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7日下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洲研究所所長、歷史系特聘教授王國斌（R. Bin Wong）先生在廈門大學聯興樓103會議室為師生們帶來了一場學術報告， 報告題為“中國的人口和空間規模對中國歷史的意義”（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 Territorial Size）。 本場報告是世界人文學術會議（4月15日-17日）的大師講座之一， 由廈門大學歷史系王日根教授主持。
講座圍繞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這一主題展開， 王國斌教授側重從制度和思想的層面分析了中國的空間和人口規模的形成原因及其影響， 指出探明歷史對於理解當代的重要性， 提倡從多種歷史角度審視當代中國。
王國斌
廣土眾民的泱泱大國
王國斌指出， 中國“地方大”、“人口多”的空間和人口規模並非自然而然的現象， 而是結果。 首先應該思考， 歷史上的中國為什麼會變成這麼大的國家， 人口這麼多？他認為只有理解制度和思想， 才能弄明白歷史上中國的統治者是如何治理這麼大一個地方，
關於帝國向近代國家的轉變， 西方學者往往以他們的近代國家作為標準， 認為中國成為近代國家在制度方面需要具備和它們一樣的因素。
直接治理與間接治理
王國斌認為， 中國歷史的語境之下有兩種“治理”（governance）， 一種是直接的， 一種是間接的。 直接治理大多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 不論上到哪、下到哪， 都有“管”的意思。 間接治理一般從下而來， 主要看本地精英如何控制地方社會， 很多歷史條件下， 地方精英無法真正成為很大的政治性體系， 而是進行一種非正式的治理。 中國或其他帝國之所以那麼大， 共同原因在於它們往往有間接治理。 這種現象的出現時因為進行直接治理必須有一套官僚制度， 但官僚系統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總是有限的， 尤其在近代以前， 由於很多技術性的原因（technical reasons），
中國是唯一一個自宋代以來就有自上而下制度並且空間規模又很大的地方。 直接治理需要通過官僚制度的科舉體系（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和輪流職位（rotations of office）。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官僚制度很早就確立了規則， 有“會典”、“會典事例”等等， 按照規則管理（rule governed）官僚。 到明清時代， 中國的皇帝和地方精英之所以能夠應對空間規模龐大、人口眾多的治理挑戰， 基本上是因為從上往下的直接治理和從下往上的間接治理能夠相互配合。 從地方精英的層面來看， 存在著維護社會秩序的機構（keep up institutions of social order）， 社倉、義倉、廟宇或是宗族組織都屬此類。 宗族組織主要是民間的，多受到官方的宣導和支持，廟宇是民間的，同樣也受官方的影響，正祀與淫祀的區分就決定了其生存的空間之大小。社倉和義倉更為典型，是由官僚和地方精英雙方來組織並支援的。王國斌認為，比起歐洲，中國歷史上精英和官僚的關係是相對和平的，他們有共同的思想，立場相近，雙方都支持著同樣的社會制度和組織。
政府和社會的柔性區分
近代所看到的政府和公民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分野（政府和社會分開）其實是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和其他一些西歐國家的歷史經驗。它並不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其歷史源流。想要理解為什麼中國不曾出現這種政府和社會的明確區分，就必須追溯中國自身的歷史源流。
王國斌指出，中國的體制有一種柔性區分（soft divide），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楚，這一現象有其自身的原因，也產生了悠遠的影響。原因在於上面所談到的直接治理和間接治理是互補的，直接治理無法觸及的部分會由間接治理來完成，間接治理能夠與直接治理相配合，而多不是對抗的關係。歐洲的情況卻不是如此。歐洲國家的政府和市民社會涇渭分明，因為在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國王徵稅主要是為了軍隊和官僚，稅較重。而中國政府並未對社會施加太大的賦稅壓力，雖然中國很早就有政治經濟方面的思想，也還是堅持薄賦的理念。西方一些歷史學家批評中國當時的稅太輕，他們認為如果國家有更多財富，能支持國家更好運行。在王國斌看來，這是很糟糕的觀點，因為它是把近代的模式轉到近代早期。事實上，即便歐洲歷史，也不是按照他們所說的這條路徑。
中國的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楚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中國政府可以動員地方精英參加大規模的運動。王國斌解釋說，他用“運動”一詞是因為這類活動對社會、經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比如水利方面的管理，河道的開挖或疏浚需要不同級別官員的參與，其中具體的施工和修理則要靠地方精英組織。不光是水利方面，像社倉、義倉的制度，甚至18世紀有幾次常平倉制度要擴大但政府資金不足，就需要地方精英的支援。雖然史籍中沒有使用“合作”之類的詞，但在事實上是一種合作。再比如清末的禁煙運動，相關史料也反映出運動的落實需要依靠地方精英，精英的作用是協助政府，而不是獨立性的。
利民思想與文化治理
中國很早就有“利民”的思想，在具體的治理方面有很多惠民的政策和辦法。雖然不是總能實現，但至少存在這種理念和制度性的規定，主要反映在倉儲制度、水利建設、人口遷移三方面。倉儲制度和水利建設都是由直接治理和間接治理共同促成的。存在自主和自發的、非正式的間接治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時，還是需要來自於政府的直接而正式的管理。從18世紀的一些經濟現象來看，存在著從下往上由老百姓、商人等等自發形成的市場和網路，促進了商品流通，令商品經濟更為發達，乃至形成全國性市場。和同時期的歐洲相比，中國政府在政策方面給予更多支持，19世紀中期之前的稅是較輕的。政府也有意識地自上而下通過政策引導人口流動，努力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吸引人口向欠發達地區遷移。中國人口的遷移，有的是民間自發、政府支持的，有的是出於官方的命令，特別是出於軍事原因。當然，人口遷移這方面也涉及空間，由狹鄉到寬鄉的人口遷移往往是官方政令的產物，其思想根基來源於利民思想。
中國的治理也包括文化方面，有一些文化性的手段。宋代到明清時代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諸子百家的影響。以孟子為例，有“富民”、“保民”、“教民”三種治理辦法。富民是關注民眾的經濟需求，希望他們有錢有地，有助於國家穩定。保民是一種對人進行管理或控制的治理辦法。教民是讓民眾形成一些共同、普遍的觀點和習俗。明清時代的中國雖然地方大、人口多，但這種很早就有的文化性的治理辦法一直有效地發揮著作用。這與西方或者其他帝國有很大區別，它們當時還沒有這種層面的文化治理。
帝國向近代國家的轉變
從文化和政治的關係來看，中國在帝國時代就有辦法對廣大地域內有著不同文化習慣的人群進行治理，途徑就在於努力構建起他們共同的文化基礎，儘管表現形式是紛繁多元，但內在精神則是文化一統的。近代之前的歐洲，共同的文化主要還是精英階層的現象，普通民眾大多有著地區性的文化習慣，政府並不是很重視對老百姓的文化治理。中國的情況就不大一樣，雖然存在著地區性的文化差異，但至少政府努力讓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能有一些共同的信仰和文化習慣。19、20世紀時，中國各區域在文化上的差異沒有演變成政治性的國家分裂。而其他通過間接治理來控制的帝國更多存在文化意義上的林立狀態，很容易導致19世紀時不同地區的人群產生國家認同方面的變化，認為自己的歷史不同於其他地方，想要建立自己的國家。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帝國制度之下相當普遍。到20世紀20年代左右，這類帝國基本不復存在，分裂成較小的國家或政治體（既非帝國也非國家的地區）。
近代早期的中國地方大、人口多，一方面反映它是一個帝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轉變為近代國家的過程已經開始，已經在運用一些類似西方近代國家的治理辦法。它有官僚，同時也依靠社會上的一些組織，這甚至很像當代的治理。在王國斌看來，類似的治理概念在南宋已經出現，不是說一模一樣，但對社會的影響是相仿的。因此以西方的立場來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也包括當代）一面是“國家”，一面還是“帝國”。說它還是帝國，是因為一直到現在，雖然中國國內處在同一制度下，但還是可以很大限度內包容一些地方的個體差異，比如清代的“旗”（banner）至今還存在。不是說現在“旗”的制度和那時一樣，但這個詞保留了下來，而且有相應的結構依舊在運行。這表明當代中國的行政制度仍然有一部分是源自歷史的。這種能包容前社會的殘餘卻又能與新形勢相適應的演進方式，是許多西方學者很著迷的地方。
多種歷史角度審視當代中國
歷史對於理解當代十分重要，但這還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說法，王國斌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們需要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審視當代，因為從不同時代的立場可以更明顯地看到當代的不同現象。比如考察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人會追溯到1950年代，也有人看清末民初，因為那時很多中國人開始受到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響。他認為這兩種歷史角度都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但還缺第三種，即明清時代，主要是清代前期。
從1950年代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現象是黨對於國家的重要性。西方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過分強調黨的重要性，對官僚制度關注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有黨之前已有官僚，這對政策制定是有重要影響的。官僚制度之內，制定政策的方式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而中國和西方官僚制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它有黨，中國的党和官僚制度與20世紀西方的党和官僚制度的概念不同，有它自身的歷史淵源。再看19世紀末年，“富強”的概念是對以前“利民”理念的改造。歷史學家往往不太注意到，很多關注“富強”問題的精英和官僚如李鴻章等人，他們並未完全拋棄以前的思想和觀念，19世紀末年的“富”其實就包含著“利民”的理念。西方政治學有一種說法，叫政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意思是一個政府的正當性體現在它的目標、能力和對百姓福祉的影響。王國斌認為，從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國是有這種概念的，雖然沒有這麼一個詞。19世紀末和19世紀中期之前的情形不同，以前的“強”主要指帝國內部對社會的控制，而19世紀末的“強”主要指對外影響和國際關係方面，這是很大的變化，對於理解當代也很重要。但是1950年代的治理則與18世紀更為相似，都以國內治理為主，國外關係相對有限，這與19世紀末年以及當下還是很不一樣的。
如果從18世紀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國有一些對當代還產生了影響的現象或者說特點。王國斌強調，他說“特點”並不是說中國很特別，不是說中國代表特殊性，其他地方都是普遍性。他認為那種說法過於簡單化，會把原本相當複雜的共同點和差異性混為一談。總而言之，18世紀的中國已經存在三種現象。第一，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直接治理與間接治理互補。第二，政府通過一些政治性的運動來控制社會。第三，政府通過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手段進行治理。最後，政府和社會面對不同的信仰和利益追求，能在存異的現實中努力求同。所有這些現象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
隨後，王國斌教授就歷史與當代對思想的形塑、制度變遷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思想與制度的關係等問題回答了老師和同學的提問。討論現場氣氛熱烈。
王日根教授對本場學術報告做了扼要的總結，指出王國斌教授主要是從政治的層面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如何實現治理，官僚體系的正式治理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治理、具有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的特徵。傳統中國實現社會治理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方面，面對這麼大的地域，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體系實現了系統的治理。二是人口方面，針對這麼多的人口進行治理，提到了人口的移動，有商業性的、自發性的、官方組織的多種類型。所有這些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讓治理變得有序，消融了可能出現的矛盾。王國斌教授的研究向我們展示了，當代的社會治理既有歷史繼承性也有後來的變化，瞭解歷史有利於我們理解當代。歷史研究需要跳出西方話語的思維習慣，立足本位，做更深入的思考。
宗族組織主要是民間的，多受到官方的宣導和支持，廟宇是民間的，同樣也受官方的影響，正祀與淫祀的區分就決定了其生存的空間之大小。社倉和義倉更為典型，是由官僚和地方精英雙方來組織並支援的。王國斌認為，比起歐洲，中國歷史上精英和官僚的關係是相對和平的，他們有共同的思想，立場相近，雙方都支持著同樣的社會制度和組織。政府和社會的柔性區分
近代所看到的政府和公民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分野（政府和社會分開）其實是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和其他一些西歐國家的歷史經驗。它並不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其歷史源流。想要理解為什麼中國不曾出現這種政府和社會的明確區分，就必須追溯中國自身的歷史源流。
王國斌指出，中國的體制有一種柔性區分（soft divide），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楚，這一現象有其自身的原因，也產生了悠遠的影響。原因在於上面所談到的直接治理和間接治理是互補的，直接治理無法觸及的部分會由間接治理來完成，間接治理能夠與直接治理相配合，而多不是對抗的關係。歐洲的情況卻不是如此。歐洲國家的政府和市民社會涇渭分明，因為在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國王徵稅主要是為了軍隊和官僚，稅較重。而中國政府並未對社會施加太大的賦稅壓力，雖然中國很早就有政治經濟方面的思想，也還是堅持薄賦的理念。西方一些歷史學家批評中國當時的稅太輕，他們認為如果國家有更多財富，能支持國家更好運行。在王國斌看來，這是很糟糕的觀點，因為它是把近代的模式轉到近代早期。事實上，即便歐洲歷史，也不是按照他們所說的這條路徑。
中國的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楚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中國政府可以動員地方精英參加大規模的運動。王國斌解釋說，他用“運動”一詞是因為這類活動對社會、經濟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比如水利方面的管理，河道的開挖或疏浚需要不同級別官員的參與，其中具體的施工和修理則要靠地方精英組織。不光是水利方面，像社倉、義倉的制度，甚至18世紀有幾次常平倉制度要擴大但政府資金不足，就需要地方精英的支援。雖然史籍中沒有使用“合作”之類的詞，但在事實上是一種合作。再比如清末的禁煙運動，相關史料也反映出運動的落實需要依靠地方精英，精英的作用是協助政府，而不是獨立性的。
利民思想與文化治理
中國很早就有“利民”的思想，在具體的治理方面有很多惠民的政策和辦法。雖然不是總能實現，但至少存在這種理念和制度性的規定，主要反映在倉儲制度、水利建設、人口遷移三方面。倉儲制度和水利建設都是由直接治理和間接治理共同促成的。存在自主和自發的、非正式的間接治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時，還是需要來自於政府的直接而正式的管理。從18世紀的一些經濟現象來看，存在著從下往上由老百姓、商人等等自發形成的市場和網路，促進了商品流通，令商品經濟更為發達，乃至形成全國性市場。和同時期的歐洲相比，中國政府在政策方面給予更多支持，19世紀中期之前的稅是較輕的。政府也有意識地自上而下通過政策引導人口流動，努力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吸引人口向欠發達地區遷移。中國人口的遷移，有的是民間自發、政府支持的，有的是出於官方的命令，特別是出於軍事原因。當然，人口遷移這方面也涉及空間，由狹鄉到寬鄉的人口遷移往往是官方政令的產物，其思想根基來源於利民思想。
中國的治理也包括文化方面，有一些文化性的手段。宋代到明清時代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諸子百家的影響。以孟子為例，有“富民”、“保民”、“教民”三種治理辦法。富民是關注民眾的經濟需求，希望他們有錢有地，有助於國家穩定。保民是一種對人進行管理或控制的治理辦法。教民是讓民眾形成一些共同、普遍的觀點和習俗。明清時代的中國雖然地方大、人口多，但這種很早就有的文化性的治理辦法一直有效地發揮著作用。這與西方或者其他帝國有很大區別，它們當時還沒有這種層面的文化治理。
帝國向近代國家的轉變
從文化和政治的關係來看，中國在帝國時代就有辦法對廣大地域內有著不同文化習慣的人群進行治理，途徑就在於努力構建起他們共同的文化基礎，儘管表現形式是紛繁多元，但內在精神則是文化一統的。近代之前的歐洲，共同的文化主要還是精英階層的現象，普通民眾大多有著地區性的文化習慣，政府並不是很重視對老百姓的文化治理。中國的情況就不大一樣，雖然存在著地區性的文化差異，但至少政府努力讓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能有一些共同的信仰和文化習慣。19、20世紀時，中國各區域在文化上的差異沒有演變成政治性的國家分裂。而其他通過間接治理來控制的帝國更多存在文化意義上的林立狀態，很容易導致19世紀時不同地區的人群產生國家認同方面的變化，認為自己的歷史不同於其他地方，想要建立自己的國家。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帝國制度之下相當普遍。到20世紀20年代左右，這類帝國基本不復存在，分裂成較小的國家或政治體（既非帝國也非國家的地區）。
近代早期的中國地方大、人口多，一方面反映它是一個帝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轉變為近代國家的過程已經開始，已經在運用一些類似西方近代國家的治理辦法。它有官僚，同時也依靠社會上的一些組織，這甚至很像當代的治理。在王國斌看來，類似的治理概念在南宋已經出現，不是說一模一樣，但對社會的影響是相仿的。因此以西方的立場來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也包括當代）一面是“國家”，一面還是“帝國”。說它還是帝國，是因為一直到現在，雖然中國國內處在同一制度下，但還是可以很大限度內包容一些地方的個體差異，比如清代的“旗”（banner）至今還存在。不是說現在“旗”的制度和那時一樣，但這個詞保留了下來，而且有相應的結構依舊在運行。這表明當代中國的行政制度仍然有一部分是源自歷史的。這種能包容前社會的殘餘卻又能與新形勢相適應的演進方式，是許多西方學者很著迷的地方。
多種歷史角度審視當代中國
歷史對於理解當代十分重要，但這還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說法，王國斌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們需要從不同的歷史角度審視當代，因為從不同時代的立場可以更明顯地看到當代的不同現象。比如考察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人會追溯到1950年代，也有人看清末民初，因為那時很多中國人開始受到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響。他認為這兩種歷史角度都很重要而且值得研究，但還缺第三種，即明清時代，主要是清代前期。
從1950年代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現象是黨對於國家的重要性。西方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過分強調黨的重要性，對官僚制度關注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有黨之前已有官僚，這對政策制定是有重要影響的。官僚制度之內，制定政策的方式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而中國和西方官僚制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它有黨，中國的党和官僚制度與20世紀西方的党和官僚制度的概念不同，有它自身的歷史淵源。再看19世紀末年，“富強”的概念是對以前“利民”理念的改造。歷史學家往往不太注意到，很多關注“富強”問題的精英和官僚如李鴻章等人，他們並未完全拋棄以前的思想和觀念，19世紀末年的“富”其實就包含著“利民”的理念。西方政治學有一種說法，叫政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意思是一個政府的正當性體現在它的目標、能力和對百姓福祉的影響。王國斌認為，從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國是有這種概念的，雖然沒有這麼一個詞。19世紀末和19世紀中期之前的情形不同，以前的“強”主要指帝國內部對社會的控制，而19世紀末的“強”主要指對外影響和國際關係方面，這是很大的變化，對於理解當代也很重要。但是1950年代的治理則與18世紀更為相似，都以國內治理為主，國外關係相對有限，這與19世紀末年以及當下還是很不一樣的。
如果從18世紀的角度進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國有一些對當代還產生了影響的現象或者說特點。王國斌強調，他說“特點”並不是說中國很特別，不是說中國代表特殊性，其他地方都是普遍性。他認為那種說法過於簡單化，會把原本相當複雜的共同點和差異性混為一談。總而言之，18世紀的中國已經存在三種現象。第一，政府和社會分得不那麼清，直接治理與間接治理互補。第二，政府通過一些政治性的運動來控制社會。第三，政府通過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手段進行治理。最後，政府和社會面對不同的信仰和利益追求，能在存異的現實中努力求同。所有這些現象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
隨後，王國斌教授就歷史與當代對思想的形塑、制度變遷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思想與制度的關係等問題回答了老師和同學的提問。討論現場氣氛熱烈。
王日根教授對本場學術報告做了扼要的總結，指出王國斌教授主要是從政治的層面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如何實現治理，官僚體系的正式治理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治理、具有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的特徵。傳統中國實現社會治理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方面，面對這麼大的地域，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體系實現了系統的治理。二是人口方面，針對這麼多的人口進行治理，提到了人口的移動，有商業性的、自發性的、官方組織的多種類型。所有這些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讓治理變得有序，消融了可能出現的矛盾。王國斌教授的研究向我們展示了，當代的社會治理既有歷史繼承性也有後來的變化，瞭解歷史有利於我們理解當代。歷史研究需要跳出西方話語的思維習慣，立足本位，做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