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 陶曉俠當選安徽阜陽市人大代表， 開始關注冤假錯案。 她曾介入的“阜陽五青年案”和“五周殺人案”分別在2015年、2018年得到平反。 （受訪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4月19日《南方週末》）
陶曉俠希望對當年造成冤案的辦案人員進行追責， “如果不追責， 刑訊逼供和冤案難免會重複發生”。
這份無罪判決遲到了20年。 2018年4月11日下午， 安徽省高級法院對渦陽縣“五周殺人案”再審宣判。 當法官宣告， 周繼坤、周家華、周在春、周正國、周在化5名被告人均改判無罪時， 5人當即跪倒在地， 磕頭痛哭。 看到這一幕， 在庭下旁聽的陶曉俠也忍不住流淚了。
陶曉俠第一次見到原審被告人之一的周家華是在2002年4月。 陶曉俠時任安徽阜陽市人大代表， 周家華的父親周俊方找到陶代表申冤。
“年紀輕輕幹什麼不好， 非要去害人？”見面的第一句話， 是陶曉俠提前準備好的。 她拿著人大代表證， 順利地走進了監獄並見到了周家華。
十年後， 陶代表說， 她是故意用那句話作為試探， “要看看周家華聽了後是什麼反應”。 深入瞭解案情後， 陶曉俠決定， 要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幫周家華等人申訴。
這一介入， 就是16年。
同一撥人查辦的兩起案件16年前的2002年4月， 那是陶代表任期的第二年， 陶代表在阜陽市太和縣陶坑村的家中來了位不速之客， 見面就說， “我兒子被冤枉了！”聽完周俊方的講述， 她決定第二天親自去監獄看看。
“陶代表”當時已經小有名氣。 她初中學歷， 幼年家貧， 養過蠶， 賣過蟬蛻，
決定介入後， 陶代表才詳細瞭解了“五周殺人案”的案情——1996年8月25日晚， 安徽省渦陽縣大周莊發生命案， 村民周繼鼎一家五口在家中被砍， 其女周素華當場死亡。 次年3月， 周繼坤、周家華等5人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渦陽縣警方抓捕， 2000年二審宣判5人分獲死緩、無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
這馬上讓陶代表聯想起她此前已介入的“阜陽五青年案”。 同樣發生在1996年， 當年6月4日， 阜陽市潁泉區王莊村17歲女青年劉某被害， 張雲、張虎等5人先後被抓。
陶代表發現， 這兩起案件發生時間雖相隔兩個多月， 卻擁有太多的共同點：被告人都是五名， 偵辦機關都是阜陽市公安局， 更關鍵的是， 一審法官和檢察官還是同一人， 同時， 被告人和關鍵證人都稱遭遇刑訊逼供。
“這兩起案件是同一撥人查辦的。 ”陶代表決定， 要帶著這兩起案子一起奔走。
陶代表在任期內， 連續三年把這兩起案件帶到阜陽市人代會上。 按照慣例， 在人民代表大會期間， “兩院”的負責人都會“下團組”， 參與到各個縣區的分組討論。 “領導的位置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會放上一個名牌， 代表的位置是去了後隨便坐。 ”陶代表每次開會， 都刻意坐在時任阜陽市檢察院檢察長的對面， 當場交流“五周殺人案”和“阜陽五青年案”情況。
這樣的場景在阜陽市人代會上連續發生了三年， 不過此舉並未奏效。 陶代表說， 每次“檢察長都沒有作回應”， 她得出結論， “這樣的大案在市一級是解決不了的， 必須引起更高級別領導的關注。 ”
陶代表介入到“阜陽五青年案”時， 該案還尚未終審宣判， 陶代表已找到了來自河南的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姚秀榮一同介入此案。 2002年9月， 陶曉俠、姚秀榮以及3位安徽省人大代表受邀旁聽了該案二審庭審。
庭審結束後， 5人聯名向時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寫信反映旁聽情況：“既然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就應該按刑訴法規定， 疑罪從無的原則宣告被告人無罪。 ”
但這封信並未能改變判決走向， 終審維持原判， 5名被告人構成故意殺人罪， 分獲無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收到5位元人大代表反映情況的時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也在二審宣判的5個月後就退休了。
不過，陶代表仍堅信這兩起案子都是冤案。為了印證自己的看法，2003年，她輾轉找到兩起案件共同的一審審判長巫繼成，巫繼成私下告訴陶代表，兩起案件在審判委員會討論時都是認定無罪的，後因領導批示，才改變了判決。
領導的批示起源於一起突發事件，巫繼成曾親眼目睹。就在“五周殺人案”審判委員會討論後的第二天，要判定無罪的消息走漏，該案被害人父親周繼鼎在巫繼成辦公室喝農藥自殺，於是，“各級領導對此案高度專注，並批示要明確責任”。
巫繼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阜陽五青年案”也因受到周繼鼎自殺的影響，繼而改變了判決走向，“那段時期的案子都沒法輕判了”。
監督司法反遭報復在介入到這兩起冤案前，陶代表曾成功改變過一起案件的走向，案件的嫌疑人之一，是她的丈夫張合。
2001年2月，陶曉俠剛開始市人大代表的任期，當月27日晚，阜陽市太和縣公安醫院發生了一起鬥毆案件，警方迅速抓捕了15名犯罪嫌疑人。
隨後，嫌疑人家屬找到陶代表，稱15人並未參與鬥毆，且在派出所內遭遇刑訊逼供。陶代表走訪瞭解後，發現該案確有蹊蹺，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反映案情。
沒想到，這一次介入給她惹來了麻煩。信寄達的第二天，太和縣警方便對張合進行了抓捕，把張合辦成了該案嫌疑人之一。張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當時在派出所內也遭遇了刑訊逼供。
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不起作用，還把家人兜進去了。2001年7月，陶曉俠帶著一份《南方週末》動身，輾轉來到河南焦作找到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姚秀榮。當年3月，《南方週末》報導過“愛管閒事“的姚秀榮，常以人大代表身份對司法案件進行監督。
陶曉俠至今還對17年前的那趟焦作之行印象很深，在焦作奔波一天，終於在晚上找到了姚秀榮，姚已經閉門謝客。第二天一早五點，陶再次趕到姚秀榮住處，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都是找她反映問題去的”。
聽說了陶曉俠因作為人大代表進行司法監督反遭報復，姚秀榮決定介入此事。姚秀榮一方面聯名了22位全國人大代表就此事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方面來到安徽，帶著陶曉俠去安徽省人大找了時任常委會主任孟富林反映案情。
姚秀榮和孟富林之前就認識，2001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兩人曾一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一小時》做節目嘉賓。陶代表稱，孟富林很欣賞姚秀榮，兩人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反映問題期間，吃住都是省人大負責接待的。
一系列動作後，本已在阜陽市開過庭的張合案被指定移交到安慶市迎江區檢察院重新審查起訴，隨後案件在迎江區法院開庭審理。在開庭審理前，張合已被釋放，迎江區檢察院決定對張合不起訴。15名嫌疑人陸陸續續都被放出來了，僅剩1名嫌疑人因非法持槍被起訴。
張合當年的代理律師余鴻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安慶迎江區的檢察院和法院在當時都是全國先進，省裡是有意指定到那審理的。”
張合在被釋放後告訴陶代表，“裡面有人比咱更冤”。原來，張合在看守所中曾和“阜陽五青年案”的張虎在同一個“號子”關押，餘鴻飛也同時擔任了張虎的辯護律師。
張合被不予起訴後，餘鴻飛對陶曉俠人大代表的“能量”刮目相看，希望陶曉俠和姚秀榮能繼續介入其代理的“阜陽五青年案”。
“履職熱情是值得肯定的”姚秀榮對人大代表分量的認識要更早一點。這位焦作的車間工人以勞模身份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那是1993年的夏天，她在車間幹活時，有個農民拿著案卷材料找到她求助，農民讓她在材料上寫“建議此案加緊執行”，並簽上名字。
簽完字的3個月後，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到車間找到姚秀榮，“姚代表，我來向您彙報工作。”姚秀榮才發現，“原來我還能為老百姓辦點事。”之後，找姚秀榮反映問題的人越來越多。
陶代表和姚秀榮的經歷頗為相似。在2000年底，太和縣人大人選工委找到陶曉俠進行市人大代表候選人推薦的考察時，負責考察她的是太和縣人大人選工委的耿萬峰，在陶曉俠家中初次見面時，他詳細地向陶曉俠解釋了人大代表的性質和作用，“她當時一知半解”。
耿萬峰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陶曉俠是當時太和縣分管農業的副縣長向縣人大黨組推薦的候選人，陶曉俠當年在村裡做規模化養殖，吸收不少當地農民就業。考察時，耿萬峰還走訪了周邊居民瞭解情況，“都反映陶曉俠愛打抱不平，人比較熱心。”
當選後，陶代表收到了一本履職手冊。上面印有“代表法”“組織法”等內容，手冊還留有幾頁空白，要求人大代表填寫在人大閉會期間的履職情況，提了哪些提案或建議、進行了哪些監督等。
阜陽市人大的工作人員告訴陶代表，這本手冊要在第二年開會時上交，每年都會發一本。陶代表就是在學習履職手冊後頓悟，“原來人大代表有這麼大權利呀！還可以監督‘一府兩院’！”
耿萬峰說，陶曉俠之前還只是管管小事，當選阜陽市人大代表後，她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幫別人申冤了，“履職熱情是值得肯定的”。
耿萬峰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人大代表有監督司法個案的權利，可以到司法機關和相關單位進行“持證視察”。
2005年，是陶代表當屆任期內最後一次市人代會。陶代表在太和縣的分組討論上，依然提前坐在了時任阜陽市檢察院檢察長對面的位置。這時，一位領導把她叫到一邊，“今年就別說了，搞得檢察長以後都不太願意來我們組開會了。”陶代表最終換了座位，沒再提兩起冤案。
太和縣人大常委會的一位官員當時也“提醒”過陶代表，“你是太和縣選出的人大代表，不適合跨區域監督，不是太和的事最好不要過問。”這名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她在會上的言辭過激，有些領導不太高興。”
第二年，陶代表任期屆滿。換屆選舉下一屆市人大代表時，陶曉俠雖繼續成為候選人，但未在太和縣人代會上獲得足夠票數。陶曉俠落選阜陽市人大代表的3年前，姚秀榮也未能在河南省人代會上連任全國人大代表。
“你是人大代表時都沒用，現在更不指望了”相繼失去人大代表的身份後，她們才發現，這個身份對推動冤案有多重要。
陶曉俠感慨，“之前是代表的時候推動都這麼難，更別說現在是普通公民了。”失去代表證後，陶曉俠想再踏入公檢法機關的大門時頻頻受阻。姚秀榮的感受是，“人大代表遞交給有關單位的材料是肯定會收到回復的，但是沒繼續當代表，人家就可以不搭理你。”
不被搭理成了陶曉俠和姚秀榮的常態。陶曉俠一邊不斷給相關部門寄送申訴材料，一邊試圖找各級人大代表取得幫助。
張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家中擺滿了各個案子的申訴材料，陶曉俠多年奔走攢下的火車票和機票，塞滿了一整個旅行背包。晚上坐在床上，陶曉俠還會研究怎麼寫申訴材料。
漫長的過程中，連蒙冤者家屬和代理律師也都逐漸失去信心。陶曉俠回憶，有一次，她找兩起冤案的代理律師要案卷材料，律師遲遲沒有發給她。“當時你是人大代表時都沒用，現在更不指望了。”最初找她介入“五周殺人案”的周俊方這麼對她講。
陶曉俠後來做起了煤礦和碼頭生意，最忙的時候，陶曉俠也一年寄出三次申訴材料，“我寫那麼多，領導總能看到一回吧。”殘酷的是，那些寄出的信件無一得到回復。
很長一段時間內，陶曉俠見到人大代表都會“巴結、套近乎”。她慢慢地意識到，人大代表介入司法案件真正起到作用，在於“人大代表反映問題必須得回復”。
轉機發生在2013年7月。太和縣的種糧大戶範恒進是安徽省人大代表，陶曉俠帶著案件材料找到範恒進，範建議她去找太和縣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同是種糧大戶的徐淙祥。
徐淙祥起初也是拒絕的。陶曉俠為了能讓這位身邊的全國人大代表伸出援手，找來了姚秀榮勸他，“告訴他一個稱職的全國人大代表應該怎麼做”。農民出身的徐淙祥這時仍心有疑慮。
第二天，陶曉俠召集了“阜陽五青年案”已刑滿釋放的4位蒙冤者，一同到徐淙祥家。
2014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徐淙祥最終把材料轉交給了同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安徽省檢察院檢察長薛江武。收到材料後，薛江武通過徐淙祥的手機和陶曉俠通了電話，“我們會重視此事”。
姚秀榮那邊也有新的進展。中科院院士、高鐵專家王夢恕是河南團的全國人大代表，姚秀榮找到他後，王夢恕在“阜陽五青年案”的申訴材料上簽了名，陶曉俠和姚秀榮一道將這份材料遞交給了安徽省高院。
沒過多久，安徽省高院就宣佈對“阜陽五青年案”進行再審。2014年9月，該案公開開庭審理，2015年7月，該案開庭宣判，張雲、張虎等5人平冤昭雪。陶曉俠透露，在該案再審庭審及開庭宣判時，安徽省高院都邀請徐淙祥出席旁聽，“說明徐淙祥轉交的材料起到了作用”。
在“阜陽五青年案”啟動再審時，媒體在調查該案的同時發現了“五周殺人案”的線索，隨即對案情進行了曝光。報導當天，安徽省高院即宣佈啟動複查，直到今年4月該案平反。
陶曉俠向南方週末記者坦陳，投入大量精力幫助兩起冤案平反，是希望對當年造成冤案的辦案人員追責，因為查辦這兩起冤案的是同一撥人。“如果不追責，刑訊逼供和冤案難免會重複發生。”
分獲無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10年有期徒刑。收到5位元人大代表反映情況的時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也在二審宣判的5個月後就退休了。不過，陶代表仍堅信這兩起案子都是冤案。為了印證自己的看法，2003年，她輾轉找到兩起案件共同的一審審判長巫繼成，巫繼成私下告訴陶代表，兩起案件在審判委員會討論時都是認定無罪的，後因領導批示，才改變了判決。
領導的批示起源於一起突發事件，巫繼成曾親眼目睹。就在“五周殺人案”審判委員會討論後的第二天，要判定無罪的消息走漏，該案被害人父親周繼鼎在巫繼成辦公室喝農藥自殺，於是，“各級領導對此案高度專注，並批示要明確責任”。
巫繼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阜陽五青年案”也因受到周繼鼎自殺的影響，繼而改變了判決走向，“那段時期的案子都沒法輕判了”。
監督司法反遭報復在介入到這兩起冤案前，陶代表曾成功改變過一起案件的走向，案件的嫌疑人之一，是她的丈夫張合。
2001年2月，陶曉俠剛開始市人大代表的任期，當月27日晚，阜陽市太和縣公安醫院發生了一起鬥毆案件，警方迅速抓捕了15名犯罪嫌疑人。
隨後，嫌疑人家屬找到陶代表，稱15人並未參與鬥毆，且在派出所內遭遇刑訊逼供。陶代表走訪瞭解後，發現該案確有蹊蹺，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反映案情。
沒想到，這一次介入給她惹來了麻煩。信寄達的第二天，太和縣警方便對張合進行了抓捕，把張合辦成了該案嫌疑人之一。張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當時在派出所內也遭遇了刑訊逼供。
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不起作用，還把家人兜進去了。2001年7月，陶曉俠帶著一份《南方週末》動身，輾轉來到河南焦作找到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姚秀榮。當年3月，《南方週末》報導過“愛管閒事“的姚秀榮，常以人大代表身份對司法案件進行監督。
陶曉俠至今還對17年前的那趟焦作之行印象很深，在焦作奔波一天，終於在晚上找到了姚秀榮，姚已經閉門謝客。第二天一早五點，陶再次趕到姚秀榮住處，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都是找她反映問題去的”。
聽說了陶曉俠因作為人大代表進行司法監督反遭報復，姚秀榮決定介入此事。姚秀榮一方面聯名了22位全國人大代表就此事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方面來到安徽，帶著陶曉俠去安徽省人大找了時任常委會主任孟富林反映案情。
姚秀榮和孟富林之前就認識，2001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兩人曾一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一小時》做節目嘉賓。陶代表稱，孟富林很欣賞姚秀榮，兩人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反映問題期間，吃住都是省人大負責接待的。
一系列動作後，本已在阜陽市開過庭的張合案被指定移交到安慶市迎江區檢察院重新審查起訴，隨後案件在迎江區法院開庭審理。在開庭審理前，張合已被釋放，迎江區檢察院決定對張合不起訴。15名嫌疑人陸陸續續都被放出來了，僅剩1名嫌疑人因非法持槍被起訴。
張合當年的代理律師余鴻飛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安慶迎江區的檢察院和法院在當時都是全國先進，省裡是有意指定到那審理的。”
張合在被釋放後告訴陶代表，“裡面有人比咱更冤”。原來，張合在看守所中曾和“阜陽五青年案”的張虎在同一個“號子”關押，餘鴻飛也同時擔任了張虎的辯護律師。
張合被不予起訴後，餘鴻飛對陶曉俠人大代表的“能量”刮目相看，希望陶曉俠和姚秀榮能繼續介入其代理的“阜陽五青年案”。
“履職熱情是值得肯定的”姚秀榮對人大代表分量的認識要更早一點。這位焦作的車間工人以勞模身份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那是1993年的夏天，她在車間幹活時，有個農民拿著案卷材料找到她求助，農民讓她在材料上寫“建議此案加緊執行”，並簽上名字。
簽完字的3個月後，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到車間找到姚秀榮，“姚代表，我來向您彙報工作。”姚秀榮才發現，“原來我還能為老百姓辦點事。”之後，找姚秀榮反映問題的人越來越多。
陶代表和姚秀榮的經歷頗為相似。在2000年底，太和縣人大人選工委找到陶曉俠進行市人大代表候選人推薦的考察時，負責考察她的是太和縣人大人選工委的耿萬峰，在陶曉俠家中初次見面時，他詳細地向陶曉俠解釋了人大代表的性質和作用，“她當時一知半解”。
耿萬峰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陶曉俠是當時太和縣分管農業的副縣長向縣人大黨組推薦的候選人，陶曉俠當年在村裡做規模化養殖，吸收不少當地農民就業。考察時，耿萬峰還走訪了周邊居民瞭解情況，“都反映陶曉俠愛打抱不平，人比較熱心。”
當選後，陶代表收到了一本履職手冊。上面印有“代表法”“組織法”等內容，手冊還留有幾頁空白，要求人大代表填寫在人大閉會期間的履職情況，提了哪些提案或建議、進行了哪些監督等。
阜陽市人大的工作人員告訴陶代表，這本手冊要在第二年開會時上交，每年都會發一本。陶代表就是在學習履職手冊後頓悟，“原來人大代表有這麼大權利呀！還可以監督‘一府兩院’！”
耿萬峰說，陶曉俠之前還只是管管小事，當選阜陽市人大代表後，她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幫別人申冤了，“履職熱情是值得肯定的”。
耿萬峰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人大代表有監督司法個案的權利，可以到司法機關和相關單位進行“持證視察”。
2005年，是陶代表當屆任期內最後一次市人代會。陶代表在太和縣的分組討論上，依然提前坐在了時任阜陽市檢察院檢察長對面的位置。這時，一位領導把她叫到一邊，“今年就別說了，搞得檢察長以後都不太願意來我們組開會了。”陶代表最終換了座位，沒再提兩起冤案。
太和縣人大常委會的一位官員當時也“提醒”過陶代表，“你是太和縣選出的人大代表，不適合跨區域監督，不是太和的事最好不要過問。”這名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她在會上的言辭過激，有些領導不太高興。”
第二年，陶代表任期屆滿。換屆選舉下一屆市人大代表時，陶曉俠雖繼續成為候選人，但未在太和縣人代會上獲得足夠票數。陶曉俠落選阜陽市人大代表的3年前，姚秀榮也未能在河南省人代會上連任全國人大代表。
“你是人大代表時都沒用，現在更不指望了”相繼失去人大代表的身份後，她們才發現，這個身份對推動冤案有多重要。
陶曉俠感慨，“之前是代表的時候推動都這麼難，更別說現在是普通公民了。”失去代表證後，陶曉俠想再踏入公檢法機關的大門時頻頻受阻。姚秀榮的感受是，“人大代表遞交給有關單位的材料是肯定會收到回復的，但是沒繼續當代表，人家就可以不搭理你。”
不被搭理成了陶曉俠和姚秀榮的常態。陶曉俠一邊不斷給相關部門寄送申訴材料，一邊試圖找各級人大代表取得幫助。
張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家中擺滿了各個案子的申訴材料，陶曉俠多年奔走攢下的火車票和機票，塞滿了一整個旅行背包。晚上坐在床上，陶曉俠還會研究怎麼寫申訴材料。
漫長的過程中，連蒙冤者家屬和代理律師也都逐漸失去信心。陶曉俠回憶，有一次，她找兩起冤案的代理律師要案卷材料，律師遲遲沒有發給她。“當時你是人大代表時都沒用，現在更不指望了。”最初找她介入“五周殺人案”的周俊方這麼對她講。
陶曉俠後來做起了煤礦和碼頭生意，最忙的時候，陶曉俠也一年寄出三次申訴材料，“我寫那麼多，領導總能看到一回吧。”殘酷的是，那些寄出的信件無一得到回復。
很長一段時間內，陶曉俠見到人大代表都會“巴結、套近乎”。她慢慢地意識到，人大代表介入司法案件真正起到作用，在於“人大代表反映問題必須得回復”。
轉機發生在2013年7月。太和縣的種糧大戶範恒進是安徽省人大代表，陶曉俠帶著案件材料找到範恒進，範建議她去找太和縣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同是種糧大戶的徐淙祥。
徐淙祥起初也是拒絕的。陶曉俠為了能讓這位身邊的全國人大代表伸出援手，找來了姚秀榮勸他，“告訴他一個稱職的全國人大代表應該怎麼做”。農民出身的徐淙祥這時仍心有疑慮。
第二天，陶曉俠召集了“阜陽五青年案”已刑滿釋放的4位蒙冤者，一同到徐淙祥家。
2014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徐淙祥最終把材料轉交給了同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安徽省檢察院檢察長薛江武。收到材料後，薛江武通過徐淙祥的手機和陶曉俠通了電話，“我們會重視此事”。
姚秀榮那邊也有新的進展。中科院院士、高鐵專家王夢恕是河南團的全國人大代表，姚秀榮找到他後，王夢恕在“阜陽五青年案”的申訴材料上簽了名，陶曉俠和姚秀榮一道將這份材料遞交給了安徽省高院。
沒過多久，安徽省高院就宣佈對“阜陽五青年案”進行再審。2014年9月，該案公開開庭審理，2015年7月，該案開庭宣判，張雲、張虎等5人平冤昭雪。陶曉俠透露，在該案再審庭審及開庭宣判時，安徽省高院都邀請徐淙祥出席旁聽，“說明徐淙祥轉交的材料起到了作用”。
在“阜陽五青年案”啟動再審時，媒體在調查該案的同時發現了“五周殺人案”的線索，隨即對案情進行了曝光。報導當天，安徽省高院即宣佈啟動複查，直到今年4月該案平反。
陶曉俠向南方週末記者坦陳，投入大量精力幫助兩起冤案平反，是希望對當年造成冤案的辦案人員追責，因為查辦這兩起冤案的是同一撥人。“如果不追責，刑訊逼供和冤案難免會重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