僻地。雍正以後全國人口劇增，道光時達到前所未有的四億。為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內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區遷移。為禁止遷徙朝廷屢頒通告，但效果不大。雲南官府則以提供資金、耕牛相號召，吸引流民入滇墾種。[14]
雍正六年（1728），朝廷對車裡（今雲南西雙版納）等地的改土歸流大規模展開。平定其地後，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的原則，結束瀾滄江內外地區土司的封閉統治，解決了“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為邊害”的隱患，也為內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產地創造了條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還與飲茶習尚的改變有關。明代飲茶流行水開即飲、添水複飲。茶葉是否耐泡、滋味淳厚與否便被看重。雲南東南部的茶樹屬於多年生的大葉種茶，生長迅速、採摘期長，可多年栽培無須施肥除蟲，茶葉味釅耐泡，這些特點適應了沸水沖飲的要求。大葉種茶還有一個特點，即有助消化、驅風寒的功效。清代仕宦雲南的吳大勳，稱滇東南的大葉種茶能消食理氣，去除積滯，驅散風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15]《普洱茶記》稱：“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清人還說：“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脹受寒，用姜湯發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顙，受熱疼痛，用五分噙口過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對普洱茶的生產與銷售，清朝制定積極支援的措施。思茅地區界連諸處茶山，鄂爾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將普洱原設的通判移駐思茅，加強對思茅與六茶山地方事務的管理。其時六大茶山所產茶葉，每年約有六七千馱。雍正七年，鄂爾泰又奏准在思茅設總茶店，由通判親自主持，管理當地的茶葉交易，並頒佈“不許容人上山、以杜絕釁端”的規定。客商買茶，每馱須納茶稅銀三錢，由通判負責管理，[17]乾隆年間，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產地坐放收發、向官府納稅後轉運各地的規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吳大勳說：普洱府所屬茶山的範圍極廣，“夷人管業，採摘烘焙，製成團餅，販賣客商，官為收課。”
雍正七年（1729），朝廷設普洱府（治今雲南普洱），管轄車裡、六順、倚邦、易武、猛臘、猛遮、猛阿、猛龍、橄欖壩等處土司，六大茶山乃納入普洱廳所轄範圍。[18]普洱地區乃成為普洱茶購銷的集散地。朝廷還就普洱茶的包裝與稅銀作出規定：七個圓餅為一筒，重49兩，徵收稅銀一分；每32筒頒發一茶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從雍正十三年開始，朝廷頒給雲南3000份茶引，下發各茶商行銷辦課。[19]清廷規定每年進貢普洱茶。貢茶所需的銀兩。由布政司庫銅開支，思茅府每年領銀1000兩，辦理貢茶的採收轉運。[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遷居雲南，因腹地大致人滿為患，乃赴山地、邊疆等人煙稀少的地區。時有俗語：“窮赴夷方急走廠”。以江西、湖南人為主的流民，遷居車裡、茶山等地後，憑藉在家鄉掌握的制茶知識，投身於普洱茶生產與銷售的浪潮，尤以收購、加工及販賣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爾泰奏疏稱：思茅、猛旺、整董、小孟養、小孟侖、六大茶山以及橄欖壩、九龍江各處，原有“微瘴”，“現在漢民商客往來貿易，”並不因“微瘴”為害。[21]每年採茶季節，普洱府所屬六大茶山方圓600餘裡，“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22]
普洱茶的生產獲得迅速發展，所采古樹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試種新茶並獲成功，隨後大量種植茶樹。《清稗類鈔》說：“普洱茶產于雲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23]為提高普洱茶的品質，茶農改變粗放經營的做法，對所種茶葉鋤草捉蟲，“旁生草木，則味劣難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講究，“或與他物同器，即染其氣而不堪飲矣。”受茶葉產地、採摘時間等因素的影響，普洱茶又分為不同的等級，以生於赤土或土中雜石者較佳。二月間採摘、茶蕊極細而白的茶葉，稱為“毛尖”，以充貢品。製作貢品的任務既畢，官府乃許民間採摘、販賣茶葉。茶農將所采之茶上籠略蒸，揉為團餅，其葉猶嫩、味道亦佳者稱“芽茶”。三四月採摘及加工者稱“小滿茶”。采於六七月間的稱“穀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採摘、出售以備嫁妝者，則謂“女兒茶”。[24]對六大茶山生產茶葉的銷售去向，官府亦有規定。質優者充為歲貢，較差的茶葉散賣省內各地，粗老的茶葉則熬膏壓制成茶餅，備贈親友或賣往藏區等遠方。[25]
二、茶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間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為分界，“茶馬古道”的前身可分為北段與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經麗江進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時間甚早。
宋熙寧六年（1073），陝西諸蕃與北宋關係緊張，宋朝戰馬的來源趨緊。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國商議買馬。峨眉進士楊佐應募前往。楊佐一行經虛恨（今四川峨邊）、束密入大理國，行至大雲南驛（今雲南祥雲縣雲南驛）見裡堠碑，其上“題東至戎州，西至身毒國，東南至交趾，東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裡之詳，審詢其裡堠，多有完葺者”。[26]
裡堠碑所記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經麗江過今滇西北入四川，經康定、天全、雅安達成都的道路。《明史》說北至大雪山道“為南詔咽喉，三十六番朝貢出入之路”。[27]《元史》亦稱：“巨津州（治今麗江縣西北巨甸），……今州境實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詔、大理國聯繫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際吐蕃政權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時，吐蕃勢力到達洱海地區，聯合姚州諸蠻擊殺唐監察禦史李知古。唐朝遣將軍唐九征率軍擊退吐蕃，建鐵柱紀功。不久吐蕃勢力複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蠻書·山川江源》稱：大雪山（即今麗江、巨甸之間北面的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雲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可知此道達今拉薩附近。天寶十三年（754）南詔與唐決裂，與吐蕃結為兄弟之國，北至大雪山道成為南詔與吐蕃往來的要道。
蒙元時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較早置驛的道路之一。《經世大典》記載：至元七年（1270），“大理、善闡、金齒等處宣慰司，呈准差來立站，使臣帶木歹亦只裡等文字該與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買到鋪馬一百五十匹，並察罕章分到站戶五百戶，已於西番小當當地起立馬站畢”。[29]記載所說在大理、善闡（今昆明）、金齒（今雲南保山、德宏一帶）等處立站，當指在今昆明經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驛傳。這一線是雲南重要的交通線。同時設站的還有察罕章（今麗江）至西番小當當（今雲南德欽）的道路。元代開通的察罕章、小當當道，明代仍然存在，並對走向有所記載：洪武時明太祖頒詔：“今聞有路自碉門（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場徑抵長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雜道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徑直，可即檄所司開拓，以便往來。”[30]明太祖所說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設站的察罕章、小當當一線，在這條道路所經的雲南轄境。
蒙古軍較早開通北至大雪山道，與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線和宋末戰爭的形勢有關。蒙古憲宗二年（1252），為對南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王弟忽必烈領命出征雲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盤山。以後至臨洮並進入吐蕃地區。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後，分兵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今雲南中甸）路入，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經白蠻（今四川宜賓地區）以進。忽必烈親率中路軍過大渡河、金沙江，經麗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繼續平定雲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來時路線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複開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當時今川東仍為宋朝所有，今貴州、廣西一帶是蒙古與南宋對峙的戰場。因此，恢復雲南至上述地區的舊道尚無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為征討雲南的蒙古軍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開戰場，經西北通達上都亦較有利。在較長的時間，北至大雪山道是雲南聯繫上都與內地的主要通道。憲宗四年（1254），蒙元在麗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麥良任其職。至元七年（1270）元立察罕章、小當當驛站，至元八年立麗江宣慰司，[33]以加強對置站地區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後，使臣、行人至雲南多途經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軍破大理國的次年，善闡人李姓法師經吐蕃赴內地求學，留居25年方歸雲南。[34]憲宗八年（1258），安南國王“納款”，駐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訥剌丁“乘傳入奏”。[35]中統二年（1261），居今德宏地區的金齒蠻十人，經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開平覲見。[36]同年，兵部郎中劉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1269），張廷珍被任命為安南國達魯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諸蠻至於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區也為蒙元所較早據有。憲宗七年（1257），蒙古軍于成都立署，以劉黑馬“管領新舊軍民大小諸務”。憲宗八年，蒙古軍攻佔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門安撫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於吐蕃西川界立寧河驛站（在今甘肅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經麗江、晏當（大當當）或小當當過吐蕃地區，會于長河西口，再經碉門、雅州至成都，向北經忒剌和寧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認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線，起自大理止於吐蕃，元代設置的上述驛道，是對唐代舊道的進一步拓展。
蒙元重視對北至大雪山驛道的管理。至元八年（1271），元朝“遣兀都蠻率蒙古軍鎮西方當當”。[40]至元二十三年，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納速剌丁奏請數事，第三條是“罷丹當站賦民金為飲食之費”，詔議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詔雲南旦當仍屬西番宣慰司。[42]當當（旦當）地處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對其如此關注，說明經過當當驛的北至大雪山道，在元代前期仍有重要的意義。這一時期雲南發生的事件，大都與北至大雪山道有關。至元七年，雲南王忽哥赤被雲南宣慰都元帥寶合丁等人毒死，大理等處勸農官張立道遣人經吐蕃北上告變。忽必烈聞知，命斷事官博羅歡等“馳驛”至雲南處理此事。博羅歡等行至吐蕃界，遇從囚獄中逃出的張立道出亡於此，遂同還大理，誅寶合丁及同謀者。[43]至元十一年，賽典赤·贍思丁奉世祖之命到雲南建立行省。他先至大理，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44]也是經北至大雪山道進入雲南。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新打通前代通往四川的清溪關等舊道，沿途設置驛站。自至元十一年建立雲南行省並以中慶（今昆明）為省治，雲南的政治中心從今滇西移到滇東。以後，由雲南赴內地多走清溪關道、石門關道，以及至元二十八年拓開之由中慶經普安（在今貴州普安以西）達黃平的驛道，北至大雪山道不再是雲南官民前往內地首選的道路。但元中葉至明、清，北至大雪山道仍可通行。明人說：“由臨洮南入，渡麗江石門關，南經大理入滇。”[45]
三、確定從大理至普洱茶產地的道路，須考察若干因素
“茶馬古道”南段的情況較為複雜。考察南段即從大理南下至普洱茶產地的道路，須綜合考慮相關因素方能確定。
關於普洱茶的產地。清人檀萃說：“普茶名重於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專，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46]道光《雲南通志》稱：“所謂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內所產，蓋產於府屬之思茅廳界也。廳治有茶山六處，曰倚邦、曰架布、曰習崆、曰蠻磚，曰革登、曰易武。”[47]《思茅廳採訪》則言：“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嵋崆、蠻磚、革登、易武，氣味隨土性而異。”普洱府所屬有六大茶山，方周800餘裡，為清代普洱茶的主要產地，但史載對六大茶山的地望卻有不同的說法。據雍正六年（1728）雲貴總督鄂爾泰奏疏：經詳查普洱一帶地方形勢，“車裡所屬十二版納並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東南一帶。”[48]可知六大茶山雖具體的名稱不同，但均位於普洱府（治今雲南普洱）的東南面，即今思茅市的東南部與西雙版納的部分地區。
另據清代《幻影談》：“普洱茶，亦滇產之大宗也，元江、思茅、他郎皆有茶山。”[49]除普洱府所屬之六大茶山與今西雙版納部分地區外，元江（今雲南元江）、他郎（今雲南墨江）也出產普洱茶。張泓《滇南新語》稱：“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澀，亦作團冒普茗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50]張泓於乾隆六年（1741）入滇，親歷邊陲見聞甚廣。他說乾隆時木邦一帶產茶甚多，但葉粗味澀，其味自劣。木邦茶商假冒普洱茶之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木邦指今雲南臨滄市與緬甸相連地區。既稱木邦產茶之地與普洱府相近，可見包括木邦乃至順寧府（治今雲南鳳慶），至遲清代中期亦為重要的產茶之地。順寧府的轄地，包括今臨滄市與思茅市的西南部。近人羅養儒之《雲南掌故》說：普洱茶以產於迤邦（在今雲南景洪東北）的雨前茶最佳，大都運往四川銷售。其次是產自六大茶山之一攸樂山的攸樂茶，顏色明豔如同紅茶。較有名的還有產于順寧的鳳山茶。[51]所言與上述記載相合。
從出產普洱茶的普洱府、木邦北部與相連的順寧府，通往雲南北部、與普洱茶銷售有關的道路有以下幾條：
清代所稱之“雲南入京道”，即元朝開通由中慶經普安、黃平入京的驛道。具體走向是自今昆明經貴陽、鎮遠、沅陵等地至北京，為元代以來雲南聯繫內地的通衢。羅養儒稱：清光緒年間雲南所產之茶，本省享用與運往省外，約各占產量之半。雲南貢茶入京始自康熙朝，“康熙某年有旨，令雲南督撫派員支款，採買普洱茶五擔送京，供內廷作飲。”以後演為定例，每年貢茶一次，進貢數量逐漸增加。[52]凡由雲南採購入京的貢茶，為朝廷所指派，雲南官府負責購置並押運至京，專供統治上層享用，因此不具有民間貿易的性質，亦無馬匹交易的情形，因此所經道路不宜稱為“茶馬古道”。
從雲南腹地至今西雙版納首府景洪的道路。該路線有兩種走法，其一是從今大理經景東、鎮沅、普洱、思茅達景洪，即明代所說的“貢象下路”。據明代的記載，[53]沿“貢象下路”由景東至鎮沅府，行二日至普洱，又行四日至達車裡宣慰司（治今景洪），由車裡往西南可抵八百媳婦宣慰司（治今泰國北部清邁）、老撾宣慰司（治今老撾北部瑯勃拉邦），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至乃擺古莽酋之地（在今緬甸南部勃固一帶）。該道是雲南南部諸族與徼外勢力，向明朝進貢馴象必經之路，明代以前該路為民間便道。
第二種走法是自今昆明經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欖壩至景洪。此道首見於元代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將領步魯合答率軍出征羅必甸（在今元江），以後繼續征討八百媳婦國（在今泰國北部），途中經過車裡。[54]在思茅縣小橄欖壩瀾滄江整控渡口，近年發現記載元軍此次出征的摩崖石刻。出征元軍所走的道路，是經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欖壩至景洪，這是民間存在的便道。至正元年（1341），車裡路總管寒賽遣其侄刀溫入貢，道經元江與當地官吏發生爭執，釀成動亂，朝廷命雲南行省平定。行省懾之以兵，繼行安撫平息事態，寒賽為向朝廷表忠心，乃增納租賦，並在車裡北上道路的部分路段設驛傳。[55]據記載：元代臨安路（治今通海）轄有矣馬洞、落捉、建州三站。[56]建州疑即建水州（治今雲南建水），為最南面之一站。至於元江、普洱、車裡在元代是否置站，未見其他記載。明代雲南府（治今昆明）至元江因遠驛（在今元江以西）的道路，設有晉甯、江川、通海、曲江、臨安、寶秀等六站。[57]乾隆初年，乃有在今普洱至西雙版納道路置驛的確切記載。
清代是否有普洱茶運抵藏區相關道路的記載？回答是肯定的。《清一統志》稱：普洱茶山普洱在府之境。其山產茶，性溫味香，異於他地所產，人稱“普洱茶”。據《滇程記》：自景東廳行100裡至者樂甸。再行一日至鎮沅州，又行兩日至車裡宜慰司，繼行二日至普洱山。[58]所言自景東廳（治今雲南景東）經者樂甸（治今鎮沅東北恩樂）、鎮沅州（治今鎮沅）至車裡宜慰司，當指商隊由大理至景東達車裡購茶的道路，此道沿行明代之“貢象下路”。商隊在至車裡的行程中，沿途分別赴各產茶地區。
明清時雲南商隊或以騾馬運輸為主，但個人肩挑、背馱之短距離轉運，在某些情形下亦較普遍。明人王世性說：鎮遠（今貴州鎮遠）系滇貨集中之地，為水陸之會。“由滇雲至鎮遠共二十餘站，皆肩挑與馬騾之負也。”[59]所言為雲南至鎮遠道路的情形，但運輸“皆肩挑與馬騾之負”，在西南邊疆尚普遍存在，因路途轉運艱辛，商隊多選走較短的路線。以後情況逐漸改變。光緒初年，在雲南及出省的商隊中，形成四川、臨安（今雲南建水）、迤西（包括騰沖、大理鶴慶與喜洲）等三大馬幫。大型馬幫貨豐人眾，騾馬甚多，對道路狀況、飲食住店、旅途安全等均有較高要求。因此，運輸普洱茶的馬幫（尤其是走慣臨安一線的臨安馬幫），選走由今景洪經普洱、元江、建水至昆明、大理這條較為平坦、旅店等設施較為齊備的驛路，可能性也很大。
從滇東南出發北上的兩路商隊，彙集於今大理市下關。一些商隊在此將馱運的普洱茶複蒸，加工為磚茶等緊壓茶。雍正至道光年間，下關發展為滇西的商業重鎮。[60]上世紀初，下關的制茶業已有較大規模。1920至1930年，有德瑞利、溪記、複義和十餘家商號在下關建茶廠。上世紀30年代後，又有茂恒、複春和、成昌、洪盛祥、寶元通等商號建廠。下關商家除加工沱茶銷往四川、餅茶運銷滇西北外，還大量生產磚茶銷往西藏，1944年，下關生產磚茶約100萬斤，約為塊狀茶生產總量的1/2。永昌祥、複春和等商號，從鳳慶、雲縣、臨滄、景穀、西雙版納購進散茶，在昆明、下關茶廠加工為緊壓茶，普品運銷麗江、維西、拉薩等地。[61]
自下關繼續北上，通過北至大雪山道，運輸普洱茶的商隊進入藏區。據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議准：雲南之茶引頒發到省，轉發麗江府，由該府按月發給商人，許赴普洱府販買，運往鶴慶州之中甸等地行銷。官府負責稽查盤驗，由邱塘關並金沙江渡口照引查點，按則抽稅。官府填發部引，商人赴中甸通判衙門呈繳，分季彙報。未填之餘引，由麗江府年終繳還有司。[62]可見清朝對普洱茶的運銷管理十分嚴格，對符合規定的商隊，按月發給准許營業的茶引，設關稽查盤驗，按例抽稅；未填發的餘引，事畢須繳還有司。
關於從大理經麗江到巴塘（今四川巴塘）的道路，清人倪蛻稱：由大理至麗江府，北行至阿喜（在今麗江西北），渡金沙江至木撇灣，過喇止羅、喇咱姑、橋頭、哈巴羅、羅絲灣、土官村、十二欄杆、一家村、拖木郎、小中甸、箐口、中甸、奔子欄等處，再走西路或東路至巴塘。[63]乾隆十八年（1753），雲貴總督碩色等上奏：
鶴慶、麗江二府與四川之巴、裡二塘及西藏各寨相連，該地夷漢商民多有販賣茶、煙、布匹、雜貨，常在四川巴、厘二塘所轄之檫棟、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屬之檫瓦崗、左工波、鳥曲棕、工布、渣峪、紮玉滾、南墩、漢人寺、江卡、紮呀、黃連山等處，或與藏來之番商，或與川屬之夷客易換毛褐、氆氆、黃連等物，遠者二三十站，近則不過三四站。其赴藏路徑，以鶴慶府所屬之中甸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書關，一自正西走維西之奔子欄，渡浪滄江，俱由四川之巴、厘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盤詰。[64]
雲貴總督碩色等稱“茶馬古道”沿途重要的集鎮，有雲南的鶴慶、麗江，四川之巴塘、裡塘，沿途的大小集市，有巴塘、裡塘所轄之檫棟、安安、天柱各寨，以及西藏所屬的檫瓦崗、左工波、鳥曲棕、工布、渣峪、紮玉滾、南墩、漢人寺、江卡、紮呀、黃連山等處。這條道路由雲南赴西藏，“以鶴慶府所屬之中甸為咽喉要道。”商隊至中甸後分兩路，一路自西北出翁書關，一路自正西走維西之奔子欄，渡過金沙江（方按：奏疏誤為浪滄江）進入西藏。雲貴總督碩色等說夷漢商民販賣之物，有茶、煙、布匹與雜貨，西藏的番商及川屬之夷客，則運來毛褐、氆氆、黃連等物銷售 。
值得注意的是，奏疏陳述交易的商品未提到騾馬。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勝州、中甸等地試行茶馬互市，獲准理由便是雲南以茶葉換取西藏的馬匹，但施行情形未見記載。吳三桂鎮守雲南，每年奏請朝廷遣官往西寧購馬，以後在北勝州等地舉辦茶馬互市，即以輸入藏馬便利為由。推測三藩之亂平定後，雲南官府往西藏購馬受到限制。而滇藏民間的騾馬貿易則興起較晚。康熙朝至乾隆後期，記載滇藏貿易的史籍僅提及普洱茶等商品，未言騾馬交易。
清代後期，雲南每年有大量的茶葉、紅糖、瓷器、燒酒、火腿等貨物，集中在下關待運西藏，西藏的毛織品、藥材、沙金、馬匹等貨物，則從下關運往雲南各地。雲南方志稱在茶馬古道沿線，一些集市發展為設有固定店鋪的常集，每日均行交易。一些集市或以某些商品為特色，如中甸稱“藥市”，麗江稱“騾馬市”及“藥市”。嘉慶至咸豐年間，大理地區開辦三元、裕和等大型商號，這些商號擁有馬幫，以大理地區為中心往來各地做生意。中甸、德欽等地的藏商，每年則派有數百匹馱馬的馬幫，至思茅、普洱等地購運普洱茶，這一時期交易騾馬已屬常見。
四、結語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人稱滇藏間之“茶馬古道”，與相關道路的形成演變、清代普洱茶的興起及運銷西藏等因素有關。
雲南植物資源豐富，很早便有成片的茶樹林。唐代有南詔貴族採茶供飲的記載，但長期以來未形成規模化的種植與消費。明代雲南見於記載的茶葉，主要是昆明的太華茶與大理的感通寺茶，產量有限。清初吳三桂坐鎮雲南，會同西藏的達賴喇嘛，奏准於今雲南永勝設茶馬互市，今滇東南的大葉種茶成為銷往各地商品茶的原料。普洱府是商品茶的主要產地，其茶乃稱“普洱茶”。清代普洱茶發展為雲南的“大錢糧”。
茶馬古道的前身形成很早。由大理經麗江達西藏的北部路段，宋代稱“北至大雪山道”，開通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蒙元統一雲南，在北至大雪山道設驛站，明代此道仍可通行。對自大理北上、經鶴慶、麗江至四川巴塘販茶的道路及相關情形，清代有較詳細的記載。從大理南下普洱茶產地的南部路段，大致有兩條支線，其一為明代所稱之“貢象下路”，明以前已有該道通行的紀錄。走向是從今大理經景東、鎮沅、普洱、思茅達景洪，商隊沿途分赴各產茶地區。其二是自今昆明經建水、元江、普洱至景洪的道路。其道見載於元代，歷朝陸續設站。憑藉清代形成的茶馬古道，清後期至民國時期，雲南、西藏間的茶馬貿易達到較大的規模，並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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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明）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補遺》卷2《戶部·茶式》，第850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
[03]（明）許次紓撰：《茶疏·產茶》，載《茶經·附錄》，第126頁，中國紡織出版社，2006年。所言之五華茶，實為產自昆明太華寺的太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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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清）劉健撰：《庭聞錄·收滇入緬》，載《雲南備征志》，《雲南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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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康熙帝為准請複開鶴慶等地貿易互市事給達賴喇嘛敕諭》（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第100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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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清）《雲貴總督鄂爾泰為欽奉聖諭，備陳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載《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七。
[22]（清）檀萃輯：《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23]（民國）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植物類·普洱茶》，第5919頁，中華書局，1981年。
[24]道光《雲南通志》卷70《食貨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雲南省圖書館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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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可見中甸等地的茶葉貿易照常進行。雲南與藏區的茶馬貿易，推動了滇東南大葉種茶的種植與生產，雲南逐漸成為知名的茶葉產地，與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兩湖等產地同列。[13]清朝積極開發雲南邊疆，為普洱茶的崛起與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完成對吳三桂所遺殘破局面的整頓後，清朝將雲南治理的重點，從靠內區域移至邊疆與僻地。雍正以後全國人口劇增，道光時達到前所未有的四億。為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內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區遷移。為禁止遷徙朝廷屢頒通告，但效果不大。雲南官府則以提供資金、耕牛相號召，吸引流民入滇墾種。[14]
雍正六年（1728），朝廷對車裡（今雲南西雙版納）等地的改土歸流大規模展開。平定其地後，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的原則，結束瀾滄江內外地區土司的封閉統治，解決了“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為邊害”的隱患，也為內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產地創造了條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還與飲茶習尚的改變有關。明代飲茶流行水開即飲、添水複飲。茶葉是否耐泡、滋味淳厚與否便被看重。雲南東南部的茶樹屬於多年生的大葉種茶，生長迅速、採摘期長，可多年栽培無須施肥除蟲，茶葉味釅耐泡，這些特點適應了沸水沖飲的要求。大葉種茶還有一個特點，即有助消化、驅風寒的功效。清代仕宦雲南的吳大勳，稱滇東南的大葉種茶能消食理氣，去除積滯，驅散風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15]《普洱茶記》稱：“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清人還說：“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脹受寒，用姜湯發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顙，受熱疼痛，用五分噙口過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對普洱茶的生產與銷售，清朝制定積極支援的措施。思茅地區界連諸處茶山，鄂爾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將普洱原設的通判移駐思茅，加強對思茅與六茶山地方事務的管理。其時六大茶山所產茶葉，每年約有六七千馱。雍正七年，鄂爾泰又奏准在思茅設總茶店，由通判親自主持，管理當地的茶葉交易，並頒佈“不許容人上山、以杜絕釁端”的規定。客商買茶，每馱須納茶稅銀三錢，由通判負責管理，[17]乾隆年間，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產地坐放收發、向官府納稅後轉運各地的規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吳大勳說：普洱府所屬茶山的範圍極廣，“夷人管業，採摘烘焙，製成團餅，販賣客商，官為收課。”
雍正七年（1729），朝廷設普洱府（治今雲南普洱），管轄車裡、六順、倚邦、易武、猛臘、猛遮、猛阿、猛龍、橄欖壩等處土司，六大茶山乃納入普洱廳所轄範圍。[18]普洱地區乃成為普洱茶購銷的集散地。朝廷還就普洱茶的包裝與稅銀作出規定：七個圓餅為一筒，重49兩，徵收稅銀一分；每32筒頒發一茶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從雍正十三年開始，朝廷頒給雲南3000份茶引，下發各茶商行銷辦課。[19]清廷規定每年進貢普洱茶。貢茶所需的銀兩。由布政司庫銅開支，思茅府每年領銀1000兩，辦理貢茶的採收轉運。[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遷居雲南，因腹地大致人滿為患，乃赴山地、邊疆等人煙稀少的地區。時有俗語：“窮赴夷方急走廠”。以江西、湖南人為主的流民，遷居車裡、茶山等地後，憑藉在家鄉掌握的制茶知識，投身於普洱茶生產與銷售的浪潮，尤以收購、加工及販賣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爾泰奏疏稱：思茅、猛旺、整董、小孟養、小孟侖、六大茶山以及橄欖壩、九龍江各處，原有“微瘴”，“現在漢民商客往來貿易，”並不因“微瘴”為害。[21]每年採茶季節，普洱府所屬六大茶山方圓600餘裡，“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22]
普洱茶的生產獲得迅速發展，所采古樹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試種新茶並獲成功，隨後大量種植茶樹。《清稗類鈔》說：“普洱茶產于雲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23]為提高普洱茶的品質，茶農改變粗放經營的做法，對所種茶葉鋤草捉蟲，“旁生草木，則味劣難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講究，“或與他物同器，即染其氣而不堪飲矣。”受茶葉產地、採摘時間等因素的影響，普洱茶又分為不同的等級，以生於赤土或土中雜石者較佳。二月間採摘、茶蕊極細而白的茶葉，稱為“毛尖”，以充貢品。製作貢品的任務既畢，官府乃許民間採摘、販賣茶葉。茶農將所采之茶上籠略蒸，揉為團餅，其葉猶嫩、味道亦佳者稱“芽茶”。三四月採摘及加工者稱“小滿茶”。采於六七月間的稱“穀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採摘、出售以備嫁妝者，則謂“女兒茶”。[24]對六大茶山生產茶葉的銷售去向，官府亦有規定。質優者充為歲貢，較差的茶葉散賣省內各地，粗老的茶葉則熬膏壓制成茶餅，備贈親友或賣往藏區等遠方。[25]
二、茶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間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為分界，“茶馬古道”的前身可分為北段與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經麗江進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時間甚早。
宋熙寧六年（1073），陝西諸蕃與北宋關係緊張，宋朝戰馬的來源趨緊。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國商議買馬。峨眉進士楊佐應募前往。楊佐一行經虛恨（今四川峨邊）、束密入大理國，行至大雲南驛（今雲南祥雲縣雲南驛）見裡堠碑，其上“題東至戎州，西至身毒國，東南至交趾，東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裡之詳，審詢其裡堠，多有完葺者”。[26]
裡堠碑所記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經麗江過今滇西北入四川，經康定、天全、雅安達成都的道路。《明史》說北至大雪山道“為南詔咽喉，三十六番朝貢出入之路”。[27]《元史》亦稱：“巨津州（治今麗江縣西北巨甸），……今州境實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詔、大理國聯繫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際吐蕃政權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時，吐蕃勢力到達洱海地區，聯合姚州諸蠻擊殺唐監察禦史李知古。唐朝遣將軍唐九征率軍擊退吐蕃，建鐵柱紀功。不久吐蕃勢力複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蠻書·山川江源》稱：大雪山（即今麗江、巨甸之間北面的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雲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可知此道達今拉薩附近。天寶十三年（754）南詔與唐決裂，與吐蕃結為兄弟之國，北至大雪山道成為南詔與吐蕃往來的要道。
蒙元時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較早置驛的道路之一。《經世大典》記載：至元七年（1270），“大理、善闡、金齒等處宣慰司，呈准差來立站，使臣帶木歹亦只裡等文字該與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買到鋪馬一百五十匹，並察罕章分到站戶五百戶，已於西番小當當地起立馬站畢”。[29]記載所說在大理、善闡（今昆明）、金齒（今雲南保山、德宏一帶）等處立站，當指在今昆明經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驛傳。這一線是雲南重要的交通線。同時設站的還有察罕章（今麗江）至西番小當當（今雲南德欽）的道路。元代開通的察罕章、小當當道，明代仍然存在，並對走向有所記載：洪武時明太祖頒詔：“今聞有路自碉門（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場徑抵長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雜道長官司，道路平坦，往來徑直，可即檄所司開拓，以便往來。”[30]明太祖所說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設站的察罕章、小當當一線，在這條道路所經的雲南轄境。
蒙古軍較早開通北至大雪山道，與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線和宋末戰爭的形勢有關。蒙古憲宗二年（1252），為對南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王弟忽必烈領命出征雲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盤山。以後至臨洮並進入吐蕃地區。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後，分兵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當（今雲南中甸）路入，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道兵，經白蠻（今四川宜賓地區）以進。忽必烈親率中路軍過大渡河、金沙江，經麗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繼續平定雲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來時路線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複開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當時今川東仍為宋朝所有，今貴州、廣西一帶是蒙古與南宋對峙的戰場。因此，恢復雲南至上述地區的舊道尚無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為征討雲南的蒙古軍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開戰場，經西北通達上都亦較有利。在較長的時間，北至大雪山道是雲南聯繫上都與內地的主要通道。憲宗四年（1254），蒙元在麗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麥良任其職。至元七年（1270）元立察罕章、小當當驛站，至元八年立麗江宣慰司，[33]以加強對置站地區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後，使臣、行人至雲南多途經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軍破大理國的次年，善闡人李姓法師經吐蕃赴內地求學，留居25年方歸雲南。[34]憲宗八年（1258），安南國王“納款”，駐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訥剌丁“乘傳入奏”。[35]中統二年（1261），居今德宏地區的金齒蠻十人，經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開平覲見。[36]同年，兵部郎中劉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1269），張廷珍被任命為安南國達魯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諸蠻至於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區也為蒙元所較早據有。憲宗七年（1257），蒙古軍于成都立署，以劉黑馬“管領新舊軍民大小諸務”。憲宗八年，蒙古軍攻佔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門安撫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於吐蕃西川界立寧河驛站（在今甘肅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經麗江、晏當（大當當）或小當當過吐蕃地區，會于長河西口，再經碉門、雅州至成都，向北經忒剌和寧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認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線，起自大理止於吐蕃，元代設置的上述驛道，是對唐代舊道的進一步拓展。
蒙元重視對北至大雪山驛道的管理。至元八年（1271），元朝“遣兀都蠻率蒙古軍鎮西方當當”。[40]至元二十三年，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納速剌丁奏請數事，第三條是“罷丹當站賦民金為飲食之費”，詔議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詔雲南旦當仍屬西番宣慰司。[42]當當（旦當）地處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對其如此關注，說明經過當當驛的北至大雪山道，在元代前期仍有重要的意義。這一時期雲南發生的事件，大都與北至大雪山道有關。至元七年，雲南王忽哥赤被雲南宣慰都元帥寶合丁等人毒死，大理等處勸農官張立道遣人經吐蕃北上告變。忽必烈聞知，命斷事官博羅歡等“馳驛”至雲南處理此事。博羅歡等行至吐蕃界，遇從囚獄中逃出的張立道出亡於此，遂同還大理，誅寶合丁及同謀者。[43]至元十一年，賽典赤·贍思丁奉世祖之命到雲南建立行省。他先至大理，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44]也是經北至大雪山道進入雲南。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新打通前代通往四川的清溪關等舊道，沿途設置驛站。自至元十一年建立雲南行省並以中慶（今昆明）為省治，雲南的政治中心從今滇西移到滇東。以後，由雲南赴內地多走清溪關道、石門關道，以及至元二十八年拓開之由中慶經普安（在今貴州普安以西）達黃平的驛道，北至大雪山道不再是雲南官民前往內地首選的道路。但元中葉至明、清，北至大雪山道仍可通行。明人說：“由臨洮南入，渡麗江石門關，南經大理入滇。”[45]
三、確定從大理至普洱茶產地的道路，須考察若干因素
“茶馬古道”南段的情況較為複雜。考察南段即從大理南下至普洱茶產地的道路，須綜合考慮相關因素方能確定。
關於普洱茶的產地。清人檀萃說：“普茶名重於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專，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於各處。”[46]道光《雲南通志》稱：“所謂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內所產，蓋產於府屬之思茅廳界也。廳治有茶山六處，曰倚邦、曰架布、曰習崆、曰蠻磚，曰革登、曰易武。”[47]《思茅廳採訪》則言：“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嵋崆、蠻磚、革登、易武，氣味隨土性而異。”普洱府所屬有六大茶山，方周800餘裡，為清代普洱茶的主要產地，但史載對六大茶山的地望卻有不同的說法。據雍正六年（1728）雲貴總督鄂爾泰奏疏：經詳查普洱一帶地方形勢，“車裡所屬十二版納並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東南一帶。”[48]可知六大茶山雖具體的名稱不同，但均位於普洱府（治今雲南普洱）的東南面，即今思茅市的東南部與西雙版納的部分地區。
另據清代《幻影談》：“普洱茶，亦滇產之大宗也，元江、思茅、他郎皆有茶山。”[49]除普洱府所屬之六大茶山與今西雙版納部分地區外，元江（今雲南元江）、他郎（今雲南墨江）也出產普洱茶。張泓《滇南新語》稱：“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澀，亦作團冒普茗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50]張泓於乾隆六年（1741）入滇，親歷邊陲見聞甚廣。他說乾隆時木邦一帶產茶甚多，但葉粗味澀，其味自劣。木邦茶商假冒普洱茶之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木邦指今雲南臨滄市與緬甸相連地區。既稱木邦產茶之地與普洱府相近，可見包括木邦乃至順寧府（治今雲南鳳慶），至遲清代中期亦為重要的產茶之地。順寧府的轄地，包括今臨滄市與思茅市的西南部。近人羅養儒之《雲南掌故》說：普洱茶以產於迤邦（在今雲南景洪東北）的雨前茶最佳，大都運往四川銷售。其次是產自六大茶山之一攸樂山的攸樂茶，顏色明豔如同紅茶。較有名的還有產于順寧的鳳山茶。[51]所言與上述記載相合。
從出產普洱茶的普洱府、木邦北部與相連的順寧府，通往雲南北部、與普洱茶銷售有關的道路有以下幾條：
清代所稱之“雲南入京道”，即元朝開通由中慶經普安、黃平入京的驛道。具體走向是自今昆明經貴陽、鎮遠、沅陵等地至北京，為元代以來雲南聯繫內地的通衢。羅養儒稱：清光緒年間雲南所產之茶，本省享用與運往省外，約各占產量之半。雲南貢茶入京始自康熙朝，“康熙某年有旨，令雲南督撫派員支款，採買普洱茶五擔送京，供內廷作飲。”以後演為定例，每年貢茶一次，進貢數量逐漸增加。[52]凡由雲南採購入京的貢茶，為朝廷所指派，雲南官府負責購置並押運至京，專供統治上層享用，因此不具有民間貿易的性質，亦無馬匹交易的情形，因此所經道路不宜稱為“茶馬古道”。
從雲南腹地至今西雙版納首府景洪的道路。該路線有兩種走法，其一是從今大理經景東、鎮沅、普洱、思茅達景洪，即明代所說的“貢象下路”。據明代的記載，[53]沿“貢象下路”由景東至鎮沅府，行二日至普洱，又行四日至達車裡宣慰司（治今景洪），由車裡往西南可抵八百媳婦宣慰司（治今泰國北部清邁）、老撾宣慰司（治今老撾北部瑯勃拉邦），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至乃擺古莽酋之地（在今緬甸南部勃固一帶）。該道是雲南南部諸族與徼外勢力，向明朝進貢馴象必經之路，明代以前該路為民間便道。
第二種走法是自今昆明經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欖壩至景洪。此道首見於元代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將領步魯合答率軍出征羅必甸（在今元江），以後繼續征討八百媳婦國（在今泰國北部），途中經過車裡。[54]在思茅縣小橄欖壩瀾滄江整控渡口，近年發現記載元軍此次出征的摩崖石刻。出征元軍所走的道路，是經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欖壩至景洪，這是民間存在的便道。至正元年（1341），車裡路總管寒賽遣其侄刀溫入貢，道經元江與當地官吏發生爭執，釀成動亂，朝廷命雲南行省平定。行省懾之以兵，繼行安撫平息事態，寒賽為向朝廷表忠心，乃增納租賦，並在車裡北上道路的部分路段設驛傳。[55]據記載：元代臨安路（治今通海）轄有矣馬洞、落捉、建州三站。[56]建州疑即建水州（治今雲南建水），為最南面之一站。至於元江、普洱、車裡在元代是否置站，未見其他記載。明代雲南府（治今昆明）至元江因遠驛（在今元江以西）的道路，設有晉甯、江川、通海、曲江、臨安、寶秀等六站。[57]乾隆初年，乃有在今普洱至西雙版納道路置驛的確切記載。
清代是否有普洱茶運抵藏區相關道路的記載？回答是肯定的。《清一統志》稱：普洱茶山普洱在府之境。其山產茶，性溫味香，異於他地所產，人稱“普洱茶”。據《滇程記》：自景東廳行100裡至者樂甸。再行一日至鎮沅州，又行兩日至車裡宜慰司，繼行二日至普洱山。[58]所言自景東廳（治今雲南景東）經者樂甸（治今鎮沅東北恩樂）、鎮沅州（治今鎮沅）至車裡宜慰司，當指商隊由大理至景東達車裡購茶的道路，此道沿行明代之“貢象下路”。商隊在至車裡的行程中，沿途分別赴各產茶地區。
明清時雲南商隊或以騾馬運輸為主，但個人肩挑、背馱之短距離轉運，在某些情形下亦較普遍。明人王世性說：鎮遠（今貴州鎮遠）系滇貨集中之地，為水陸之會。“由滇雲至鎮遠共二十餘站，皆肩挑與馬騾之負也。”[59]所言為雲南至鎮遠道路的情形，但運輸“皆肩挑與馬騾之負”，在西南邊疆尚普遍存在，因路途轉運艱辛，商隊多選走較短的路線。以後情況逐漸改變。光緒初年，在雲南及出省的商隊中，形成四川、臨安（今雲南建水）、迤西（包括騰沖、大理鶴慶與喜洲）等三大馬幫。大型馬幫貨豐人眾，騾馬甚多，對道路狀況、飲食住店、旅途安全等均有較高要求。因此，運輸普洱茶的馬幫（尤其是走慣臨安一線的臨安馬幫），選走由今景洪經普洱、元江、建水至昆明、大理這條較為平坦、旅店等設施較為齊備的驛路，可能性也很大。
從滇東南出發北上的兩路商隊，彙集於今大理市下關。一些商隊在此將馱運的普洱茶複蒸，加工為磚茶等緊壓茶。雍正至道光年間，下關發展為滇西的商業重鎮。[60]上世紀初，下關的制茶業已有較大規模。1920至1930年，有德瑞利、溪記、複義和十餘家商號在下關建茶廠。上世紀30年代後，又有茂恒、複春和、成昌、洪盛祥、寶元通等商號建廠。下關商家除加工沱茶銷往四川、餅茶運銷滇西北外，還大量生產磚茶銷往西藏，1944年，下關生產磚茶約100萬斤，約為塊狀茶生產總量的1/2。永昌祥、複春和等商號，從鳳慶、雲縣、臨滄、景穀、西雙版納購進散茶，在昆明、下關茶廠加工為緊壓茶，普品運銷麗江、維西、拉薩等地。[61]
自下關繼續北上，通過北至大雪山道，運輸普洱茶的商隊進入藏區。據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議准：雲南之茶引頒發到省，轉發麗江府，由該府按月發給商人，許赴普洱府販買，運往鶴慶州之中甸等地行銷。官府負責稽查盤驗，由邱塘關並金沙江渡口照引查點，按則抽稅。官府填發部引，商人赴中甸通判衙門呈繳，分季彙報。未填之餘引，由麗江府年終繳還有司。[62]可見清朝對普洱茶的運銷管理十分嚴格，對符合規定的商隊，按月發給准許營業的茶引，設關稽查盤驗，按例抽稅；未填發的餘引，事畢須繳還有司。
關於從大理經麗江到巴塘（今四川巴塘）的道路，清人倪蛻稱：由大理至麗江府，北行至阿喜（在今麗江西北），渡金沙江至木撇灣，過喇止羅、喇咱姑、橋頭、哈巴羅、羅絲灣、土官村、十二欄杆、一家村、拖木郎、小中甸、箐口、中甸、奔子欄等處，再走西路或東路至巴塘。[63]乾隆十八年（1753），雲貴總督碩色等上奏：
鶴慶、麗江二府與四川之巴、裡二塘及西藏各寨相連，該地夷漢商民多有販賣茶、煙、布匹、雜貨，常在四川巴、厘二塘所轄之檫棟、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屬之檫瓦崗、左工波、鳥曲棕、工布、渣峪、紮玉滾、南墩、漢人寺、江卡、紮呀、黃連山等處，或與藏來之番商，或與川屬之夷客易換毛褐、氆氆、黃連等物，遠者二三十站，近則不過三四站。其赴藏路徑，以鶴慶府所屬之中甸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書關，一自正西走維西之奔子欄，渡浪滄江，俱由四川之巴、厘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盤詰。[64]
雲貴總督碩色等稱“茶馬古道”沿途重要的集鎮，有雲南的鶴慶、麗江，四川之巴塘、裡塘，沿途的大小集市，有巴塘、裡塘所轄之檫棟、安安、天柱各寨，以及西藏所屬的檫瓦崗、左工波、鳥曲棕、工布、渣峪、紮玉滾、南墩、漢人寺、江卡、紮呀、黃連山等處。這條道路由雲南赴西藏，“以鶴慶府所屬之中甸為咽喉要道。”商隊至中甸後分兩路，一路自西北出翁書關，一路自正西走維西之奔子欄，渡過金沙江（方按：奏疏誤為浪滄江）進入西藏。雲貴總督碩色等說夷漢商民販賣之物，有茶、煙、布匹與雜貨，西藏的番商及川屬之夷客，則運來毛褐、氆氆、黃連等物銷售 。
值得注意的是，奏疏陳述交易的商品未提到騾馬。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勝州、中甸等地試行茶馬互市，獲准理由便是雲南以茶葉換取西藏的馬匹，但施行情形未見記載。吳三桂鎮守雲南，每年奏請朝廷遣官往西寧購馬，以後在北勝州等地舉辦茶馬互市，即以輸入藏馬便利為由。推測三藩之亂平定後，雲南官府往西藏購馬受到限制。而滇藏民間的騾馬貿易則興起較晚。康熙朝至乾隆後期，記載滇藏貿易的史籍僅提及普洱茶等商品，未言騾馬交易。
清代後期，雲南每年有大量的茶葉、紅糖、瓷器、燒酒、火腿等貨物，集中在下關待運西藏，西藏的毛織品、藥材、沙金、馬匹等貨物，則從下關運往雲南各地。雲南方志稱在茶馬古道沿線，一些集市發展為設有固定店鋪的常集，每日均行交易。一些集市或以某些商品為特色，如中甸稱“藥市”，麗江稱“騾馬市”及“藥市”。嘉慶至咸豐年間，大理地區開辦三元、裕和等大型商號，這些商號擁有馬幫，以大理地區為中心往來各地做生意。中甸、德欽等地的藏商，每年則派有數百匹馱馬的馬幫，至思茅、普洱等地購運普洱茶，這一時期交易騾馬已屬常見。
四、結語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人稱滇藏間之“茶馬古道”，與相關道路的形成演變、清代普洱茶的興起及運銷西藏等因素有關。
雲南植物資源豐富，很早便有成片的茶樹林。唐代有南詔貴族採茶供飲的記載，但長期以來未形成規模化的種植與消費。明代雲南見於記載的茶葉，主要是昆明的太華茶與大理的感通寺茶，產量有限。清初吳三桂坐鎮雲南，會同西藏的達賴喇嘛，奏准於今雲南永勝設茶馬互市，今滇東南的大葉種茶成為銷往各地商品茶的原料。普洱府是商品茶的主要產地，其茶乃稱“普洱茶”。清代普洱茶發展為雲南的“大錢糧”。
茶馬古道的前身形成很早。由大理經麗江達西藏的北部路段，宋代稱“北至大雪山道”，開通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蒙元統一雲南，在北至大雪山道設驛站，明代此道仍可通行。對自大理北上、經鶴慶、麗江至四川巴塘販茶的道路及相關情形，清代有較詳細的記載。從大理南下普洱茶產地的南部路段，大致有兩條支線，其一為明代所稱之“貢象下路”，明以前已有該道通行的紀錄。走向是從今大理經景東、鎮沅、普洱、思茅達景洪，商隊沿途分赴各產茶地區。其二是自今昆明經建水、元江、普洱至景洪的道路。其道見載於元代，歷朝陸續設站。憑藉清代形成的茶馬古道，清後期至民國時期，雲南、西藏間的茶馬貿易達到較大的規模，並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01]（唐）樊綽撰：《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第190頁，中華書局校注本，1962年。
[02]（明）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補遺》卷2《戶部·茶式》，第850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
[03]（明）許次紓撰：《茶疏·產茶》，載《茶經·附錄》，第126頁，中國紡織出版社，2006年。所言之五華茶，實為產自昆明太華寺的太華茶
[04]（明）謝肇淛撰：《滇略》卷3《產略》，雲南省圖書館藏抄本。
[05]（清）劉健撰：《庭聞錄·收滇入緬》，載《雲南備征志》，《雲南叢書》本。
[06]《明史》卷80《食貨志·茶法》，第1947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
[07]《清史稿》卷124《食貨五·茶法》，第3655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
[08]（清）劉健撰：《庭聞錄·收滇入緬》，載《雲南備征志》，《雲南叢書》本。
[09]《禦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18《茶譜》，《四庫全書》本。
[10]《清史列傳》卷7《蔡毓榮傳》，第438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年。
[11]（清）《康熙帝為准請複開鶴慶等地貿易互市事給達賴喇嘛敕諭》（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第100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
[12]《清史稿》卷292《高其倬傳》，第10302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
[13]《清史稿》卷124《食貨五·茶法》，第3651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
[14]光緒《雲南通志稿》卷39《田賦·事例》，雍正十年條引高其倬奏疏，雲南省圖書館藏本。
[15]（清）吳大勳撰：《滇南聞見錄》卷下《團茶》，轉引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2卷，第36頁，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16]（清）趙學敏撰：《本草綱目拾遺》卷6《普洱茶》，第205頁，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年。
[17]（清）《雲貴總督鄂爾泰請添設普洱府流官營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載《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五。（清）倪蛻輯：《滇雲歷年傳》卷12，第602頁，雲南大學出版社點校本，1992年。
[18]《清史稿》卷74《地理二十一·普洱府》，第2348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7年。
[19]（清）《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42《戶部·雜賦茶課·茶課》，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08年。
[20]道光《雲南通志》卷70《食貨志六之四·普洱府·茶》，雲南省圖書館藏本。（清）吳大勳撰：《滇南聞見錄·團茶》，轉引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2卷，第36頁，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21]（清）《雲貴總督鄂爾泰為欽奉聖諭，備陳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載《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七。
[22]（清）檀萃輯：《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23]（民國）徐珂編撰：《清稗類鈔·植物類·普洱茶》，第5919頁，中華書局，1981年。
[24]道光《雲南通志》卷70《食貨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雲南省圖書館藏本。
[25]（清）張泓撰：《滇南新語·滇茶》，《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26]（宋）楊佐撰：《雲南買馬記》，（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7，熙寧八年八月庚寅條注引，第6539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年。
[27]《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
[28]《元史》卷61《地理四》巨津州條，第146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29]《永樂大典》卷19417《二十二·勘·站·站赤二》，引《經世大典》，中華書局影印本，1959年。
[30]《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2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
[31]《元史》卷4《世祖一》，第59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元）程文海撰：《平雲南碑》，載（明）劉文征撰：天啟《滇志》卷24，第815頁，雲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1991年。
[32]《元史》卷154《鄭鼎傳》，第3635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33]《元史》卷61《地理四》，麗江路軍民宣撫司條，第1464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34]（元）楊載撰：《大元洪鏡雄辯法師大寂塔銘》，載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104《宗教考四·雄辯》，第506頁，雲南人民出版社新排本，2007年。
[35]《元史》卷209《安南傳》，第4634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36]（元）王惲撰：（中堂事記·中），載《秋澗集》卷81，《四部叢刊》本。
[37]《元史》卷4《世祖一》，第70頁；《元史》卷5《世祖二》，第94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38]《元史》卷167《張庭珍傳》，第3920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39]《元史》卷60《地理三》，第143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40]《元史》卷7《世祖四》，第13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41]《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288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42]《元史》卷17《世祖十四》，369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43]《元史》卷167《張立道傳》，第391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民國）屠寄撰：《蒙兀兒史記》卷76《忽哥赤傳》，第5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44]（元）趙子元撰：《賽平章德政碑》，載天啟《滇志》卷240《藝文志》，第816頁，雲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1991年。
[45]（明）張機撰：《疏通水陸以達朝貢議》，載天啟《滇志》卷25，第867頁，雲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1991年。
[46]（清）檀萃輯：《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47]道光《雲南通志·物產四》卷70《普洱府》，雲南省圖書館藏本。
[48]（清）《雲貴總督鄂爾泰為欽奉聖諭，備陳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載《朱批諭旨》鄂爾泰奏摺七。
[49]（清）己巳居士撰：《幻影談》雜記第七，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本。
[50]（清）張泓撰：《滇南新語》，《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51]（民國）羅養儒撰：《雲南掌故》卷9《滇中出產物品之豐富》，第316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2]（民國）羅養儒撰：《雲南掌故》卷18《解茶貢》，第661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3]（明）李元陽撰：萬曆《雲南通志》卷16《貢象下路》，雲南省圖書館藏本。
[54]《元史》卷132《步魯合答傳》，第3208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
[55]（明）劉文征撰：天啟《滇志》卷11《官師志·元江府》，第393頁，雲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1991年。
[56]《永樂大典》卷19423·22勘《站·站赤八》，引《經世大典》，中華書局影印本，1959年。
[57]（明）黃汴撰：《一統路程記》卷3《雲南布政司至所屬府》，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附載，第16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8]《清一統志》卷486《雲南志·普洱府》。
[59]（明）王世性撰：《廣志繹》卷5《西南諸省·貴州》，第135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
[60]楊聰：《大理經濟發展史稿》，第220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1]陳延斌：《大理白族喜洲商幫研究》，第23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
[62]《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42《戶部·雜賦茶課·茶課》，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08年。
[63]（清）倪蛻撰：《滇小記·藏程》，《雲南叢書》本。
[64]（清）《雲貴總督碩色、雲南巡撫愛必達為滇省商民進藏貿易、酌量變通辦理奏事》，（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載《宮中檔乾隆朝奏摺》。《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42《戶部·雜賦茶課·茶課》，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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