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一部沉重、複雜的中國近代史常常讓我們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1872年誕生於洋務運動“求富”階段的輪船招商局， 正是這麼一家濃縮了中國近一個半世紀歷史的特殊企業。
自創辦之日起， 在這家中國近代最早的官督商辦企業， “在商言商”和背負國家使命從來是並兼一身的。
140多年間， 領導過這家中國第一家民族工商業企業的， 有位高權重的“晚清第一重臣”， 最早介入近代國際商貿的商人群體， 為近代中國帶來啟蒙衝擊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家， 中國近代“實業之父”， 以勇氣和魄力與跨國資本“商戰”的民族資本家，
他們都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傑出人物。
1862年3月20日， 李鴻章坐著輪船率首批淮軍抵達黃浦江碼頭。
蒸汽船發出砰砰砰的巨聲， 煤炭燒出的滾滾白煙， 讓這位在戎馬生涯度過第九個年頭的翰林心情極為複雜。
自1843年《南京條約》簽訂以來， 這個長江入海口處的小漁村已發展成為一個華洋雜處的繁華大都市。 西方人紛紛在這裡開行棧、設碼頭、開辦各種貿易公司和金融機構， 並從這裡出發去往長江流域的其他通商口岸。
屯兵上海的兩年多裡， 李鴻章和恩師曾國藩書信頻繁往來。 他彙報淮軍的練兵和軍事計畫， 自己的所見所聞， 雇傭軍使用洋槍洋炮之巨大威力， 外國軍官和領事的傲慢無禮， 自己和他們的衝突與合作。 他痛惜最為富庶的上海、寧波實則控制在西人手裡。
在回信裡， 曾國藩殷殷勸勉這位志大才高的得意門生， 也叮囑他：當下以剿太平天國軍事為主， 至於洋務和吏治， “徐徐圖之”。
此時， 這位在晚清內憂外患中崛起的政治家已區別于清廷大部分官僚士大夫——睜眼看世界後， 他充滿危機感地意識到來自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戰。 十年後， 當他為捍衛福州造船廠和保守派官員宋晉論戰時， 在上奏總理衙門的摺子裡作出了中華帝國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著名判斷。
開啟以“自強”為目標的中國近代工業化之路
“讀中國近世史者，
1823年， 李鴻章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官宦之家， 其父李文安進士出身， 曾任刑部郎中。 李少年時科場頗為得意， 年僅24歲就中了進士， 入選翰林院庶起士。 隨父在京城準備會試期間， 他以“年家子”身份， 投帖拜在對他一生際遇有重大影響的湖南翰林曾國藩門下， 研習經世之學。
1851年， 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事。 不到一年， 這場農民運動席捲半個中國。 1853年李鴻章奉旨回安徽辦團練， 抗擊太平軍。 幾年後， 他在曾國藩的力邀下入幕成為曾的助手， 輔佐其處理湘軍軍務、政務和文案。
整個19世紀60年代， 李鴻章一邊奉清廷之命率淮軍四處圍剿此起彼伏的農民武裝， 一邊開始宣導“洋務運動”。 他先後創辦了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 接辦了天津機器局， 成為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領袖。
1870年， 李鴻章被清廷緊急調回， 接替恩師處理“天津教案”， 隨即出任直隸總督， 三個月後又加封為北洋通商大臣。 自此， 這位“晚清第一重臣”登上中央權力舞臺， 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重責於一身。
這給了李鴻章更大的權力和空間， 去推動以“自強”為目標的中國近代工業化之路。 督直25年間， 在中央有較為開明的滿清權貴恭親王奕訢、文祥的支持；地方上， 他也編織起一張由同僚、門生和故舊組成的關係網絡：包括同樣具有洋務思想的地方督撫如沈葆楨、張之洞、丁日昌等人，和做過他幕僚的盛宣懷等人。
1871年末，內閣學士宋晉上書清廷，抨擊洋務派官員沈葆楨創辦的福建船政局，稱其“糜費無效”，建議立刻關停福州和上海的兩處造船項目。
事關整個洋務事業的成敗，李鴻章挺身而出，隨即聯合曾國藩、沈葆楨及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為福州船廠辯護，發動了一場旨在捍衛洋務成果的論戰。
在1872年6月20日遞送總理衙門的奏摺裡，李鴻章提出中國面臨“三千餘年一大變局”：“西人專持其槍炮、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他批駁那些“囿於章句之學”的士大夫“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最後，他把製造輪船和國家存亡聯繫起來，提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聯繫槍炮、製造兵輪船之費不可省”，否則“國無興立，終不得強矣”。
有中興之功的封疆大吏們的聯合上奏，加之總理衙門的恭親王、文祥的支持，宋晉敗下陣來，洋務派取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
事實上，對於整個19世紀60年代引進近代軍工業的成果，李鴻章自己也感到失望：耗資巨大，收效甚微，清廷的國庫也越來越吃緊。他需要找到一條以“民用”養“軍用”，從“富國”致“強兵”的新路徑。
長江上穿梭往來的西式輪船，給李鴻章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早在1864年，他就向總理衙門建議：應允許中國商人在同西方船隻競爭中擁有並經營和外國船隻式樣相同的輪船。
1871年初華北發生嚴重的水災和饑荒，李鴻章緊急調動賑災糧食北上，卻遭遇外國輪船借機索要高價，這讓他非常憤怒。當年冬天黃河再次決堤，李鴻章越來越堅信：用運河沙船來運輸漕糧的方法已失去價值。
1872年12月23日，他正式向清廷上奏《試辦招商輪船折》。在這份奏摺裡，他重申成立招商局的目的是為了承運漕糧和與洋商分利，“翼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至為洋人盡占，其關係於國計民生者，實非淺鮮”。
他也提出了“官督商辦”的制度構想——新辦的企業由商人出資，合股的資本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規範章程制度管理。企業在政府監督之下，但是盈虧全歸商辦，與官無涉。“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候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
三天后，清廷就批准了這份奏摺——1872年12月26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輪船運輸企業正式誕生，次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涇浜永安街正式開門營業。
對於操辦主持輪船招商局的人選，李鴻章最先矚意的是在航運界有影響力的上海沙船主朱其昂。他從戶部借20萬串餉銀以作“設局商銀”而“示信于眾商”，並化名“李積善”投股5萬兩以表支持。
然而，朱其昂的開局並不順利。幾乎所有的商人，包括各地商幫、沙船主都不肯投資入股。和官場關係甚密的紅頂商人胡雪岩推說“畏洋商嫉忌”，另一位上海絲茶大商李振玉也以“眾論不洽”而退出。半年下來，實際招股僅10萬兩，其中包括朱其昂自己的和李鴻章的5萬兩。
陷入僵局半年後，心急如焚的李鴻章決定對人事進行改組。經過周密的查訪，他邀請在滬著名買辦商人唐廷樞、徐潤來接辦招商局。兩人財力雄厚，在商界擁有龐大的關係網，並已有投資和經營近代航運業的經驗。
在輪船招商局，李鴻章逐漸聚攏起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頗有開創之功的知名商人、企業家和思想家。1873年，他劄任唐廷樞為首任總辦，委任徐潤、盛宣懷為會辦，任命朱其昂兄弟、盛、唐、徐為招商局委員。對五人職責，他也進行明確的分工：唐總攬全域，徐負責輪運和招股業務，唐襄助之；朱氏兄弟負責漕運；盛宣懷協助其他會辦工作，並履行李鴻章交辦的特殊使命，充當官方的監察人。其中，唐、徐二人是擁有實權的一二號人物。
從籌備到1894年政治失勢，李鴻章一路為招商局保駕護航、遮風避雨。他給了招商局兩條優惠政策：一是清廷的低息貸款，一是承運漕運和其他官物的特許權。
1872年，他從天津軍餉中重撥給招商局貸款135000兩。在他的動員下，江蘇、浙江、江西、湖北的高層和天津、上海海關道都給予了支援，從1872年到1883年不同時期存入招商局的官款共達1908000兩。在1882年前，這些官款總額已遠遠超過招商局實繳的資本總額。
這些官款得來不易，李鴻章常常需要四處騰挪，為招商局解決資金問題——其中包括調用北洋軍的軍餉和賑災用錢款。1876年招商局吃下美國旗昌洋行的船隊，他又奏請調撥湖北藩庫公項，幫助湊足首期支付的100萬兩白銀。
因為太古、怡和兩家洋行發起的價格戰，招商局營業收入一度虧損嚴重。1877年，李鴻章奏准為招商局爭取到緩繳官款利息三年、均分五年償還的政策優惠。1878年，他又准撥貸款15萬兩——招商局得以發給股東5%的股息，另留5%作為儲備金。
他也以強勢和老到的政治手腕頂住來自官場的反對聲。
招商局負責承攬漕運業務，觸動了原本屬於沙船主的利益。一些江蘇官員聯合向兩江總督何璟上書阻礙李鴻章的計畫，並得到江蘇巡撫張樹聲的支援。
在給這位昔日同僚的信中，李鴻章憤怒又態度強硬地寫道：“與閣下從事近二十年，幾見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無把握，又幾見毅然必行之事阻於浮議者乎？”
何、張二人最終作出妥協退讓，同意把每年20%的江蘇漕糧劃撥給輪船招商局運輸。再加上浙江的份額，這就保證了這家新興企業每年有200000擔漕糧的運輸，共112000兩銀子的年收費來源。
最終不過“一間破屋的裱糊匠”
在政治上，李鴻章最大敵人是清末的“清流黨”和頑固守舊派。
李鴻章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善權變，追求“事功”甚于“義理”，為達目的常常會選擇偏離儒家正統的道德倫理，也因此和清末持高議、固守先賢教誨的儒士“清流”們格格不入。他們依舊活在天朝上國的想像中，視洋務為“奇巧淫技”，認為只要重振儒家教化，自可讓“四夷歸服”。
自招商局籌備到初創數年，來自守舊派的攻擊就沒有停息過。每一次，李鴻章都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為招商局和主辦人員辯護。
1881年至1882年，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兩江總督劉坤一就旗昌並購案先後上書對招商局發起彈劾。王先謙指控唐廷樞等人將領到的官款100萬兩，“實則劃歸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銀扣算入己外，不下百余萬兩之數。”
李鴻章竭力為唐、盛等洗刷罪名，從旗昌、滙豐銀行等各處收集證據為招商局辯護。最後，他又一次取得了勝利：他為招商局提出的整頓計畫仍然有效，除盛宣懷暫離招商局外，唐徐二人繼續擔任招商局的一二把手。
隨著招商局的發展壯大和持續盈利，不少清廷官員提出把招商局收歸“國有”的主張。先後有兩江總督沈葆楨、曾擔任過招商局漕運會辦的葉廷眷，以及接替沈出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
在招商局問題上，李鴻章和劉坤一之間的衝突最為持久頻繁。除了對局員的彈劾，劉提出一個最具威脅性的國有化方案：他提議把招商局尚未歸還的官款加歷年利息，150多萬全部轉變為官股，使清廷成為招商局的最大股東。
1885年中法戰爭爆發後，招商局為了保全船舶資產，採用了國際上通用的換旗策略。劉坤一堅決要求招商局先還官款。李鴻章在一封電報裡給予強硬答覆，指責劉“乘此時扣收塘工公款，擠人于危地，太不近情……俟局船收回，下屆再議扣為要。鴻不欲再淘氣矣”。
李鴻章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使得招商局在唐徐二人期間保持了經營的獨立性。這也鼓舞了通商口岸的民間商人對投資新式企業的信心。
1881年，鄭觀應受李鴻章委託，籌備上海機器織布局，得到上海商人們追捧，除順利按計劃收到實繳資本金40萬兩外，餘下股份的認購，在鄭觀應、經元善等商人經理和上海士紳龔壽圖、戴恒之間發生了爭奪。
在招商局創辦的頭十年裡，官方予以漕運和貸款方面的扶植，商人們進行精明有效的經營、管理。在官商協力下，歷經洋商發動的價格惡戰、雲南馬嘉理事件引發的股東抽資風潮等等艱難，招商局成功實現“分洋商利權”的目標——從1877到1883年，招商局每年水腳收入總額穩定在190萬兩。
自招商局開辦以來，中國內河航運運費穩步下降。據太常寺卿陳蘭彬1896年估計：自1873年至1876年間，因為運費降低，中國商人少付給外國航運公司的費用在1300萬白銀。這對近代中國的商貿流動都是重大的利好。
在政府扶植、商本商辦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創辦和經營，實現了國家、商人、社會多方利益共贏的局面。身為創辦人和庇護者，李鴻章也甚感欣慰地說：輪船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之文字”。
為了爭取清廷實際掌權者的支持，李鴻章也聰明地把一筆一筆錢款孝敬給慈禧和她的親信。1884年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命招商局準備白銀5萬兩，為慈禧60歲生日獻禮。
而擅用制衡之術的清廷最高權力者對這位權臣一邊依靠，一邊也有所猜忌，有意培植他的對手如劉坤一、翁同龢等人。這讓李鴻章在推行整個軍事、經濟的近代工業化的過程中時受掣肘。
據梁啟超記載：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洲時，在會見已退休的德國前宰相俾斯麥時提一個問題：“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1894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失勢，成為朝野的眾矢之的。
李鴻章屬於最早一批睜開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他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面臨的危機，並試圖通過學習、引進西方技術來發展中國的軍事、經濟實力以抗禦外辱，實現國家富強。
然而，他的思想、價值觀是非常正統的儒家。對他而言，愛國和忠於清廷是一體的。他所推動的“洋務運動”並不觸及體制，只在將傾的大廈上修修補補，正如他自嘲不過是“一間破屋的裱糊匠”。
1900年，慈禧企圖利用源自山東的民間組織義和團對抗西方列強，最終導致八國聯軍武裝干涉。在攜光緒西逃途中，慈禧連續發佈幾道上諭，電催李鴻章以“全權大臣”的身份和列強們議和。年近八十、重病纏身的李鴻章再次北上，替清廷收拾爛攤子。
《辛丑合約》簽字回來後，李鴻章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數日後，他懷著極為悲愴的心境病逝於北京。清廷詔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諡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梁啟超曰：“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
由李鴻章開創的百年輪船招商局、“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之文字”——紀念著這位晚清政治家為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富強所做出的無法抹去的功勞和努力。（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徐琳玲 林芯芯）
他也編織起一張由同僚、門生和故舊組成的關係網絡：包括同樣具有洋務思想的地方督撫如沈葆楨、張之洞、丁日昌等人，和做過他幕僚的盛宣懷等人。1871年末，內閣學士宋晉上書清廷，抨擊洋務派官員沈葆楨創辦的福建船政局，稱其“糜費無效”，建議立刻關停福州和上海的兩處造船項目。
事關整個洋務事業的成敗，李鴻章挺身而出，隨即聯合曾國藩、沈葆楨及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為福州船廠辯護，發動了一場旨在捍衛洋務成果的論戰。
在1872年6月20日遞送總理衙門的奏摺裡，李鴻章提出中國面臨“三千餘年一大變局”：“西人專持其槍炮、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他批駁那些“囿於章句之學”的士大夫“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最後，他把製造輪船和國家存亡聯繫起來，提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聯繫槍炮、製造兵輪船之費不可省”，否則“國無興立，終不得強矣”。
有中興之功的封疆大吏們的聯合上奏，加之總理衙門的恭親王、文祥的支持，宋晉敗下陣來，洋務派取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
事實上，對於整個19世紀60年代引進近代軍工業的成果，李鴻章自己也感到失望：耗資巨大，收效甚微，清廷的國庫也越來越吃緊。他需要找到一條以“民用”養“軍用”，從“富國”致“強兵”的新路徑。
長江上穿梭往來的西式輪船，給李鴻章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早在1864年，他就向總理衙門建議：應允許中國商人在同西方船隻競爭中擁有並經營和外國船隻式樣相同的輪船。
1871年初華北發生嚴重的水災和饑荒，李鴻章緊急調動賑災糧食北上，卻遭遇外國輪船借機索要高價，這讓他非常憤怒。當年冬天黃河再次決堤，李鴻章越來越堅信：用運河沙船來運輸漕糧的方法已失去價值。
1872年12月23日，他正式向清廷上奏《試辦招商輪船折》。在這份奏摺裡，他重申成立招商局的目的是為了承運漕糧和與洋商分利，“翼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至為洋人盡占，其關係於國計民生者，實非淺鮮”。
他也提出了“官督商辦”的制度構想——新辦的企業由商人出資，合股的資本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規範章程制度管理。企業在政府監督之下，但是盈虧全歸商辦，與官無涉。“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候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
三天后，清廷就批准了這份奏摺——1872年12月26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輪船運輸企業正式誕生，次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涇浜永安街正式開門營業。
對於操辦主持輪船招商局的人選，李鴻章最先矚意的是在航運界有影響力的上海沙船主朱其昂。他從戶部借20萬串餉銀以作“設局商銀”而“示信于眾商”，並化名“李積善”投股5萬兩以表支持。
然而，朱其昂的開局並不順利。幾乎所有的商人，包括各地商幫、沙船主都不肯投資入股。和官場關係甚密的紅頂商人胡雪岩推說“畏洋商嫉忌”，另一位上海絲茶大商李振玉也以“眾論不洽”而退出。半年下來，實際招股僅10萬兩，其中包括朱其昂自己的和李鴻章的5萬兩。
陷入僵局半年後，心急如焚的李鴻章決定對人事進行改組。經過周密的查訪，他邀請在滬著名買辦商人唐廷樞、徐潤來接辦招商局。兩人財力雄厚，在商界擁有龐大的關係網，並已有投資和經營近代航運業的經驗。
在輪船招商局，李鴻章逐漸聚攏起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頗有開創之功的知名商人、企業家和思想家。1873年，他劄任唐廷樞為首任總辦，委任徐潤、盛宣懷為會辦，任命朱其昂兄弟、盛、唐、徐為招商局委員。對五人職責，他也進行明確的分工：唐總攬全域，徐負責輪運和招股業務，唐襄助之；朱氏兄弟負責漕運；盛宣懷協助其他會辦工作，並履行李鴻章交辦的特殊使命，充當官方的監察人。其中，唐、徐二人是擁有實權的一二號人物。
從籌備到1894年政治失勢，李鴻章一路為招商局保駕護航、遮風避雨。他給了招商局兩條優惠政策：一是清廷的低息貸款，一是承運漕運和其他官物的特許權。
1872年，他從天津軍餉中重撥給招商局貸款135000兩。在他的動員下，江蘇、浙江、江西、湖北的高層和天津、上海海關道都給予了支援，從1872年到1883年不同時期存入招商局的官款共達1908000兩。在1882年前，這些官款總額已遠遠超過招商局實繳的資本總額。
這些官款得來不易，李鴻章常常需要四處騰挪，為招商局解決資金問題——其中包括調用北洋軍的軍餉和賑災用錢款。1876年招商局吃下美國旗昌洋行的船隊，他又奏請調撥湖北藩庫公項，幫助湊足首期支付的100萬兩白銀。
因為太古、怡和兩家洋行發起的價格戰，招商局營業收入一度虧損嚴重。1877年，李鴻章奏准為招商局爭取到緩繳官款利息三年、均分五年償還的政策優惠。1878年，他又准撥貸款15萬兩——招商局得以發給股東5%的股息，另留5%作為儲備金。
他也以強勢和老到的政治手腕頂住來自官場的反對聲。
招商局負責承攬漕運業務，觸動了原本屬於沙船主的利益。一些江蘇官員聯合向兩江總督何璟上書阻礙李鴻章的計畫，並得到江蘇巡撫張樹聲的支援。
在給這位昔日同僚的信中，李鴻章憤怒又態度強硬地寫道：“與閣下從事近二十年，幾見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無把握，又幾見毅然必行之事阻於浮議者乎？”
何、張二人最終作出妥協退讓，同意把每年20%的江蘇漕糧劃撥給輪船招商局運輸。再加上浙江的份額，這就保證了這家新興企業每年有200000擔漕糧的運輸，共112000兩銀子的年收費來源。
最終不過“一間破屋的裱糊匠”
在政治上，李鴻章最大敵人是清末的“清流黨”和頑固守舊派。
李鴻章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善權變，追求“事功”甚于“義理”，為達目的常常會選擇偏離儒家正統的道德倫理，也因此和清末持高議、固守先賢教誨的儒士“清流”們格格不入。他們依舊活在天朝上國的想像中，視洋務為“奇巧淫技”，認為只要重振儒家教化，自可讓“四夷歸服”。
自招商局籌備到初創數年，來自守舊派的攻擊就沒有停息過。每一次，李鴻章都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為招商局和主辦人員辯護。
1881年至1882年，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兩江總督劉坤一就旗昌並購案先後上書對招商局發起彈劾。王先謙指控唐廷樞等人將領到的官款100萬兩，“實則劃歸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銀扣算入己外，不下百余萬兩之數。”
李鴻章竭力為唐、盛等洗刷罪名，從旗昌、滙豐銀行等各處收集證據為招商局辯護。最後，他又一次取得了勝利：他為招商局提出的整頓計畫仍然有效，除盛宣懷暫離招商局外，唐徐二人繼續擔任招商局的一二把手。
隨著招商局的發展壯大和持續盈利，不少清廷官員提出把招商局收歸“國有”的主張。先後有兩江總督沈葆楨、曾擔任過招商局漕運會辦的葉廷眷，以及接替沈出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
在招商局問題上，李鴻章和劉坤一之間的衝突最為持久頻繁。除了對局員的彈劾，劉提出一個最具威脅性的國有化方案：他提議把招商局尚未歸還的官款加歷年利息，150多萬全部轉變為官股，使清廷成為招商局的最大股東。
1885年中法戰爭爆發後，招商局為了保全船舶資產，採用了國際上通用的換旗策略。劉坤一堅決要求招商局先還官款。李鴻章在一封電報裡給予強硬答覆，指責劉“乘此時扣收塘工公款，擠人于危地，太不近情……俟局船收回，下屆再議扣為要。鴻不欲再淘氣矣”。
李鴻章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使得招商局在唐徐二人期間保持了經營的獨立性。這也鼓舞了通商口岸的民間商人對投資新式企業的信心。
1881年，鄭觀應受李鴻章委託，籌備上海機器織布局，得到上海商人們追捧，除順利按計劃收到實繳資本金40萬兩外，餘下股份的認購，在鄭觀應、經元善等商人經理和上海士紳龔壽圖、戴恒之間發生了爭奪。
在招商局創辦的頭十年裡，官方予以漕運和貸款方面的扶植，商人們進行精明有效的經營、管理。在官商協力下，歷經洋商發動的價格惡戰、雲南馬嘉理事件引發的股東抽資風潮等等艱難，招商局成功實現“分洋商利權”的目標——從1877到1883年，招商局每年水腳收入總額穩定在190萬兩。
自招商局開辦以來，中國內河航運運費穩步下降。據太常寺卿陳蘭彬1896年估計：自1873年至1876年間，因為運費降低，中國商人少付給外國航運公司的費用在1300萬白銀。這對近代中國的商貿流動都是重大的利好。
在政府扶植、商本商辦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創辦和經營，實現了國家、商人、社會多方利益共贏的局面。身為創辦人和庇護者，李鴻章也甚感欣慰地說：輪船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之文字”。
為了爭取清廷實際掌權者的支持，李鴻章也聰明地把一筆一筆錢款孝敬給慈禧和她的親信。1884年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命招商局準備白銀5萬兩，為慈禧60歲生日獻禮。
而擅用制衡之術的清廷最高權力者對這位權臣一邊依靠，一邊也有所猜忌，有意培植他的對手如劉坤一、翁同龢等人。這讓李鴻章在推行整個軍事、經濟的近代工業化的過程中時受掣肘。
據梁啟超記載：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洲時，在會見已退休的德國前宰相俾斯麥時提一個問題：“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1894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失勢，成為朝野的眾矢之的。
李鴻章屬於最早一批睜開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他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面臨的危機，並試圖通過學習、引進西方技術來發展中國的軍事、經濟實力以抗禦外辱，實現國家富強。
然而，他的思想、價值觀是非常正統的儒家。對他而言，愛國和忠於清廷是一體的。他所推動的“洋務運動”並不觸及體制，只在將傾的大廈上修修補補，正如他自嘲不過是“一間破屋的裱糊匠”。
1900年，慈禧企圖利用源自山東的民間組織義和團對抗西方列強，最終導致八國聯軍武裝干涉。在攜光緒西逃途中，慈禧連續發佈幾道上諭，電催李鴻章以“全權大臣”的身份和列強們議和。年近八十、重病纏身的李鴻章再次北上，替清廷收拾爛攤子。
《辛丑合約》簽字回來後，李鴻章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數日後，他懷著極為悲愴的心境病逝於北京。清廷詔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諡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梁啟超曰：“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
由李鴻章開創的百年輪船招商局、“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之文字”——紀念著這位晚清政治家為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富強所做出的無法抹去的功勞和努力。（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徐琳玲 林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