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鈺坤比想像中瘦很多， 也年輕很多。 他講話聲音輕且配合度高， 看得出來， 因為最近接受了不少媒體的造訪， 他準備了一套“標準答案”， 但他又很快能抓住我設問的方向。 他的話不多， 並且只講他確定的事情， 這讓寡言也變得有些可貴。
2015年， 忻鈺坤的處女作《心迷宮》以170萬的投資， 收穫了超過1000萬的票房， 他也因此被市場認為是頗具市場潛力的新導演， 影片精巧的非線敘事結構也被許多影迷津津樂道。 對於一個起點頗高的導演來說， 第二部作品往往要面臨更大的壓力。 他沒有選擇在雕琢結構的路上繼續走下去，
《暴裂無聲》的故事發生在採礦業中興的2004年， 劇本創作於2012年， 影片完成於2016年， 2018年上映——這前後十五年的時間縱深， 使得影片與現實形成了有趣的互文。 十五年間， 採礦業從繁榮到衰落， 礦坑填平， 高樓聳起， 靠採礦一夜暴富的人們紛紛投身房地產， 製造出一座座鬼城；同時， 中產逐漸壯大， 開始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 曾經穩固的頂層-中產-底層的正三角結構難以為繼， 尤其當霧霾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議題之後， 發了“不義之財”的煤老闆、礦主們在中產敘事中成了罪魁禍首， 而直接暴露在污染下毫無反抗能力的底層的命運依舊無人問津。
在忻鈺坤看來， 《暴裂無聲》的故事既是“過去時”， 又是這種新的階級格局下某些小角落依然存在的狀況。
整個內蒙古的採礦業在2000年前後興起， 那時候， 忻鈺坤上高中。 有一次， 他和同學們被學校拉到包頭附近的一個駕校培訓基地參加軍訓， 基地的北邊就是山， “一天上午訓練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聲巨響，
後來他才知道， 這就是開礦。 除了煤炭資源之外， 內蒙古的大山裡還富含有色金屬資源， 炸山是開礦的第一步。 山炸開之後， 石塊被運到附近大大小小的選廠裡， 用不同的設備將石塊粉碎， 再通過各種化學製劑提取出有色金屬， 分管道銷售掉。 忻鈺坤家裡有個親戚就是開選廠的， 他曾聽親戚說， 選廠是不能輕易帶外人去的， 因為經常有人故意搞破壞， 揣著一瓶化學試劑灑到礦石上， 那些礦石就廢掉了。
選廠之間的惡意競爭在採礦業還相對粗放、缺乏監管的年代是很常見的，
採礦業製造了城市的第一批富人， 這是忻鈺坤已經離開家到西安工作的時候才感受到的， 用他的話說， “在一些時間節點上， 城市的躁動和變化來得特別猛烈”。 “那時候奧迪Q7剛剛出來， 我在西安都沒有見過幾輛， 回包頭過年的時候， 發現滿馬路跑的都是Q7， 而且顏色都不一樣。 這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地方的人這麼有錢啊！”
在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中，開礦並非一個新鮮的題材。從最早的《盲井》到後來的《人山人海》《天註定》，開礦造成的生產事故、環境污染、腐敗、犯罪，以及分配不公、貧富差異下的心理失衡，已經在銀幕上被反復書寫呈現，這其中的許多故事，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例如賈樟柯《天註定》中姜武所扮演的“胡大海”的故事，就是根據2001年山西省晉中市大峪口村的農民胡文海在承包煤礦失敗、上訪未果的情況下，持槍殺死14人的案件創作的。
《暴裂無聲》是忻鈺坤寫的第一個長片劇本，在創作之初，他也曾想過找一個具體的新聞事件來做改編。找來找去，他發現這些新聞事件本身都“太表面了”，無非是老百姓討薪被礦上的人打了，或是礦與礦之間產生了糾紛、出了命案什麼的。在他看來，這些事件“沒有拍的意義”，因為開礦所帶來的問題不是通過一次孤立的事件就能講清楚的。尤其是在2011年以後，內蒙古的整個資源型產業都開始走下坡，曾經主宰了城市甚至地區命脈的採礦業輝煌不再，這更讓他意識到，開採和繁榮都是一時的，但是很多深層的社會問題卻仍在這個時間段之外蔓延。忻鈺坤想找到一個故事、一組人物關係，來講清楚這個問題。
或許正因如此，在完成了處女作《心迷宮》之後，忻鈺坤重新拾起了《暴裂無聲》，並帶著他的劇組回到了老家包頭。在電影中，鏡頭幾次帶著觀眾俯瞰這座城市，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層淡黃色、甚至有時是淡紫色的煙塵，一如忻鈺坤印象中的樣子，而在城市的不遠處，就是沉默的群山。“很多人看了電影問我，城市離鄉村這麼近嗎？”他說，“包頭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從整個城市最核心最繁華的地帶，開車半個小時，就到了嘈雜的城鎮，城鎮再往下走就是貧瘠的鄉村，鄉村再往下走就是山野，山野再往下走就是財富的來源。”
“狀況外”的中產承擔著最大的責任在忻鈺坤看來，《暴裂無聲》是一個當代寓言，其中的三個主角，分別來自三個社會階層：張保民是絕對的底層，年輕時跟人打架，咬斷了舌頭，從此不願開口說話，幾年前因為拒簽征地協議，用一根羊骨頭戳瞎了屠夫丁海的左眼，結果地還是征了、礦還是開了，張保民一邊在礦上打工，一邊慢慢賠人家錢；徐文傑是標準的中產，一位小有成就的律師，他拿了礦主昌萬年的一筆錢，幫他聯絡證人作偽證，洗脫非法採礦的指控；昌萬年則是資源產業催生的新富，穿訂制的三件套西裝，聽古典樂，腳上還是離不開一雙布鞋，他慈善家的面孔背後是叢林法則裡的狩獵者——在他眼裡，底層是待宰的羔羊，中產則是必要時的手中刀。
同時，這三個人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都是孩子的父親。昌萬年會吩咐手下把燉好的羊肉封在真空包裝裡寄給遠在加拿大的兒子；徐文傑是給女兒講睡前故事的單親爸爸；至於張保民，他的兒子在影片一開頭就丟了，出去放羊再也沒回來。
故事就是圍繞張保民找孩子展開的。張保民以為昌萬年綁架了他的孩子，攔住他手下的車，打傷了人，從車上救下一個套在麻袋裡的孩子，解開麻袋才發現，孩子不是自己的。按照孩子胸牌上的電話打過去，張保民找到了律師，原來是律師的女兒被綁架了，昌萬年想要威脅律師交出可能送他入獄的關鍵證據。律師想找張保民要女兒，昌萬年想找律師要證據，而張保民想找昌萬年要兒子——欲望、恐懼、親情與求生的本能最終將三人引向了山野深處，也是埋藏了真相的地方。
張保民的兒子究竟是怎麼丟的？他是死是活？這是影片敘事的重要線索，但在結尾處，忻鈺坤卻將孩子的命運做了留白的處理，在孩子失蹤當日的閃回片段裡，只有律師和昌萬年躲在山溝裡的秘密交易。“如果把孩子的死亡清楚地交代出來，觀眾就基本沒有任何疑問了，他會認為，我講的還是一個個案。但我想讓觀眾去關注的是，孩子是在一種怎樣的情境、怎樣的機緣下死去的——當一個中產律師決定收取賄賂，交換出自己的責任和良心的時候，有人的孩子就會死去。”
在中產階級的敘事視角和審美趣味全面佔領了中國電影市場的今天，《暴裂無聲》是一部很難得的“反中產”電影。電影裡關於兇狠和殘暴的描寫是屬於昌萬年的，但忻鈺坤卻將最重的一句詰問留給了律師徐文傑。“在影片結尾，觀眾會發現，律師承擔了戲核的作用，在他入獄後，員警問的那句‘你還有什麼要交代的沒有？’不僅是問給他的，也問給了所有觀眾，包括我自己。今天中國電影的主流觀眾來自中產，我們在生活中很難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和責任，大家都覺得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什麼，因此會放棄使用自己的力量。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像拍電影一樣，從上帝視角看到整個系統的運作。有時候，一個人的選擇，可能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孩子的死亡。”
另一個頗具象徵意味的瞬間出現在三位主角同時在場的山野追蹤戲裡，新富與底層扭打作一團，誓要拼個你死我活，作為中產的律師卻愣在一邊，不知道該不該插手，也不知道該去幫誰。這顯然是忻鈺坤精心設計過的，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在其中顯露無遺——衝突最激烈的雙方是頂層和底層，“中產貌似在狀況外，但事實上，他們的選擇又能夠決定能否懲罰到罪惡、保護到弱勢群體”。
這是忻鈺坤真正想講的那個故事，那個溢出了任何一個具體的社會事件的、更大的故事。這個故事未必是討喜的，“我看到很多人天然地不理解為什麼故事會這樣發展，因為他們的視野是非常狹窄的，他們認為整個社會就是由跟自己一樣的人構成的，房子和車子就是全部的話題。”他接著說：“他們不知道，在他們之外，在他們之下，還有那麼多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這些人的生活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底色。”
張保民就是社會機器裡一根不合時宜的骨頭與中產相比，塑造富豪和底層更難，在普通人的日常經驗裡，他們幾乎是不可見的，而在文藝作品中，他們又很難脫離刻板印象。忻鈺坤的方法是，在將人物做典型化、符號化處理的同時，又讓他們與真實保持某種關係。
在寫昌萬年的時候，忻鈺坤想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則報導，中國富豪組團到非洲狩獵，並且把獵物運回中國，製成標本收藏。他把狩獵作為昌萬年的一個愛好寫到了電影裡，同時也暗合他捕獵者的身份。“大家想像中的土豪的生活可能就是聲色犬馬、愛買豪車，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有更刺激的追求了，這個刺激背後是他們在商場、職場中信奉的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就是要去追擊、去獵殺。”
電影中對昌萬年辦公室的設計，可以看作是這種心理結構的空間外化。辦公室在一個寫字樓的高層，剛走進去看到的是一個非常明亮、現代的辦公環境，員工都在忙碌地聯繫業務；再往裡走，就進入了昌萬年的私人空間，類似一個高檔會所，有著浮誇的歐洲宮廷裝修風格；而這個辦公室最核心、也是最私密的區域是一個標本室，這也是張保民幾次試圖窺視甚至硬闖都沒能進入的區域。最終，張保民被昌萬年請入了標本室，觀眾也隨他一道看見了昌萬年內心深處的世界，在這裡，只有最原始的殺戮和索取。
而對於底層，忻鈺坤不想給他們貼上“弱勢群體”的標籤，更不認為這個標籤可以給他們帶來任何的“道德豁免”，他希望呈現的，是一個更複雜、更多面的底層生態。對底層的這種觀察來自他在西安工作的經歷，他曾在西安的地方台拍過幾年欄目劇，花了大量的時間游走於鄉村。他覺得，底層所生活的環境可能會讓他們更加短視，更容易為了眼前利益的誘惑而做出對自己有害的選擇，“就好像逼著張保民簽下征地協議的丁海，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為什麼會失智”（開礦污染了水源，讓當地的村民患上各種疾病）。
事實上，整個故事的大前提就是開礦征地，開礦給了當地人致富的機會，它讓少數人從穿布鞋的農民搖身一變，成了穿定制西裝的新富，也讓多數人看到了些微改善生活的希望，這是經濟發展的紅利，每個人都想要分享，也有權利分享。但問題在於，當頂層攫取了絕大部分利潤的時候，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卻落到了底層身上——這種代價，當然是他們想像不到的；即便想到了，也無力避免。
張保民就是唯一那個拒絕簽字的人，他的固執意味著全村人都拿不到補償款，這讓他成了整個村子的敵人。但他的堅持也並非是由於意識到了開礦帶來的水污染會讓妻子患病，而是性格使然。忻鈺坤解釋說，“可能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不願意隨大流的人，這些人的性格中有一種天然的叛逆；再加上他是一個對家鄉、對山野尚存有一絲情感的人，看到滿山的礦坑，他心中是有悲傷的。”
水作為影片中的一個重要意象切割了各個階層——在希望小學做慈善的昌萬年不喝水，造訪張保民家的律師不喝水，連同在底層的村長也在家囤積礦泉水。在忻鈺坤看來，村長代表了底層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小階層，“他極力想要跳脫於這個‘底層’的身份之外，他和上層之間也存在許多利益勾結。張保民看不慣他，羞辱他，他當然不好受，但是只要喝上一口純淨的水，那一瞬間，他心裡就確認‘我在你之上’了。”
而在所有被損害而不知情的底層中，最無助的是張保民的妻子翠霞這樣的婦女，她因為喝了被污染的水而長期腿腫，幾乎無法下地走動。“她們還不如張保民，張保民還可以憑著自己粗野的性格、暴脾氣去做一點抗爭，儘管這種抗爭只能觸碰到這個系統的一點皮毛。”忻鈺坤說，“如果說底層的婦女是待宰的羔羊，張保民就是一根骨頭，當機器無法把他切碎的時候，他就會被拋出去。因此在底層中間，他也是一個不斷下墜、一直墊底的人——這個角色的定位就是，整個社會機器裡一根不合時宜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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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中，開礦並非一個新鮮的題材。從最早的《盲井》到後來的《人山人海》《天註定》，開礦造成的生產事故、環境污染、腐敗、犯罪，以及分配不公、貧富差異下的心理失衡，已經在銀幕上被反復書寫呈現，這其中的許多故事，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例如賈樟柯《天註定》中姜武所扮演的“胡大海”的故事，就是根據2001年山西省晉中市大峪口村的農民胡文海在承包煤礦失敗、上訪未果的情況下，持槍殺死14人的案件創作的。
《暴裂無聲》是忻鈺坤寫的第一個長片劇本，在創作之初，他也曾想過找一個具體的新聞事件來做改編。找來找去，他發現這些新聞事件本身都“太表面了”，無非是老百姓討薪被礦上的人打了，或是礦與礦之間產生了糾紛、出了命案什麼的。在他看來，這些事件“沒有拍的意義”，因為開礦所帶來的問題不是通過一次孤立的事件就能講清楚的。尤其是在2011年以後，內蒙古的整個資源型產業都開始走下坡，曾經主宰了城市甚至地區命脈的採礦業輝煌不再，這更讓他意識到，開採和繁榮都是一時的，但是很多深層的社會問題卻仍在這個時間段之外蔓延。忻鈺坤想找到一個故事、一組人物關係，來講清楚這個問題。
或許正因如此，在完成了處女作《心迷宮》之後，忻鈺坤重新拾起了《暴裂無聲》，並帶著他的劇組回到了老家包頭。在電影中，鏡頭幾次帶著觀眾俯瞰這座城市，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層淡黃色、甚至有時是淡紫色的煙塵，一如忻鈺坤印象中的樣子，而在城市的不遠處，就是沉默的群山。“很多人看了電影問我，城市離鄉村這麼近嗎？”他說，“包頭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從整個城市最核心最繁華的地帶，開車半個小時，就到了嘈雜的城鎮，城鎮再往下走就是貧瘠的鄉村，鄉村再往下走就是山野，山野再往下走就是財富的來源。”
“狀況外”的中產承擔著最大的責任在忻鈺坤看來，《暴裂無聲》是一個當代寓言，其中的三個主角，分別來自三個社會階層：張保民是絕對的底層，年輕時跟人打架，咬斷了舌頭，從此不願開口說話，幾年前因為拒簽征地協議，用一根羊骨頭戳瞎了屠夫丁海的左眼，結果地還是征了、礦還是開了，張保民一邊在礦上打工，一邊慢慢賠人家錢；徐文傑是標準的中產，一位小有成就的律師，他拿了礦主昌萬年的一筆錢，幫他聯絡證人作偽證，洗脫非法採礦的指控；昌萬年則是資源產業催生的新富，穿訂制的三件套西裝，聽古典樂，腳上還是離不開一雙布鞋，他慈善家的面孔背後是叢林法則裡的狩獵者——在他眼裡，底層是待宰的羔羊，中產則是必要時的手中刀。
同時，這三個人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都是孩子的父親。昌萬年會吩咐手下把燉好的羊肉封在真空包裝裡寄給遠在加拿大的兒子；徐文傑是給女兒講睡前故事的單親爸爸；至於張保民，他的兒子在影片一開頭就丟了，出去放羊再也沒回來。
故事就是圍繞張保民找孩子展開的。張保民以為昌萬年綁架了他的孩子，攔住他手下的車，打傷了人，從車上救下一個套在麻袋裡的孩子，解開麻袋才發現，孩子不是自己的。按照孩子胸牌上的電話打過去，張保民找到了律師，原來是律師的女兒被綁架了，昌萬年想要威脅律師交出可能送他入獄的關鍵證據。律師想找張保民要女兒，昌萬年想找律師要證據，而張保民想找昌萬年要兒子——欲望、恐懼、親情與求生的本能最終將三人引向了山野深處，也是埋藏了真相的地方。
張保民的兒子究竟是怎麼丟的？他是死是活？這是影片敘事的重要線索，但在結尾處，忻鈺坤卻將孩子的命運做了留白的處理，在孩子失蹤當日的閃回片段裡，只有律師和昌萬年躲在山溝裡的秘密交易。“如果把孩子的死亡清楚地交代出來，觀眾就基本沒有任何疑問了，他會認為，我講的還是一個個案。但我想讓觀眾去關注的是，孩子是在一種怎樣的情境、怎樣的機緣下死去的——當一個中產律師決定收取賄賂，交換出自己的責任和良心的時候，有人的孩子就會死去。”
在中產階級的敘事視角和審美趣味全面佔領了中國電影市場的今天，《暴裂無聲》是一部很難得的“反中產”電影。電影裡關於兇狠和殘暴的描寫是屬於昌萬年的，但忻鈺坤卻將最重的一句詰問留給了律師徐文傑。“在影片結尾，觀眾會發現，律師承擔了戲核的作用，在他入獄後，員警問的那句‘你還有什麼要交代的沒有？’不僅是問給他的，也問給了所有觀眾，包括我自己。今天中國電影的主流觀眾來自中產，我們在生活中很難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和責任，大家都覺得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什麼，因此會放棄使用自己的力量。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像拍電影一樣，從上帝視角看到整個系統的運作。有時候，一個人的選擇，可能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孩子的死亡。”
另一個頗具象徵意味的瞬間出現在三位主角同時在場的山野追蹤戲裡，新富與底層扭打作一團，誓要拼個你死我活，作為中產的律師卻愣在一邊，不知道該不該插手，也不知道該去幫誰。這顯然是忻鈺坤精心設計過的，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在其中顯露無遺——衝突最激烈的雙方是頂層和底層，“中產貌似在狀況外，但事實上，他們的選擇又能夠決定能否懲罰到罪惡、保護到弱勢群體”。
這是忻鈺坤真正想講的那個故事，那個溢出了任何一個具體的社會事件的、更大的故事。這個故事未必是討喜的，“我看到很多人天然地不理解為什麼故事會這樣發展，因為他們的視野是非常狹窄的，他們認為整個社會就是由跟自己一樣的人構成的，房子和車子就是全部的話題。”他接著說：“他們不知道，在他們之外，在他們之下，還有那麼多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這些人的生活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底色。”
張保民就是社會機器裡一根不合時宜的骨頭與中產相比，塑造富豪和底層更難，在普通人的日常經驗裡，他們幾乎是不可見的，而在文藝作品中，他們又很難脫離刻板印象。忻鈺坤的方法是，在將人物做典型化、符號化處理的同時，又讓他們與真實保持某種關係。
在寫昌萬年的時候，忻鈺坤想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則報導，中國富豪組團到非洲狩獵，並且把獵物運回中國，製成標本收藏。他把狩獵作為昌萬年的一個愛好寫到了電影裡，同時也暗合他捕獵者的身份。“大家想像中的土豪的生活可能就是聲色犬馬、愛買豪車，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有更刺激的追求了，這個刺激背後是他們在商場、職場中信奉的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就是要去追擊、去獵殺。”
電影中對昌萬年辦公室的設計，可以看作是這種心理結構的空間外化。辦公室在一個寫字樓的高層，剛走進去看到的是一個非常明亮、現代的辦公環境，員工都在忙碌地聯繫業務；再往裡走，就進入了昌萬年的私人空間，類似一個高檔會所，有著浮誇的歐洲宮廷裝修風格；而這個辦公室最核心、也是最私密的區域是一個標本室，這也是張保民幾次試圖窺視甚至硬闖都沒能進入的區域。最終，張保民被昌萬年請入了標本室，觀眾也隨他一道看見了昌萬年內心深處的世界，在這裡，只有最原始的殺戮和索取。
而對於底層，忻鈺坤不想給他們貼上“弱勢群體”的標籤，更不認為這個標籤可以給他們帶來任何的“道德豁免”，他希望呈現的，是一個更複雜、更多面的底層生態。對底層的這種觀察來自他在西安工作的經歷，他曾在西安的地方台拍過幾年欄目劇，花了大量的時間游走於鄉村。他覺得，底層所生活的環境可能會讓他們更加短視，更容易為了眼前利益的誘惑而做出對自己有害的選擇，“就好像逼著張保民簽下征地協議的丁海，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為什麼會失智”（開礦污染了水源，讓當地的村民患上各種疾病）。
事實上，整個故事的大前提就是開礦征地，開礦給了當地人致富的機會，它讓少數人從穿布鞋的農民搖身一變，成了穿定制西裝的新富，也讓多數人看到了些微改善生活的希望，這是經濟發展的紅利，每個人都想要分享，也有權利分享。但問題在於，當頂層攫取了絕大部分利潤的時候，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卻落到了底層身上——這種代價，當然是他們想像不到的；即便想到了，也無力避免。
張保民就是唯一那個拒絕簽字的人，他的固執意味著全村人都拿不到補償款，這讓他成了整個村子的敵人。但他的堅持也並非是由於意識到了開礦帶來的水污染會讓妻子患病，而是性格使然。忻鈺坤解釋說，“可能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不願意隨大流的人，這些人的性格中有一種天然的叛逆；再加上他是一個對家鄉、對山野尚存有一絲情感的人，看到滿山的礦坑，他心中是有悲傷的。”
水作為影片中的一個重要意象切割了各個階層——在希望小學做慈善的昌萬年不喝水，造訪張保民家的律師不喝水，連同在底層的村長也在家囤積礦泉水。在忻鈺坤看來，村長代表了底層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小階層，“他極力想要跳脫於這個‘底層’的身份之外，他和上層之間也存在許多利益勾結。張保民看不慣他，羞辱他，他當然不好受，但是只要喝上一口純淨的水，那一瞬間，他心裡就確認‘我在你之上’了。”
而在所有被損害而不知情的底層中，最無助的是張保民的妻子翠霞這樣的婦女，她因為喝了被污染的水而長期腿腫，幾乎無法下地走動。“她們還不如張保民，張保民還可以憑著自己粗野的性格、暴脾氣去做一點抗爭，儘管這種抗爭只能觸碰到這個系統的一點皮毛。”忻鈺坤說，“如果說底層的婦女是待宰的羔羊，張保民就是一根骨頭，當機器無法把他切碎的時候，他就會被拋出去。因此在底層中間，他也是一個不斷下墜、一直墊底的人——這個角色的定位就是，整個社會機器裡一根不合時宜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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