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抗戰後一度擁有強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本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迅速走向崩潰,不得不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應該說， 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專制， 反民主、搞獨裁,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 鎮壓愛國民主運動， 貪污腐化， 人心喪盡， 是造成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孤島的根本原因， 也是各民主黨派最終選擇回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 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重要原因。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全方位的， 從經濟到民心， 從政治到軍事。
夢想著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政府，
1945年10月3日， 蔣介石密令第五集團軍總司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 以武力脅迫已有進步傾向、同情民主運動的雲南省主席龍雲離滇， 改組雲南省政府。 同時， 撕毀剛剛簽訂的“雙十協定”， 以80萬大軍向解放區大舉進攻， 公開發動內戰， 並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也進行了瘋狂鎮壓。 蔣介石的罪惡行徑， 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 他們紛紛以各種方式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
1945年11月19日， 重慶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鈞儒等500餘人， 舉行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成立大會，
昆明學生舉行反內戰、爭民主的示威遊行
11月25日晚，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和省立英語專修學校四校學生自治會，
這時， 國民黨政府派軍隊對校區進行戒嚴， 封鎖路口， 師生們被激怒了， 他們連夜簽名， 以罷課抗爭。 26日晨， 國民黨中央社造謠稱：“昨晚7時許， 發生匪警， 當地駐軍據報後， 即日趕往捉捕。 匪徒竟一面鳴槍， 一面向黑暗中逃竄。 ”中央社的誣衊報導， 更加激起廣大學生的憤慨。 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真相， 西南聯大學生率先罷課， 隨後昆明30餘所大、中學校的3萬余名學生宣佈總罷課。 昆明學聯成立了“昆明學生聯合罷課委員會”， 發表《為反對內戰及抗議武裝干涉告全國同胞書》，
30日後，學生分組展開街頭宣傳，反內戰、要和平，反獨裁、要民主的呼聲響徹了昆明全城。市民群眾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特別是工人也在醞釀罷工。12月1日上午8時，李宗黃在參加了盧漢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儀式後，集合省黨部的暴徒，攜帶武器、棍棒分頭攻打學校。上午10點以後，各校都遭到歹徒們的襲擊。歹徒們在校園裡撕壁報，砸桌椅板凳，毆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處投擲手榴彈。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旨在西南聯大東院(今昆明市文林街東段)，南菁中學教師于再在聯大新校中彈犧牲，重傷20餘人。這就是國民黨製造的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面對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昆明學生英勇地堅持鬥爭。他們有組織地走上街頭，向廣大人民控訴國民黨的暴行。昆明各大中學校教師和文化界人士、工人、農民和市民群眾、工商界人士以至地方某些上層人物，紛紛以捐款、簽名、慰問、弔唁等方式，聲援學生。12月2日，為四烈士舉行了隆重的入殯儀式，各校師生和各界群眾3萬多人衝破敵人的阻撓前來參加。12月4日，舉行四烈士公祭大會，靈堂設在聯大圖書館，參加公祭的人們絡繹不絕，有各大中小學師生、宗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國民黨愛國進步官兵等，到12月20日止，到靈堂公祭四烈士的人民群眾達15萬人次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在軍事指揮機構上，國防部長白崇禧坐鎮九江，統一指揮華中軍事並指導鄂豫皖贛湘五省政務；1947年8月，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東北行轅負政治軍事全責；12月，裁撤保定、張家口兩綏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為總司令；1948年1月，因東北行轅作戰指揮無方，陳誠患病，又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衛立煌作總司令。
國民黨欲以上述種種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後方空虛動盪的危殆局面。但1948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在“訓示軍民詞”中承認：後方各省市“動員還未能實施”，社會民眾依然對共產黨“認識不清”。“前線國軍一直在波動中作戰，也一直在孤立中應戰，以至一年之間屢受損失，將士犧牲至為慘重”。但是，蔣介石還要自欺欺人，宣稱蔣軍侵佔了延安、煙臺，就摧毀了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神經中樞和經濟據點”，使共產黨在關內“不能立足，亦無法負隅，只得被迫分竄，成為流寇”。他還吹噓消滅共產黨的“有形力量，終可在一年以內完成”。
為了製造民主憲政的假像，國民黨政府先後於1946年、1948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1946年大會任務為制定憲法，又稱“制憲國大”；1948年大會任務為施行憲法，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又稱“行憲國大”。
1946年初，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當年召開制憲國大。鑒於10年來情況的變化，為確保國大的公平民主，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提出國大代表應進行適當調整。經各方協商，決定原選舉的1200名代表繼續有效，取消當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臺灣、東北收復區代表150名，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700名，總計2050名。各黨派代表經分配後，由各黨派自行提出，計國民黨220名，共產黨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會賢達70名。按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必須在內戰停止、政府改組、訓政結束、憲草修正完成後，始能召開。但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於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佔領張家口的當日，正式下令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斷然拒絕參加。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一手炮製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出席代表1381人，大多數是10年前選舉的舊代表。會議的中心任務是制定憲法。12月25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在形式上雖有關於軍隊國家化、獨立外交、發展國民經濟、社會福利和文化事業等章節、條款，但與《訓政時期約法》一脈相承，實質上恢復了1936年頒佈的《五五憲草》的總統獨裁制，用憲法形式確立了國民黨對全國的集權統治。1947年1月1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公佈這部憲法，並規定從同年12月25日起施行。憲法公佈後，立即遭到中國共產黨、民盟以及全國人民的同聲譴責，紛紛發表聲明不予承認。
制憲國大之後，國民黨於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大，其中心議題是選舉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和副總統。4月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表示不競選總統，其真實意圖是嫌總統權力受到限制。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後，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全會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在選舉副總統時，國民黨內部各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經過四次選舉，李宗仁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國民黨政府總統和副總統。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清楚表明，國民黨從“訓政”到“憲政”，表面上是要“還政於民”，實質是繼續頑固堅持一黨獨裁專政。
1947年3月，蔣介石強迫中國共產黨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員全部撤退。中國共產黨代表在撤退前，將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房屋、財產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總部遷入南京梅園新村30號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民盟部分領導人也進入上海馬思南路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國民黨統治區撤退之後，民盟便成為國民黨的主要壓迫對象。當年7月1日，蔣介石發佈《動員戡亂令》。國統區的宣傳機構隨即向民盟進攻，謾駡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國共產黨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處置共產黨辦法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後在幾個月內被封閉。1947年10月初，國民黨捏造了一個“販賣毒品”的罪名，逮捕了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民盟總部一直通過合法手續向蔣介石請求釋放，被置之不理。10月7日，蔣介石突然以“中國共產黨關中地委負責人”、“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莫須有的誣陷罪名，把杜斌丞公開殺害了。
一年以前國民黨特務殺害了民盟負責人李公朴、聞一多，採取的是暗殺手段，事後國民黨還假裝追查懲凶。這次對杜斌丞則以通“共匪”的罪名公開殺害。這件事給了民盟很大的震動。民盟當時仍然以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張瀾以主席的名義在報上登了一個公開聲明，“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蔣介石均置之不理。
山雨欲來風滿樓。10月中旬以後，國民黨動員各地的御用團體開始在報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陶希聖甚至辱駡民盟是“張邦昌、石敬瑭、鄭孝胥、趙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園新村總部突然被包圍，民盟人員的行動被跟蹤監視。
1947年10月28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政府宣佈民盟非法》的聲明，聲稱：查民主同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早為國人所注意，茲迭據各地負責治安機關先後報告，其顯著事實，如該盟派駱賓基在東北策動東北之軍事叛亂，與在西北之負責人策動孔從周等叛變，並煽動五月學潮及上海工潮，皆暗與共黨之軍事行動相呼應。政府頒佈動員戡亂命令後，該盟香港及馬來之支部公開宣言反抗，顯與“共匪”勾結一氣。最近該盟重要分子李蔭楓在川省招致匪徒，圖謀暴動，以回應“共匪”李先念殘部之竄擾。其他公然作叛亂宣傳掩護“共匪”之間諜活動，皆罪證確鑿，政府對此不承認國家憲法、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團體，不能坐視不理。證之“共匪”近來四處流竄，益形猖獗，而該盟分子亦無不到處活動，互為聲援。如不立加遏制，後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職責所在，對此在“匪區”則助長叛亂，在後方則為“共匪”聲援之不法團體，不得不採取適當處置。茲政府已將該“民主同盟”宣佈為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害國家戡亂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而維治安。10月29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所謂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的報導。國統區各地軍警機關陸續公佈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
1948年，上海電力公司火力電廠民主工會常務理事、共產黨員王孝和領導工人開展鬥爭，被捕後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張瀾被迫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
抗戰勝利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佔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在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之下，終於失盡民心，也失去了民主黨派對它的耐心，並通過高壓政策粉碎了民主黨派走中間路線的幻夢，最終使民主黨派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
不惜流血”。30日後，學生分組展開街頭宣傳，反內戰、要和平，反獨裁、要民主的呼聲響徹了昆明全城。市民群眾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特別是工人也在醞釀罷工。12月1日上午8時，李宗黃在參加了盧漢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儀式後，集合省黨部的暴徒，攜帶武器、棍棒分頭攻打學校。上午10點以後，各校都遭到歹徒們的襲擊。歹徒們在校園裡撕壁報，砸桌椅板凳，毆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處投擲手榴彈。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旨在西南聯大東院(今昆明市文林街東段)，南菁中學教師于再在聯大新校中彈犧牲，重傷20餘人。這就是國民黨製造的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面對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昆明學生英勇地堅持鬥爭。他們有組織地走上街頭，向廣大人民控訴國民黨的暴行。昆明各大中學校教師和文化界人士、工人、農民和市民群眾、工商界人士以至地方某些上層人物，紛紛以捐款、簽名、慰問、弔唁等方式，聲援學生。12月2日，為四烈士舉行了隆重的入殯儀式，各校師生和各界群眾3萬多人衝破敵人的阻撓前來參加。12月4日，舉行四烈士公祭大會，靈堂設在聯大圖書館，參加公祭的人們絡繹不絕，有各大中小學師生、宗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國民黨愛國進步官兵等，到12月20日止，到靈堂公祭四烈士的人民群眾達15萬人次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在軍事指揮機構上，國防部長白崇禧坐鎮九江，統一指揮華中軍事並指導鄂豫皖贛湘五省政務；1947年8月，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東北行轅負政治軍事全責；12月，裁撤保定、張家口兩綏署，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為總司令；1948年1月，因東北行轅作戰指揮無方，陳誠患病，又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衛立煌作總司令。
國民黨欲以上述種種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後方空虛動盪的危殆局面。但1948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在“訓示軍民詞”中承認：後方各省市“動員還未能實施”，社會民眾依然對共產黨“認識不清”。“前線國軍一直在波動中作戰，也一直在孤立中應戰，以至一年之間屢受損失，將士犧牲至為慘重”。但是，蔣介石還要自欺欺人，宣稱蔣軍侵佔了延安、煙臺，就摧毀了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神經中樞和經濟據點”，使共產黨在關內“不能立足，亦無法負隅，只得被迫分竄，成為流寇”。他還吹噓消滅共產黨的“有形力量，終可在一年以內完成”。
為了製造民主憲政的假像，國民黨政府先後於1946年、1948年召開國民代表大會。1946年大會任務為制定憲法，又稱“制憲國大”；1948年大會任務為施行憲法，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又稱“行憲國大”。
1946年初，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當年召開制憲國大。鑒於10年來情況的變化，為確保國大的公平民主，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提出國大代表應進行適當調整。經各方協商，決定原選舉的1200名代表繼續有效，取消當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臺灣、東北收復區代表150名，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700名，總計2050名。各黨派代表經分配後，由各黨派自行提出，計國民黨220名，共產黨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會賢達70名。按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必須在內戰停止、政府改組、訓政結束、憲草修正完成後，始能召開。但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於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佔領張家口的當日，正式下令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民盟斷然拒絕參加。
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一手炮製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出席代表1381人，大多數是10年前選舉的舊代表。會議的中心任務是制定憲法。12月25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在形式上雖有關於軍隊國家化、獨立外交、發展國民經濟、社會福利和文化事業等章節、條款，但與《訓政時期約法》一脈相承，實質上恢復了1936年頒佈的《五五憲草》的總統獨裁制，用憲法形式確立了國民黨對全國的集權統治。1947年1月1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公佈這部憲法，並規定從同年12月25日起施行。憲法公佈後，立即遭到中國共產黨、民盟以及全國人民的同聲譴責，紛紛發表聲明不予承認。
制憲國大之後，國民黨於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大，其中心議題是選舉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和副總統。4月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表示不競選總統，其真實意圖是嫌總統權力受到限制。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後，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全會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在選舉副總統時，國民黨內部各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經過四次選舉，李宗仁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國民黨政府總統和副總統。制憲國大與行憲國大清楚表明，國民黨從“訓政”到“憲政”，表面上是要“還政於民”，實質是繼續頑固堅持一黨獨裁專政。
1947年3月，蔣介石強迫中國共產黨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員全部撤退。中國共產黨代表在撤退前，將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房屋、財產全部交由民盟代管。民盟總部遷入南京梅園新村30號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民盟部分領導人也進入上海馬思南路中國共產黨辦事處工作。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國民黨統治區撤退之後，民盟便成為國民黨的主要壓迫對象。當年7月1日，蔣介石發佈《動員戡亂令》。國統區的宣傳機構隨即向民盟進攻，謾駡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國共產黨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處置共產黨辦法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後在幾個月內被封閉。1947年10月初，國民黨捏造了一個“販賣毒品”的罪名，逮捕了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民盟總部一直通過合法手續向蔣介石請求釋放，被置之不理。10月7日，蔣介石突然以“中國共產黨關中地委負責人”、“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莫須有的誣陷罪名，把杜斌丞公開殺害了。
一年以前國民黨特務殺害了民盟負責人李公朴、聞一多，採取的是暗殺手段，事後國民黨還假裝追查懲凶。這次對杜斌丞則以通“共匪”的罪名公開殺害。這件事給了民盟很大的震動。民盟當時仍然以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張瀾以主席的名義在報上登了一個公開聲明，“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蔣介石均置之不理。
山雨欲來風滿樓。10月中旬以後，國民黨動員各地的御用團體開始在報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陶希聖甚至辱駡民盟是“張邦昌、石敬瑭、鄭孝胥、趙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園新村總部突然被包圍，民盟人員的行動被跟蹤監視。
1947年10月28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政府宣佈民盟非法》的聲明，聲稱：查民主同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早為國人所注意，茲迭據各地負責治安機關先後報告，其顯著事實，如該盟派駱賓基在東北策動東北之軍事叛亂，與在西北之負責人策動孔從周等叛變，並煽動五月學潮及上海工潮，皆暗與共黨之軍事行動相呼應。政府頒佈動員戡亂命令後，該盟香港及馬來之支部公開宣言反抗，顯與“共匪”勾結一氣。最近該盟重要分子李蔭楓在川省招致匪徒，圖謀暴動，以回應“共匪”李先念殘部之竄擾。其他公然作叛亂宣傳掩護“共匪”之間諜活動，皆罪證確鑿，政府對此不承認國家憲法、企圖顛覆政府之非法團體，不能坐視不理。證之“共匪”近來四處流竄，益形猖獗，而該盟分子亦無不到處活動，互為聲援。如不立加遏制，後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職責所在，對此在“匪區”則助長叛亂，在後方則為“共匪”聲援之不法團體，不得不採取適當處置。茲政府已將該“民主同盟”宣佈為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害國家戡亂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而維治安。10月29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所謂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的報導。國統區各地軍警機關陸續公佈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
1948年，上海電力公司火力電廠民主工會常務理事、共產黨員王孝和領導工人開展鬥爭，被捕後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張瀾被迫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也被迫轉入地下。
抗戰勝利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佔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在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之下，終於失盡民心，也失去了民主黨派對它的耐心，並通過高壓政策粉碎了民主黨派走中間路線的幻夢，最終使民主黨派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