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龍 發表于文化晉中
喬家大院， 原是清代山西祁縣喬家堡村人、晉商喬致庸家族的宅院之一， 名謂“在中堂”。 喬氏家族在村中曾經還有“德星堂”“寧守堂”“保元堂”等分支宅院（已毀圮）。 日軍侵華， 社會離亂， 喬氏逃避他鄉， 留下空宅托人看守。 此後， 社會變革， 歷經滄桑， 喬氏後人再沒回來繼承祖產。 1949年以後， 祁縣實行土改， 將喬氏家產分給村人。 據村人講述， 由於喬氏待鄉人寬厚， 所以很長時間無人前往去分財產；也有老人回憶， 曾有外來收購家什的商人， 僅僅搬運傢俱什物的馬車就排了二裡路。 後來， 喬宅曾被縣黨校、縣糧食局等機構駐用。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在山西襄汾丁村民居（丁村民俗博物館）和定襄縣河邊村閻錫山故居（河邊民俗博物館）建立之後， 祁縣民俗博物館也在喬家堡喬家大院成立（約1986年）。
當時， 我曾先後參與了三個館開展的民俗學術交流活動， 並與三館幾任館長和眾多民俗學者成為好友。 山西這三個縣級民俗博物館的學術活動在全國聲譽遠播， 吸引了全國相關學術機構與單位紛至遝來， 不僅參觀學習、駐館研討， 1994年還將”中國民俗學會博物館專業委員會”設立在山西定襄河邊民俗館內。
關於喬家大院的房屋財產歸屬問題， 很長時期內沒有一個官方的、公開而明確的說法。 
1990年， 祁縣縣誌辦主任武殿琦先生編寫了《喬在中堂》一本小冊子，
次日下午， 祁縣來車接喬先生一行到達祁縣， 先安排在縣招待所休息。 喬鐵民老人歸心似箭， 想馬上回老宅院看看， 其長子（時任職於北京奶牛研究所）長女（時任職於北京昆曲團）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回老家，
我進入喬老先生房間， 詢問喬氏此行目的， 以便居中與祁縣方面溝通。 喬先生讓其女兒喬燕和女士表達意見， 其大意是：喬家大院是喬氏祖上財產， 過去50多年了， 喬家後人並非一定要求“落實政策”或經濟補償， 只想討一個說法；比如， 舉行一個儀式， 喬家後人主動將房產無償獻給政府， 縣政府給喬氏後人一個證書就行。 我將喬氏的意見轉達給了武主任與王縣長。 記得， 當時他倆都沉默了。 我心想， 這類事情政策性強， 還沒有先例， 很不容易處理， 不知祁縣方面會如何商量與答覆這樣的問題。
喬鐵民先生坐不住， 再三要求馬上去看老院子。 王縣長更痛快，
次日一早， 眾人早早起來在院內職工食堂早餐。 隨即由武殿琦主任等陪同， 逐院觀看。 喬鐵民先生十分激動， 不時回憶起童年的場景：在這間屋子裡讀書， 在那幢院子內玩耍， 甚至還記得爬上屋頂的磚砌階梯和院內茅房（廁所）原先的位置與樣式。
當我們行至甬道盡頭的祠堂時， 只見祠堂地上一片爆竹碎紙片， 抬頭望去， 只見張藝謀與一幫男女在老院（筒樓院）門口拍攝。 後來才知道他們正在此地拍攝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 按照規矩， 開機前要祭酒燃爆竹進行祭拜主人祖先的儀式， 所以見到祠堂前滿地碎屑。
喬家和其他晉商一樣，
中午回縣招待所吃了午飯後， 讓喬老先生午休。 下午， 縣長與各色人等與喬鐵民先生一家座談。 縣裡向喬氏後人講述了對喬家大院的精心維修與實施保護的經過， 介紹了把喬家大院納入文物保護單位以及開發旅遊的重要舉措， 並強調了喬家大院在晉商文化研究以及喬氏家族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喬家先祖精神遺產的意義， 等等， 等等。
最後， 口氣十分緩和， 措辭很有分寸地表示：土改時期， 人民政府對喬家財產的政策是“沒收”，這個政策與中央當時對“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祁縣當初也是以“沒收”的政策處理境內所有的相關財產的。所以，喬家後人關於“無償奉獻”的想法，是沒有道理的。至此，喬氏後人算是吃了一粒“定心丸”，心情鬆馳下來，會場的氣氛也緩和下來。
後來若干年內，我去北京出差時，幾乎每次都要去看望喬鐵民先生和他的子女們。除了拜訪喬鐵民夫婦，也分別去過他兒子與女兒的家。1999年秋天，全國地方誌成果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我負責山西展區的布展與值守。期間，喬先生的子女都來到館場參觀，看到山西地方誌工作的眾多成果，喬氏後代感到十分自豪，由衷地為山西家鄉喝采。那些年，我與喬鐵民先生一家結下了厚重的情誼。
幾年後，北京方面有人投資，要以喬家大院為背景拍攝一部電視劇，前期在祁縣進行調研與采風，喬燕和女士作為聯絡人先期來到祁縣。祁縣通知我去參加過早期的兩次討論會，會上，我從影視作品如何體現晉商精神、如何講好喬家故事提出了一些個人意見，而祁縣民俗學者胡育先和武殿琦二位先生則提供了上百條活潑生動的喬家故事，為該片的成功拍攝奠定了堅實基礎。後來，由胡玫導演執導，成功拍攝了一部數十集的電視劇《喬家大院》，在央視播出後立即轟動全國。山西祁縣喬家大院名噪一時，成為全國百姓家喻戶曉的旅遊熱點。
如今，喬家後代老的已經紛紛離去，少的也各奔東西。喬氏祖上的輝煌已經成為遠去的歷史，唯有那座宏大森嚴的喬家大院仍然矗立在晉中平原之上，默默地述說著喬家曾經繁華和風光。
人民政府對喬家財產的政策是“沒收”，這個政策與中央當時對“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祁縣當初也是以“沒收”的政策處理境內所有的相關財產的。所以，喬家後人關於“無償奉獻”的想法，是沒有道理的。至此，喬氏後人算是吃了一粒“定心丸”，心情鬆馳下來，會場的氣氛也緩和下來。後來若干年內，我去北京出差時，幾乎每次都要去看望喬鐵民先生和他的子女們。除了拜訪喬鐵民夫婦，也分別去過他兒子與女兒的家。1999年秋天，全國地方誌成果展覽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舉辦，我負責山西展區的布展與值守。期間，喬先生的子女都來到館場參觀，看到山西地方誌工作的眾多成果，喬氏後代感到十分自豪，由衷地為山西家鄉喝采。那些年，我與喬鐵民先生一家結下了厚重的情誼。
幾年後，北京方面有人投資，要以喬家大院為背景拍攝一部電視劇，前期在祁縣進行調研與采風，喬燕和女士作為聯絡人先期來到祁縣。祁縣通知我去參加過早期的兩次討論會，會上，我從影視作品如何體現晉商精神、如何講好喬家故事提出了一些個人意見，而祁縣民俗學者胡育先和武殿琦二位先生則提供了上百條活潑生動的喬家故事，為該片的成功拍攝奠定了堅實基礎。後來，由胡玫導演執導，成功拍攝了一部數十集的電視劇《喬家大院》，在央視播出後立即轟動全國。山西祁縣喬家大院名噪一時，成為全國百姓家喻戶曉的旅遊熱點。
如今，喬家後代老的已經紛紛離去，少的也各奔東西。喬氏祖上的輝煌已經成為遠去的歷史，唯有那座宏大森嚴的喬家大院仍然矗立在晉中平原之上，默默地述說著喬家曾經繁華和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