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 我在詩集《走向天安門》的《延安》一詩最後一節中寫道：“延河水蒸熟的陝北小米/把革命養足了， 然後東渡黃河/去收穫1948、1949年/船工解開包頭巾， 張揚成鼓蕩的風帆。 ”
這說明， 在我的記憶和感受中， 1948年是浸透在生命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 因為， 它在近當代歷史中， 尤其是在人民革命戰爭的歷程中， 是一個撼天動地、值得大書特書的光輝節段。 這一年， 我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都捷報頻傳， 不斷攻克設施堅固的敵占城市， 大量殲滅蔣介石集團的有生力量， 並開始向敵佔區大步前進。 “蔣軍必敗， 我軍必勝”的大形勢基本上已成定局。
在這種情勢下， 其時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高瞻遠矚， 於1948年4月30日發佈了“五一口號”。 這是以此重大節日為契機， 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當前形勢， 提出面臨的歷史使命。 特別是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各民主黨派、知識份子、社會賢達共謀建國大業， 籌畫政治協商會議， 組建聯合政府， 並對解放區和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提出了多項莊嚴的任務，
當時我作為膠東解放區自童年時就從戰火中“滾”出來的“小鬼”， 雖還未正式參軍（1947年初反蔣保田大會上曾帶頭參軍， 後因年齡太小被部隊首長“勸”了回來）， 但已秘密參加了在部分解放區試建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並作為“少兒宣傳隊”的一員， 於1947年春夏之交隨全縣支前大軍赴魯中前線進行支前宣傳活動。 1947年秋在蔣軍侵佔我縣期間， 在黨團組織直接指派下， 曾幾次去敵占縣城撒傳單和偵察敵工事設置與山炮陣地等任務。 因此，
記得我們當時接到的是膠東《大眾報》號外上刊登的“五一口號”， 標題字非常醒目， 口號共二十三條， 內容全面豐實， 但又明確有力；至少在我這個少年人的感覺中， 有些提法是比較新的。 我去縣城聽縣委張書記的傳達報告， 聽一位曾在延安黨校學習過的老榮譽（傷殘）軍人談到他的讀後感。
接下來， 我們展開了對“五一口號”的宣傳活動， 在全村所有的石灰牆上寫滿了標語。 當時我們宣傳組只有三個人：我， 小商人出身愛好美術的姜桂方大哥， 還有與我同時入團因家境太窮高小畢業後未能上初中的田守仁同學。 我只能拿大毛筆在牆上寫大字， 而姜大哥會寫多種藝術字， 他說這樣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五一口號”發佈以後， 黨的政策在我家鄉產生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新的氣象是層出不窮的。 如：全縣的騾馬大會（即後來的物資交流大會）在縣城舉行， 引動四鄉民眾紛至遝來， 熱鬧非凡。 許多棄商回村務農的私人工商業者， 又回縣城重整門面， 從而給因頭年匪軍破壞的市肆注入了一些活氣。 聞名遐邇的登仁壽大藥房又開張了；和成興書局又賣起了當時最短缺的紙筆等文具；德生福老號也試著重操舊業，噴香的拿手桃酥和“大小八件”又回到闊別多年的顧客手中……在文化建設上，縣新華書店又擴大了門臉，縣文化局鑒於古戲樓已被匪軍為修工事而夷為平地，便因陋就簡，在北關一帶搭起一座簡單的劇場，由新組建的縣平劇團（即京劇團）擇日開鑼。不久，全縣較為有名的溫姓紅生連日演出全本三國戲《千里走單騎》……
在軍事上，前方更是不斷傳來勝利消息。僅在山東戰場上，我東線兵團於1948年初即進行了張（店）周（村）戰役，橫掃膠濟線；春夏之交又一舉攻克膠濟中段的中心城市濰縣（今濰坊市），敵據之濟南、青島之間的交通全被切斷；是年中秋前後，我軍又發起了濟南攻堅戰……就連西方的通訊社也不得不承認：共產軍想打哪裡都阻擋不住。
就在這不久後，我終於正式參軍了，從事的仍是與“訊息”關係緊密的機要密碼電報工作。只不過，這些“訊息”大都是不公開的。我工作後第一天所受的教育就是“守口如瓶”，直至數年以後我才改行報考了南開大學中文系……
在“五一口號”發佈70年之後的今天，《人民政協報》的編輯同志向我約稿，我沒有猶豫便接受下來，這應該是源於他們對我當年的閱歷有所瞭解吧。因為在本人出版的紀實類書籍中，有些我親歷的片段記敘；我知道曾經親歷並頭腦尚屬清晰者如今已不多了，我作為一個相對還較“年輕”的離休幹部，是有這個責任和義務的。我仍然認為：記憶沒有距離，良心忠於歷史。謹以近年來出版的《石英紅詩選》序言中的幾句來結束這篇短文：“我酷愛憶寫那真實的過去/不論是輕鬆還是沉重/有形的血淌在血管裡/無形的血浸潤在字裡行間。”
（作者系《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
聞名遐邇的登仁壽大藥房又開張了；和成興書局又賣起了當時最短缺的紙筆等文具；德生福老號也試著重操舊業，噴香的拿手桃酥和“大小八件”又回到闊別多年的顧客手中……在文化建設上，縣新華書店又擴大了門臉，縣文化局鑒於古戲樓已被匪軍為修工事而夷為平地，便因陋就簡，在北關一帶搭起一座簡單的劇場，由新組建的縣平劇團（即京劇團）擇日開鑼。不久，全縣較為有名的溫姓紅生連日演出全本三國戲《千里走單騎》……在軍事上，前方更是不斷傳來勝利消息。僅在山東戰場上，我東線兵團於1948年初即進行了張（店）周（村）戰役，橫掃膠濟線；春夏之交又一舉攻克膠濟中段的中心城市濰縣（今濰坊市），敵據之濟南、青島之間的交通全被切斷；是年中秋前後，我軍又發起了濟南攻堅戰……就連西方的通訊社也不得不承認：共產軍想打哪裡都阻擋不住。
就在這不久後，我終於正式參軍了，從事的仍是與“訊息”關係緊密的機要密碼電報工作。只不過，這些“訊息”大都是不公開的。我工作後第一天所受的教育就是“守口如瓶”，直至數年以後我才改行報考了南開大學中文系……
在“五一口號”發佈70年之後的今天，《人民政協報》的編輯同志向我約稿，我沒有猶豫便接受下來，這應該是源於他們對我當年的閱歷有所瞭解吧。因為在本人出版的紀實類書籍中，有些我親歷的片段記敘；我知道曾經親歷並頭腦尚屬清晰者如今已不多了，我作為一個相對還較“年輕”的離休幹部，是有這個責任和義務的。我仍然認為：記憶沒有距離，良心忠於歷史。謹以近年來出版的《石英紅詩選》序言中的幾句來結束這篇短文：“我酷愛憶寫那真實的過去/不論是輕鬆還是沉重/有形的血淌在血管裡/無形的血浸潤在字裡行間。”
（作者系《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