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當年，
為了兩彈，
黨內分為支持和反對兩派。
其實兩邊都對，
中國當時的國力，
只能做二選一的單選題，
吃飽肚子搞不了原子彈；
要原子彈就要餓肚子，
遭遇很多挫折， 歷經很多磨難，
有了原子彈， 我們在世界上才有話語權。
1970年後， 我們有了兩彈一星，
之後發生的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重回聯合國， 中美建交， 改革開放， 收回港澳， 加入世貿......
沒有挺直腰杆子帶來的安穩環境，
我們的經濟建設絕不可能如此安穩。
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
這個道理依然適用，
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
如今，
美國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
妄想通過封鎖來遏制中國。
想想當年我們搞“兩彈一星”時走過的路：
當時的條件極其惡劣，
沒有電腦， 就用算盤打，
靠一張張草稿紙，
我們依然造出了原子彈。
永遠不要小覷了中國人的毅力和能力。
儘管當下， 國產晶片與國際還有較大差距，
核心技術的的自主創新
這條路還很漫長，
但只要我們想做， 並用心做，
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擋得了
我們中國人前進的步伐。
1964年10月16日，
新疆羅布泊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雲，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舉國上下一片歡騰，
但西方卻開始了對中國“有彈無槍”的嘲笑。
當時我國雖然已經成功發射了
第一枚仿製導彈“東風一號”和
第一枚自主研製導彈“東風二號”，
但其射程尚不足以投送核彈頭。
西方斷言：
五年內中國不會擁有
運載核武器的工具！
令世界震驚的是，
僅僅兩年後，
我國就實現了
原子彈和導彈的“兩彈”合璧——
“東風二號甲”導彈成功運載原子彈在預定地點爆炸！
外電驚呼“這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
因為，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發射載有核彈頭的導彈，
美國用了十三年， 蘇聯用了六年！
而締造這個“神話”的關鍵人物之一，
是我國固體導彈研製的鼻祖，
著名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
我國航太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中國科學院院士，
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兩彈一星”元勳黃緯祿。
1916年12月18日，
黃緯祿出生在安徽蕪湖一個普通教師的家庭。
上小學時， 黃緯祿最喜歡和同學們玩竹蜻蜓，
看著一隻只飛向空中的竹蜻蜓，
黃緯祿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
把許多竹蜻蜓組裝在一起，
底下放個炸彈，
不就可以飛到敵人的陣地上去了嗎？
1936年， 黃緯祿考入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
盧溝橋事變後隨校遷往重慶，
戰爭的淩辱讓黃緯祿埋下了科學救國的心願。
1943年， 英國工業協會到中國招收實習生，
黃緯祿有幸被選中，
兩年後又考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無線電系，
攻讀研究生。
1945年黃緯祿（左）與同學黃大能漫步在倫敦海德公園
在英國， 黃緯祿親眼目睹
德國V1、V2導彈對倫敦的轟炸，
見證了導彈的威力。
當時英國繳獲了一枚德國V2導彈，
配上簡單說明放在博物館供市民參觀，
黃緯祿因此成為較早見到導彈的中國人之一。
看著眼前這個大傢伙，
黃緯祿的腦海中閃現出一個念頭，
要是中國擁有了導彈，
日本帝國主義就不敢再侵犯我們了！
1947年回國，懷著滿腔報國之情，
黃緯祿回到了飽經日寇蹂躪的祖國，
先後在華東工業部電工研究所和
通信兵部電子技術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7年，黃緯祿和戰友們遵守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
走進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導彈研製機構——
國防部五院，
開始了共和國導彈研製的征程。
中國導彈的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
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
蘇聯單方面撕毀協定，
撤走了全部專家，
給中國的導彈科研工作造成了無法想像的困難。
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下定了決心，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
沒有人知道，“從零開始”的事業是何等艱難；
沒有人瞭解，“孤軍奮戰”的滋味是何等苦澀。
只有黃緯祿和戰友們知道，
他們度過了多少不分晝夜的日子，
翻閱了多少殘缺不全的資料，
經歷了多少一籌莫展的低谷。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
“東風一號”發射成功，
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
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
翻開了我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
我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
在預定地點成功爆炸，
震驚了世界！
▲1966年我國首次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但黃緯祿心裡清楚，
我國雖然擁有了液體地地戰略導彈，
但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機動隱蔽性差。
面臨超級大國的核威脅與核訛詐，
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
研製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
黃緯祿在觀看導彈設備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文革開始了，
黃緯祿被迫“靠邊站”，
他忍辱負重，
每天堅持到工作現場，
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幹雜活、做記錄，
以便多接觸技術工作，
多提工作建議，
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導彈事業少受一點兒損失。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
黃緯祿曾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傾吐心聲：
“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
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
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
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
轉機出現在1970年，
黃緯祿臨危受命，
擔綱我國第一型潛地固體戰略導彈
“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他的工作也由此產生重大轉變：
從液體火箭轉向固體火箭、
從地地火箭轉向潛地火箭、
從控制系統轉向火箭總體。
那時黃緯祿已年逾半百，
每天淩晨5點出發，
騎著自行車準時趕到25公里外的工作地點。
他帶領團隊大膽提出了
“台、筒、艇”三步發射的研製程式：
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
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
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
這一程式大大簡化了試驗設施，
節約了上億元的研製經費和大量的時間，
開創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潛地導彈研製方法。
黃緯祿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代表證
“巨浪一號”試驗的關鍵階段，
66歲的黃緯祿由於過度操勞，
體重銳減10多公斤。
一位同事開玩笑說：
“他瘦了，導彈卻飛（肥）了，
這是剜肉補導彈啊。”
“巨浪一號”發射模擬圖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
一條噴火的蛟龍躍出水面，直刺藍天……
“巨浪一號”潛地固體戰略導彈發射成功！
中國成為具有自行研製潛地導彈和
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
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中華民族的脊樑挺得更硬、更直！
▲1982年10月12日，我國第一代固體潛地導彈發射成功
當晚，在試驗基地舉行的慶功會上，
一向情感內斂的黃緯祿豪情激蕩，
賦詩一首：
龍騰虎嘯刺九霄，群情振奮心暗焦。
航程段段傳喜訊，憂慮之情漸漸消。
忽聞落區傳捷報，萬眾歡騰齊跳躍。
彈頭中靶精度高，勝者心潮如驚濤。
八十年代在人民大會堂，左起：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梁守縏、任新民
黃緯祿對各種獎勵總是“退避三舍”，
他說：我雖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一些成績，
但不是我個人的。
航太工程不是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可以完成的，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在成績面前，要儘量考慮別人的貢獻，
失敗了，要儘量考慮自己的責任。
在“巨浪一號”研製初期，
承擔任務的單位多達109個……
橫跨19個省區、10個工業部門，
涉及5個研究院、3個研製基地。
黃緯祿上任之初遇到最多的，
是由不同系統間協調、技術方案選擇產生的激烈爭論。
極端時，甚至有人指著黃緯祿的鼻子責難他。
面對這一切，黃緯祿卻穩若磐石——
他最能理解大家對事業的一片赤誠。
他創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則：
有問題共同商量、
有困難共同克服、
有餘量共同掌握、
有風險共同承擔。
這一原則在中國航太界備受推崇，
也一直被奉為航太型號系統協調工作中的
“金科玉律”。
九十年代，任新民、梁思禮、黃緯祿（中）、梁守磐、莊逢甘在海南三亞合影
1999年10月，航太系統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老專家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
左起：屠守鍔、楊嘉墀、黃緯祿、任新民、王希季、孫家棟
黃緯祿專門有一個本子，
上面工工整整抄錄著他從四處搜集來的笑話。
在“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
晝夜溫差大，風吹石頭跑”的發射基地，
他給大家講笑話，
讓戰友們在惡劣單調的環境中體會開心一刻，
把大家卸下的壓力扛在自己肩上。
一次，在試驗基地，
導彈已箭在弦上，
儀器卻出現故障。
攝氏零下20多度的氣溫，天寒地凍；
導彈裝有自毀系統，非常危險。
當搶險工人爬上發射架準備更換儀器時，
卻突然發現，
早已疏散、撤離人員的發射架下，
黃緯祿獨自佇立在寒風中。
“我相信你能完成這個工作，
我在這裡陪著你。”
黃緯祿的一句話暖人肺腑。
工人師傅在高空幹了兩個多小時，
黃緯祿就站在下麵陪了他兩個多小時。
在生活上，
黃緯祿對自己有“三個三”的要求：
在基地，
和大家一起排長隊買飯，
一起搞衛生，
一起掃廁所；
出差時，
只要能走出去就行，
只要有飯吃就行，
只要有地方睡覺就行；
用公車三不許，
自己私人外出不許用車，
接送親友不用車，
家人有事不搭車。
2003年，在慶祝神舟五號飛行試驗成功的酒會上，黃緯祿與太空人聶海勝、翟志剛合影
黃緯祿常說，
航太對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
不光要研製出型號，
關鍵是要培養出一支掌握了先進技術的隊伍。
上世紀90年代初，
社會上流傳著“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
航太科技人才流失嚴重。
黃緯祿用言傳身教挽留了許多人才，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今已成為導彈研製隊伍的骨幹力量。
直到晚年，黃緯祿依然牽掛著
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
他對探訪者說：
“假如還有來生，我還要搞導彈……”
2011年11月23日，
黃緯祿在北京逝世，
享年95歲。
根據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和網路公開資料整理改編
1947年回國，懷著滿腔報國之情，
黃緯祿回到了飽經日寇蹂躪的祖國，
先後在華東工業部電工研究所和
通信兵部電子技術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7年，黃緯祿和戰友們遵守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鐵律，
走進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導彈研製機構——
國防部五院，
開始了共和國導彈研製的征程。
中國導彈的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
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
蘇聯單方面撕毀協定，
撤走了全部專家，
給中國的導彈科研工作造成了無法想像的困難。
黃緯祿和他的戰友們下定了決心，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
沒有人知道，“從零開始”的事業是何等艱難；
沒有人瞭解，“孤軍奮戰”的滋味是何等苦澀。
只有黃緯祿和戰友們知道，
他們度過了多少不分晝夜的日子，
翻閱了多少殘缺不全的資料，
經歷了多少一籌莫展的低谷。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
“東風一號”發射成功，
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
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
翻開了我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
我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
在預定地點成功爆炸，
震驚了世界！
▲1966年我國首次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但黃緯祿心裡清楚，
我國雖然擁有了液體地地戰略導彈，
但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機動隱蔽性差。
面臨超級大國的核威脅與核訛詐，
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
研製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
黃緯祿在觀看導彈設備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文革開始了，
黃緯祿被迫“靠邊站”，
他忍辱負重，
每天堅持到工作現場，
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幹雜活、做記錄，
以便多接觸技術工作，
多提工作建議，
想方設法使我國的導彈事業少受一點兒損失。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
黃緯祿曾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傾吐心聲：
“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
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
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
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
轉機出現在1970年，
黃緯祿臨危受命，
擔綱我國第一型潛地固體戰略導彈
“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
他的工作也由此產生重大轉變：
從液體火箭轉向固體火箭、
從地地火箭轉向潛地火箭、
從控制系統轉向火箭總體。
那時黃緯祿已年逾半百，
每天淩晨5點出發，
騎著自行車準時趕到25公里外的工作地點。
他帶領團隊大膽提出了
“台、筒、艇”三步發射的研製程式：
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
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
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
這一程式大大簡化了試驗設施，
節約了上億元的研製經費和大量的時間，
開創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潛地導彈研製方法。
黃緯祿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代表證
“巨浪一號”試驗的關鍵階段，
66歲的黃緯祿由於過度操勞，
體重銳減10多公斤。
一位同事開玩笑說：
“他瘦了，導彈卻飛（肥）了，
這是剜肉補導彈啊。”
“巨浪一號”發射模擬圖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
一條噴火的蛟龍躍出水面，直刺藍天……
“巨浪一號”潛地固體戰略導彈發射成功！
中國成為具有自行研製潛地導彈和
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
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中華民族的脊樑挺得更硬、更直！
▲1982年10月12日，我國第一代固體潛地導彈發射成功
當晚，在試驗基地舉行的慶功會上，
一向情感內斂的黃緯祿豪情激蕩，
賦詩一首：
龍騰虎嘯刺九霄，群情振奮心暗焦。
航程段段傳喜訊，憂慮之情漸漸消。
忽聞落區傳捷報，萬眾歡騰齊跳躍。
彈頭中靶精度高，勝者心潮如驚濤。
八十年代在人民大會堂，左起：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梁守縏、任新民
黃緯祿對各種獎勵總是“退避三舍”，
他說：我雖做了一些工作，
取得一些成績，
但不是我個人的。
航太工程不是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可以完成的，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在成績面前，要儘量考慮別人的貢獻，
失敗了，要儘量考慮自己的責任。
在“巨浪一號”研製初期，
承擔任務的單位多達109個……
橫跨19個省區、10個工業部門，
涉及5個研究院、3個研製基地。
黃緯祿上任之初遇到最多的，
是由不同系統間協調、技術方案選擇產生的激烈爭論。
極端時，甚至有人指著黃緯祿的鼻子責難他。
面對這一切，黃緯祿卻穩若磐石——
他最能理解大家對事業的一片赤誠。
他創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則：
有問題共同商量、
有困難共同克服、
有餘量共同掌握、
有風險共同承擔。
這一原則在中國航太界備受推崇，
也一直被奉為航太型號系統協調工作中的
“金科玉律”。
九十年代，任新民、梁思禮、黃緯祿（中）、梁守磐、莊逢甘在海南三亞合影
1999年10月，航太系統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老專家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
左起：屠守鍔、楊嘉墀、黃緯祿、任新民、王希季、孫家棟
黃緯祿專門有一個本子，
上面工工整整抄錄著他從四處搜集來的笑話。
在“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
晝夜溫差大，風吹石頭跑”的發射基地，
他給大家講笑話，
讓戰友們在惡劣單調的環境中體會開心一刻，
把大家卸下的壓力扛在自己肩上。
一次，在試驗基地，
導彈已箭在弦上，
儀器卻出現故障。
攝氏零下20多度的氣溫，天寒地凍；
導彈裝有自毀系統，非常危險。
當搶險工人爬上發射架準備更換儀器時，
卻突然發現，
早已疏散、撤離人員的發射架下，
黃緯祿獨自佇立在寒風中。
“我相信你能完成這個工作，
我在這裡陪著你。”
黃緯祿的一句話暖人肺腑。
工人師傅在高空幹了兩個多小時，
黃緯祿就站在下麵陪了他兩個多小時。
在生活上，
黃緯祿對自己有“三個三”的要求：
在基地，
和大家一起排長隊買飯，
一起搞衛生，
一起掃廁所；
出差時，
只要能走出去就行，
只要有飯吃就行，
只要有地方睡覺就行；
用公車三不許，
自己私人外出不許用車，
接送親友不用車，
家人有事不搭車。
2003年，在慶祝神舟五號飛行試驗成功的酒會上，黃緯祿與太空人聶海勝、翟志剛合影
黃緯祿常說，
航太對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
不光要研製出型號，
關鍵是要培養出一支掌握了先進技術的隊伍。
上世紀90年代初，
社會上流傳著“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
航太科技人才流失嚴重。
黃緯祿用言傳身教挽留了許多人才，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今已成為導彈研製隊伍的骨幹力量。
直到晚年，黃緯祿依然牽掛著
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
他對探訪者說：
“假如還有來生，我還要搞導彈……”
2011年11月23日，
黃緯祿在北京逝世，
享年95歲。
根據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和網路公開資料整理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