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鏞一位醫學教授為什麼會對歷史研究感興趣？隱秘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謎團又是如何解開的呢？帶著幾分疑惑， 筆者與吳興鏞進入了話題。
“先父當年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 是大陸黃金運台的經辦人之一。 ”吳興鏞的一句開場白， 道出了揭秘的由來。 1996年， 吳興鏞閒暇之余檢視父親遺留的日記， 驚訝地發現日記中記有1949年前後大陸黃金運台的情況。 為了讀懂這段歷史， 他趕忙查閱相關文獻， 結果只找到幾篇零星的回憶文章， 黃金運台的詳細過程與數量都語焉不詳。
於是， 吳興鏞以父親的日記為線索， 利用一切業餘時間， 跨海越洋， 往返奔波于上海、南京、廈門、臺北和洛杉磯等地， 查閱檔案文獻， 並尋訪當年大陸黃金運台的親歷者， 終於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據吳興鏞考證， 當年被蔣介石分批運往臺灣的黃金有400萬兩左右，
《吳嵩慶日記》2004年11月， “台獨”大佬李登輝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高喊“去中國化”， 公然歪曲歷史， 信口雌黃地說當年國民黨政權敗退時，
“台獨分裂分子的謊言混淆視聽， 使人頓生‘時不我與’之感， 要趕緊把60多年前的歷史真相找出來， 還原給海峽兩岸的老百姓。 ”吳興鏞在追溯自己的寫作動機時， 話語中明顯透出一個海外華人的良知。
一位下榻在華懋飯店的英國記者當晚正臨窗而立， 伴著黃埔江的潮聲， 思索著有關中國時局的種種傳聞。 他忽然看見有一隊挑夫， 兩人一組， 抬著沉重的箱子， 從中央銀行大樓方向橫穿馬路， 一步步挪向黃埔江邊的海關緝私艦。 憑著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 他判斷如此沉重的箱子裡面裝滿的必定是黃金， 於是大膽地發出一條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夜幕下的上海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英國記者的判斷正確嗎？那天夜裡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
吳興鏞面對報刊史料，頗費踟躕，遲遲未敢落筆。“我是研究醫學的，習慣用客觀證據說話，”吳興鏞強調說。慶倖的是，他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一則檔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謹密呈者：……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沈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准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檯北。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這份關鍵檔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裡正是在運送國庫黃金。首批運台黃金的準確數字是774箱，共計200余萬兩。
1949年1月2日，中央銀行再次奉命從上海向臺灣運送黃金，仍然由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運送，由 “美盛”號海軍登陸艦護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另一則史料為吳興鏞解開了謎團：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謹密呈者：……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艦一艘，准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裝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美盛”艦隨同護運。……查該輪須于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1948年12月31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依據這份檔案，吳興鏞確認第二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為151箱，計57余萬兩；另有銀元1000箱，計400萬元。
另據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記載，這批黃金在廈門鼓浪嶼暫存一個月後，全部轉運臺北。蔣介石的“障眼法”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蔣介石準備辭職下野，但心裡仍念念不忘國庫剩餘的黃金。這一次，他施出了一招“障眼法”。1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密召吳興鏞的父親、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署長的吳嵩慶，令其與中央銀行訂立一份秘密“草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剩餘黃金劃撥到聯勤總部財務署，作為內戰的“特別準備金”。面對蔣介石的“獅子大開口”，中央銀行內部意見分歧，深恐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將不堪設想。
而蔣介石為了趕在自己下野前運出國庫黃金，特地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向中央銀行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吳嵩慶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吳嵩慶日記》簡要而又準確地記載了這一過程：元月九日 星期日昨夜因準備金案辦理未妥，甚為焦慮。嗣想即照規定先支半數，今晨即照此方案準備，征得總司令同意，即晚赴滬接洽。元月十日 星期一多時不坐夜車，眠未穩。晨到滬，張主任來接。早點後即赴襄陽南路徐府，接洽後即驅車至央行，與俞、劉兩總裁，發行局梁、陳二局長，業務局王副局長等洽辦。下午持“草約”再至徐府，知“預支”事已得諒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訂約事告一段落，上午決定“草約”及手續，下午取來。《吳嵩慶日記》中有關黃金撥付的記載1月中旬，蔣介石從國庫“預支”的軍費，計99萬兩黃金、3000萬銀元和7000萬美元，分別由空中和海路運至臺北和廈門。
關於運往廈門黃金的最後去向，吳興鏞在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查到一份清單——《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得知中央銀行廈門分行將這99萬兩黃金撥給了聯勤總部財務署。“按照父親日記的記載，這筆由蔣介石單線聯繫我父親的錢，主要是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和蘭州的作戰，有80余萬兩用作了軍費，剩餘的黃金最後一併運往臺灣。”吳興鏞介紹說。幕後操縱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並沒有放棄對軍政大權的控制，在住所設立多座電臺，通過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勢力，實施幕後操縱。蔣介石擔心尚未徹底掏空的中央銀行國庫會被“代總統”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為強，於是主動出擊。
《蔣介石日記》中有多處記錄：1月27日約見林崇墉，談中央銀行現貨運廈門，聞劉攻芸有難色，殊為疑慮。1月28日令悔吾（郭懺）來見，處理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蔣的“忠誠幹部”，時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熟知央行內幕；劉攻芸為新任中央銀行總裁，對黃金運台持反對態度；郭懺為聯勤總部總司令，忠實執行蔣的意圖。蔣介石試圖調動人馬，實施內外夾攻，迫使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就範。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劉攻芸終於支撐不住，同意向蔣介石交出國庫剩餘黃金和銀元，分批運往臺灣。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率領從空軍抽調的七、八架飛機，執行從上海空運黃金至臺北的任務。
2月8日，蔣介石派遣侍從秘書周宏濤赴上海，向劉攻芸當面打探實情。《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記載：2月8日派宏濤赴滬，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以李（宗仁）急於奪取該行也！2月10日宏濤自滬回來，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此心甚慰。掏空國庫1949年5月，上海戰事正酣，中央銀行國庫還存有20萬兩黃金。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5月15日，已經轉移到舟山群島的蔣介石，再次派蔣經國返回上海，借參加黨務聯絡會議之際，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傳達旨意。湯恩伯當即打電話要求中央銀行即刻查報庫存黃金銀元數字，然後又向中央銀行下達了一紙手令：為適應軍事，貴行現有黃金銀元，除暫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務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需要時繼續提用。
此致中央銀行湯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時分，上海外灘戒備森嚴，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一名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和六輛卡車直馳中央銀行提取黃金。中央銀行遵命將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全部庫存黃金和銀元數量總清單，以及詳細箱號、重量、數目分清單呈上，並依照清單逐一點交，合計交出黃金192029點743市兩，銀元146萬9000元。帶隊軍官指揮士兵直接進入金庫，將整箱整桶的黃金銀元扛出庫房，裝上卡車，迅速消失在夜幕裡。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所在地——上海外灘至此，大陸的黃金儲備被全部轉移到了臺灣。
吳興鏞以平緩的語氣，清晰地敘述著這段隱秘的歷史，每當說到關鍵之處，總不免要著重提及自己所依據的檔案史料。這位醫學教授用嚴謹的態度踐行了史學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證出來的。
於是大膽地發出一條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夜幕下的上海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英國記者的判斷正確嗎？那天夜裡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吳興鏞面對報刊史料，頗費踟躕，遲遲未敢落筆。“我是研究醫學的，習慣用客觀證據說話，”吳興鏞強調說。慶倖的是，他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一則檔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謹密呈者：……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沈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准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檯北。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這份關鍵檔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裡正是在運送國庫黃金。首批運台黃金的準確數字是774箱，共計200余萬兩。
1949年1月2日，中央銀行再次奉命從上海向臺灣運送黃金，仍然由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運送，由 “美盛”號海軍登陸艦護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另一則史料為吳興鏞解開了謎團：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謹密呈者：……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艦一艘，准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裝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美盛”艦隨同護運。……查該輪須于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1948年12月31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依據這份檔案，吳興鏞確認第二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為151箱，計57余萬兩；另有銀元1000箱，計400萬元。
另據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記載，這批黃金在廈門鼓浪嶼暫存一個月後，全部轉運臺北。蔣介石的“障眼法”1949年1月，四面楚歌中的蔣介石準備辭職下野，但心裡仍念念不忘國庫剩餘的黃金。這一次，他施出了一招“障眼法”。1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密召吳興鏞的父親、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署長的吳嵩慶，令其與中央銀行訂立一份秘密“草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剩餘黃金劃撥到聯勤總部財務署，作為內戰的“特別準備金”。面對蔣介石的“獅子大開口”，中央銀行內部意見分歧，深恐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將不堪設想。
而蔣介石為了趕在自己下野前運出國庫黃金，特地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向中央銀行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吳嵩慶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吳嵩慶日記》簡要而又準確地記載了這一過程：元月九日 星期日昨夜因準備金案辦理未妥，甚為焦慮。嗣想即照規定先支半數，今晨即照此方案準備，征得總司令同意，即晚赴滬接洽。元月十日 星期一多時不坐夜車，眠未穩。晨到滬，張主任來接。早點後即赴襄陽南路徐府，接洽後即驅車至央行，與俞、劉兩總裁，發行局梁、陳二局長，業務局王副局長等洽辦。下午持“草約”再至徐府，知“預支”事已得諒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訂約事告一段落，上午決定“草約”及手續，下午取來。《吳嵩慶日記》中有關黃金撥付的記載1月中旬，蔣介石從國庫“預支”的軍費，計99萬兩黃金、3000萬銀元和7000萬美元，分別由空中和海路運至臺北和廈門。
關於運往廈門黃金的最後去向，吳興鏞在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查到一份清單——《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得知中央銀行廈門分行將這99萬兩黃金撥給了聯勤總部財務署。“按照父親日記的記載，這筆由蔣介石單線聯繫我父親的錢，主要是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和蘭州的作戰，有80余萬兩用作了軍費，剩餘的黃金最後一併運往臺灣。”吳興鏞介紹說。幕後操縱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並沒有放棄對軍政大權的控制，在住所設立多座電臺，通過自己多年培植的派系勢力，實施幕後操縱。蔣介石擔心尚未徹底掏空的中央銀行國庫會被“代總統”李宗仁控制，想先下手為強，於是主動出擊。
《蔣介石日記》中有多處記錄：1月27日約見林崇墉，談中央銀行現貨運廈門，聞劉攻芸有難色，殊為疑慮。1月28日令悔吾（郭懺）來見，處理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蔣的“忠誠幹部”，時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熟知央行內幕；劉攻芸為新任中央銀行總裁，對黃金運台持反對態度；郭懺為聯勤總部總司令，忠實執行蔣的意圖。蔣介石試圖調動人馬，實施內外夾攻，迫使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就範。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劉攻芸終於支撐不住，同意向蔣介石交出國庫剩餘黃金和銀元，分批運往臺灣。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率領從空軍抽調的七、八架飛機，執行從上海空運黃金至臺北的任務。
2月8日，蔣介石派遣侍從秘書周宏濤赴上海，向劉攻芸當面打探實情。《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記載：2月8日派宏濤赴滬，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以李（宗仁）急於奪取該行也！2月10日宏濤自滬回來，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此心甚慰。掏空國庫1949年5月，上海戰事正酣，中央銀行國庫還存有20萬兩黃金。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5月15日，已經轉移到舟山群島的蔣介石，再次派蔣經國返回上海，借參加黨務聯絡會議之際，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傳達旨意。湯恩伯當即打電話要求中央銀行即刻查報庫存黃金銀元數字，然後又向中央銀行下達了一紙手令：為適應軍事，貴行現有黃金銀元，除暫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務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需要時繼續提用。
此致中央銀行湯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時分，上海外灘戒備森嚴，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一名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和六輛卡車直馳中央銀行提取黃金。中央銀行遵命將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全部庫存黃金和銀元數量總清單，以及詳細箱號、重量、數目分清單呈上，並依照清單逐一點交，合計交出黃金192029點743市兩，銀元146萬9000元。帶隊軍官指揮士兵直接進入金庫，將整箱整桶的黃金銀元扛出庫房，裝上卡車，迅速消失在夜幕裡。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所在地——上海外灘至此，大陸的黃金儲備被全部轉移到了臺灣。
吳興鏞以平緩的語氣，清晰地敘述著這段隱秘的歷史，每當說到關鍵之處，總不免要著重提及自己所依據的檔案史料。這位醫學教授用嚴謹的態度踐行了史學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證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