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東北虎”的張作霖， 當年因“皇姑屯事件”不幸身亡。 一直來史學家爭論不休的是究竟是蘇聯人謀殺了他？還是日本人謀殺了他？但是鮮為人知的是， 張作霖的死亡還有個“間接的兇手”——記者。 可以說， 記者改變了張作霖的命運， 也改變了歷史。
“國奉合作”不幸解體
國奉合作始於1919年。 這年秋天， 孫中山先生開始和張作霖建立統一戰線， 共同對付直系軍閥吳佩孚。 雙方約定， 由北伐軍先動手， 兵出湖南， 與敵決戰， 再前後夾擊。 然而， 由於陳炯明叛亂和湖南當局的阻擾， 結果北伐未能按計劃行動， 致使東北軍在與直系作戰中孤立無援而失敗
1922年9月， 孫中山又修書一封， 派汪精衛去東北請兵借餉， 老張欣然應允， 先後資助北伐軍80萬元鉅款， 以及部分武器彈藥。 在無償地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的同時， 他的思想覺悟還有了進一步提高， 多次表示要服從三民主義，
1924年9日4日，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國民革命軍即於次日舉行北伐。 一方面， 北伐軍牽制了曹錕、吳佩孚的行動；另一方面， 直奉內部又發生馮玉祥倒戈， 奉揮師南下、回應北伐的奉系， 僅用1個多月就取得決定性勝利。 張作霖隨即與馮玉祥、段祺瑞等人電邀孫中山北上， 共商國事。
然而， 由於擔任中華民國總執政的段祺瑞， 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老張也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 不理解聯俄容共政策， 導致孫先生于12月4日抵達天津後出現重大的政治分歧，
1927年， 張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 從而實現了他一生中從奴隸到總統的歷史性轉變。
此時的中國， 軍閥割據， 山河破碎， 為進一步完成國家統一， 北伐軍遂於1928年沿津浦、京漢、正太鐵路全面出擊， 與奉軍展開激戰。 5月3日， 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伐軍發生衝突， 悍然製造了濟南慘案。 面對國難， 張大帥站在“兄弟鬩于牆， 外禦其務”的歷史高度， 向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發出通電， 希望停戰言和， 准許他“同參政事”， 一致對外， “所有國內政治問題， 但期國民有公正之裁決。 ”
記者深入採訪“東北王”參政落空
這是老張的第二次讓權， 是又一輪國奉合作的新嘗試。 然而， 這一事關“党國”的千秋大業， 在即將通過討論的前夕， 竟然被一個叫張友鸞的年輕人無意中給攪了局。
那麼， 張友鸞是如何壞了“党國”大事的呢？此人在南京， 不過是記者而已， 但那時候的記者， 敢捅漏子， 政府官員敬畏三分。 當時， 國民政府由主席譚延愷與兩位常務委員李烈鈞、蔡元培主持工作，
這天， 張記者去採訪， 剛好碰到李常委要外去， 兩人打過招呼後， 李常委喜笑顏開地透露他那裡有“好新聞”， 但需保密， 記者的職業特點立刻使張友鸞窮追不捨。 李常委引火上身， 被纏得實在走不脫， 那些警衛戰士怎麼也沒有當場驅離這些記者， 結果他便只好透露當晚開會、要通過張作霖“參政”的重大新聞， 並交給他一份“請准許張作霖同參政事”的提案材料， 內容大意是北伐勝利在望， 總還要付出相當代價，如今張作霖表示悔過，請求言和，應該接納，准其同參政事，以早日結束戰爭，進行建國大業。正文下方，則是提案人的簽名，他們分別是國府委員，以及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四個集團軍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嚀、萬囑咐張記者：“千萬別告訴你的那些同行，說是從我這裡得到的，那可就給我找麻煩了！”
張友鸞倒沒有告訴其他記者，搶新聞還來不及呢，但他卻拿著提案，轉身直奔附近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駐京辦事處。
因為他認為，奉系求和，別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獨閻錫山和張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麼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們瞭解一下個中原委。
第三集團軍辦事處有兩名代表。無巧不成書的是，在提案上簽字的劉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元趙代表聽記者一問卻滿臉驚訝，說他根本都不知道這件事。
原來，趙代表相當於“特使”，地位比劉代表高，閻錫山原本是不同意張作霖參政的，但因大家都沒意見，想反對也反對不了，也就罷了，還落份人情在。誰知那劉代表為獨佔功勞，竟瞞著趙代表在提案上簽了字，趙代表對此非常生氣，他一生氣，後果很嚴重——請蔡元培出面反對。
於是，蔡元培被人當槍使了。
蔡元培為人耿直，愱惡如仇。由於不久前張作霖剛絞殺了一批共產黨和國民黨人，其中有他以前聘請的北大教授李大釗、還有他的党國同僚，如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路友于、北京市黨部主席鄧文輝、婦女部長張挹蘭、商民部長姚彥等，所以他十分痛恨張作霖。
說起來，這蔡元培也是學富五車的大教授，但對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對愛國不分先後的辯證法似乎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雖然他一再提倡兼收並蓄，在當時連馬克思的共產主張都可以自由討論，卻容不下這種土匪，堅決不讓張作霖重新回到党國的懷抱。
本來，他是不常去國府的，當晚開會只要沒異議，便可通過提案，形成決議，但那天晚上，他不僅去開會，還猛潑一瓢冷水，一進門就開口質問：“是誰允許張作霖參政的？我們革命政府，難道從此不革命了嗎？”
全場愕然。
有人小心翼翼地問他：“此話從何而來？”蔡教授更加生氣，用手杖敲著地板說：“地球人都知道了，還有誰不知道？”他的話一言九鼎。
結果，參政提案胎死腹中，導致東北回歸祖國的步伐被迫推遲，不僅張作霖的個人命運，就是這樣一個千秋偉業都因此發生驚天大逆轉。
面對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連串失利，張大帥命令全軍撤回奉天。6月2日，他正式發表“出關通電”，表示自己要在救國志願未償之時，決不忍窮兵黷武，願意整飭所部，退出京師，所有中央政務，暫交國務院攝理，此後政治問題，悉聽國民裁決。
兩天后，即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返回瀋陽時，不幸於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
改變歷史記者反思
老張死了以後，張學良決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放棄北洋政府統治權和東北軍所有地盤，以繼承父親遺志，完成統一大業。同年12月29日，在遼闊的黑土地上，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終於取代了北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
然而，假設張友鸞那天沒攪局，參政提案自然不會被否決，老張也就不會回瀋陽，而是直接去了南京。而作為南京政府主要領袖的蔣介石，也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並同意奉系將領擔任党國要職。這樣的話，東北易旗必將提前，此後的皇姑屯事件固然不會發生，就是九一八事變、乃至西安事變可能也會因為“蝴蝶效應”而不會發生，這樣的話，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會改寫！歷史的巧合，就是這樣陰差陽錯，怎不叫人感歎萬千！
對此，負有重大責任的記者張友鸞也追悔莫及。幾十年以後，他在《張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失敗記》中寫道：“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那個提案如果順利通過，後來事態的發展，定會造成另外一種局面。
總還要付出相當代價，如今張作霖表示悔過，請求言和，應該接納，准其同參政事，以早日結束戰爭，進行建國大業。正文下方，則是提案人的簽名，他們分別是國府委員，以及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四個集團軍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嚀、萬囑咐張記者：“千萬別告訴你的那些同行，說是從我這裡得到的，那可就給我找麻煩了！”
張友鸞倒沒有告訴其他記者，搶新聞還來不及呢，但他卻拿著提案，轉身直奔附近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駐京辦事處。
因為他認為，奉系求和，別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獨閻錫山和張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麼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們瞭解一下個中原委。
第三集團軍辦事處有兩名代表。無巧不成書的是，在提案上簽字的劉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元趙代表聽記者一問卻滿臉驚訝，說他根本都不知道這件事。
原來，趙代表相當於“特使”，地位比劉代表高，閻錫山原本是不同意張作霖參政的，但因大家都沒意見，想反對也反對不了，也就罷了，還落份人情在。誰知那劉代表為獨佔功勞，竟瞞著趙代表在提案上簽了字，趙代表對此非常生氣，他一生氣，後果很嚴重——請蔡元培出面反對。
於是，蔡元培被人當槍使了。
蔡元培為人耿直，愱惡如仇。由於不久前張作霖剛絞殺了一批共產黨和國民黨人，其中有他以前聘請的北大教授李大釗、還有他的党國同僚，如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路友于、北京市黨部主席鄧文輝、婦女部長張挹蘭、商民部長姚彥等，所以他十分痛恨張作霖。
說起來，這蔡元培也是學富五車的大教授，但對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對愛國不分先後的辯證法似乎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雖然他一再提倡兼收並蓄，在當時連馬克思的共產主張都可以自由討論，卻容不下這種土匪，堅決不讓張作霖重新回到党國的懷抱。
本來，他是不常去國府的，當晚開會只要沒異議，便可通過提案，形成決議，但那天晚上，他不僅去開會，還猛潑一瓢冷水，一進門就開口質問：“是誰允許張作霖參政的？我們革命政府，難道從此不革命了嗎？”
全場愕然。
有人小心翼翼地問他：“此話從何而來？”蔡教授更加生氣，用手杖敲著地板說：“地球人都知道了，還有誰不知道？”他的話一言九鼎。
結果，參政提案胎死腹中，導致東北回歸祖國的步伐被迫推遲，不僅張作霖的個人命運，就是這樣一個千秋偉業都因此發生驚天大逆轉。
面對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連串失利，張大帥命令全軍撤回奉天。6月2日，他正式發表“出關通電”，表示自己要在救國志願未償之時，決不忍窮兵黷武，願意整飭所部，退出京師，所有中央政務，暫交國務院攝理，此後政治問題，悉聽國民裁決。
兩天后，即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返回瀋陽時，不幸於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
改變歷史記者反思
老張死了以後，張學良決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放棄北洋政府統治權和東北軍所有地盤，以繼承父親遺志，完成統一大業。同年12月29日，在遼闊的黑土地上，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終於取代了北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
然而，假設張友鸞那天沒攪局，參政提案自然不會被否決，老張也就不會回瀋陽，而是直接去了南京。而作為南京政府主要領袖的蔣介石，也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並同意奉系將領擔任党國要職。這樣的話，東北易旗必將提前，此後的皇姑屯事件固然不會發生，就是九一八事變、乃至西安事變可能也會因為“蝴蝶效應”而不會發生，這樣的話，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會改寫！歷史的巧合，就是這樣陰差陽錯，怎不叫人感歎萬千！
對此，負有重大責任的記者張友鸞也追悔莫及。幾十年以後，他在《張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失敗記》中寫道：“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那個提案如果順利通過，後來事態的發展，定會造成另外一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