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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後,日本人嘴裡的“支那”一詞為何令國人極其痛恨?

作者:金滿樓

辛亥年後, 日本政府於1913年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但是, 在條約國書之外, 日方又密告內閣各大臣和軍方首腦, “在帝國政府內部及與第三國之尋常往來公文中, 今後一律廢除‘清國’之稱而以‘支那’代之”。

1913年9月, 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訪日本外相, 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稱呼而改稱“中華民國”, 但後者以已有此種先例為由予以拒絕。

爾後, 在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1919年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期間, 中方對日方使用“支那”稱呼進行過抗議, 但均未獲理會。

 1915年, 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中呼籲國人趕快廢棄“支那”這一名詞, 其中不無憤慨地表示:

“此二字不知從何產生, 頗覺奇怪。 人竟以名吾國而國人恬然受之, 以為佳美, 毫不為怪。 餘見之不啻如喪考妣, 欲哭無聲, 而深恨國人之盲從也。

……吾新建之中華二字國名, 日人日報攻擊吾為自尊自大鄙夷他國所起,

竟否認吾之存在, 絕口不道, 偏呼吾曰支那, 矢口不移, 而國人恬然自若, 不獨不怪, 此予不勝大惑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在此期間, “支那”一詞開始成為一個帶有侮辱性的名詞。 而對此最為敏感的不是別人, 正是民國年後前往日本留學的學生群體。

郁達夫

如在此期間留學日本的郁達夫即在其代表作《沉淪》中寫道:“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 這‘支那人’三字, 在日本, 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 ”

在另一部小說《雪之夜》中, 郁達夫又寫道:“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名詞, 在東鄰的日本民族, 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裡被說出的時候, 聽取者的腦裡心裡, 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 是沒有到過日本的同胞, 絕對想像不出來的。 ”

五四運動時期, 隨著反日情緒的高漲, “支那”是侮辱性稱呼的觀點得到普遍的傳播。 如此前留學日本的王拱璧即在《東遊揮汗錄》中抨擊說:

日人在甲午年後稱中國為“支那”, 並以此為國民教育, “每逢形容不正當之行為, 則必曰‘支那式’, 藉以取笑, 此種教育早已灌輸其國民之腦海。

迨至今日, 雖三尺童子, 一見華人, 亦出其一種醜態, 曰:‘支那人’、‘支那人’。 恍若支那二字, 代表華人之萬惡也者。 ”

此外, 日本不稱“中華民國”而稱“支那共和國”, 是“不以國家視我”;日語中“支那”的讀音シナ(音‘西那’), 有將死之意,

有物件(俗稱東西)之義, 有著明顯的侮辱故意。

在國人的情緒反彈下, 一些日本有識之士也意識到這一問題。 如日本教育家荒川五郎在1922年的某次演說時即表示:

“……我輩日本人平素對彼等(留日學生)之待遇, 實多值得遺憾。 連宿舍之女傭及商店之夥計, 亦持冷罵冷笑態度……”

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此時中日地位的強弱互換。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學生內心的“弱者敏感”及對尊重的渴求並不為多數日本人所瞭解與理解。

相反,他們倒為此感到奇怪:這些新留學生們,到底怎麼了?

這就是所謂的強國弱國心態互換所致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年後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心態的不斷強化所致。

亦持冷罵冷笑態度……”

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此時中日地位的強弱互換。在與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學生內心的“弱者敏感”及對尊重的渴求並不為多數日本人所瞭解與理解。

相反,他們倒為此感到奇怪:這些新留學生們,到底怎麼了?

這就是所謂的強國弱國心態互換所致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年後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心態的不斷強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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