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思享｜第16期：海上的一盞燈

海上的一盞燈

——追憶上海社科院港臺閱覽室

應奇

日前看到錢永祥教授追記臺灣翻譯家彭淮棟先生的一篇文字，在不禁感歎譯事耗神和耗人的同時，也讓我回想起近三十年前在淮海中路622弄七號上海社科院度過的一段繽紛時光。自己雖也曾有意把成長途程中這段有些難得的算是智性的歷險形諸筆端，但卻也一直並沒有那樣的興致和衝動去完成這件小事，現在乘興寫下來，也是為了借此間接地表達對於逝者的敬意。

1990年九月，我結束在千島之城舟山的兩年自我放逐的生涯，來到上海社科院哲學所念碩士。

那裡不是也不像一所大學，例如沒有獨立的學生生活區域，學生生涯中的某些內容似乎就無法順理成章地展開，也因為招生人數很少，各個專業的學生幾乎都是獨學而無友；而它的優越之處也是只有當置身其中之後才能感受到的，例如豐富的圖書資料，至少就人均使用的比例來說是這樣，又例如因為“生以稀為貴”，研究所的先生們對學生們頗為寶愛。而在淮海中路的院部大樓發現並在之後受益無窮的這個港臺閱覽室，也屬於這種意外的“福利”之列。

當年這個閱覽室位於院部二樓的南邊，大概因為樓層有些低，也可能因為院子裡的綠化不錯，記憶中那裡的光線似乎頗為灰暗。當然，之所以如此，

也和這個房間進深較長有關，而所謂的閱覽室，其實是位於南端的一個狹長逼仄的讀報間，裡面都是港臺和海外的華文報紙，據說要憑研究人員的證件才能入內閱覽。房間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空間則是成架的港臺圖書，靠進門入口右側則是一個低矮的服務台，那裡常年都是一位面色灰白的小姑娘在當班，倒是與這大樓和房間的底色和基調十分吻合。

雖說是閱覽室，但印象中那裡的書並不開架。但也因為藏書是並不外借的，所以索書的成功率幾乎是百分百——除非當天那裡有人在看同一本書！自從發現這個寶貴的資源後，稍帶點兒誇張地說，在那裡抄書單和看書就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涯中一種最為重要的自我教養方式。

我就是在那裡第一次邂逅了彭淮棟先生的譯品。首先當然是伯林的《俄國思想家》，我從頭至尾念完了這部其實有些“佶屈聱牙”的作品。從譯文風格上比較彭譯和我此前同樣在那裡念完的《自由四論》，那應該是個有趣的話題。不管怎麼樣，我同樣也記住了譯者陳曉林先生的大名，以至於當後來見到三聯刊出的《一葦集》時，竟有一種意外的親切感。這兩部譯品，以及同樣為彭淮棟先生所譯的卡爾·波蘭尼（彭譯作博蘭霓）的《意義》都屬於聯經出版公司的“現代名著譯叢”，雖然這個譯叢的規模完全無法與例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叢書”相提並論，但其譯品卻給了我在那個時代的資訊條件下可能並不易得的“二次啟蒙”。

圖1 《俄國思想家》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細讀過的作品，至少尚有《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的編者登特列夫（商務本作唐得雷佛）的《自然法》，與聯經有合作的三輝公司後來“引進”了此書的簡體字版；雷蒙·阿隆的《知識份子的鴉片》，據說當年法蘭西知識界曾有一句“寧與薩特一起錯，

也不與阿隆一起對”，果如是，那麼我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初就已經與阿隆一起“對”了；《歐洲現代史》的作者休斯的《意識與社會》，這要算是我所念過的最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關聯於社會的意識史——作品之一，其論題和主旨在於揭示十九世紀末到“一戰”前的歐洲智識史。記得我曾向好幾位編輯推薦“引進”這本書，但卻一直都沒有下文。想來有些可笑的是，由於“愛屋及烏”，有一次在杭州體育場路的一家舊書店見到《歐洲現代史》，在自己已經藏有一冊的情況下卻又忍不住收了一冊，不過我現在已經記不得這書現在還在自己的書架上還是已經送人了。印象最深的則是查理斯·泰勒的《黑格爾與現代社會》，我仔細地閱讀了這本書，後來還把它完整地複印了下來，並在自己的碩士論文中多次加以引用。在我看來，作為伯林的牛津教席繼承者，泰勒結合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對於黑格爾“情境中的自由”之內涵的闡發，即使與他的前任之最精彩的觀念史論著相比也毫不遜色。2007年四五月間，我在臺灣大學正門對面的聯經門市部尋覓當年曾經“滋養”過我的“現代名著譯叢”，雖然舊夢難追，但我那時仍然極想得到《自由四論》，可是年深日久，這書真的已經“了無蹤影”了，好在當年我讀得“滾瓜爛熟”的《黑格爾與現代社會》仍在架上！還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劉訓練小弟的努力，此書的簡體字版後來納入了他和我合作主編的“公共哲學與政治思想譯叢”，這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緣分”了吧！

圖2 《黑格爾與現代社會》

在這個閱覽室中耽讀牟宗三和余英時兩位的著作可謂是我在社科院度過的三年中最為難忘的時光。至今想來都有些令人稱奇的是，這個小小的閱覽室中竟藏有這兩位二十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海外華人”作者的幾乎所有的作品。就前者而言，只有《時代與感受》和那時出版未久還未及入庫的《圓善論》是我從當時住在江甯路的業師羅義俊處見到並借閱的。也是在耽讀牟著的過程中，閱覽室的管理員，也就是那位臉色灰白、平素基本上沒有什麼表情的姑娘破天荒地同意我把《現象與物自身》帶回宿舍閱讀，但她允諾我的時間只有一個晚上，而一個晚上是不可能念完這部書的，於是後來我就用了研究生部發給我的全部複印劵把這部書整個複印了下來，並在假期帶回杭州用土法裝訂了起來！就後者而言，那個年代，在簡體字世界還只有餘英時先生的兩部著作流傳，那就是《士與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而那個閱覽室中卻有從《方以智晚節考》和《歷史與思想》，經《論戴震與章學誠》和《史學與傳統》，再到《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餘氏著作大系，記得《論戴震與章學誠》還是香港龍門書店的精裝初版本，我氾濫其間，極為受用，後來還在羅義俊先生的《心體與性體》研討課上有些“文不對題”地遞交了一篇《余英時清代思想史新解釋平議》的小文。至於《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那本著名的書，我想起包括何懷宏教授在內的不少人文學者曾經自述流著冷汗讀完《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經歷，我所匱乏的這種閱讀體驗卻在夜讀余先生這部書時得到了“補償”。

圖3 《現象與物自身》

圖4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同樣給人“振聾發聵”經驗的似乎還有這個閱覽室中收羅相當完整的徐複觀先生“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的那些政論和時評文字，其“摧枯拉朽”“偶像破壞”之力在讓人獲得觀念上的“解放”之余不禁大呼“過癮”，然則，“破壞”必轉化為“建設”，“教訓”必繼之以“勵志”，而在這方面，《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和陳鼓應所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無疑是最好的讀物。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海光先生有一年“五四”到臺北郊外登山，並在當晚給學生的信中寫下了自名“‘五四’後期的人物”的那個著名段落——他們“沒有機會享受五四時代人物的聲華，但卻遭受著寂寞、淒涼和橫逆”。我自然不能自比于海光先生，但是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如果說我的大學生涯就是我的“‘五四’時代”，那麼我在上海社科院港臺閱覽室度過的研究生生涯就是我的“‘五四’後期時代”。如果說我的“‘五四’時代”啟示了我精神所能達到的高度，那麼我的“‘五四’後期時代”則在再度切實地撐開那個世界的同時，幫助我貞定了基於健全常識的信念空間。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在上海社科院港臺閱覽室中得到的精神“洗禮”和智識“滋養”稱作我的“二次啟蒙”，並願意懷著感念之情將其比作“海上的一盞燈”。

2018年3月18日夜，千島新城寓所

投稿：浙大海院圖書資訊中心

排版編輯：張玉生

我仔細地閱讀了這本書，後來還把它完整地複印了下來，並在自己的碩士論文中多次加以引用。在我看來，作為伯林的牛津教席繼承者，泰勒結合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對於黑格爾“情境中的自由”之內涵的闡發，即使與他的前任之最精彩的觀念史論著相比也毫不遜色。2007年四五月間，我在臺灣大學正門對面的聯經門市部尋覓當年曾經“滋養”過我的“現代名著譯叢”，雖然舊夢難追，但我那時仍然極想得到《自由四論》，可是年深日久，這書真的已經“了無蹤影”了，好在當年我讀得“滾瓜爛熟”的《黑格爾與現代社會》仍在架上！還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劉訓練小弟的努力，此書的簡體字版後來納入了他和我合作主編的“公共哲學與政治思想譯叢”，這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緣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