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固然與德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直接相關， 但與蔣介石改變了以往的軍事策略也有著密切聯繫。 無獨有偶， 蔣介石這個策略的制定與出臺， 恰好也與德國人有關， 因為蔣在20世紀30年代也聘請了大批德國顧問為他服務。 為什麼這些德國人此時來到中國？這就要從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係說起。
國民黨的洋幫手：德國顧問團
對於不熟悉國民政府外交史的人來說， 在1930年代， 德國與南京國民政府居然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繫是非常令人詫異的。 但事實上的確如此， 按照美國著名學者柯偉林的說法就是：“從1928年到1938年，
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
在20世紀30年代初， 德國曾打算開闢一條從柏林到南京的直達航線， 但在首次試航時就遭到蘇聯的阻攔， 蘇聯戰鬥機將其在蒙古上空迫降， “德國飛行員和機械師都摔斷了骨頭， 並在一座蒙古監獄中被判刑五年”， 後中、德方面經過多方努力， 他們才被釋放。 這個變故使得開通該條航線的計畫中途流產。 儘管如此， 德國卻給中國提供了大批貸款， 而中國也以原料換取德國的軍事裝備、鐵路器材和整座工廠等，
但要說雙方完全因為民族感情才交往頻繁， 是不恰當的。 畢竟國家之間， 利益是最主要的關注點。 此時的德國急於擺脫凡爾賽體系對它的束縛， 希望大力發展軍備。 但是德國領土面積較小， 國內資源有限， 特別是緊缺一種製造軍火最重要的戰略物資鎢礦。 因為在鋼鐵中加入一定的鎢， 能大大提高槍炮管的熔點， 不會出現因持續射擊造成槍炮管高溫軟化變形的情況。 可見， 鎢礦對於德國發展軍事力量來說至關重要。 但問題是， 歐洲英、法等戰勝國始終對德國存有戒心， 嚴格控制鎢礦等戰略物資的出口， 使德國十分惱火。 無奈之下， 德國只得將目光轉向中國。
晚年回國的李德（居中者）
為了東山再起， 德國不斷向外派遣軍事顧問， 一是為了保證退役軍官的素質， 二是為給德國的工業和軍用品尋找市場與戰略物資。 由於德國被強制裁軍， 使得大批具有軍事技術技能的軍官們無事可做。 根據《凡爾賽條約》， 禁止德國戰略物資的出口， 同時也禁止德國公民以軍事資格受聘於外國， 所以德國軍官們通常是以“平民”身份受聘， 而德國政府則宣稱無權阻止他們。 這樣， 1928年11月， 經過中、德兩國反復磋商， 由德國名將鮑爾率領下的首批德國顧問團來華， 主要是為德國的軍事裝備開拓中國市場和幫助蔣介石訓練軍隊。
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 蔣介石就使用了由德國人訓練的軍隊， 最後在張學良的幫助下， 最終打敗了反對者，蔣介石也渡過了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這些德式訓練的軍隊，同時也被用於“剿共”軍事。由於蔣介石利用德國軍事顧問來訓練軍隊，紅軍就要被他們俘虜的國民黨軍官來給紅軍戰士講授德式戰術課，例如《多種武器的使用與作戰》等。這大概有點冷幽默的味道，德國軍事顧問的訓練方式，居然在國、共兩黨的軍隊中被同時使用。
在德國顧問的建議下，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改變之前派兵“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實行“碉堡政策”。所謂“碉堡政策”，簡單地說，就是在根據地周圍連綿建築一道道封鎖線，在步槍火力能夠交叉的地方修築兩個碉堡，每五個碉堡之間建築一個大碉堡，並用公路連接起來，形成碉堡公路網，然後修建儲藏彈藥和給養的倉庫；接著在若干距離處又修築第二道碉堡封鎖線，建築的方法與第一道相同，待第二道完成後，再把第一道拆除，將磚石材料移建第三道碉堡。這樣，逐次推進，在飛機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根據地匍匐蠶食。這無疑增加了蘇區的困難，使其與外界的聯繫完全被斷絕，一時之間，蘇區的物資變得異常匱乏，就連生活必需品食鹽都難以供應。
國軍的軍事顧問法爾肯豪森
實踐證明，這種辦法確實在第五次“圍剿”中起到了預期的效果。蔣介石命令部隊每天只向前推進固定的距離，然後就開始修築碉堡。無論紅軍如何“示弱”，國民黨軍隊皆不予理會，這讓紅軍“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的戰術基本失去了效用。而且蔣也仿照德國，對現役軍官進行輪訓。據當時在國民黨軍第十八軍任連長的楊伯濤回憶，自從1933年蔣介石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後，該軍上至軍長、下至排長均分批前往受訓。經過此次集訓，該軍的作風有了很大的改變，軍官無論職位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身著布制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和士兵一起吃大鍋飯。這種辦法使紅軍的狙擊手無法確定狙擊目標，同時也使國民黨軍士兵的戰鬥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各師、團部均設置武裝便衣隊，專門負責偵查。這樣，加之共產黨方面的德國顧問指揮失誤，紅軍損失慘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國顧問中，最著名的是有“國防軍之父”之稱的塞克特將軍了。塞克特曾在蔣介石的盛邀下兩次來華，他1934年4月第二次來華擔任總顧問之職時已是67歲高齡。蔣介石對他十分尊崇，使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自誇為“軍事上的孔夫子”。南京給他每月2000美元工資，是前任顧問魏采爾的3倍，據說這是“南京政府付給一位外國顧問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門口還有禮儀士兵站崗，平時有4位保安跟隨，旅行時乘坐特供的車廂。蔣介石不在時，他還可坐在蔣介石的辦公室召見中國軍官。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因心臟病逝世後，南京國民政府還特別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蔣介石因“西安事變”後回溪口休養，由何應欽代他致悼詞，給予塞克特高度評價。
德國顧問們在華使命的結束
在國、共兩黨的歷史上，德國顧問都是值得書寫的重要內容，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局、軍事力量的變革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蔓延，這些顧問們都先後結束了自己在華的使命。
國民黨部隊中的德械部隊
先說李德。在他的錯誤指揮下，中央紅軍反“圍剿”頻頻失利，最後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因在軍事指揮方面的錯誤被批評，接著被取消了軍事顧問的名義。失去了顧問職位的李德跟隨紅軍走完了長征的全部路程，最後到達陝北。由此，他成為唯一一個經歷過長征的外國人。
李德在長征途中也經歷了每個普通紅軍所遇到的困難。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對長征中過草地時的艱苦程度進行了這樣的描述：“灰色的雲層掛在天際，幾乎一直貼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瀝，夜間雨雪交加。四處沒有房屋，沒有樹，幾乎連一叢灌木也沒有。我們蜷縮著坐在高出沼澤的小丘上睡覺，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這些軍隊發的裝備，或者用油紙傘以及在極少的情況下用繳獲的無袖雨衣來遮蓋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來了，他們在寒冷和疲憊中犧牲了。”
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也對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並在組建的紅軍大學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儘管他實際指揮作戰水準不高，但畢竟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他在軍事理論、圖上作業等方面還是有一套的。有時候，軍事上已經靠邊站的他，也會被邀請列席中共中央軍委和政治局的會議。
抗戰爆發後，他還擔任過中央軍事研究委員會編委會的主任，後去抗日軍政大學講授過一些戰術課。1939年，李德返回蘇聯，所幸的是此時大清洗已經過去，史達林並沒有為難他，在李德為自己在中國的失誤做出檢討並保證對中國的事情守口如瓶後，將他調出共產國際，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編譯馬列著作。二戰後，李德返回東德，後為協助蘇聯反華寫了一些文章，攻擊毛澤東，並對中國革命史進行了歪曲性的報導。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去世。
作為李德的同胞、在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除為“剿共”出謀劃策外，還對南京政府的軍事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為後來中國的抗戰奠定了重要基礎。例如塞克特在考察了南京政府的軍隊後，他給蔣介石呈遞《陸軍改革建議書》，建議加大對軍官的培養與精銳部隊的訓練。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南京政府先後建設了一大批專門軍事院校，比如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等學校。特別是加強了軍隊的炮兵、裝甲兵等。可以說，在1928年至1937年間，南京政府從武器裝備到軍事思想，幾乎全部仰仗於德國。
塞克特返國後，由法肯豪森將軍繼任總顧問之職。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法肯豪森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圖，這條被稱為“中國的興登堡防線”後來成為中國抗日國防的重要工程之一。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蔣介石將德式裝備的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六、第三十三師全部投入作戰，“打給外國人看”。在這些德式訓練軍隊的頑強作戰下，中國軍隊抵抗日軍居然達三月之久，這對於堅定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信心具有積極意義。在此次戰役中，德國顧問團在法肯豪森將軍的率領下，親赴前線協助作戰，一些德國顧問甚至下派到師、團一級。
但是，好景不長，中德關係很快就隨著二戰的爆發而趨於冷淡。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也很快被終止了在華的使命。二戰中德國為了獲取日本的支持，將所有在華的德國顧問全部撤回國內，中、德關係就此走向低谷。1941年7月1日，在德國承認了汪精衛政權後，重慶國民政府迅速作出反應，第二天就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珍珠港事件後，重慶政府正式向德、意、日三國宣戰，雙方關係徹底破裂。
最終打敗了反對者，蔣介石也渡過了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這些德式訓練的軍隊，同時也被用於“剿共”軍事。由於蔣介石利用德國軍事顧問來訓練軍隊，紅軍就要被他們俘虜的國民黨軍官來給紅軍戰士講授德式戰術課，例如《多種武器的使用與作戰》等。這大概有點冷幽默的味道，德國軍事顧問的訓練方式，居然在國、共兩黨的軍隊中被同時使用。在德國顧問的建議下，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改變之前派兵“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實行“碉堡政策”。所謂“碉堡政策”，簡單地說，就是在根據地周圍連綿建築一道道封鎖線，在步槍火力能夠交叉的地方修築兩個碉堡，每五個碉堡之間建築一個大碉堡，並用公路連接起來，形成碉堡公路網，然後修建儲藏彈藥和給養的倉庫；接著在若干距離處又修築第二道碉堡封鎖線，建築的方法與第一道相同，待第二道完成後，再把第一道拆除，將磚石材料移建第三道碉堡。這樣，逐次推進，在飛機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根據地匍匐蠶食。這無疑增加了蘇區的困難，使其與外界的聯繫完全被斷絕，一時之間，蘇區的物資變得異常匱乏，就連生活必需品食鹽都難以供應。
國軍的軍事顧問法爾肯豪森
實踐證明，這種辦法確實在第五次“圍剿”中起到了預期的效果。蔣介石命令部隊每天只向前推進固定的距離，然後就開始修築碉堡。無論紅軍如何“示弱”，國民黨軍隊皆不予理會，這讓紅軍“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的戰術基本失去了效用。而且蔣也仿照德國，對現役軍官進行輪訓。據當時在國民黨軍第十八軍任連長的楊伯濤回憶，自從1933年蔣介石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後，該軍上至軍長、下至排長均分批前往受訓。經過此次集訓，該軍的作風有了很大的改變，軍官無論職位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身著布制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和士兵一起吃大鍋飯。這種辦法使紅軍的狙擊手無法確定狙擊目標，同時也使國民黨軍士兵的戰鬥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各師、團部均設置武裝便衣隊，專門負責偵查。這樣，加之共產黨方面的德國顧問指揮失誤，紅軍損失慘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國顧問中，最著名的是有“國防軍之父”之稱的塞克特將軍了。塞克特曾在蔣介石的盛邀下兩次來華，他1934年4月第二次來華擔任總顧問之職時已是67歲高齡。蔣介石對他十分尊崇，使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自誇為“軍事上的孔夫子”。南京給他每月2000美元工資，是前任顧問魏采爾的3倍，據說這是“南京政府付給一位外國顧問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門口還有禮儀士兵站崗，平時有4位保安跟隨，旅行時乘坐特供的車廂。蔣介石不在時，他還可坐在蔣介石的辦公室召見中國軍官。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因心臟病逝世後，南京國民政府還特別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蔣介石因“西安事變”後回溪口休養，由何應欽代他致悼詞，給予塞克特高度評價。
德國顧問們在華使命的結束
在國、共兩黨的歷史上，德國顧問都是值得書寫的重要內容，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局、軍事力量的變革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蔓延，這些顧問們都先後結束了自己在華的使命。
國民黨部隊中的德械部隊
先說李德。在他的錯誤指揮下，中央紅軍反“圍剿”頻頻失利，最後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因在軍事指揮方面的錯誤被批評，接著被取消了軍事顧問的名義。失去了顧問職位的李德跟隨紅軍走完了長征的全部路程，最後到達陝北。由此，他成為唯一一個經歷過長征的外國人。
李德在長征途中也經歷了每個普通紅軍所遇到的困難。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對長征中過草地時的艱苦程度進行了這樣的描述：“灰色的雲層掛在天際，幾乎一直貼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瀝，夜間雨雪交加。四處沒有房屋，沒有樹，幾乎連一叢灌木也沒有。我們蜷縮著坐在高出沼澤的小丘上睡覺，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這些軍隊發的裝備，或者用油紙傘以及在極少的情況下用繳獲的無袖雨衣來遮蓋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來了，他們在寒冷和疲憊中犧牲了。”
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也對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並在組建的紅軍大學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儘管他實際指揮作戰水準不高，但畢竟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他在軍事理論、圖上作業等方面還是有一套的。有時候，軍事上已經靠邊站的他，也會被邀請列席中共中央軍委和政治局的會議。
抗戰爆發後，他還擔任過中央軍事研究委員會編委會的主任，後去抗日軍政大學講授過一些戰術課。1939年，李德返回蘇聯，所幸的是此時大清洗已經過去，史達林並沒有為難他，在李德為自己在中國的失誤做出檢討並保證對中國的事情守口如瓶後，將他調出共產國際，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編譯馬列著作。二戰後，李德返回東德，後為協助蘇聯反華寫了一些文章，攻擊毛澤東，並對中國革命史進行了歪曲性的報導。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去世。
作為李德的同胞、在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除為“剿共”出謀劃策外，還對南京政府的軍事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為後來中國的抗戰奠定了重要基礎。例如塞克特在考察了南京政府的軍隊後，他給蔣介石呈遞《陸軍改革建議書》，建議加大對軍官的培養與精銳部隊的訓練。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南京政府先後建設了一大批專門軍事院校，比如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等學校。特別是加強了軍隊的炮兵、裝甲兵等。可以說，在1928年至1937年間，南京政府從武器裝備到軍事思想，幾乎全部仰仗於德國。
塞克特返國後，由法肯豪森將軍繼任總顧問之職。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法肯豪森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圖，這條被稱為“中國的興登堡防線”後來成為中國抗日國防的重要工程之一。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蔣介石將德式裝備的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六、第三十三師全部投入作戰，“打給外國人看”。在這些德式訓練軍隊的頑強作戰下，中國軍隊抵抗日軍居然達三月之久，這對於堅定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信心具有積極意義。在此次戰役中，德國顧問團在法肯豪森將軍的率領下，親赴前線協助作戰，一些德國顧問甚至下派到師、團一級。
但是，好景不長，中德關係很快就隨著二戰的爆發而趨於冷淡。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也很快被終止了在華的使命。二戰中德國為了獲取日本的支持，將所有在華的德國顧問全部撤回國內，中、德關係就此走向低谷。1941年7月1日，在德國承認了汪精衛政權後，重慶國民政府迅速作出反應，第二天就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珍珠港事件後，重慶政府正式向德、意、日三國宣戰，雙方關係徹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