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國際投行研究報告”微信公眾號， 作者“騰訊研究院”,原標題《騰訊研究院：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深圳和菏澤的差距有100年？重慶人最愛互聯網社交， 西雙版納人最愛互動， 北京人最愛評論》。
從數字看生活 社交即生活
互聯網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已經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數位生活分指數的資料來源是中國月活躍用戶數最高的兩款國民應用——微信和手Q， 前者在中國主流人群中應用廣泛， 後者在青少年中持續活躍；微信和WeChat的全球月活已經超過10億， 手Q月活接近7億， 兩個社交平臺的集合基本覆蓋中國移動互聯網全網。 更重要的是， 微信和手Q不僅僅是聊天工具， 還承載其他重要的社會交往功能， 如熟人間的“紅包交流”、聚會後的AA付款、隨借隨還的小額轉帳。 在本篇， 研究團隊通過匯總各城市的微信和手Q使用功能的總量資料， 從數位看國人的日常生活。
數位生活的風土人情“數位生活”分指數由兩類指標加權平均得到：一類是社交的連接和互動指標， 一類是社交支付指標。 以下對這兩類指標分別進行分析， 管窺各地數字生活風土人情。
A）“社交指數”
“社交指數”衡量的是一個城市線上數字社交行為總量，
B）“連接”密度與“互動”頻率
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因素就得到各城市的“連接”密度， 也即當地人均社交關係數量。 “連接”密度高， 當地居民社交軟體中平均好友數量較多；“連接”密度低， 則每個人的好友數少， 通訊錄比較短。 2017年， 深圳、杭州、東莞、長沙、廣州“連接”密度最高。 五座城市同為區域經濟中心、人口大城， 富有活力， 更愛加好友。
用“互動”除以“連接”， 得到單位“互動”頻率， 也即各城市居民與朋友間社交平臺實質互動頻次。 社交關係有親疏遠近， 是躺在通訊錄裡的沉默關係多， 還是不斷有互動的活躍關係多？可以通“互動”頻率來大致判斷。
C）大城市的喧囂與小城市的熱絡
將所有351個城市的“連接”密度與“互動”頻率做一個對比， 會發現兩者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連接”密度越大，“互動”頻率越低。加入城市規模的維度，會發現越大的城市，人們手機裡連絡人越多（“連接”密度越高），而與每個連絡人的平均互動次數越少（“互動”頻率越小）。
這一現象可以有多種解釋。或是大城市社交網路稠密，而人們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在每個社交關係中投入的時間精力被攤薄；或是大城市人口流動性大，關係網中很多半熟人甚至是准陌生人，而小城是相對封閉，人際關係較為簡單，親戚朋友互動熱絡；或是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這些數量眾多的工作關係充斥通訊錄，而人們在工作之外與工作關係好友幾乎沒有互動，這一現象在大城市更為明顯。
順著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的思路，研究團隊對比2016與2017年資料，發現城市規模與“互動”頻率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略有下降。這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在“互動”頻率上與大城市逐漸拉平，或許說明工作關係對朋友圈的入侵正在從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滲透。
社交支付 社交即場
人情往來是社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移動互聯時代，這些基於社交場的經濟活動也有了新的形式。
A）“社交支付”
2014年春節，微信紅包擊中具有中國特色社交場中的燃點。傳統節日+人情往來+便捷支付，順理成章地把線下的支付場轉移到線上，“社交支付”也就成了中國人數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交支付”包括樣本城市微信和手Q中的紅包和個人間轉帳總量資料，衡量的是在社交場中使用支付的情況。2017年“社交支付”排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廣州、北京、上海和東莞。從這一榜單中也可以看出，紅包等社交支付在南方更為流行，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兩個進入全國前十的北方城市。
B）人情往來的載體
與在便利店購物的小額支付不同，“社交支付”是人情往來的載體。具體來講，“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都顯著相關，但方向相反——“連接”密度與“社交支付”顯著正相關，“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顯著負相關。人際關係總量大的，社交支付的總量也大；而互動非常多的，社交支付的總量反而小。對應的是，印象中搶紅包的多半是生熟參半的群，而互動良多的真熟人反而不會總是向你討紅包。
另一種可能性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社交支付”特性不同。大城市居民已經習慣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支付操作，而中小城市的社交支付仍不及。而“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的正、負相關關係只是城市特性這一隱含因素導致的表像。
C）“社交支付”對數字經濟的影響
支付是移動互聯網形成閉環、線上服務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的關鍵。“社交支付”是培養用戶使用習慣的重要管道。在“社交支付”及的城市，市場成熟，數字經濟的發展條件會比較好，傳統產業也比較容易接受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各類技術創新。
呈現在資料上，可以看到“社交支付”與“數位產業”、“用雲量”的顯著正相關關係。“社交支付”越發達的城市，“數字產業”總量越高，“用雲量”越多。
數位文化
互聯網是天然的資訊媒介。2017年，中國互聯網平均每秒進入672.5G的資訊，或為文本、或為圖片、或為網頁、或為視頻、或為H5動 畫、或為直播、或為網遊、或為小程式。這些流動的資訊，為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帶來獨具中國特色的數字文化體驗。
數字文化
互聯網不僅是文化傳播的重要管道，更是這個時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所以我們看到春晚上越來越多源自網上的“段子”，看到人民日報在建軍節推出的“軍裝照”火爆朋友圈，看到故宮的《穿越故宮來看你》讓雍正帝唱起嘻哈。“數位文化”分指數匯總新聞用戶端、視頻、流媒體、線上文學、網遊等多種數位文化產品的使用總量資料，衡量各個城市在數字時代文化和精神領域建設進展狀況。“數字文化”分指數排在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和廣州。
直接影響居民對周圍社會環境觀感的，往往不是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進行的深度閱讀，而是極大量的、碎片化的、即時或者准即時的資訊類消息。2017年打開新聞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位分別為深圳、廣州、成都、武漢和長沙；看罷新聞留言評論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名分別為北京、深圳、合肥、成都和廣州。
文化的基礎與延伸
A).“數位文化”與“互動”頻率
社交媒體是數位文化產品傳播的重要管道，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是移動互聯時代媒體融合與數位內容產生的重要方式，似乎數位文化與社交活動應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但資料的結論恰恰相反，“互動”頻率與“數位文化”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網路社交中與好友互動越多的城市居民，沉湎于資訊、視頻和遊戲當中的次數越少、時長越短。
B). “數位文化”與“數位產業”
數位文化行業發展迅速、市場廣闊，是支撐數字產業的重要支柱。各地居民對資訊、文學、影視、遊藝類互聯網產品的需求，與當地的相關上下游數位產業都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上游資訊類、文學類“文化娛樂產業”的供給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文化產品供給越多；下游的“旅遊”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拉動出行和遊玩的需求更強。
小結
本章列舉的資料揭示了互聯網社交平臺的基礎功能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中國經歷了生活場的快速數位化和移動化。數位生活和數位文化，是數位中國的構成要素。數位社交的“連接”和“互動”揭示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社交支付對消費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構成數字產業和“用雲量”爆發的基礎。資訊和其他數位內容產品對文化娛樂和旅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互聯網資訊媒介的自然屬性，賦予數位社交和數位文化特殊意義。兩者是移動互聯網最高頻的使用場，是移動互聯網的最大入口，最強的黏性來源。雖然這些服務基本都是免費的，但卻構成了一個地區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數字創新的不竭源泉。
會發現兩者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連接”密度越大，“互動”頻率越低。加入城市規模的維度，會發現越大的城市，人們手機裡連絡人越多（“連接”密度越高），而與每個連絡人的平均互動次數越少（“互動”頻率越小）。
這一現象可以有多種解釋。或是大城市社交網路稠密，而人們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在每個社交關係中投入的時間精力被攤薄；或是大城市人口流動性大，關係網中很多半熟人甚至是准陌生人，而小城是相對封閉，人際關係較為簡單，親戚朋友互動熱絡；或是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這些數量眾多的工作關係充斥通訊錄，而人們在工作之外與工作關係好友幾乎沒有互動，這一現象在大城市更為明顯。
順著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的思路，研究團隊對比2016與2017年資料，發現城市規模與“互動”頻率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略有下降。這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在“互動”頻率上與大城市逐漸拉平，或許說明工作關係對朋友圈的入侵正在從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滲透。
社交支付 社交即場
人情往來是社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移動互聯時代，這些基於社交場的經濟活動也有了新的形式。
A）“社交支付”
2014年春節，微信紅包擊中具有中國特色社交場中的燃點。傳統節日+人情往來+便捷支付，順理成章地把線下的支付場轉移到線上，“社交支付”也就成了中國人數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交支付”包括樣本城市微信和手Q中的紅包和個人間轉帳總量資料，衡量的是在社交場中使用支付的情況。2017年“社交支付”排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廣州、北京、上海和東莞。從這一榜單中也可以看出，紅包等社交支付在南方更為流行，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兩個進入全國前十的北方城市。
B）人情往來的載體
與在便利店購物的小額支付不同，“社交支付”是人情往來的載體。具體來講，“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都顯著相關，但方向相反——“連接”密度與“社交支付”顯著正相關，“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顯著負相關。人際關係總量大的，社交支付的總量也大；而互動非常多的，社交支付的總量反而小。對應的是，印象中搶紅包的多半是生熟參半的群，而互動良多的真熟人反而不會總是向你討紅包。
另一種可能性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社交支付”特性不同。大城市居民已經習慣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支付操作，而中小城市的社交支付仍不及。而“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的正、負相關關係只是城市特性這一隱含因素導致的表像。
C）“社交支付”對數字經濟的影響
支付是移動互聯網形成閉環、線上服務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模式的關鍵。“社交支付”是培養用戶使用習慣的重要管道。在“社交支付”及的城市，市場成熟，數字經濟的發展條件會比較好，傳統產業也比較容易接受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各類技術創新。
呈現在資料上，可以看到“社交支付”與“數位產業”、“用雲量”的顯著正相關關係。“社交支付”越發達的城市，“數字產業”總量越高，“用雲量”越多。
數位文化
互聯網是天然的資訊媒介。2017年，中國互聯網平均每秒進入672.5G的資訊，或為文本、或為圖片、或為網頁、或為視頻、或為H5動 畫、或為直播、或為網遊、或為小程式。這些流動的資訊，為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帶來獨具中國特色的數字文化體驗。
數字文化
互聯網不僅是文化傳播的重要管道，更是這個時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所以我們看到春晚上越來越多源自網上的“段子”，看到人民日報在建軍節推出的“軍裝照”火爆朋友圈，看到故宮的《穿越故宮來看你》讓雍正帝唱起嘻哈。“數位文化”分指數匯總新聞用戶端、視頻、流媒體、線上文學、網遊等多種數位文化產品的使用總量資料，衡量各個城市在數字時代文化和精神領域建設進展狀況。“數字文化”分指數排在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和廣州。
直接影響居民對周圍社會環境觀感的，往往不是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進行的深度閱讀，而是極大量的、碎片化的、即時或者准即時的資訊類消息。2017年打開新聞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位分別為深圳、廣州、成都、武漢和長沙；看罷新聞留言評論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名分別為北京、深圳、合肥、成都和廣州。
文化的基礎與延伸
A).“數位文化”與“互動”頻率
社交媒體是數位文化產品傳播的重要管道，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是移動互聯時代媒體融合與數位內容產生的重要方式，似乎數位文化與社交活動應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但資料的結論恰恰相反，“互動”頻率與“數位文化”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網路社交中與好友互動越多的城市居民，沉湎于資訊、視頻和遊戲當中的次數越少、時長越短。
B). “數位文化”與“數位產業”
數位文化行業發展迅速、市場廣闊，是支撐數字產業的重要支柱。各地居民對資訊、文學、影視、遊藝類互聯網產品的需求，與當地的相關上下游數位產業都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上游資訊類、文學類“文化娛樂產業”的供給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文化產品供給越多；下游的“旅遊”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拉動出行和遊玩的需求更強。
小結
本章列舉的資料揭示了互聯網社交平臺的基礎功能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中國經歷了生活場的快速數位化和移動化。數位生活和數位文化，是數位中國的構成要素。數位社交的“連接”和“互動”揭示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社交支付對消費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構成數字產業和“用雲量”爆發的基礎。資訊和其他數位內容產品對文化娛樂和旅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互聯網資訊媒介的自然屬性，賦予數位社交和數位文化特殊意義。兩者是移動互聯網最高頻的使用場，是移動互聯網的最大入口，最強的黏性來源。雖然這些服務基本都是免費的，但卻構成了一個地區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數字創新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