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昏暗腐朽的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面對貪婪的帝國主義， 中國面對的只是一份又一份的不平等條約。 除了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也看上了中國這塊肥肉， 想要通過戰爭獲得利益， 這就是沙俄。 軟弱的清政府在各種威脅之下， 也與沙俄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 其中以《裡瓦幾亞條約》最具代表性。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 也有一位民族英雄為了國家的利益挺身而出， 他就是曾紀澤。 曾紀澤作為一個清政府的外交官員， 在簽訂《中俄伊犁條約》中，
沙俄侵佔伊犁與《裡瓦幾亞條約》的簽訂
伊犁是我國西北重鎮。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在吞併中亞三汗國的同時， 為了打通進入中國腹地的交通， 便把伊犁作為它要攫取的目標。
圍繞著收復還是放棄新疆失地，
昏庸的崇厚， 在沙俄“先以巽詞恬之， 枝詞惑之， 複多方迫促以要之”的圈套下， 竟然向沙俄表示凡“兩國有益之事皆可允行”， 於一八七九年十月擅自與沙俄簽訂所謂《裡瓦幾亞條約》。
這一條約除賠款五百萬盧布(折合庫平銀二百八十余萬兩)外，
這一條約的簽訂， 使俄國從中國“所得到的東西， 已經超過了甘願冒戰爭的危險來保持的東西”。 俄方談判代表熱梅尼樂不可支地說:“為了使俄國輿論滿意， 必須大力宣揚我們從中國方面所取得的商業和戰略上的利益”。
崇厚的這一賣國行為， 引起舉國震驚。 左宗棠等抵抗派要求清政府“先折之以議論”，
曾紀澤使俄與《中俄伊犁條約》
一八八○年七月，清政府任命駐英、法公使曾紀澤為欽差大臣，出使俄國。曾紀澤，字劼剛，曾國藩之子。在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下，曾紀澤深知他所擔負的是一次艱巨的外交使命，但為了祖國領土的完整，他決心“障丿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把沙俄佔領的土地索回來。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放棄這些土地固然不可，而武力收復又力有不及，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怎樣談判？他確定的原則是“分界既屬常守之局，必當堅持力爭，若通商各條，惟當去其太甚，其餘從權應允，俟諸異日之修改”。
一八八○年七月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複雜的談判持續了七個月。他所面臨的談判對手是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駐華公使布策、外交部重要官員熱梅尼、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梅尼科甫等狡詐狠毒的外交老手。曾紀澤與他們“反復辯論，凡數十萬言”，唇槍舌劍，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八月四日，曾紀澤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談遞交國書日期。吉爾斯“面冷詞橫”，一開始就預示恫嚇，擺出一副拒絕談判的架勢，宣稱“現在只候照行，無可商議。”曾紀澤以“凡各國訂約，必俟兩國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訂之約對難行之處，例可再議”頂回了吉爾斯的謬論。
從八月到十月這段時間內，沙俄在談判地點和中方代表資格問題上多方刁難，曾紀澤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從容應付，據理申辯，常常使得吉爾斯等人理屈辭窮。
八月二十三日曾記澤到沙俄外交部，向吉爾斯、熱梅尼、布策等沙俄外交官員提出修攻《裡瓦幾亞條約》的六點要求:歸還伊犁全境；二、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與俄國的交界，仍然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的規定勘界；三、交還伊犁全境之後，始允沙俄到嘉峪關通商:四、除嘉峪關增設領事外，其餘地方暫不添設；五、古城、哈密、巴里坤不設領事，俄商可擇一處留貨；六、俄國在新疆貿易不能全部免稅。基本上推翻了崇厚所訂之約。
在談判中，雙方鬥爭的焦點集中在割地不割地的問題上。沙俄力求保住《裡瓦幾亞條約》的既得利益，曾紀澤則堅持要將特克斯河流域一帶地方歸還中國。由於意見分歧，談判數次陷入僵局。熱梅尼主張對清政府“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不能僅限於舉起拳頭，而且要堅決準備使用它”，“他們只有在手槍放在咽喉上的時候才會同意”。所以在談判中忽而拖延，忽而耍賴，忽而反咬一口，忽而提出難以接受的要求，軟硬兼施，機關費盡。曾紀澤汲取崇厚被愚弄的教訓，鎮定沉著，與沙俄外交人員的這種無恥伎倆進行了嚴肅的鬥爭。
十一月一日，熱梅尼在照會中，要中國賠嘗兵費。曾紀澤當即質問:“要中國出錢，系何名目？”熱梅尼回答說:“此系中國賠補俄國備兵設防之款”。曾紀澤據理駁斥，並質問:“鄂(俄)國向中國索賠兵費，請問中國所費兵餉，又向何國索償？”“兵費一事，名目不正，中國斷難應允。”曾紀澤堅決同沙俄外交官鬥爭，表現出他不畏強暴的勇敢精神。
在曾紀澤等中方代表的堅持下，熱梅尼在給吉爾斯的報告中，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十二月十二日，沙俄政府召開了專門會議，放棄對《裡瓦幾亞條約》的堅持，同意改訂新約，熱梅尼和布策稟承沙皇的旨意，向中方代表遞交了備忘錄，作為新約的基礎。曾紀澤在接到備忘錄後，馬上向沙俄外交部提出聲明，指出與中國政府的指示不符與不能接受之處，希望重新考慮中方的要求。吉爾斯蠻橫地說:“約可定則須如此定之，中國再不滿意，則俄國另有辦法，不能與貴爵再舉一條二條朝夕辯論矣。
在沙俄的脅迫下，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兩國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中俄伊犁條約》和《裡瓦幾亞條約》相比，除賠款增加四百萬盧布外，在界務和商務方面中國都爭回了一部分主權在界務方面，中國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在離桑湖和喀喇額爾齊斯河下游地區的界線，改為在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與《裡瓦幾亞條約》之間“勘定新界”，中國收回了一部分領土。
當然，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曾紀澤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不敢也不能夠與帝國主義鬥到底。在清政府賣國投降的外交方針下，儘管他盡到了個人最大的努力，但《中俄伊犁條約》無論從簽訂的歷史背景、談判情況和簽訂過程來看，仍然是一個極不平等的條約。沙俄根據這個條約，在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間，借“勘改”和“勘定”邊界，先後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界約》、《中俄喀什噶爾界約》、《中俄科塔界約》、《中俄塔爾巴哈台西南界約》、《中俄續勘咯什噶爾界約》，從而侵佔了中國大片的土地。
一張張不平等條約就像一把把刀一樣將腐朽的清政府砍的四分五裂，很多人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時常被清政府的昏庸腐敗折磨的唉聲歎氣。但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留給我們的只有血的教訓，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吧。
曾紀澤使俄與《中俄伊犁條約》
一八八○年七月，清政府任命駐英、法公使曾紀澤為欽差大臣，出使俄國。曾紀澤，字劼剛，曾國藩之子。在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下，曾紀澤深知他所擔負的是一次艱巨的外交使命，但為了祖國領土的完整，他決心“障丿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把沙俄佔領的土地索回來。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放棄這些土地固然不可，而武力收復又力有不及，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怎樣談判？他確定的原則是“分界既屬常守之局，必當堅持力爭，若通商各條，惟當去其太甚，其餘從權應允，俟諸異日之修改”。
一八八○年七月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複雜的談判持續了七個月。他所面臨的談判對手是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駐華公使布策、外交部重要官員熱梅尼、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梅尼科甫等狡詐狠毒的外交老手。曾紀澤與他們“反復辯論，凡數十萬言”，唇槍舌劍，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八月四日，曾紀澤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談遞交國書日期。吉爾斯“面冷詞橫”，一開始就預示恫嚇，擺出一副拒絕談判的架勢，宣稱“現在只候照行，無可商議。”曾紀澤以“凡各國訂約，必俟兩國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訂之約對難行之處，例可再議”頂回了吉爾斯的謬論。
從八月到十月這段時間內，沙俄在談判地點和中方代表資格問題上多方刁難，曾紀澤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從容應付，據理申辯，常常使得吉爾斯等人理屈辭窮。
八月二十三日曾記澤到沙俄外交部，向吉爾斯、熱梅尼、布策等沙俄外交官員提出修攻《裡瓦幾亞條約》的六點要求:歸還伊犁全境；二、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與俄國的交界，仍然照《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的規定勘界；三、交還伊犁全境之後，始允沙俄到嘉峪關通商:四、除嘉峪關增設領事外，其餘地方暫不添設；五、古城、哈密、巴里坤不設領事，俄商可擇一處留貨；六、俄國在新疆貿易不能全部免稅。基本上推翻了崇厚所訂之約。
在談判中，雙方鬥爭的焦點集中在割地不割地的問題上。沙俄力求保住《裡瓦幾亞條約》的既得利益，曾紀澤則堅持要將特克斯河流域一帶地方歸還中國。由於意見分歧，談判數次陷入僵局。熱梅尼主張對清政府“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不能僅限於舉起拳頭，而且要堅決準備使用它”，“他們只有在手槍放在咽喉上的時候才會同意”。所以在談判中忽而拖延，忽而耍賴，忽而反咬一口，忽而提出難以接受的要求，軟硬兼施，機關費盡。曾紀澤汲取崇厚被愚弄的教訓，鎮定沉著，與沙俄外交人員的這種無恥伎倆進行了嚴肅的鬥爭。
十一月一日，熱梅尼在照會中，要中國賠嘗兵費。曾紀澤當即質問:“要中國出錢，系何名目？”熱梅尼回答說:“此系中國賠補俄國備兵設防之款”。曾紀澤據理駁斥，並質問:“鄂(俄)國向中國索賠兵費，請問中國所費兵餉，又向何國索償？”“兵費一事，名目不正，中國斷難應允。”曾紀澤堅決同沙俄外交官鬥爭，表現出他不畏強暴的勇敢精神。
在曾紀澤等中方代表的堅持下，熱梅尼在給吉爾斯的報告中，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十二月十二日，沙俄政府召開了專門會議，放棄對《裡瓦幾亞條約》的堅持，同意改訂新約，熱梅尼和布策稟承沙皇的旨意，向中方代表遞交了備忘錄，作為新約的基礎。曾紀澤在接到備忘錄後，馬上向沙俄外交部提出聲明，指出與中國政府的指示不符與不能接受之處，希望重新考慮中方的要求。吉爾斯蠻橫地說:“約可定則須如此定之，中國再不滿意，則俄國另有辦法，不能與貴爵再舉一條二條朝夕辯論矣。
在沙俄的脅迫下，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兩國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中俄伊犁條約》和《裡瓦幾亞條約》相比，除賠款增加四百萬盧布外，在界務和商務方面中國都爭回了一部分主權在界務方面，中國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在離桑湖和喀喇額爾齊斯河下游地區的界線，改為在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與《裡瓦幾亞條約》之間“勘定新界”，中國收回了一部分領土。
當然，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曾紀澤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不敢也不能夠與帝國主義鬥到底。在清政府賣國投降的外交方針下，儘管他盡到了個人最大的努力，但《中俄伊犁條約》無論從簽訂的歷史背景、談判情況和簽訂過程來看，仍然是一個極不平等的條約。沙俄根據這個條約，在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間，借“勘改”和“勘定”邊界，先後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界約》、《中俄喀什噶爾界約》、《中俄科塔界約》、《中俄塔爾巴哈台西南界約》、《中俄續勘咯什噶爾界約》，從而侵佔了中國大片的土地。
一張張不平等條約就像一把把刀一樣將腐朽的清政府砍的四分五裂，很多人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時常被清政府的昏庸腐敗折磨的唉聲歎氣。但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留給我們的只有血的教訓，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