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一般人的歷史知識裡， 明朝歷代皇帝重用太監， 而明朝滅亡， 與太監亂政有一定的關係；因此， 後來的清朝吸取了明朝教訓， 明令內宮太監不得干政， 改正了前朝行政錯誤。 其實， 這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太監是明朝皇帝的內宮家奴， 到了清朝， 內宮太監的地位確是已今非昔比。 但是， 清朝歷代皇帝卻啟用了另一種人， 那就是滿語所說的包衣。 包衣即清廷皇親國戚王府裡的家奴。
清朝官員在皇帝面前的自我稱謂， 可分為兩種， 一種自稱“臣”， 一種自稱“奴才”。 前者是通過科舉選官考試進入清廷機構的漢族官員。 後者則又可分為兩類人：一類人本身就是滿清的皇親國戚或者其後代子孫， 當他們面對皇帝的時候， 自稱“奴才”；另一類人則本身是皇族成員府中的家奴或者其祖上是皇族府中的家奴， 即包衣。 清朝時期， “奴才”的自稱被賦予了特定含義，
在清朝， 包衣做官的人數不勝數。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包衣出身， 官至江甯織造， 專門負責為滿清皇家採購穿著之用。 據清史記載， 那位元被雍正皇帝既抬至天上又摔至地下、竭盡玩弄之能事的年羹堯大將軍也是漢八旗包衣出身。 管轄有清一朝臭名昭著的海關道的清廷內務府（可稱為“皇室小金庫”）， 其前身是滿清貴族的一種包衣組織。 乾隆時期的兩江總督高晉， 其祖上是漢軍包衣。 晚清太平天國時期官至湖廣總督、清末功臣之一胡林翼的頂頭上司官文， 此老兄同樣是包衣出身。
封建王朝歷史長期以來， 皇家注重“禮儀”等級， 以禮制治天下， 號稱禮儀之邦， 把皇家和國家（家和國）混為一談。 皇朝制度給各位官僚制訂了一系列規矩， 相應的官級可配以相應的禮儀排場。 比如兩人抬轎子， 四人抬轎子， 六人抬轎子， 等等。 清朝著名大貪官和珅的罪名之一，
古代中國帝王在講究禮儀等級的同時， 也十分看重人情。 中國現今不時出現在媒體上的“禮儀之邦”、“人情社會”之說， 便是這種歷史的遺風。 家奴畢竟是所有皇室成員包括眾多皇帝的女人生活起居十分依賴和十分信任的人。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日久生情， 這種關係同樣發生在主子和奴才之間。 把自己人及自己身邊的人提拔為官， 這道古風同樣傳承至今（近年來被“帶走”的“秘書幫”， 便得自明、清兩朝百煉成精的真傳；這種真傳如果以年代和人數的幾何級遞增， 也難怪會出現一個專門術語中國特色。
明朝太監亂政是古舊史筆對這一群體以偏蓋全的醜化，太監之中也不是不會出現俊傑之類的人物的，比如中國歷史常常引為自豪的東漢蔡倫，明朝鄭和。假如非得有此一說，那麼，明朝皇帝啟用太監為官，清朝皇帝啟用家奴為官，在這兩類人物之間，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也許，你懂的。
本文用對清朝有專門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孔飛力的一段文字作為注腳很合適，他說：奴才“那種禮儀性的羞辱不是一種貶抑的標記，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徵：用儒家的語言來說，官員們並非君王的工具。君主可以訓斥他們，嘲弄他們或處罰他們，如同一個嚴厲的父親對待他犯錯的兒子。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卑猥，因為他們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樣行動，而不是機器或蠢笨的動物。他們不像那些低級胥吏，既不是規章的傀儡也不是為日常程式所牽動的機器”。皇帝對待無論是得力的“奴才”還是恭順的臣僚，使用兩套準則：“常規的行政則例”和“非常規的專制權力”。常規則例稱公事公辦，非常規專制稱人情的疏遠、裙帶和伴君如伴虎。前者維繫帝王的家國機器正常運轉，後者則是中國民間一直傳說的因實際生活中存在而加工塑造的“無常鬼”。古人沒有認識“人心靠不住”這一人類學知識，即鬼由心生、鬼由人生的社會常識。
明朝太監亂政是古舊史筆對這一群體以偏蓋全的醜化，太監之中也不是不會出現俊傑之類的人物的，比如中國歷史常常引為自豪的東漢蔡倫，明朝鄭和。假如非得有此一說，那麼，明朝皇帝啟用太監為官，清朝皇帝啟用家奴為官，在這兩類人物之間，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也許，你懂的。
本文用對清朝有專門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孔飛力的一段文字作為注腳很合適，他說：奴才“那種禮儀性的羞辱不是一種貶抑的標記，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徵：用儒家的語言來說，官員們並非君王的工具。君主可以訓斥他們，嘲弄他們或處罰他們，如同一個嚴厲的父親對待他犯錯的兒子。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卑猥，因為他們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樣行動，而不是機器或蠢笨的動物。他們不像那些低級胥吏，既不是規章的傀儡也不是為日常程式所牽動的機器”。皇帝對待無論是得力的“奴才”還是恭順的臣僚，使用兩套準則：“常規的行政則例”和“非常規的專制權力”。常規則例稱公事公辦，非常規專制稱人情的疏遠、裙帶和伴君如伴虎。前者維繫帝王的家國機器正常運轉，後者則是中國民間一直傳說的因實際生活中存在而加工塑造的“無常鬼”。古人沒有認識“人心靠不住”這一人類學知識，即鬼由心生、鬼由人生的社會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