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直言進諫， 唐太宗李世民從善如流， 以兩人為代表的貞觀君臣治國平天下， 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和業績， 而魏徵本人也因為輔佐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 也被後人稱為“一代名相”。
（魏徵， 580－643， 字玄成， 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
在魏徵生前， 唐太宗李世民對他總體來說不錯， 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 記載：
丙子， 以皇孫生，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 從朕經營天下， 玄齡之功也。 貞觀以來， 繩愆糾繆， 魏徵之功也。 ”皆賜之佩刀。
這一評價在《舊唐書·魏徵傳》 中也有：
會皇孫誕育， 召公卿賜宴， 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 從我平定天下， 周旋艱險， 玄齡之功， 無所與讓。 貞觀之後， 盡心於我， 獻納忠讜， 安國利民， 犯顏正諫， 匡朕之違者， 唯魏徵而已。 古之名臣， 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但兩人的關係在魏徵去世後發生過一個不小的波折。
《舊唐書·魏徵傳》還記載：
（魏徵）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 徵卒後， 正倫以罪黜， 君集犯逆伏誅， 太宗始疑徵阿黨。 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太宗知之， 愈不悅。 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 於是手詔停婚， 顧其家漸衰矣。
除了停婚之外， 唐太宗一怒之下居然親手放倒了魏徵的墓碑——當初這個墓碑可是“帝親制碑文， 並為書石”的。
這就是所謂“停婚僕碑”事件。
（“停婚僕碑”又稱“毀婚僕碑”）
（魏徵多留一份抄本有彰顯自己功勞和君主過錯的嫌疑）
康熙帝曾經說過：
每閱唐李世民、魏徵之事， 歎君臣遇合之際， 千古為難。 魏徵對李世民之言“臣願為良臣， 毋為忠臣”， 嘗思忠良原無二理， 唯在仁君善處之， 以成其始終耳。
康熙帝本人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但因為時移世易， 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人物心態與中世歷史不同， 所以他評說歷史人物的言行（如白帝城托孤等）往往有一些隔膜， 對唐太宗、魏徵關係的理解也是如此。
元明之際劉基（劉伯溫）作《梁甫吟》， 有詩句曰：
停婚僕碑何震怒，
青天白日生虹蜺。
明良際會有如此， 而況童角不辨粟與稊。
也是感慨以唐太宗這樣的明君和魏徵這樣的良臣遇合尚且如此， 更何況遇到那些童昏無識的君主， 詩是好詩， 但也沒有太到點子上。
（連環畫《唐太宗和魏徵》）
從表面上看，
唐太宗的怒氣基於兩點，
第一，
為什麼尼瑪你魏徵推薦的人要麼大嘴巴對外洩露皇上的話（杜正倫）要麼黑心腸參與謀反（侯君集）呢？是不是你也結黨營私？第二，
你魏徵將所有進諫的言辭都抄錄了一份並交給起居郎褚遂良，
不是分明是想讓褚遂良寫入史書以彰顯自己的功勞和君主的過錯呢？
但說到底，這只是導火線，是浮在歷史長河表面的波紋。
唐太宗和魏徵關係的和諧和惡化，都和兩人的身份地位和立場有關。魏徵雖然是隱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骨幹，但在玄武門之變後，他還是向李世民效忠了，這和個人的節操信義無關，而是作為山東集團的代表人物向李世民輸誠。
這一來是對既成事實的政治合法性的妥協，二來也和魏徵對李世民和唐皇室的認知有關：在魏徵看來，唐室正處於一個相當有利的歷史階段，本身發展到一個足夠文明能代表華夏正統，而又沒有完全喪失蠻族氣質中旺盛的生命力和戰鬥力的階段，他所要做的是將睥睨天下的李世民約束在儒家的規則框架內。
貞觀君臣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理解，本質上完全不同——魏徵等自然認為“水”就是民眾，而自己是其天然而無可爭辯的代表；而唐太宗出於對外文宣和籠絡人心的角度，對此深表贊成，但他很清楚，軍隊和武裝力量才是真正能夠載舟覆舟的“水”，關隴集團才是自己身為天下之主也不能背叛的核心階層。
（魏徵斬龍的傳說雖然是怪力亂神，但是是對其作為山東集團代表的一種象徵性表述）
如果追問雙方對彼此的終極認知，問題更加微妙複雜。
魏徵和房玄齡等人實際上並不真正認同冒充隴西李氏的唐皇室，換種說法，他們甚至在內心深中是歧視李世民的，為長安中樞貢獻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對文中子的弟子們來說是打一份工，是過渡環節，最終他們還是要和崔、盧、李、鄭、王聯姻，成為高貴的經學世家；而唐太宗李世民優禮和寬容他們，既是從籠絡山東集團和個人需要謀士文臣的角度，也是本質上並不認為他們是如關隴集團這樣的“自己人”，對“外人”必須格外照拂體貼以安撫他們的另一面就是政權的核心決策不能讓他們真正掌握。
有人認為，魏徵的直言極諫正如李世民所說的是“嫵媚”，因為對你客氣是見外，彬彬有禮是把你當外人待，而直言不糊乃至“罵”正是“自己人”的標誌，但如果我們細心梳理，魏徵的很多勸諫更像儒家理論的口語化再詮釋，與實際的治國理政隔著一層，唐太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配合他扮演明君。
（《貞觀長歌》中的李世民和魏徵形象）
且看這一段：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很難想像，隋煬帝的殷鑒不遠，需要這樣總結李世民才能明白；也很難想像，這樣的粗淺概括被腹黑狠辣的成熟政治家認為聞所未聞如獲至寶——只有彼此默契的表演才能解釋這一切。
這種表演性和刻意的優禮和寬容本質上是違背唐太宗本性的，所以有了契機會表現出報復性反彈對魏徵極不友善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從隋煬帝身上真正汲取的經驗教訓，談古論金以後寫文跟大家詳細聊。
當然，雖說李世民很清楚政權的核心決策不能讓魏徵等真正掌握，但用魏徵之才無可疑，任命魏徵的官位也並不是虛職，不過，李世民固然有用魏徵、李勣為代表的山東集團形成一定的政治平衡服務於自己的皇權一面，但對他們和對長孫無忌等人，仔細辨別，還是能看出內外有別、親疏不同的重大差異。
不是分明是想讓褚遂良寫入史書以彰顯自己的功勞和君主的過錯呢？但說到底，這只是導火線，是浮在歷史長河表面的波紋。
唐太宗和魏徵關係的和諧和惡化，都和兩人的身份地位和立場有關。魏徵雖然是隱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骨幹，但在玄武門之變後，他還是向李世民效忠了，這和個人的節操信義無關，而是作為山東集團的代表人物向李世民輸誠。
這一來是對既成事實的政治合法性的妥協，二來也和魏徵對李世民和唐皇室的認知有關：在魏徵看來，唐室正處於一個相當有利的歷史階段，本身發展到一個足夠文明能代表華夏正統，而又沒有完全喪失蠻族氣質中旺盛的生命力和戰鬥力的階段，他所要做的是將睥睨天下的李世民約束在儒家的規則框架內。
貞觀君臣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理解，本質上完全不同——魏徵等自然認為“水”就是民眾，而自己是其天然而無可爭辯的代表；而唐太宗出於對外文宣和籠絡人心的角度，對此深表贊成，但他很清楚，軍隊和武裝力量才是真正能夠載舟覆舟的“水”，關隴集團才是自己身為天下之主也不能背叛的核心階層。
（魏徵斬龍的傳說雖然是怪力亂神，但是是對其作為山東集團代表的一種象徵性表述）
如果追問雙方對彼此的終極認知，問題更加微妙複雜。
魏徵和房玄齡等人實際上並不真正認同冒充隴西李氏的唐皇室，換種說法，他們甚至在內心深中是歧視李世民的，為長安中樞貢獻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對文中子的弟子們來說是打一份工，是過渡環節，最終他們還是要和崔、盧、李、鄭、王聯姻，成為高貴的經學世家；而唐太宗李世民優禮和寬容他們，既是從籠絡山東集團和個人需要謀士文臣的角度，也是本質上並不認為他們是如關隴集團這樣的“自己人”，對“外人”必須格外照拂體貼以安撫他們的另一面就是政權的核心決策不能讓他們真正掌握。
有人認為，魏徵的直言極諫正如李世民所說的是“嫵媚”，因為對你客氣是見外，彬彬有禮是把你當外人待，而直言不糊乃至“罵”正是“自己人”的標誌，但如果我們細心梳理，魏徵的很多勸諫更像儒家理論的口語化再詮釋，與實際的治國理政隔著一層，唐太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配合他扮演明君。
（《貞觀長歌》中的李世民和魏徵形象）
且看這一段：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很難想像，隋煬帝的殷鑒不遠，需要這樣總結李世民才能明白；也很難想像，這樣的粗淺概括被腹黑狠辣的成熟政治家認為聞所未聞如獲至寶——只有彼此默契的表演才能解釋這一切。
這種表演性和刻意的優禮和寬容本質上是違背唐太宗本性的，所以有了契機會表現出報復性反彈對魏徵極不友善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從隋煬帝身上真正汲取的經驗教訓，談古論金以後寫文跟大家詳細聊。
當然，雖說李世民很清楚政權的核心決策不能讓魏徵等真正掌握，但用魏徵之才無可疑，任命魏徵的官位也並不是虛職，不過，李世民固然有用魏徵、李勣為代表的山東集團形成一定的政治平衡服務於自己的皇權一面，但對他們和對長孫無忌等人，仔細辨別，還是能看出內外有別、親疏不同的重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