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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崇尚“自由”的美國,為何突然向世界宣戰?

編者按:最近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存在感略高:先是對中國等一系列國家加高貿易壁壘, 打起了“貿易戰”, 後又對敘利亞來了場真刀真槍的戰爭——但無論哪場戰爭, 都只能說明美國霸權的衰弱。 多年崇尚自由貿易的美國, 如今卻用一層層的壁壘在自己認定的歷史長河中無盡地倒退, 這究竟是為何?自由貿易、國家主權和勞工利益, 真的能統一嗎?

中美貿易戰震天的響聲未絕, 敘利亞的戰火已經燃起。 這一切仿佛已成為關乎國家命運、人民前途、世界“自由”的大事。

其實, 歷史上類似的場景也曾發生過。

20世紀40年代, 波蘭尼提出了“雙向運動”的理論, 認為資本主義世界在“自由市場擴張”和“社會保護運動”之間震盪。 所謂“社會保護運動”, 就是面對自由市場擴張對社會的劇烈衝擊, 人們試圖尋求集體力量來保護自己。 於是, 在英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失敗、繼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紛紛登上歷史舞臺。

如今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類似的歷史節點上。 經過二三十年快速的全球化進程, 為什麼“自由貿易”好像行不通了?到底是什麼在制約著國際貿易政策?如何解釋美國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會採取貿易保護的手段?是中國人導致美國人受損了嗎?我將在下文中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市場交易的基本問題

市場交易存在一個根本的困境。 通俗地講, 就是在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況下, 市場參與者的最優策略是騙取對方財物而逃, 預期到這一點, 沒有人會願意參與市場交易。 改變這一困境的關鍵點在於, 要使多次參與市場交易的收益大於“幹一票就走”的收益。 現代資產階級國家中的法律和暴力機關、信用體系、商會、黃色工會等等都具有這樣的功能。 然而, 這些制度安排並不能完全消除市場交易的基本問題——只要看看那些密集的金融案件就能明白了。

在國際貿易中, 這一根本困境變得更加複雜——強盜可能在途中截了貨物, 目的國可能“找茬”扣留貨物或增加關稅等等。 為保障本國確實能在貿易中獲益,

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必需的。 19世紀的鴉片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英國依靠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 逼迫中國進行“自由的”鴉片貿易。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國際金融。 比如, 在1905年當多明尼加共和國無力還債的時候, 美國的炮船就雄赳赳氣昂昂地開赴該國代收關稅——其實在此之前, 美國許多州都曾出現過欠債不還的先例。 當然, 現代國際體系變得稍微文明了一些。 美聯儲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加息, 導致拉丁美洲和非洲眾多國家無力償還債務。 於是, 美聯儲、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這些負債國必須採取一系列經濟緊縮政策來還債, 不然不再提供任何資金支援。 在此威脅下, 拉丁美洲經濟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拉美國家經濟未見好轉

對於國際貿易, 還有另一層重要因素不得不考慮, 那就是國內政治。 國際貿易對國內不同人群的影響是不同的, 所以人們對國際貿易的反應也千差萬別。 國內的政治進程會深刻影響國際貿易和國際關係。 這一點將在下文中討論。

總之, 在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體系背後, 都站著一個盯著你的、必要時會運用暴力的霸權。

虛幻的“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 不論強弱貧富, 只要自由地參與市場交易, 都能從中獲益。 對於從事貿易的國家來說, 如果有群體在貿易中受損了, 只要配合以相應的再分配政策, 仍然可以達到人人受益的局面。

所以在信奉這一理論的人看來, 只要你不支持“自由貿易”, 你就是在維護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 可是, 從歷史上看, 這群信徒不是也在維護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嗎?

美國也不例外。 在19世紀, 美國南方奴隸主出口農業品賺了很多錢, 而北方工業資產階級卻在世界市場中競爭力不足。 所以在美國,代表落後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奴隸主們是要求自由貿易的,而代表先進的生產關係的資產階級們是要求貿易保護的。南北戰爭以北方資產階級的勝利告終,於是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直到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美國的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為止。

可見,“自由貿易”的口號很多時候都是幌子。國際貿易政策始終取決於該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以及國內的政治進程。

世界體系

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喜歡用“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的說辭來引導美國工人階級的仇外情緒。

根據我的估算,在2005年,為了滿足美國的最終需求,中國提供了946.2億個勞動小時(大約相當於4500萬個勞動力一年的勞動);相反,為了滿足中國的最終需求,美國僅僅提供了9.17億個勞動小時,大約相當於中國提供給美國的勞動的一百分之一。在2005年,中國用於出口的勞動每小時僅獲得1.72美元的附加值,而美國用於出口的勞動每小時可以獲得52.92美元的附加值(以當期基本價格、市場匯率計算)。換句話說,在2005年美國一小時的勞動可以換取中國30個小時的勞動!

這正是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真相:中國依靠極為低廉的勞動參與世界市場,向核心國家供給低附加值的產品。在這種世界體系背後,是中國數以億計的任勞任怨的、受國內外資產階級剝削的勞動者。美國資產階級們享受著中國廉價勞動力帶來的豐厚利潤,卻反過頭來指責中國工人階級搶奪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工作。

美國霸權衰落

既然在當前的世界體系中美國享受著大量特權,那它為什麼還要進行貿易戰呢?

這就回到了第一部分,美國霸權正在衰落,已經無力也無心維持“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美國霸權衰落表現為:在國際上美國無法妥善處理中東和朝鮮局勢,國內的政治進程也導致美國資產階級的分裂與手足無措。

以研究全球不平等著稱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以豐富的資料指出,在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富人們的收入增長最多,而中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收入處於停滯狀態。通過這一基本事實就可以理解,為什麼2008年聲稱“改變和希望”的奧巴馬會當選總統,為什麼2011年會發生反對最富1%人口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什麼2016年在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投降資產階級之後,“瘋子”特朗普能夠打敗代表華爾街和軍方利益的戰爭販子希拉蕊。

8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階級的挫敗帶來了深遠的社會後果———失業、收入停滯、社會福利削減、失去住房、藥物成癮氾濫、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等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採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如今,工人階級要求改變。西維吉尼亞教師罷工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美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妥善處理工人階級的要求,只能訴諸“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將矛頭指向國外,尤其是中國。

三難困境

在全球化研究中,經常會出現“三難困境”這個詞,意即三種因素不能同時存在。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提出,民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不能同時存在。保留民主和國家主權,就意味著必須限制經濟要素的國際流動;保留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充分就業等民主要求就無法保證;保留民主和經濟全球化,就要求超越民族國家。

類似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提出,在國際金融中,民主、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存在。保留民主和固定匯率,必然要求資本管制;保留民主和資本自由流動,必須放棄固定匯率;保留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如金本位的情形,就必須打壓工人階級的訴求。

美國顯然遇到了羅德里克所說的三難困境。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美國工人階級的物質要求與美國資本家們在全球攫取利潤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當然,中國也受這些三難困境的制約。我國某些學者和官員對這些理論熟稔於心,但他們的屁股決不坐在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民主)一邊。他們指責2008年勞動合同法是不合時宜的法律,攻擊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他們為自由貿易做背書,反對產業政策;他們迫切要求放開資本管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我國金融機構持大頭。總之一句話,在他們看來,我國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要讓位于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中的資本家利益。

混沌

未來會朝向哪裡發展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些人認為,全球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搞貿易戰無異於螳臂當車。然而,全球化的真相卻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佈局,攫取廉價勞動和自然資源,給各國勞動者帶來的只是工資水準的“逐底競爭”。凱恩斯在1933年發表了《論國家自給自足》一文,他認為,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只能導致各個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衝突,帶來經濟動盪乃至戰爭。所以,回歸自給自足、保證國內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是當時各個主要國家的自然選擇。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中,不受管制的資本的全球化已經導致各國勞動者要求社會保護的強烈反彈。美國霸權衰落、不平等接近臨界點、自然資源耗竭等等基本參數的變化,揭示出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逐漸進入“混沌”期,初始條件的微小擾動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徑。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大時代”,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當前的集體行動。

本文首發于本文首發於“紅旗太平洋”

作者:趙君夫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所以在美國,代表落後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奴隸主們是要求自由貿易的,而代表先進的生產關係的資產階級們是要求貿易保護的。南北戰爭以北方資產階級的勝利告終,於是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直到借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美國的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為止。

可見,“自由貿易”的口號很多時候都是幌子。國際貿易政策始終取決於該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以及國內的政治進程。

世界體系

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喜歡用“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的說辭來引導美國工人階級的仇外情緒。

根據我的估算,在2005年,為了滿足美國的最終需求,中國提供了946.2億個勞動小時(大約相當於4500萬個勞動力一年的勞動);相反,為了滿足中國的最終需求,美國僅僅提供了9.17億個勞動小時,大約相當於中國提供給美國的勞動的一百分之一。在2005年,中國用於出口的勞動每小時僅獲得1.72美元的附加值,而美國用於出口的勞動每小時可以獲得52.92美元的附加值(以當期基本價格、市場匯率計算)。換句話說,在2005年美國一小時的勞動可以換取中國30個小時的勞動!

這正是當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真相:中國依靠極為低廉的勞動參與世界市場,向核心國家供給低附加值的產品。在這種世界體系背後,是中國數以億計的任勞任怨的、受國內外資產階級剝削的勞動者。美國資產階級們享受著中國廉價勞動力帶來的豐厚利潤,卻反過頭來指責中國工人階級搶奪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工作。

美國霸權衰落

既然在當前的世界體系中美國享受著大量特權,那它為什麼還要進行貿易戰呢?

這就回到了第一部分,美國霸權正在衰落,已經無力也無心維持“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美國霸權衰落表現為:在國際上美國無法妥善處理中東和朝鮮局勢,國內的政治進程也導致美國資產階級的分裂與手足無措。

以研究全球不平等著稱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以豐富的資料指出,在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富人們的收入增長最多,而中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收入處於停滯狀態。通過這一基本事實就可以理解,為什麼2008年聲稱“改變和希望”的奧巴馬會當選總統,為什麼2011年會發生反對最富1%人口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什麼2016年在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投降資產階級之後,“瘋子”特朗普能夠打敗代表華爾街和軍方利益的戰爭販子希拉蕊。

8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階級的挫敗帶來了深遠的社會後果———失業、收入停滯、社會福利削減、失去住房、藥物成癮氾濫、人均預期壽命下降等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採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如今,工人階級要求改變。西維吉尼亞教師罷工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美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妥善處理工人階級的要求,只能訴諸“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將矛頭指向國外,尤其是中國。

三難困境

在全球化研究中,經常會出現“三難困境”這個詞,意即三種因素不能同時存在。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提出,民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不能同時存在。保留民主和國家主權,就意味著必須限制經濟要素的國際流動;保留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充分就業等民主要求就無法保證;保留民主和經濟全球化,就要求超越民族國家。

類似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提出,在國際金融中,民主、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不能同時存在。保留民主和固定匯率,必然要求資本管制;保留民主和資本自由流動,必須放棄固定匯率;保留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如金本位的情形,就必須打壓工人階級的訴求。

美國顯然遇到了羅德里克所說的三難困境。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美國工人階級的物質要求與美國資本家們在全球攫取利潤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當然,中國也受這些三難困境的制約。我國某些學者和官員對這些理論熟稔於心,但他們的屁股決不坐在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民主)一邊。他們指責2008年勞動合同法是不合時宜的法律,攻擊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他們為自由貿易做背書,反對產業政策;他們迫切要求放開資本管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我國金融機構持大頭。總之一句話,在他們看來,我國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要讓位于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中的資本家利益。

混沌

未來會朝向哪裡發展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些人認為,全球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搞貿易戰無異於螳臂當車。然而,全球化的真相卻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佈局,攫取廉價勞動和自然資源,給各國勞動者帶來的只是工資水準的“逐底競爭”。凱恩斯在1933年發表了《論國家自給自足》一文,他認為,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只能導致各個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衝突,帶來經濟動盪乃至戰爭。所以,回歸自給自足、保證國內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是當時各個主要國家的自然選擇。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中,不受管制的資本的全球化已經導致各國勞動者要求社會保護的強烈反彈。美國霸權衰落、不平等接近臨界點、自然資源耗竭等等基本參數的變化,揭示出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逐漸進入“混沌”期,初始條件的微小擾動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徑。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大時代”,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當前的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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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君夫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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