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徵收維權實踐中， 人的因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這點凡是經歷過征地拆遷的朋友一定不會反對。 固然有590號令、《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立在那裡， 但“事在人為”， 可供人操作、裁量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某種程度上講這倒也符合行政法領域的客觀規律。 那麼， 在徵收拆遷過程中， 究竟哪些人、哪種人需要廣大被徵收人特別留心提防、小心應對呢？這些人的活躍表現又將對被徵收人的補償結果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 在明律師來為大家解析這一問題……
這兩類人有一個共同的法律屬性， 叫“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的工作人員， 二者是平級的。 這類組織的特點是不屬於“一級政府”， 也不是某級政府的派出機構， 而是純粹的民選產生的代表基層群眾權益、為人民服務的組織。 故此， 按道理說這類人對於征地拆遷中所涉補償安置、搬遷拆房等事宜並沒有什麼決定性權力，
對於這類人， 被徵收人可著重注意以下幾點：第一， 盯緊其在村組內協助張貼、發佈公告的行為， 及時詢問瞭解其發佈資訊的內容、性質、意義， 其工作人員有義務向群眾進行詳盡的告知、說明；第二， 對其出具的需要您填寫、簽字、按手印的書面材料保持高度警惕， 弄清之後再決定配合與否， 弄不清、理解不了就暫時拒絕。 需要注意的是一切“書面材料”， 包括但不限於補償安置協定文本本身、“預簽約”時的徵求意見材料、疑似與入戶評估、測量有關的材料、是否申請進行聽證等材料；第三，
這兩類人是屬於“一級政府”的工作人員， 其參與的與征地拆遷相關的工作可以視為代表房屋徵收部門等“徵收方”的身份作出的。 在特定的情況下， 它們在徵收中具有一定的“行政權力”， 被徵收人需要拿出不同于應對居、村委會工作人員的重視程度來對待它們。
對於這兩類人， 被徵收人可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 對其實施的行政強拆行為堅決說不。
對於徵收中的公安機關， 在明律師曾在《遭遇違法強拆， 報警不管用怎麼辦？》一文中做了全面細緻的分析和梳理， 這裡不再贅述。 強調一點原則大家記住就可以了：根據各級別規範性檔的規定，公安機關不得參與正常的征地拆遷活動，只有在“出事兒”的情況下，徵收方或被徵收人有一方撥打了110報警，員警才會出現在現場依法處置警情（主要是制止衝突、調查瞭解情況並做記錄）。如果員警直接跟著拆遷方的人員上門實施逼簽、強拆，那麼其行為是嚴重違規的。而如果被徵收人一方報警警方遲遲不出警或出警後不處置，那麼被徵收人就有權通過行政訴訟的途徑追究公安機關不作為的法律責任，並借此確定強拆、逼遷行為的實施主體。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無論發生何種情形，被徵收人都不可針對亮明身份、身著制服的員警採取任何過激舉動，尤其是不可直接與其發生肢體接觸。這裡面的法律風險將是巨大的。如果我們認為員警有違法行政行為，只能在事中取證事後追責，而切不可在事中作出任何不理智的行為來。
第4類人：不明身份社會人員徵收實踐中最讓人聞之色變的，大約就是這類人。前面那些人，都有明確的來歷，都屬於“有身份的人”，再怎麼著也不能肆意妄為，置法律法規於不顧。而所謂“不明身份社會人員”則不然，多由地方上的社會閒散人員、鎮村工作人員的“熟人”構成，其出現在拆遷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騷擾、威脅、恐嚇暫時拒絕簽訂補償協議的被徵收人。現實中，大量強拆、偷拆和逼遷行為中都有這類人的影子，穿黑衣持木棍，光著頭紋著身幾乎成了這類人的名片。
對於這類最難纏的人物，被徵收人需注意以下4點：其一，不要與之硬拼，而要沉著冷靜的與之周旋，盡力保全好自身的人身安全，不要“捨命不舍財”，更不要因“防衛”過當而身陷刑事責任泥淖；其二，要及時撥打110報警，在很多情況下警方的到場會有效減輕這類人所造成的危害；其三，要積極獲取與這類人背後的組織者、指揮者身份相關的證據，而不要把“勁兒”都使在這些人身上。及時充分取證，做好錄音、錄影、拍照，為日後的法律程式奠定基礎；其四，要及時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當法律程式提得到位、準確時，就能實現“圍魏救趙”，減緩“不明身份社會人員”的鋒芒，促使徵收方採取更加保守、謹慎的態度來面對被徵收人，而不要始終處於被動應付的地位。
在明律師最後想提醒大家的是，固然我們有了《監察法》這一查處上述前3類人濫用職權、貪污腐敗行為的法律利器，但法律不可能解決徵收中的全部矛盾、問題，更不可能讓人變得像法條那樣機械、規範的一條一條的做事情。“事在人為”，這既是對徵收方依法行政意識、能力的考試，更是對被徵收人群體社會經驗的綜合檢驗。補償多寡，關鍵在人而不在房，道理也就在於此。
強調一點原則大家記住就可以了：根據各級別規範性檔的規定，公安機關不得參與正常的征地拆遷活動，只有在“出事兒”的情況下，徵收方或被徵收人有一方撥打了110報警，員警才會出現在現場依法處置警情（主要是制止衝突、調查瞭解情況並做記錄）。如果員警直接跟著拆遷方的人員上門實施逼簽、強拆，那麼其行為是嚴重違規的。而如果被徵收人一方報警警方遲遲不出警或出警後不處置，那麼被徵收人就有權通過行政訴訟的途徑追究公安機關不作為的法律責任，並借此確定強拆、逼遷行為的實施主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無論發生何種情形，被徵收人都不可針對亮明身份、身著制服的員警採取任何過激舉動，尤其是不可直接與其發生肢體接觸。這裡面的法律風險將是巨大的。如果我們認為員警有違法行政行為，只能在事中取證事後追責，而切不可在事中作出任何不理智的行為來。
第4類人：不明身份社會人員徵收實踐中最讓人聞之色變的，大約就是這類人。前面那些人，都有明確的來歷，都屬於“有身份的人”，再怎麼著也不能肆意妄為，置法律法規於不顧。而所謂“不明身份社會人員”則不然，多由地方上的社會閒散人員、鎮村工作人員的“熟人”構成，其出現在拆遷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騷擾、威脅、恐嚇暫時拒絕簽訂補償協議的被徵收人。現實中，大量強拆、偷拆和逼遷行為中都有這類人的影子，穿黑衣持木棍，光著頭紋著身幾乎成了這類人的名片。
對於這類最難纏的人物，被徵收人需注意以下4點：其一，不要與之硬拼，而要沉著冷靜的與之周旋，盡力保全好自身的人身安全，不要“捨命不舍財”，更不要因“防衛”過當而身陷刑事責任泥淖；其二，要及時撥打110報警，在很多情況下警方的到場會有效減輕這類人所造成的危害；其三，要積極獲取與這類人背後的組織者、指揮者身份相關的證據，而不要把“勁兒”都使在這些人身上。及時充分取證，做好錄音、錄影、拍照，為日後的法律程式奠定基礎；其四，要及時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當法律程式提得到位、準確時，就能實現“圍魏救趙”，減緩“不明身份社會人員”的鋒芒，促使徵收方採取更加保守、謹慎的態度來面對被徵收人，而不要始終處於被動應付的地位。
在明律師最後想提醒大家的是，固然我們有了《監察法》這一查處上述前3類人濫用職權、貪污腐敗行為的法律利器，但法律不可能解決徵收中的全部矛盾、問題，更不可能讓人變得像法條那樣機械、規範的一條一條的做事情。“事在人為”，這既是對徵收方依法行政意識、能力的考試，更是對被徵收人群體社會經驗的綜合檢驗。補償多寡，關鍵在人而不在房，道理也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