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
你昨天的話是這麼說的：“mm， 你跟我說話的語氣跟方式， 還是把我當十四歲的小孩看待， 你完全無法理解我是個二十一歲的成人 。 你給我足夠的自由 ， 是的， 但是你知道嗎？你一邊給， 一邊覺得那是你的‘授權’或‘施予’， 你並不覺得那是我本來就有的天生的權利！對， 這就是你的心態啊。 也就是說， 你到今天都沒法明白：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兒子， 他是一個完全獨立於你的‘別人’！”
安德列， 那一刻， 簡直就像經典電影 裡的鏡頭， 身為兒子的向母親做斬釘截鐵的獨立宣言， 那飾演母親的， 要不然就氣得全身發抖，
我也沒辦法應付這局面， 安德列， 譬如你站在沙灘上， 突然一個浪頭， 天一樣高， 眼睜睜看著它撲下來， 你其實不知道躲到哪裡去， 反正趴著躺著都會被擊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 你的獨立宣言， 不僅只是美國對英國的獨立宣言， 那畢竟是同一個文化內部的格鬥；你的獨立宣言——不知怎麼我想到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是阿爾及利亞向法國宣佈獨立， 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戰， 是甘地向英國說“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數的亞洲母親是怎麼對待她們的兒女的。
你記不得你香港的數學家教？他是博士生了， 談妥要來上班之前， 還說要打電話回北京問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 你記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臺北和朋友晚餐， 結束之後還打電話問她媽准不准許她搭計程車回家， 結果電話裡的媽說計程車危險， 她必須搭公交 車。 你記不記得大二的阿芬？拿著暑期創意營的選課單， 說傷腦筋， 不知道她媽會不會同意她選她真正想要的課程。
這些， 都是典型的鏡頭；我不是這樣的母親。
但是同時， 我也看見二十一歲的女兒跟母親手挽著手親密地逛街， 看見十八歲的兒子很“乖”地坐在母親身邊陪著母親訪友， 跟母親有說有笑。
老實說， 安德列， 我好羡慕啊。
但是， 我不敢企求， 因為， 我也覺得，
菲力浦和我在香港生活了兩年， 從他的十四歲到十六歲。 他對我和朋友們的談話議題興趣很濃。 譬如和中國大陸 來的記者談中國問題， 或者和美國記者談國際局勢， 十五歲的他都會很專注地傾聽、提問， 也談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 一群朋友剛離開， 他說， “媽，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你的華人朋友的特徵？”我說沒有。 他說， “就是， 當他們要問我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眼睛是看著你的， 而且， 就站在我面前，
嗄？
我其實沒聽懂他的意思， 但是我們接著做了一次實驗。
就是觀察下一次朋友來的時候所做的舉動。 結果是這樣的：教授甲進來， 我介紹：“這是中文系甲教授， 這是我的兒子菲力浦。 ”他們握手。 然後， 甲教授對著我問：“好俊的孩子。 他會說中文嗎？”我說， “會， 說得不錯。 ”甲教授問， “他幾歲？”眼睛看著我。
我說， “十五”。
甲教授說， “他讀幾年級呢？”眼睛看著我。
我說， “你問他吧。 ”甲教授這才轉過去看菲力浦。 但是沒說幾句， 又轉回來了， “他懂幾國語言啊？”
菲力浦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著我。
這個實驗發生了之後， 我也變敏感了。 記不記得， 你剛到香港時生病了， 我陪你去看醫生。 我們兩人一起進去， 你坐在醫生對面， 我一旁站著。
那時， 你二十歲。
十六歲的菲力浦， 在我們做過多次的實驗後， 曾經下過這樣的觀察歸納， 他說：“媽， 我覺得， 差別在於， 歐洲人是看年齡的， 譬如在德國學校裡， 你只要滿十四歲了， 老師便要用‘您’來稱呼學生。 但是， 中國人看的不是年齡， 而是輩分， 不管你幾歲， 只要你站在你媽或爸身邊， 你就是‘小孩’， 你就沒有身分， 沒有聲音， 不是他講話的對象。 所以， 他才會眼睛盯著你的媽或爸發問， 由‘大人’來為你代言。 ”
菲力浦做這歸納的時候， 安德列， 我這有名的社會觀察家， 真的傻了。
此後， 即使站在朋友身邊的孩子只有醬油瓶子那麼高， 我也會彎下腰去和他說話。
菲力浦給我另一次“震撼課”， 是在墾丁。我們一大幫人，
包皮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們，幾輛車到了墾丁海岸。大家坐在涼風習 習 的海岸咖啡座看海。過了一陣子，我聽見一旁舅媽問她讀大學的女兒咪咪，“要不要上廁所？”我也想去洗手間，起身時問菲力浦：“要不要上廁所？”
你老弟從一本英文雜誌裡抬眼看我，說，“媽，我要不要上廁所，自己不知道嗎？需要媽來問？”
喔，又來了。我不理他，逕自去了。回來之後，他還不放過我，他說，“媽，咪咪二十歲了，為什麼她媽還要問她上不上廁所？”
嗄？
“第一，這種問題，不是對三歲小孩才會問的問題嗎？第二，上廁所，你不覺得是件非常非常個人的事嗎？請問，你會不會問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廁所’？”
我開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詩人楊澤、歷史學者朱學勤、副刊主編馬家輝、小說家王安憶一起來到海岸喝咖啡，當我要去上廁所時，會不會順便問他們：
“楊澤，朱學勤，馬家輝，王安憶，你要不要上廁所？”
菲力浦看著我陰晴不定的表情，說，“怎樣？”
我很不甘願地回答說，“不會。”
他就乘勝追擊，“好，那你為什麼要問我上不上廁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褲子裡嗎？”
我們之間的矛盾，安德列，我想不僅只是兩代之間的，更多的，可能是兩種文化之間的。
我常常覺得你們兄弟倆在和我做智力對決、價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來到家中，我看見你直接就坐下來準備上課；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說，“安德列，雖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幾歲，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禮節：給他奉上一杯茶水，請他先坐。他離開時，要送客送到電梯口。”你顯然覺得太多禮，但你還是做了。
我也記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陳婉瑩教授來到家中，你看她進來，對她說了聲“嗨”，還是坐在椅子上讀報。我說，“不行，再熟她都還是你的教授，在中國的禮儀裡，你要站起來。”你也接受了。
我們之間，有很多價值的交 流，更何況，德國的傳統禮節不見得比中國的少，歐洲社會對親子關係的重視，不見得比亞洲人輕，對吧？
可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還是讓我難以消化，隔了一夜 還覺得鬱結在心中。
你和菲力浦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 ，我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來。一個做母親的快樂想像：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讓我來引導你們認識中國大陸 ，多愉快。
我怎麼會想到，你們的快樂想像和我的剛好相反。
你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而且，難道以後我到某一個城市去工作了，做媽的都要跟著嗎？”
十八歲的菲力浦，剛從德國降落，天真的眼睛長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軀上，認真地說，“我不要你牽著我的手去認識中國大陸 ——因為你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裡能這樣。我要自己去發現中國大陸 。”
我聽見自己可憐巴巴的聲音說，“難道，連一個週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島？蘇州？杭州？”你們眼睛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列，我在面對你們的“歐洲價值”，心裡覺得徹底的失落。可是，轉念想想，你們倆，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們母親身上的某些“亞洲價值”而覺得“有點累”呢？
昨晚，我一個人去散步。從梧桐樹夾道的興國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黃澄澄的，很濃，梧桐的闊葉，很美。我足足走了一個小時，然後，叫車到你倆麗園路的住處，看見你們自己洗好的衣服襪子淩亂地散在沙發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幫你們清理家裡。”
在沉沉的夜色裡，菲力浦送我到大馬路上搭車。他忍受我一個深深的擁抱，然後，大踏步走到馬路的對岸。
mm
龍應台：寒色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
當場被讀者問倒的情況不多，但是不久之前，一個問題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問的是：“家，是什麼？”
家是什麼，這不是小學生二年級時的作文題目嗎？和“我的志願”“我的母親”“我的暑假”同一等級。怎麼會拿到這裡來問一個自認為對“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早有體會的人？
提問者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卻只能語焉不詳地蒙混過去。這麼難的題啊！
作為被人呵護的兒女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趕車時，有人催你喝熱騰騰的豆漿。天若下雨，他堅持要你帶傘。燙的便當盒塞在書包裡，書包挎在肩上，貼在身上還熱。週末上街時，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擠在一輛車上招搖過市。放學回來時，到門外就聽到鍋鏟輕快的聲音，飯菜香一陣一陣的。晚上，一頂大蚊帳，四張榻榻米，燈一黑，就是夜晚的甜蜜時刻。兄弟姊妹的笑鬧踢打和鬆軟的被褥裹在帳內，帳外不時有大人的咳嗽聲、走動聲、竊竊私語聲。蒙矓的時候，窗外絲緞般的梔子花香，就幽幽飄進半睡半醒的眼睫裡。帳裡帳外都是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
人，一個一個走掉，通常走得很遠、很久。在很長的歲月裡，一年只有一度，屋裡頭的燈光特別亮，人聲特別喧嘩，進出雜遝數日，然後又歸於沉寂。留在裡面還沒走的人，體態漸孱弱，步履漸蹣跚，屋內越來越靜，聽得見牆上時鐘滴答的聲音。梔子花還開著，只是在黃昏的陽光裡看它，怎麼看都覺得淒清。然後，其中的一個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個，從暗暗的窗簾後，往窗外看，仿佛看見，有一天，來了一輛車，是來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鎖了門，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輪椅上，被推出去，也可能是被一張白布蓋著，抬出去的。
和一個人做終身伴侶時，兩個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家。曾經是某大學小城裡一間簡單的公寓，和其他一兩家共用一個廚房。窗外飄著陌生的冷雪，可是臥房裡伴侶的手溫暖無比。後來是一份又一份陌生的城市，跟著一個又一個新的工作，一個又一個重新來過的家。幾件重要的傢俱總是在運輸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個新的城市裡一點一點添加或丟棄。牆上，不敢掛什麼和記憶終生不渝的東西，因為牆是暫時的。在暫時裡，只有假設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恆。家，也就是兩個人剛好暫時落腳的地方。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很多，沒多久就散了，因為人會變，生活會變，家，也跟著變質。渴望安定時，很多人進入一個家；渴望自由時，很多人又逃離一個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許遇見的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尋找自由的人也許愛上的是一個尋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溫暖、只有壓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但是家可能更寒冷。一個人固然寂寞，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能更寂寞。
很多人在家散了之後就開始終身流浪。
還有很多，很快就有了兒女。一有兒女，家，就是兒女在的地方。天還沒亮就起來做早點，把熱騰騰的豆漿放上餐桌，一定要親眼看著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總不願拿傘，於是你苦口婆心幾近哀求地請他帶傘。他已經走出門，你又趕上去把滾燙的便當盒塞進他書包裡。週末，你騎車去市場，把兩個兒女貼在身後，一個小的夾在前面兩腿之間，雖然擠，但是兒女的體溫和迎風的笑聲甜蜜可愛。從上午就開始盤算晚餐的食譜，黃昏時，你一邊炒菜一邊聽著門外的聲音，期待一個個孩子回到自己身邊。晚上，你把滾熱的牛奶擱在書桌上，孩子從作業堆裡抬頭看你一眼，不說話，只是笑了一下。你覺得，好像突然聞到梔子花幽幽的香氣。
孩子在哪裡，哪裡就是家。
可是，這個家，又會怎樣呢？
摘自《青春文學》
龍應台：胭脂每次到屏東去看媽媽，還沒到時先給她電話：“你知道我是誰嗎？”
她愉快的聲音傳來：“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歡的人。”
“猜對了，”我說，“我是你的女兒，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說，帶著很濃的浙江鄉音，“你在哪裡？”
帶她去“鄧師傅”做腳底按摩，帶她去美容院洗頭，帶她到菜市場買菜，帶她到田野上去看鷺鷥，帶她到藥房去買老人營養品，帶她去買棉質內衣，寬大但是肩帶又不會滑下來的那一種，帶她去買鞋子買乳液買最大號的指甲刀。我牽著她的手在馬路上並肩共行的景象，在這黃狗當街懶睡的安靜小鎮上就成為人們記得的本村風景。不認識的人，看到我們又經過他的店鋪，一邊切檳榔一邊用眼睛目送我們走過，有時候說一句，輕得幾乎聽不見：“伊查某仔轉來嘍！”
見時容易別時難，離開她，是個複雜的工程。離開前二十四小時，就得先啟動心理輔導。我輕快地說：“媽，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許正用空濛濛的眼睛看著窗外的天，這時馬上把臉轉過來，慌張地看著我，“要走了？怎麼要走呢？”
我保持聲音的愉悅，“要上班，不然老闆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種被打敗的神情，兩手交握，放在膝上，像個聽話的小學生。跟“上班”，是不能對抗的，她也知道。她低聲自言自語：“喔，要上班。”
“來，”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幫你擦指甲油。”
買了很多不同顏色的指甲油，專門用來跟她消磨臥房裡的時光。她坐在床沿，順從地伸出手來，我開始給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兩層。她手背上的皮，抓起來一大把，是一層極薄的人皮，滿是皺紋，像蛇蛻掉棄置的幹皮。我把紐西蘭帶回來的綿羊油倒在手心上，輕輕揉搓這雙曾經勞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燈盡油枯的手。
塗完手指甲，開始塗腳指甲。腳指甲有點灰指甲症狀，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腳放進熱水盆裡——她縮起腳，說：“燙。”我說：“一點也不，慢慢來。”浸泡五分鐘後，腳指甲稍微鬆軟了，再塗色。選了豔麗的桃紅，小心翼翼地點在她石灰般的腳指甲上。效果，看起來確實有點恐怖，像給僵屍的臉頰上了腮紅。
我認真而細緻地“擺佈”她，她靜靜地任我“擺佈”。我們沒法交談，但是，我已經認識到，誰說交談是唯一的相處方式呢？還有什麼，比這胭脂陣的“擺佈”更適合母女來玩？只要我在，她臉上就有一種安心的平靜。更何況，胭脂陣是有配樂的。我放上周璿的老歌，我們從《夜上海》一直聽到《鳳凰於飛》《星心相印》和《永遠的微笑》。
塗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腳指甲，輪到我自己。黃昏了，淡淡的陽光把窗簾的輪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種顏色，每一隻指甲塗一個不同的顏色，從緋紅到紫黑。她不說話，就坐在那床沿，看著我塗自己的指甲，從一個指頭到另一個指頭。
每次從屏東回到臺北，朋友總是驚訝：“嗄？你塗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氣裡全是指甲油的氣味。我說：“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點茫然，“要走了？怎麼要走了？那——我怎麼辦？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妝鏡前，拿出口紅，“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傷心的。來，我幫你化妝。”她一瞬間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對著鏡子做出矜持的姿態：“我啊，老太婆了，化什麼妝哩。”
可是她開始看著鏡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頭髮。
她曾經是個多麼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歲的時候，突然去紋了眉和眼線，七十歲的時候，還問我她該不該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妝鏡前，她說：“女兒，你要化妝。女人，就是要漂亮。”
現在，她的手臂佈滿了黑斑，黑斑在乾枯的衰老的皮膚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幫她擦了口紅，說：“來，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幫她上了腮紅。
在她紋過的眉上，又畫上一道彎彎淡眉。
“你看，”我摟著她，面對著大鏡，“冬英多漂亮啊。”
她驚訝，“咦，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兒嘛。”我環抱著她瘦弱的肩膀，對著鏡子裡的人，說，“媽，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馬上會回來看你。”
龍應台：繳械“爸爸，是我。今天怎麼樣？做了什麼？”
“在寫字。禮拜天你回不回來吃飯？”
“不行呢，我要開會。”你說，“爸爸，把鑰匙給我吧？”
他背對著你，好像沒聽見。抱著一個很大的塑膠水壺，水的重量壓得他把腰彎下來。幾盆蘆薈長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長出了茂盛的葉子。
本來要到花市去買百合的，卻看見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樹，細細的樹幹上長了幾片營養不良的葉子，被放在一大片驚紅駭紫的玫瑰和菊花旁邊，無人理會。花農在一塊硬紙板上歪歪斜斜地寫了兩個字，“香椿”。花市喧聲鼎沸，人貼著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腳步，凝視那兩個字。小的時候，母親講到香椿臉上就有一種特別的光彩，好像整個故鄉的回憶都濃縮在一個植物的氣味裡。原來它就長這樣，長得真不怎麼樣。百合花不買了，叫了輛計程車，直奔桃園，一路捧著那盆營養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開了吧？”
他仍舊把背對著你，陽臺外強烈的陽光射進來，使他的頭髮一圈亮，身影卻是一片黑，像輪廓剪影。
他始終彎著身子在澆花。
八十歲的人，每天開車出去，買菜，看朋友，幫兒子跑腿，到郵局領個掛號包裹。每幾個月就興致勃勃地嚷著要開車帶母親去環島。動不動就說要開車到臺北來看你，你害怕，他卻興高采烈，“走建國高架，沒有問題。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沒法放心，你坐他的車，兩手緊抓著手環不放，全身緊繃，而且常常閉住氣，免得失聲驚叫。他確實很小心，整個上半身幾乎貼在駕駛盤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貫注，開得很慢，慢到一個程度，該走時他還在打量前後來車；人家以為他不走了，他卻突然往前沖。一沖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車，一個菜籃子摔了下來，番茄滾了一地，被車子碾過，一地爛紅。
再過一陣子，聽說是撞上了電線杆。母親在那頭說：“嚇死哩人嘍。你爸爸把油門當作刹車你相不相信！”車頭撞扁了，一修就是八萬塊。又過了幾個月，電話又來了；他的車突然緊急刹車，為了閃避前面的沙石卡車。電話那一頭不是“嚇死哩人嘍”的母親；母親已經在醫院裡──刹車的力道太猛，她的整個手臂給扭斷了。
兄弟們說，“你去，你去辦這件事。我們都不敢跟他開口。爸爸只聽女兒的話。”
黃昏的光影透過紗門薄薄灑在木質地板上，客廳的燈沒開，室內顯得昏暗，如此的安靜，你竟然聽見牆上電鐘行走的聲音。
他坐在那片黃昏的陰影裡，一言不發，先遞過來汽車鑰匙，然後把行車執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門就叫計程車，好嗎？”你說，“再怎麼坐車，也坐不到八萬塊的。”
他沒說話。
你把鑰匙和行車執照放在一個大信封裡，用舌頭舔一下，封死。
“好嗎？”你大聲地再問，一定要從他嘴裡聽到他的承諾。
他輕輕地說：“好。”縮進沙發裡，不再做聲。
你走出門的時候，長長舒了口氣，對自己有一種滿意，好像剛剛讓一個驍勇善戰又無惡不作的遊擊隊頭子和平繳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輩子節儉、捨不得叫計程車的他，從此不再出門。
“禮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開同學會？”他突然在後面大聲對你說，隔著正在徐徐關上的鐵門。鐵門“哐當”一聲關上，你想他可能沒聽見你“沒時間”的回答。
龍應台：雨兒我每天打一通電話，不管在世界上哪個角落。電話接通，第一句話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兒。”如果是越洋長途，講完我就等，等那六個字穿越渺渺大氣層進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點時間。然後她說，“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
“對，那就是我。”
“喔，雨兒你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剛離開你。”
“真的？我不記得啊。那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再過一個禮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兒。”
“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啊。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到潮州看她時，習慣獨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帶孩子一樣把被子裹好她的身體，放周璿的《天涯歌女》，把燈關掉，只留下洗手間的小燈，然後在她身邊躺下。等她睡著，我再起來工作。
天微微亮，她輕輕走到我身邊，沒聲沒息地坐下來。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身子愈來愈瘦，腳步愈來愈輕，聲音愈來愈弱，神情愈來愈退縮，也就是說，人逐漸逐漸退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
我一邊寫，一邊說：“幹嘛那麼早起？給你弄杯熱牛奶好嗎？”
她不說話，無聲地覷了我好一陣子，然後輕輕說：“你好像我的雨兒。”
我抬起頭，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頭髮，說：“媽，千真萬確，我就是你的女兒。”
她極驚奇地看著我，大大地驚訝，大大地開心：“就是說嘛，我看了你半天，覺得好像，沒想到真的是你。說起來古怪，昨天晚上有個人躺在我床上，態度很友善，她也說她是我的雨兒，實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個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進玻璃杯中，然後把杯子放進微波爐。遠處隱隱傳來公雞的啼聲。
“那你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她一臉困惑。
“我從臺北來看你。”
“你怎麼會從臺北來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過熱牛奶，繼續探詢，“如果你是我的雨兒，你怎麼會不在我身邊呢？你是不是我養大的？是什麼人把你養大的呢？”
我坐下來，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裡，看著她。她的眼睛還是很亮，那樣亮，在淺淺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輕時的鋒芒餘光，還是一層盈盈的淚光。於是我從頭說起：“你有五個兒女，一個留在大陸，四個在臺灣長大。你不但親自把每一個都養大，而且四個裡頭三個是博士，沒博士的那個很會賺錢。他們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裡滿是驚奇，她說：“這麼好？那……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今年幾歲？結婚了沒有？”
我們從盤古開天談起，談著談著，天，一點一點亮起，陽光就從大武山那邊照了進來。
有時候，我讓女傭帶著她到陽明山來找我。我就把時間整個調慢，帶她“臺北一日遊”。第一站，洗溫泉。泡在熱氣繚繞的湯裡，她好奇地瞪著滿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轉睛，然後開始品頭論足。我快動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著一個女人，大聲笑著說：“哈，不好意思啊，那個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車，紅五號，從白雲山莊上車。一路上櫻花照眼，她靜靜看著窗外流蕩過去的風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顏容，和窗外的粉色櫻花明滅掩映；她的眼神迷離，時空飄忽。
到了士林站。我說：“媽，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運，坐在這裡，給你拍一張照片。”
她嫺靜地坐下，兩手放在膝上。剛好後面有一叢濃綠的樹，旁邊坐著一個孤單的老人。
“你的雨兒要看見你笑，媽媽。”
她看著我，微笑了。我這才注意到，她穿著黑衣白領，像一個中學的女生。
是在墾丁。我們一大幫人，包皮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們，幾輛車到了墾丁海岸。大家坐在涼風習 習 的海岸咖啡座看海。過了一陣子，我聽見一旁舅媽問她讀大學的女兒咪咪，“要不要上廁所？”我也想去洗手間，起身時問菲力浦：“要不要上廁所？”
你老弟從一本英文雜誌裡抬眼看我，說，“媽，我要不要上廁所，自己不知道嗎？需要媽來問？”
喔，又來了。我不理他，逕自去了。回來之後，他還不放過我，他說，“媽，咪咪二十歲了，為什麼她媽還要問她上不上廁所？”
嗄？
“第一，這種問題，不是對三歲小孩才會問的問題嗎？第二，上廁所，你不覺得是件非常非常個人的事嗎？請問，你會不會問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廁所’？”
我開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詩人楊澤、歷史學者朱學勤、副刊主編馬家輝、小說家王安憶一起來到海岸喝咖啡，當我要去上廁所時，會不會順便問他們：
“楊澤，朱學勤，馬家輝，王安憶，你要不要上廁所？”
菲力浦看著我陰晴不定的表情，說，“怎樣？”
我很不甘願地回答說，“不會。”
他就乘勝追擊，“好，那你為什麼要問我上不上廁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褲子裡嗎？”
我們之間的矛盾，安德列，我想不僅只是兩代之間的，更多的，可能是兩種文化之間的。
我常常覺得你們兄弟倆在和我做智力對決、價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來到家中，我看見你直接就坐下來準備上課；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說，“安德列，雖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幾歲，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禮節：給他奉上一杯茶水，請他先坐。他離開時，要送客送到電梯口。”你顯然覺得太多禮，但你還是做了。
我也記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陳婉瑩教授來到家中，你看她進來，對她說了聲“嗨”，還是坐在椅子上讀報。我說，“不行，再熟她都還是你的教授，在中國的禮儀裡，你要站起來。”你也接受了。
我們之間，有很多價值的交 流，更何況，德國的傳統禮節不見得比中國的少，歐洲社會對親子關係的重視，不見得比亞洲人輕，對吧？
可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還是讓我難以消化，隔了一夜 還覺得鬱結在心中。
你和菲力浦到上海來做暑期實習 ，我也興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來。一個做母親的快樂想像：母子三人共處一室，在上海生活一個月，多幸福。讓我來引導你們認識中國大陸 ，多愉快。
我怎麼會想到，你們的快樂想像和我的剛好相反。
你說，“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為何又要和媽住一起？而且，難道以後我到某一個城市去工作了，做媽的都要跟著嗎？”
十八歲的菲力浦，剛從德國降落，天真的眼睛長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軀上，認真地說，“我不要你牽著我的手去認識中國大陸 ——因為你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裡能這樣。我要自己去發現中國大陸 。”
我聽見自己可憐巴巴的聲音說，“難道，連一個週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島？蘇州？杭州？”你們眼睛都不眨一下，異口同聲說，“媽，你能不能理解：我們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列，我在面對你們的“歐洲價值”，心裡覺得徹底的失落。可是，轉念想想，你們倆，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們母親身上的某些“亞洲價值”而覺得“有點累”呢？
昨晚，我一個人去散步。從梧桐樹夾道的興國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黃澄澄的，很濃，梧桐的闊葉，很美。我足足走了一個小時，然後，叫車到你倆麗園路的住處，看見你們自己洗好的衣服襪子淩亂地散在沙發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幫你們清理家裡。”
在沉沉的夜色裡，菲力浦送我到大馬路上搭車。他忍受我一個深深的擁抱，然後，大踏步走到馬路的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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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寒色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
當場被讀者問倒的情況不多，但是不久之前，一個問題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問的是：“家，是什麼？”
家是什麼，這不是小學生二年級時的作文題目嗎？和“我的志願”“我的母親”“我的暑假”同一等級。怎麼會拿到這裡來問一個自認為對“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早有體會的人？
提問者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卻只能語焉不詳地蒙混過去。這麼難的題啊！
作為被人呵護的兒女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趕車時，有人催你喝熱騰騰的豆漿。天若下雨，他堅持要你帶傘。燙的便當盒塞在書包裡，書包挎在肩上，貼在身上還熱。週末上街時，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擠在一輛車上招搖過市。放學回來時，到門外就聽到鍋鏟輕快的聲音，飯菜香一陣一陣的。晚上，一頂大蚊帳，四張榻榻米，燈一黑，就是夜晚的甜蜜時刻。兄弟姊妹的笑鬧踢打和鬆軟的被褥裹在帳內，帳外不時有大人的咳嗽聲、走動聲、竊竊私語聲。蒙矓的時候，窗外絲緞般的梔子花香，就幽幽飄進半睡半醒的眼睫裡。帳裡帳外都是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
人，一個一個走掉，通常走得很遠、很久。在很長的歲月裡，一年只有一度，屋裡頭的燈光特別亮，人聲特別喧嘩，進出雜遝數日，然後又歸於沉寂。留在裡面還沒走的人，體態漸孱弱，步履漸蹣跚，屋內越來越靜，聽得見牆上時鐘滴答的聲音。梔子花還開著，只是在黃昏的陽光裡看它，怎麼看都覺得淒清。然後，其中的一個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個，從暗暗的窗簾後，往窗外看，仿佛看見，有一天，來了一輛車，是來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鎖了門，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輪椅上，被推出去，也可能是被一張白布蓋著，抬出去的。
和一個人做終身伴侶時，兩個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家。曾經是某大學小城裡一間簡單的公寓，和其他一兩家共用一個廚房。窗外飄著陌生的冷雪，可是臥房裡伴侶的手溫暖無比。後來是一份又一份陌生的城市，跟著一個又一個新的工作，一個又一個重新來過的家。幾件重要的傢俱總是在運輸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個新的城市裡一點一點添加或丟棄。牆上，不敢掛什麼和記憶終生不渝的東西，因為牆是暫時的。在暫時裡，只有假設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恆。家，也就是兩個人剛好暫時落腳的地方。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很多，沒多久就散了，因為人會變，生活會變，家，也跟著變質。渴望安定時，很多人進入一個家；渴望自由時，很多人又逃離一個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許遇見的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尋找自由的人也許愛上的是一個尋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溫暖、只有壓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但是家可能更寒冷。一個人固然寂寞，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能更寂寞。
很多人在家散了之後就開始終身流浪。
還有很多，很快就有了兒女。一有兒女，家，就是兒女在的地方。天還沒亮就起來做早點，把熱騰騰的豆漿放上餐桌，一定要親眼看著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總不願拿傘，於是你苦口婆心幾近哀求地請他帶傘。他已經走出門，你又趕上去把滾燙的便當盒塞進他書包裡。週末，你騎車去市場，把兩個兒女貼在身後，一個小的夾在前面兩腿之間，雖然擠，但是兒女的體溫和迎風的笑聲甜蜜可愛。從上午就開始盤算晚餐的食譜，黃昏時，你一邊炒菜一邊聽著門外的聲音，期待一個個孩子回到自己身邊。晚上，你把滾熱的牛奶擱在書桌上，孩子從作業堆裡抬頭看你一眼，不說話，只是笑了一下。你覺得，好像突然聞到梔子花幽幽的香氣。
孩子在哪裡，哪裡就是家。
可是，這個家，又會怎樣呢？
摘自《青春文學》
龍應台：胭脂每次到屏東去看媽媽，還沒到時先給她電話：“你知道我是誰嗎？”
她愉快的聲音傳來：“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歡的人。”
“猜對了，”我說，“我是你的女兒，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說，帶著很濃的浙江鄉音，“你在哪裡？”
帶她去“鄧師傅”做腳底按摩，帶她去美容院洗頭，帶她到菜市場買菜，帶她到田野上去看鷺鷥，帶她到藥房去買老人營養品，帶她去買棉質內衣，寬大但是肩帶又不會滑下來的那一種，帶她去買鞋子買乳液買最大號的指甲刀。我牽著她的手在馬路上並肩共行的景象，在這黃狗當街懶睡的安靜小鎮上就成為人們記得的本村風景。不認識的人，看到我們又經過他的店鋪，一邊切檳榔一邊用眼睛目送我們走過，有時候說一句，輕得幾乎聽不見：“伊查某仔轉來嘍！”
見時容易別時難，離開她，是個複雜的工程。離開前二十四小時，就得先啟動心理輔導。我輕快地說：“媽，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許正用空濛濛的眼睛看著窗外的天，這時馬上把臉轉過來，慌張地看著我，“要走了？怎麼要走呢？”
我保持聲音的愉悅，“要上班，不然老闆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種被打敗的神情，兩手交握，放在膝上，像個聽話的小學生。跟“上班”，是不能對抗的，她也知道。她低聲自言自語：“喔，要上班。”
“來，”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幫你擦指甲油。”
買了很多不同顏色的指甲油，專門用來跟她消磨臥房裡的時光。她坐在床沿，順從地伸出手來，我開始給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兩層。她手背上的皮，抓起來一大把，是一層極薄的人皮，滿是皺紋，像蛇蛻掉棄置的幹皮。我把紐西蘭帶回來的綿羊油倒在手心上，輕輕揉搓這雙曾經勞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燈盡油枯的手。
塗完手指甲，開始塗腳指甲。腳指甲有點灰指甲症狀，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腳放進熱水盆裡——她縮起腳，說：“燙。”我說：“一點也不，慢慢來。”浸泡五分鐘後，腳指甲稍微鬆軟了，再塗色。選了豔麗的桃紅，小心翼翼地點在她石灰般的腳指甲上。效果，看起來確實有點恐怖，像給僵屍的臉頰上了腮紅。
我認真而細緻地“擺佈”她，她靜靜地任我“擺佈”。我們沒法交談，但是，我已經認識到，誰說交談是唯一的相處方式呢？還有什麼，比這胭脂陣的“擺佈”更適合母女來玩？只要我在，她臉上就有一種安心的平靜。更何況，胭脂陣是有配樂的。我放上周璿的老歌，我們從《夜上海》一直聽到《鳳凰於飛》《星心相印》和《永遠的微笑》。
塗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腳指甲，輪到我自己。黃昏了，淡淡的陽光把窗簾的輪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種顏色，每一隻指甲塗一個不同的顏色，從緋紅到紫黑。她不說話，就坐在那床沿，看著我塗自己的指甲，從一個指頭到另一個指頭。
每次從屏東回到臺北，朋友總是驚訝：“嗄？你塗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氣裡全是指甲油的氣味。我說：“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點茫然，“要走了？怎麼要走了？那——我怎麼辦？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妝鏡前，拿出口紅，“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傷心的。來，我幫你化妝。”她一瞬間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對著鏡子做出矜持的姿態：“我啊，老太婆了，化什麼妝哩。”
可是她開始看著鏡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頭髮。
她曾經是個多麼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歲的時候，突然去紋了眉和眼線，七十歲的時候，還問我她該不該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妝鏡前，她說：“女兒，你要化妝。女人，就是要漂亮。”
現在，她的手臂佈滿了黑斑，黑斑在乾枯的衰老的皮膚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幫她擦了口紅，說：“來，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幫她上了腮紅。
在她紋過的眉上，又畫上一道彎彎淡眉。
“你看，”我摟著她，面對著大鏡，“冬英多漂亮啊。”
她驚訝，“咦，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兒嘛。”我環抱著她瘦弱的肩膀，對著鏡子裡的人，說，“媽，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馬上會回來看你。”
龍應台：繳械“爸爸，是我。今天怎麼樣？做了什麼？”
“在寫字。禮拜天你回不回來吃飯？”
“不行呢，我要開會。”你說，“爸爸，把鑰匙給我吧？”
他背對著你，好像沒聽見。抱著一個很大的塑膠水壺，水的重量壓得他把腰彎下來。幾盆蘆薈長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長出了茂盛的葉子。
本來要到花市去買百合的，卻看見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樹，細細的樹幹上長了幾片營養不良的葉子，被放在一大片驚紅駭紫的玫瑰和菊花旁邊，無人理會。花農在一塊硬紙板上歪歪斜斜地寫了兩個字，“香椿”。花市喧聲鼎沸，人貼著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腳步，凝視那兩個字。小的時候，母親講到香椿臉上就有一種特別的光彩，好像整個故鄉的回憶都濃縮在一個植物的氣味裡。原來它就長這樣，長得真不怎麼樣。百合花不買了，叫了輛計程車，直奔桃園，一路捧著那盆營養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開了吧？”
他仍舊把背對著你，陽臺外強烈的陽光射進來，使他的頭髮一圈亮，身影卻是一片黑，像輪廓剪影。
他始終彎著身子在澆花。
八十歲的人，每天開車出去，買菜，看朋友，幫兒子跑腿，到郵局領個掛號包裹。每幾個月就興致勃勃地嚷著要開車帶母親去環島。動不動就說要開車到臺北來看你，你害怕，他卻興高采烈，“走建國高架，沒有問題。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沒法放心，你坐他的車，兩手緊抓著手環不放，全身緊繃，而且常常閉住氣，免得失聲驚叫。他確實很小心，整個上半身幾乎貼在駕駛盤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貫注，開得很慢，慢到一個程度，該走時他還在打量前後來車；人家以為他不走了，他卻突然往前沖。一沖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車，一個菜籃子摔了下來，番茄滾了一地，被車子碾過，一地爛紅。
再過一陣子，聽說是撞上了電線杆。母親在那頭說：“嚇死哩人嘍。你爸爸把油門當作刹車你相不相信！”車頭撞扁了，一修就是八萬塊。又過了幾個月，電話又來了；他的車突然緊急刹車，為了閃避前面的沙石卡車。電話那一頭不是“嚇死哩人嘍”的母親；母親已經在醫院裡──刹車的力道太猛，她的整個手臂給扭斷了。
兄弟們說，“你去，你去辦這件事。我們都不敢跟他開口。爸爸只聽女兒的話。”
黃昏的光影透過紗門薄薄灑在木質地板上，客廳的燈沒開，室內顯得昏暗，如此的安靜，你竟然聽見牆上電鐘行走的聲音。
他坐在那片黃昏的陰影裡，一言不發，先遞過來汽車鑰匙，然後把行車執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門就叫計程車，好嗎？”你說，“再怎麼坐車，也坐不到八萬塊的。”
他沒說話。
你把鑰匙和行車執照放在一個大信封裡，用舌頭舔一下，封死。
“好嗎？”你大聲地再問，一定要從他嘴裡聽到他的承諾。
他輕輕地說：“好。”縮進沙發裡，不再做聲。
你走出門的時候，長長舒了口氣，對自己有一種滿意，好像剛剛讓一個驍勇善戰又無惡不作的遊擊隊頭子和平繳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輩子節儉、捨不得叫計程車的他，從此不再出門。
“禮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開同學會？”他突然在後面大聲對你說，隔著正在徐徐關上的鐵門。鐵門“哐當”一聲關上，你想他可能沒聽見你“沒時間”的回答。
龍應台：雨兒我每天打一通電話，不管在世界上哪個角落。電話接通，第一句話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兒。”如果是越洋長途，講完我就等，等那六個字穿越渺渺大氣層進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點時間。然後她說，“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
“對，那就是我。”
“喔，雨兒你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剛離開你。”
“真的？我不記得啊。那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再過一個禮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兒。”
“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啊。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到潮州看她時，習慣獨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帶孩子一樣把被子裹好她的身體，放周璿的《天涯歌女》，把燈關掉，只留下洗手間的小燈，然後在她身邊躺下。等她睡著，我再起來工作。
天微微亮，她輕輕走到我身邊，沒聲沒息地坐下來。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身子愈來愈瘦，腳步愈來愈輕，聲音愈來愈弱，神情愈來愈退縮，也就是說，人逐漸逐漸退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
我一邊寫，一邊說：“幹嘛那麼早起？給你弄杯熱牛奶好嗎？”
她不說話，無聲地覷了我好一陣子，然後輕輕說：“你好像我的雨兒。”
我抬起頭，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頭髮，說：“媽，千真萬確，我就是你的女兒。”
她極驚奇地看著我，大大地驚訝，大大地開心：“就是說嘛，我看了你半天，覺得好像，沒想到真的是你。說起來古怪，昨天晚上有個人躺在我床上，態度很友善，她也說她是我的雨兒，實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個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進玻璃杯中，然後把杯子放進微波爐。遠處隱隱傳來公雞的啼聲。
“那你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她一臉困惑。
“我從臺北來看你。”
“你怎麼會從臺北來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過熱牛奶，繼續探詢，“如果你是我的雨兒，你怎麼會不在我身邊呢？你是不是我養大的？是什麼人把你養大的呢？”
我坐下來，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裡，看著她。她的眼睛還是很亮，那樣亮，在淺淺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輕時的鋒芒餘光，還是一層盈盈的淚光。於是我從頭說起：“你有五個兒女，一個留在大陸，四個在臺灣長大。你不但親自把每一個都養大，而且四個裡頭三個是博士，沒博士的那個很會賺錢。他們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裡滿是驚奇，她說：“這麼好？那……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今年幾歲？結婚了沒有？”
我們從盤古開天談起，談著談著，天，一點一點亮起，陽光就從大武山那邊照了進來。
有時候，我讓女傭帶著她到陽明山來找我。我就把時間整個調慢，帶她“臺北一日遊”。第一站，洗溫泉。泡在熱氣繚繞的湯裡，她好奇地瞪著滿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轉睛，然後開始品頭論足。我快動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著一個女人，大聲笑著說：“哈，不好意思啊，那個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車，紅五號，從白雲山莊上車。一路上櫻花照眼，她靜靜看著窗外流蕩過去的風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顏容，和窗外的粉色櫻花明滅掩映；她的眼神迷離，時空飄忽。
到了士林站。我說：“媽，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運，坐在這裡，給你拍一張照片。”
她嫺靜地坐下，兩手放在膝上。剛好後面有一叢濃綠的樹，旁邊坐著一個孤單的老人。
“你的雨兒要看見你笑，媽媽。”
她看著我，微笑了。我這才注意到，她穿著黑衣白領，像一個中學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