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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瞿秋白的淒苦少年歲月

瞿秋白出生在破落的知識份子家庭, 為早年共產黨成長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 後來受到王明“左”傾集團的打擊迫害。

最後, 落入國民黨魔掌, 英勇犧牲, 走出了一條曲折悲壯的人生之路。

母親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況, 一年不如一年。 到1914年, 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債維持最低的水準。 有時家中的午飯, 只有早上吃剩下來的白粥。 瞿秋白無限感慨地說, 我們原來天天盼望孫中山,

可是革命勝利了, 老百姓的生活還是好不了。 我們還有點粥吃, 鄉下還不知有多少家連粥都吃不上嘞。 一次, 瞿秋白在街頭遇見一位老農, 身邊站著一個頭插草標的女孩待賣, 周圍不少人在看著。 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 他痛苦地說:“那個小孩低垂著頭, 好像在出賣我的妹妹似的。 ”他指著從身邊擦過的一個頭戴闊邊禮帽的胖子對同伴說:“什麼時候, 大胖子要餓瘦了, 天下人就好過了。 ”

一家八口, 生活無著, 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當變賣, 以為糊口之計。 逐漸地, 衣服、首飾, 全部送出去了;金石、書畫也變賣一空。 最後, 連櫃櫥、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 也大都典質了。 當鋪、舊貨攤和米店, 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 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當鋪高高的櫃檯上,

接過很少的幾個錢, 然後再到米店去換回幾升米或者幾斤豆。

由於支付不起學費, 瞿秋白的弟妹們早已停學在家。 1915年夏天, 瞿秋白在江蘇省立第五中學快要讀完本科的最後一年, 家裡實在無法供給他學費, 不得不停學了。 瞿秋白體諒母親的困難, 並不感到怎樣的痛苦。 但是, 這對母親卻是一個極大的刺激。 她總覺得做母親的對不起自己的愛子, 時常歎息地對人說:“阿雙本來是可以造就的, 弄得他連中學堂也沒有畢業, 實在可歎!”

典無可典, 賣無可賣, 借無可借, 欠無可欠, 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面對大量的帳單, 母親無限傷心地對人說:要等到我70歲, 才能還清這些債啊!

家道如此, 自己又無能為力, 瞿秋白痛苦極了。 他時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詩人黃仲則的兩句詩:“慘慘柴門風雪夜, 此時有子不如無。 ”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寫照。

1915年中秋節, 這一天前來討債的人絡繹不絕, 家中房門後粘貼的無法償還的帳單, 已經有一寸來厚。

這些債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時拖欠下來的陳年老賬, 還有一筆是祖母逝世後買棺柩欠下的。 討賬的人言辭峻刻, 盛氣淩人, 堵門逼索, 遲遲不走。 秋白的母親, 只好再三道歉求情, 婉言懇求他們再拖延幾天。 可是, 期限一到, 又用什麼來還債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 她每次把討賬人打發走, 回到房裡, 總是淚流滿襟, 不勝悲楚。 生活的煎熬, 社會的摧殘, 使她對未來已經完全絕望了。

1916年農曆正月初五之夜, 大雪紛飛, 滿城響徹爆竹聲。 母親伏在瞿秋白書桌的煤油燈下, 含淚寫了幾封請人代撫兒女的遺書, 然後把剪下來的兩盒火柴頭, 用燒酒和著吞服了下去。 她步履蹣跚地走到兒子的床前, 為孩子們蓋好了衣被, 俯下身親了親兒子們熟睡的臉龐。 這時,大女兒軼群忽然醒來,她睜眼看了看母親,又翻身熟睡了。母親環視了一下兒女的睡態,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時,軼群看到母親腹痛如絞,在床上亂滾,知已服毒。在鄰居資助下,急忙請來西醫急救,但是已經無效了。延至初六日晚,終於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遺下六子一女。

初七上午,瞿秋白接到父親打來的電報,便急忙從無錫趕回常州。在瞿氏宗祠側門前,他看見一堆燒化的東西,曉得事情不妙。他急忙走進院內,父親啜泣著說:“人已經死了。”瞿秋白看到母親的遺書、剩下的火柴頭和母親慘白痛苦的臉,悲慟地撫屍呼喚母親,倒臥在床前放聲大哭,痛不欲生。

為了安葬母親,瞿秋白到處奔走借債,典當衣櫃,購得棺木一具,草草將母親遺體收殮。母親的死,極大地震顫著瞿秋白的心弦。母親溫厚善良的性格,母親良好的文化修養,母親身上純真的愛,母親對兒女的教養和期望……這一切,是他永生難忘的。母親這樣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給了別人,給了子女,而她自己卻成了窮困、勢利、誹謗折磨下的犧牲品,被這萬惡社會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饑寒此日無人問,落上靈前愛子身。

這首《哭母》詩,表達了瞿秋白對母親的深情懷念和對那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親自殺以後,瞿秋白的大弟雲白暫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許氏阿媽,還留在宗祠。妹妹軼群同弟弟阿谷(堅白)往賢莊舅舅家暫住。

瞿秋白把諸事安頓好,便獨自一人到無錫江溪橋楊氏小學去了。這個學校只有他一個教師,月薪10元。有學生幾十人,實行單級複式教學。因此,他是所有學生的共同教師。他教學認真,任勞任怨,國文、算術、音樂、圖畫各科均能勝任。

在無錫任教期間,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10元左右,省吃儉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書籍,還需把一部分錢補貼弟妹們。學校周圍都是農田村舍,課餘時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農民聊天,瞭解他們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態度和善,很受群眾的歡迎。每當過節,群眾總要請他吃糕餅團子。這時,他心中的苦悶會被沖淡一些。

悲慘生活的經歷,使得即使是處於“避世”狀態的瞿秋白,也沒有停止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母親自殺後,我從現實生活中悟出一條真理,當今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貧富不均。自古以來,從沖天大將軍黃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鏟不均’。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也是為了平不均。可見改革當今社會,必須從‘均’字著手。”

告別家鄉

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滿17周歲,少年時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顛危簸蕩中逝去了,結束了。他已經跨進了青年時代。

故鄉,家庭,給予這位年輕人的是些什麼呢?他自己所做的並非答案的回答是:

慘酷的社會,好像嚴厲的算術教授給了我一極難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

我的誕生地,就在這顛危簸蕩的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家族裡。……於是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

我的心性,在這幾乎類似遊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中,融陶鑄煉成了什麼樣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幾度的迴光返照的時候,映射在我心裡,影響於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裡;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來。

這一席飽含情感又富於理智的話,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對他的少年時代所處的社會、家庭,以及對人生道路進行探索的總結。

他正是帶著這一人生的“絕大的問題”,也帶著這“一心苗的光焰”,告別故鄉家園,告別逝去了的少年時代,開始了他衝破“萬重疑網”,砸碎“心靈的監獄”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離開常州,前往華中重鎮——武漢。

這時,大女兒軼群忽然醒來,她睜眼看了看母親,又翻身熟睡了。母親環視了一下兒女的睡態,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時,軼群看到母親腹痛如絞,在床上亂滾,知已服毒。在鄰居資助下,急忙請來西醫急救,但是已經無效了。延至初六日晚,終於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遺下六子一女。

初七上午,瞿秋白接到父親打來的電報,便急忙從無錫趕回常州。在瞿氏宗祠側門前,他看見一堆燒化的東西,曉得事情不妙。他急忙走進院內,父親啜泣著說:“人已經死了。”瞿秋白看到母親的遺書、剩下的火柴頭和母親慘白痛苦的臉,悲慟地撫屍呼喚母親,倒臥在床前放聲大哭,痛不欲生。

為了安葬母親,瞿秋白到處奔走借債,典當衣櫃,購得棺木一具,草草將母親遺體收殮。母親的死,極大地震顫著瞿秋白的心弦。母親溫厚善良的性格,母親良好的文化修養,母親身上純真的愛,母親對兒女的教養和期望……這一切,是他永生難忘的。母親這樣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給了別人,給了子女,而她自己卻成了窮困、勢利、誹謗折磨下的犧牲品,被這萬惡社會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

饑寒此日無人問,落上靈前愛子身。

這首《哭母》詩,表達了瞿秋白對母親的深情懷念和對那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親自殺以後,瞿秋白的大弟雲白暫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許氏阿媽,還留在宗祠。妹妹軼群同弟弟阿谷(堅白)往賢莊舅舅家暫住。

瞿秋白把諸事安頓好,便獨自一人到無錫江溪橋楊氏小學去了。這個學校只有他一個教師,月薪10元。有學生幾十人,實行單級複式教學。因此,他是所有學生的共同教師。他教學認真,任勞任怨,國文、算術、音樂、圖畫各科均能勝任。

在無錫任教期間,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10元左右,省吃儉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書籍,還需把一部分錢補貼弟妹們。學校周圍都是農田村舍,課餘時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農民聊天,瞭解他們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態度和善,很受群眾的歡迎。每當過節,群眾總要請他吃糕餅團子。這時,他心中的苦悶會被沖淡一些。

悲慘生活的經歷,使得即使是處於“避世”狀態的瞿秋白,也沒有停止對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母親自殺後,我從現實生活中悟出一條真理,當今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貧富不均。自古以來,從沖天大將軍黃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鏟不均’。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也是為了平不均。可見改革當今社會,必須從‘均’字著手。”

告別家鄉

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滿17周歲,少年時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顛危簸蕩中逝去了,結束了。他已經跨進了青年時代。

故鄉,家庭,給予這位年輕人的是些什麼呢?他自己所做的並非答案的回答是:

慘酷的社會,好像嚴厲的算術教授給了我一極難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

我的誕生地,就在這顛危簸蕩的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家族裡。……於是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

我的心性,在這幾乎類似遊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中,融陶鑄煉成了什麼樣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幾度的迴光返照的時候,映射在我心裡,影響於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裡;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來。

這一席飽含情感又富於理智的話,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對他的少年時代所處的社會、家庭,以及對人生道路進行探索的總結。

他正是帶著這一人生的“絕大的問題”,也帶著這“一心苗的光焰”,告別故鄉家園,告別逝去了的少年時代,開始了他衝破“萬重疑網”,砸碎“心靈的監獄”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離開常州,前往華中重鎮——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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