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五一口號”
《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羅培元、楊奇兩位當事者的回憶， 基本反映了當時香港新政協運動的過程和全貌。
見證香港新政協運動
在香港開展新政協運動的細節， 我們除了看到當時《華商報》不間斷地報導外， 就是當事人事後的回憶了。
羅培元， 時任中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 以下是他在《方方與香港的新政協運動》一文中的回憶。
由於“五一口號”深得人心， 分局負責人分頭做了工作，
李濟深等並聯合通電各報館、各團體和全國同胞， 呼籲回應中共“五一口號”。 接著全國所有民主黨派、各界代表人物紛紛發了聲明、告同胞書或宣言等回應“五一口號”。
香港分局領導層和黨外民主人士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的交換意見方式靈活多樣，
在所有的討論中， 都是圍繞著新政協開會的時間、地點、參加範圍、召集人、共同綱領及如何召集等問題發表意見。 香港分局及時將這些意見向黨中央作了彙報。 在討論會正式發言中沒人提出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的問題， 但某些人提出的意見， 也反映出不單是一般性的問題。
例如，在11月20日分局向中央的報告中說到，就參加範圍，雖然無人再提民社黨及青年党問題，卻有人一再提出讓民社黨革新派參加的意見，還有人提出國民黨某些現任軍政大員可否參加，甚至有人私下提出可否為他們預留席位；至於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問題，一直有人不同意用“新民主主義”，提出用“革命的三民主義”，民盟中有人主張只用“民主主義”。可見，方方和分局其他主要領導不斷揭露和批判“中間路線”，不是無的放矢的。
由此可見，方方和香港分局其他領導人在香港的新政協運動中，也和“五一口號”發出前一段時間那樣，始終是協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拋棄對中間路線的幻想，把新政協運動納入毛澤東主席在1947年2月1日提出的舊政協後的全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軌道上來。這就如高屋建瓴，如水之就下，把當年香港新政協運動一些複雜的問題迎刃而解。
在港民主人士熱烈響應中共倡議
楊奇，時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人員。在他撰寫的《風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離港北上參加政協始末》回憶中，比較詳細地回顧了新政協運動的情況。
中共的上述倡議發出之後，立即得到全國民主人士和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的廣泛回應和贊同。5月5日，旅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中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以及無黨派著名人士郭沫若等，聯合通電全國，熱烈響應中共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提出的倡議，認為“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他們同時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回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指出此乃“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回應中共在“五一”節口號中發出的號召。5月23日，中國民主建國會駐港代表章乃器、孫起孟受權發表聲明，回應中共的倡議，支持召開新的政協會議。接著，旅港各界知名人士馮裕芳、柳亞子、茅盾、陳其瑗、沈志遠、翦伯贊、鄧初民、千家駒、曾昭掄、侯外廬等125人，以及婦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後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中共的倡議。
在海外，“五一口號”同樣得到廣大華僑、華人的支持。1948年5月4日，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就代表在新加坡的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表示熱誠回應。隨後，法國、美國、加拿大、古巴等國的華僑代表，也先後致電毛澤東，擁護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張。
旅居美國的馮玉祥，一直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多方為祖國的和平民主事業奔走呼號。中共“五一”文告發出後，他決心出席新政協會議，於是設法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當航行至黑海時，輪船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後來，同年10月，其夫人李德全終於帶著馮玉祥的骨灰，回到東北解放區（哈爾濱），隨即投身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上述李濟深等12人代表各民主黨派在1948年5月5日發給毛澤東的電報，由於輾轉傳遞，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了複電，電文如下：
5月5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贊同敝党5月1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促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謹此奉複，即祈諒鑒。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為中共中央草擬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並潘漢年的電報，要他們按照毛澤東複電的精神，認真徵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同時，要把關於新政協的討論推廣到上海和旅居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商談，共同進行籌備工作。從這時起，香港便掀起了一個“迎接新政協”的熱潮。議論新政協、擁護新政協，成為各民主黨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座談會、報告會一個接著一個，《華商報》上刊登的專論、“筆談”也一篇接著一篇。
李濟深、沈鈞儒等各個民主黨派首腦接到毛澤東的複電後，奔相走告，甚受鼓舞；並且覺得形勢發展很快，蔣介石政權的覆滅已為期不遠。蔡廷鍇作為一個軍事家，對蔣介石軍隊的士氣十分瞭解，因而對戰局更加樂觀，認為“只要將東北、華北戰爭解決了，解放軍一過長江，蔣軍無法抵擋，全國很快就會解放”。蔡廷鍇住在香港羅便臣道111號，李濟深則住在羅便臣道92號，彼此相隔不遠，經常來往。收到毛澤東複電後，他又到李濟深寓所去，兩人推心置腹，多方商討，決心為促進新政協的早日召開而努力。
為了徵求各民主黨派對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地點、召集人以及北上交通等問題的意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負責人，一方面登門拜訪各民主黨派的首腦，誠懇談心，耐心聽取他們的具體意見；另一方面則召開座談會，大家發言，集思廣益，然後向中央和周恩來彙報。座談會有兩種：一種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方方、潘漢年出面主持，邀請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出席，每次十多人，開會地點通常是在銅鑼灣天后廟道4號4樓，也曾經在李濟深寓所舉行。另一種座談會由中國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持，人數較多，地點是借用灣仔一個單位的會議室，每次參加者約有三十多人。有時先由一人專題發言，然後漫談討論；有時則邀請有關知名人士作政治報告。不論哪一種座談會，主題都是目前形勢與新政協會議。
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主持的座談會，先後開了八次，其中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的會議記錄最詳細，記錄者是香港工委的統戰委員羅培元。這次記錄能夠保存下來，實在難能可貴。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座談商討了五個問題：一、關於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問題；二、關於新政協開會的地點問題；三、關於參加會議者的範圍、單位、個人問題；四、關於第一屆會議應解決的問題；五、關於會議由誰召開的問題。會上發言踴躍，沈鈞儒、譚平山、馬敘倫、李章達、郭沫若、茅盾都作了多次發言，有些問題大家的意見並不一致。李濟深因當日有事請假，委託連貫轉達他的意見，他主張等到解放軍拿下平津之後，才在北平召開；李章達、譚平山則不同意。方方、潘漢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問題提出建議和徵求意見外，對大家的發言並沒有發表自己的見解，只是說明會將各人的意見如實向中共中央反映。
許多事實都表明：中共中央的徵求意見是嚴肅認真的，是尊重民主黨派人士的。不論是方方、潘漢年主持的高層民主人士座談會，抑或是周新民主持的更大範圍的座談會，會上反映的關於新政協的各種意見，都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時報告中共中央，後來又轉給有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新政協籌委會。
在香港“新政協熱潮”中，中共代表除了登門造訪、促膝談心、開會商討之外，還通過新聞傳媒批評當時社會上一些錯誤論調。此其時也，美國為了阻止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一方面加緊援蔣，叫囂美國空軍可能直接參戰；另一方面則加緊扶植“第三勢力”，企圖在愛國民主陣營中間製造分裂，拉出一些自由主義人物，在國共兩黨之間成立所謂“中立政黨”。美國軍事評論家鮑爾溫露骨地說：“假使目前這個無能的政府（指南京政府）能夠由一個或幾個政府取而代之，在政治上、軍事上稍加革新，當然是很好……我們可能支援個別省主席及傅作義等精明能幹的將領，各自割據一方。”一時間，什麼“南北朝”“劃江而治”“三分天下”，以及什麼“退出內戰，守土為民”等等論調，甚囂塵上。為了批駁這些謬論，《華商報》和《正報》《群眾》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章漢夫和連貫在《群眾》雜誌上先後發表《論舊政協與新政協》《論新政協的道路》等文章，闡明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的道路，只能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道路，其他道路都是行不通的。1948年12月2日，方方又在《群眾》上發表《爭取最後的徹底勝利》一文，揭穿美國鮑爾溫之流的陰謀，分析中間路線決無立足之地，最後指出“對於企圖依靠美援獨霸一方的小蔣介石，我們唯有以徹底的革命戰爭粉碎之”。後來的事實說明，這些代表中共政治主張的聲音，對於揭穿美國培植“第三勢力”的欺騙性，幫助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端正政治思想路線，從而把“新政協熱潮”納入正確軌道上來，是很有必要和很有作用的。
例如，在11月20日分局向中央的報告中說到，就參加範圍，雖然無人再提民社黨及青年党問題，卻有人一再提出讓民社黨革新派參加的意見，還有人提出國民黨某些現任軍政大員可否參加，甚至有人私下提出可否為他們預留席位；至於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問題，一直有人不同意用“新民主主義”，提出用“革命的三民主義”，民盟中有人主張只用“民主主義”。可見，方方和分局其他主要領導不斷揭露和批判“中間路線”，不是無的放矢的。
由此可見，方方和香港分局其他領導人在香港的新政協運動中，也和“五一口號”發出前一段時間那樣，始終是協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拋棄對中間路線的幻想，把新政協運動納入毛澤東主席在1947年2月1日提出的舊政協後的全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軌道上來。這就如高屋建瓴，如水之就下，把當年香港新政協運動一些複雜的問題迎刃而解。
在港民主人士熱烈響應中共倡議
楊奇，時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人員。在他撰寫的《風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離港北上參加政協始末》回憶中，比較詳細地回顧了新政協運動的情況。
中共的上述倡議發出之後，立即得到全國民主人士和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的廣泛回應和贊同。5月5日，旅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中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以及無黨派著名人士郭沫若等，聯合通電全國，熱烈響應中共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提出的倡議，認為“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他們同時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回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指出此乃“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回應中共在“五一”節口號中發出的號召。5月23日，中國民主建國會駐港代表章乃器、孫起孟受權發表聲明，回應中共的倡議，支持召開新的政協會議。接著，旅港各界知名人士馮裕芳、柳亞子、茅盾、陳其瑗、沈志遠、翦伯贊、鄧初民、千家駒、曾昭掄、侯外廬等125人，以及婦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後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中共的倡議。
在海外，“五一口號”同樣得到廣大華僑、華人的支持。1948年5月4日，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就代表在新加坡的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表示熱誠回應。隨後，法國、美國、加拿大、古巴等國的華僑代表，也先後致電毛澤東，擁護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張。
旅居美國的馮玉祥，一直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多方為祖國的和平民主事業奔走呼號。中共“五一”文告發出後，他決心出席新政協會議，於是設法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當航行至黑海時，輪船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後來，同年10月，其夫人李德全終於帶著馮玉祥的骨灰，回到東北解放區（哈爾濱），隨即投身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上述李濟深等12人代表各民主黨派在1948年5月5日發給毛澤東的電報，由於輾轉傳遞，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了複電，電文如下：
5月5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贊同敝党5月1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促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謹此奉複，即祈諒鑒。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為中共中央草擬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並潘漢年的電報，要他們按照毛澤東複電的精神，認真徵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同時，要把關於新政協的討論推廣到上海和旅居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商談，共同進行籌備工作。從這時起，香港便掀起了一個“迎接新政協”的熱潮。議論新政協、擁護新政協，成為各民主黨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座談會、報告會一個接著一個，《華商報》上刊登的專論、“筆談”也一篇接著一篇。
李濟深、沈鈞儒等各個民主黨派首腦接到毛澤東的複電後，奔相走告，甚受鼓舞；並且覺得形勢發展很快，蔣介石政權的覆滅已為期不遠。蔡廷鍇作為一個軍事家，對蔣介石軍隊的士氣十分瞭解，因而對戰局更加樂觀，認為“只要將東北、華北戰爭解決了，解放軍一過長江，蔣軍無法抵擋，全國很快就會解放”。蔡廷鍇住在香港羅便臣道111號，李濟深則住在羅便臣道92號，彼此相隔不遠，經常來往。收到毛澤東複電後，他又到李濟深寓所去，兩人推心置腹，多方商討，決心為促進新政協的早日召開而努力。
為了徵求各民主黨派對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地點、召集人以及北上交通等問題的意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負責人，一方面登門拜訪各民主黨派的首腦，誠懇談心，耐心聽取他們的具體意見；另一方面則召開座談會，大家發言，集思廣益，然後向中央和周恩來彙報。座談會有兩種：一種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方方、潘漢年出面主持，邀請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出席，每次十多人，開會地點通常是在銅鑼灣天后廟道4號4樓，也曾經在李濟深寓所舉行。另一種座談會由中國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持，人數較多，地點是借用灣仔一個單位的會議室，每次參加者約有三十多人。有時先由一人專題發言，然後漫談討論；有時則邀請有關知名人士作政治報告。不論哪一種座談會，主題都是目前形勢與新政協會議。
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主持的座談會，先後開了八次，其中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的會議記錄最詳細，記錄者是香港工委的統戰委員羅培元。這次記錄能夠保存下來，實在難能可貴。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座談商討了五個問題：一、關於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問題；二、關於新政協開會的地點問題；三、關於參加會議者的範圍、單位、個人問題；四、關於第一屆會議應解決的問題；五、關於會議由誰召開的問題。會上發言踴躍，沈鈞儒、譚平山、馬敘倫、李章達、郭沫若、茅盾都作了多次發言，有些問題大家的意見並不一致。李濟深因當日有事請假，委託連貫轉達他的意見，他主張等到解放軍拿下平津之後，才在北平召開；李章達、譚平山則不同意。方方、潘漢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問題提出建議和徵求意見外，對大家的發言並沒有發表自己的見解，只是說明會將各人的意見如實向中共中央反映。
許多事實都表明：中共中央的徵求意見是嚴肅認真的，是尊重民主黨派人士的。不論是方方、潘漢年主持的高層民主人士座談會，抑或是周新民主持的更大範圍的座談會，會上反映的關於新政協的各種意見，都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時報告中共中央，後來又轉給有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新政協籌委會。
在香港“新政協熱潮”中，中共代表除了登門造訪、促膝談心、開會商討之外，還通過新聞傳媒批評當時社會上一些錯誤論調。此其時也，美國為了阻止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一方面加緊援蔣，叫囂美國空軍可能直接參戰；另一方面則加緊扶植“第三勢力”，企圖在愛國民主陣營中間製造分裂，拉出一些自由主義人物，在國共兩黨之間成立所謂“中立政黨”。美國軍事評論家鮑爾溫露骨地說：“假使目前這個無能的政府（指南京政府）能夠由一個或幾個政府取而代之，在政治上、軍事上稍加革新，當然是很好……我們可能支援個別省主席及傅作義等精明能幹的將領，各自割據一方。”一時間，什麼“南北朝”“劃江而治”“三分天下”，以及什麼“退出內戰，守土為民”等等論調，甚囂塵上。為了批駁這些謬論，《華商報》和《正報》《群眾》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章漢夫和連貫在《群眾》雜誌上先後發表《論舊政協與新政協》《論新政協的道路》等文章，闡明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的道路，只能是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道路，其他道路都是行不通的。1948年12月2日，方方又在《群眾》上發表《爭取最後的徹底勝利》一文，揭穿美國鮑爾溫之流的陰謀，分析中間路線決無立足之地，最後指出“對於企圖依靠美援獨霸一方的小蔣介石，我們唯有以徹底的革命戰爭粉碎之”。後來的事實說明，這些代表中共政治主張的聲音，對於揭穿美國培植“第三勢力”的欺騙性，幫助民主黨派中一些人端正政治思想路線，從而把“新政協熱潮”納入正確軌道上來，是很有必要和很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