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與鄰國越南之間存在歷史糾葛與矛盾， 民間也有相應的情緒起伏。 本文作者的觀察， 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方研究東南亞族群問題時的某種“範式”， 謹供讀者參考。 】
（朱容征 譯 ， 李廣益 校）
反越情緒支配著柬埔寨， 甚至在其他方面進步的非政府組織和政治團體中也是如此。
2014年10月8日， 佛教僧侶在金邊的越南大使館附近抗議時焚燒紙質越南國旗（攝影：路透社/Samrang Pring）
2015年6月21日， 一支由士兵和員警組成的混合隊伍突降幹丹省 (Kandal Province) Areyksat鎮， 強行拆除了55艘船屋和河堤上的10座房屋。 暴力驅逐在柬埔寨並不罕見， 與其他事件不同的是， 這次拆除的邏輯不是給發展或建設基礎設施讓路， 而是“出於環保考慮”。 根據當地政府的說法， 這些被驅逐的人——無一例外都是越南裔——“污染了這個地區”， 給“市容”及“國內和國際旅遊業”造成了不良影響。 當晚， 在眾多親柬埔寨人民黨(CPP)的新聞頻道上，
兩周後， 當這個小小的越南族群正在躊躇何去何從之時， 一大群學生在政府官員的簇擁下前來清理這片區域， 四處撿拾垃圾。 他們提到了“公民”對於保護和清潔環境的需求。 令這些最近被驅逐的越南裔震驚的是， 離奇的一幕發生了， “學生環保主義者”加入了士兵“清理當地環境”的行列（實際上是赤裸裸的驅逐）。
這並不是這個越南族群第一次被驅逐出他們視為家鄉的土地， 90年代初以來他們已多次被迫搬遷。 雖然族群裡的大部分人實際上是在柬埔寨出生的，
在暹粒市的空尼(Siem Reap’s Chong Kneas)， Sou Ching港口的建立切斷了越南人的水上村落與陸地的聯繫， 該港口每月管理著3000至4000名來柬埔寨著名的洞裡薩湖(Tonle Sap River)觀光的遊客。 自2008年碼頭建立以來， 越南人的水上村落便逐步被排除在日益增長的遊客流帶來的收益之外。 港口本身是建立在它能夠“清理、發展”該地區的前提之上的。 旅遊業將水上村落描繪成一種奇異而少見的水上生活體驗， 以吸引遊客消費， 而這其實是一群沒有國籍、在陸地受到排斥而被迫生活在水上的可憐人。
洞裡薩湖的水上人家（攝影：Jialiang Gao）
在Kompong Chnang， 省政府制定了“整頓清理城市”的市政規劃， 正在驅逐大約1000名越南裔， 理由是他們“破壞和污染了脆弱的河濱”。 2000年以來， 洞裡薩湖上的越南人水上村落幾經浮沉， 不斷被當局以“環保”之名驅逐。
八月， 據報導， 桔井省(Kratie)的地方政府“終於”制定了整頓河岸的計畫（湄公河沿岸）， 並將重點對付在河邊定居的“不守規矩、污染嚴重”的越南裔住民。
顯然， 這些故事有相似之處。 生活在水上的越南人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無力境地， 他們處在這一切的交匯處：沒有國籍， 靠捕魚為生， 法律不保護他們的居住地， 國家在不斷加強對這些以往不受管理的地區的監管， 當然， 無處不在的公眾情緒也在試圖審視柬埔寨境內越南族裔的存在。
與城市地區或農村貧困人口的搬遷不同， 這些驅逐大部分未受關注， 也沒有引發任何評論。 非政府組織不會因為貧窮的越南裔被驅逐而蜂擁而至；沒有豐富多彩的抗議活動， 也沒有國際媒體來記錄他們的困境；高棉電臺的人們不會憤怒地伸張正義；研究驅逐的學者們基本忽視了他們；對此發聲的越南人也不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是沉默地接受驅逐令，繼而默默搬離。
我提出這些毫不複雜的零碎片段的目的，並不是試圖將柬埔寨的越南裔變成非政府組織或研究人員眼中的最新弱勢群體（將其補充到柬埔寨似乎永遠沒完沒了的“弱勢群體”名單當中）。相反，這是為了引起人們對柬埔寨政治中顯現的一個中心樞紐的注意，它很大程度上未被充分研究，也沒有受到充分討論——將越南人視作對高棉社會未來的威脅。我的目標是在柬埔寨被看似更大的問題所困擾之時，讓人們注意到柬埔寨國內談論某些問題的方式，依然充滿了對越南裔的深切猜疑和仇恨。柬埔寨目前正處於2018年大選的關鍵時刻，民主、人權、治理和合法性都將成為分析和行動主義的核心問題，但鮮有人願意承認反越情緒已經深深浸透了柬埔寨的政治。
每個人都有一點法西斯主義的權利
比較殖民地國家和後殖民地國家，後者的一個關鍵特徵是，野蠻對待那些政治圈之外被認為不受歡迎的人口的權力和主權權利被完全交給了後殖民地國家。柬埔寨等小國可能面臨著締結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的巨大壓力，這嚴重閹割了主權概念；這些小國可能被迫實行漫長而含糊的民主建設和良政方案；他們整個官僚機構的建立可能都與外國非政府組織、發展專家和顧問有著縱橫交錯的聯繫；他們可能有著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大片土地的壓力；需要將國家的部分地區重新打造為大型遊樂園，為外國旅遊者提供樂趣；慶祝一波又一波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和人道主義前來開展老調重彈且考慮不周的發展項目；甚至接收來自大國的不受歡迎的難民。
但有一樣東西永遠不可能被剝奪，那就是民族主義和主權的夢想。柬埔寨可能是一個貧窮、經濟和政治上都被邊緣化的國家，受到過泰國、越南和法國（以及國際社會通過非政府組織和捐助者）的殖民，但在目前的體制下，只需搬出主權的概念，即使是小國也可以對自己的領土和人口進行專制統治。
中南半島格局
在今日柬埔寨，復興衰落的古老文化、收復舊時的領土邊界、享有對允許誰人能夠（或不能夠）跨越國界的絕對控制權、並恢復高棉合法統治地位的殖民夢想仍在延續。儘管柬埔寨人通常在國際媒體和學術研究中被視為赤棉、盜賊統治、土地濫用、性別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的受害者，但和其他任何真正的國家一樣，柬埔寨也同樣是反移民的民粹主義運動、種族主義和偏見的家園。極端民族主義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就在於——人們可能是文盲，不能享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從事體面的工作，也無法從盜賊統治中分一杯羹，但民族主義卻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事情。你不需要受過教育或成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就可以仇恨越南人。
森林可能會倒下，失地者也許會日益增加，那些被國家遺棄的人可能會從事越來越危險而不穩定的勞動，公眾情緒卻似乎始終都聚焦在移民問題和消除越南勢力對政府組織的影響上。越南——更確切地說是越南裔——是柬埔寨苦惱的根源，這一觀點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在進步的非政府組織、森林活動分子、地方政府、土地活動家、富人和執政精英之中，都可以發現這種情緒。
2016年，廣受歡迎的政治分析家Kem Ley在金邊慘遭槍殺，失親般的旁觀者擔心員警破壞了重要證據，試圖阻止一名軍官移動屍體。然而，奇怪的是，憤怒的人群決定向員警大喊“yuon” (對越南裔的蔑稱)(譯注：柬埔寨救國党曾投書《金邊郵報》，聲稱yuon是高棉人、泰人和柬人上千年來對越南人的稱呼，並無種族主義內涵，西方人的批評純屬“不瞭解高棉語言、歷史和文化”，並且被洪森所誤導)，指控他們是越南人。
他們在沒有任何有力證據的情況下如此迅速而一致地認為這位官員是越南人，只因認為他正在做的事情嚴重威脅到了一位受人愛戴的高棉英雄，這充分說明了柬埔寨人對越南人的整體態度。來自憤怒人群的這種指控並不罕見——在2014年的抗議活動中，自由公園的示威者們出於類似的原因譏諷保安是“yuon”（儘管他們實際上是高棉人），這又反過來引發了暴力回應。這樣的指控不止一次地引起群體衝突——甚至對被指控者的殺害，或在沒有其他原因的情況下洗劫財產，只因它的所有者是越南裔。
最令人不安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憤怒的人群或示威者。對越南人的猜疑——甚至毫無遮攔的仇恨——在活動家圈子和進步的非政府組織中並不少見。我曾多次目睹在土地、自然資源和人權問題的前沿組織工作的高棉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發表抨擊越南人的長篇大論，且無人質疑。最近，我同森林活動家們一起到白朗森林(Prey Lang)，旅程中我不得不忍受一個年輕森林活動家冗長乏味的叫嚷，他為自然母親工作，同時也是Kem Ley領導的“青年政治分析家小組”的成員，他控訴越南人是柬埔寨森林管理不當的真正原因。即使在由柬埔寨青年自由主義者和博主建立的每週論壇“政治咖啡館”(Politikocoffee)裡，也幾乎不可能在不喚起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越南人“非法越境”的強烈情緒的情況下就柬埔寨的越南裔問題進行交流。
這裡的問題是，極端民族主義已經悄然在當前政權的新興反對派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當前政權是越南的傀儡（即典型的反高棉）的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反對洪森政權和反對越南人往往成了一回事。而柬埔寨的親華立場——更不用說法國的殖民政策、非政府組織的殖民政策、改變歷史的泰國侵略，以及柬埔寨曾從老撾南部的占婆王國(Champassak kingdom)獲得土地的事實，則全然被忽略。
相反，將失去祖傳的高棉領土（地處越南南部三角洲的南圻(Kampuchea Krom)、貢布海岸的富國島(Koh Tral island)、以及最近東部邊境面積更小的爭議地區) 與後赤棉時代越南扶植的政權和最近的腐敗和自然資源管理不當問題之間畫上看似不可否認的聯繫，則是一以貫之的政治話語。這個簡單的話題似乎總是潛藏在大眾情緒的表面下——柬埔寨的版圖為什麼小？因為yuon！柬埔寨為什麼貧窮？因為yuon！為什麼柬埔寨的森林和自然資源管理不善？因為yuon！……為什麼我肚子疼？因為yuon！
越南族裔的生活重要嗎？
已經有一些英語媒體對柬埔寨救國党，特別是桑蘭西(Sam Rainsy)和根索卡(Kem Sokha)對反越情緒的利用方面進行了報導。重點是要注意到反越情緒發展的勢頭良好，影響遠不止於柬埔寨救國黨。柬埔寨民主聯盟（在2013年的選舉中以僅僅高出1%的選票成為第四大党）的領導人Khem Veasna以怪異而激昂的反移民演說聞名 (總是只針對yuon)——這些演說足以令唐納德·特朗普尷尬。新近崛起的Soun Serey Ratha領導的高棉力量黨（Khmer Power Party）也同樣明確建立在“將yuon踢出柬埔寨”的立場上。就連Som Sovanara——一個流亡加拿大的、不斷呼籲推翻軍隊的前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士兵——也總是強調“將柬埔寨人從越南傀儡政權中解放出來”的緊迫性。
左：Khem Veasna 右：特朗普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暴力迫害、把越南人當作替罪羊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朗諾(Lan Nol)執政以來柬埔寨政治的主旋律。1970年朗諾一手操縱了對柬埔寨越南裔的暴力大屠殺——柬埔寨人對此幾乎完全集體失憶——這場屠殺令人矚目，是因為朗諾將軍能夠充分利用反越情緒來減輕民眾對於千年來深受愛戴的君主政體第一次被推翻的不滿。同樣，一項新的研究——特別是在赤棉法庭上出現的新證據——表明赤棉政權不僅是一個偏執、自毀的殺人機器，從柬埔寨政治共同體中逐步清除越南勢力這一種族政治色彩濃厚的目標是導致其最終垮臺並引發大規模殺戮的原因。
在民主柬埔寨時期(Democratic Kampuchea regime)留在柬埔寨的越南人無一倖存，正因如此，人們在談論該政權對越南人的清除時使用了“種族滅絕”一詞。顯然，柬埔寨的公眾情緒——在國際媒體的支持下——正在不情願地承認非高棉群體在這段時期所受的磨難，和極端民族主義在延續暴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荒謬的是，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宣稱赤棉的野蠻行徑是由於越南的滲透來自我洗白——荒謬的原因是這不僅是赤棉用來暴力清除“外來元素”的原話，而且徹底否認了對越南人的暴力行徑。
區別於大眾情緒，也可以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越南人在柬埔寨政治中被邊緣化和仇恨常態化的重要時間點。反對黨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比喻：後赤棉時代先後在越南軍隊和洪森政權的指導下迎來了大批越南移民。
這裡不是辯論這些言論的地方——它們通常伴隨著誇張、令人興奮的情緒、民族主義的狂熱和直白的種族主義。與柬埔寨的大多數問題一樣，洪森領導的人民黨樂於延緩乃至不對柬埔寨的越南裔問題推動任何理智的討論或政策，這基本讓這一議題被所有反對人民黨的人士壟斷。然而，即便如此，政府還是逐步出臺了一些排除柬埔寨越南裔的法律，使其處於無國籍並被剝奪公民權的境地。還有許多國家帶頭“鎮壓”在金邊和周邊地區的越南移民的舉措，導致更多的柬埔寨越南裔被驅逐。
在九十年代的混亂和暴力中，聯合國部隊（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笨拙地嘗試拼湊和平協議，任由柬埔寨進行民主實驗。在愈發極端的反越情緒下，對越南人的暴力和政治排斥成了常態。不僅是赤棉，其他如團結陣線和奉辛比克黨等非政府力量也強烈反越。1993年暹粒空尼的赤棉屠殺中有33名越南人被殺害，這場屠殺令人矚目的不僅是它的兇殘 (殺害手無寸鐵的男子、婦女和兒童)，而是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黨派對受害者表示同情，或在以後的幾天裡站出來發聲制止對越南移民的殺害（儘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在柬埔寨出生的）。
對Kompong Chnang越南水上村莊的殘忍襲擊也是一樣，大屠殺受害者們的正義直至1998年末也未得到任何伸張（儘管肇事者公開承認他們的參與——他們現在在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任職），而公眾很大程度上遺忘了這一事件。此類對越南人的攻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十分普遍。就在1992年和1993年，有130名越南人在柬埔寨的種族攻擊中被殺，75名重傷（並不全發生在赤棉地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1997年發生在桑蘭西的高棉民族党集會造成了16至20人死亡的襲擊事件卻在公開演講中被反復提及。
2016月在金邊中部慘遭槍殺的著名政治分析家、獨立研究員Kem Ley，也許是衡量當代政治對柬埔寨的越南人所持態度的不錯的尺規。Kem Ley的分析經常在外媒播出，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幾乎能把任何話題都聯繫到越南人身上——實際上他鮮有不提到越南人的時刻。雖然勇敢且一針見血，並令人耳目一新地摒棄通常占主宰地位的官僚和政府討論主要問題的方式，但他的研究並沒有什麼結構性或批判性可言。
在某些情況下，他只會在洞裡薩湖或金邊的Chbar Apov徘徊，記錄越南人的言論，仿佛他們非法居住在柬埔寨、理應被驅逐出境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他經常將越南移民比作柬埔寨人感染的“一種疾病”。他那篇關於越南人如何摧毀柬埔寨的五論點文章，是一個陳舊且事實錯誤、只能煽動種族主義者的神話。他宣導的100天運動（100 Day Compaign）也是類似，鼓勵柬埔寨人觀察和記錄越南人“在柬埔寨殖民”的情況。他的寓言和鄉村發言充滿了微妙、對高棉人來說卻顯而易見的比喻——越南試圖吞併柬埔寨。他以這種方式延續和利用了對越南人的普遍無知 (以及更廣泛的對越南和柬埔寨當代關係的誤解)。
極為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研究遺產現在被奉為柬埔寨青年的範例，這意味著公開舉行更合理和明智的對話還需要很長時間。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媒體完全沒能理解其研究遺產的微妙和明目張膽的反越情結。同時，諸如自由亞洲和民主之聲等受歡迎的電臺公然宣揚他的反越觀點，不過如Meas Ny等嚴謹分析人士的支持率逐步上升是一個積極的跡象。
回到這篇文章開頭驅逐越南人的片段，在柬埔寨廣泛存在的非政府組織、捐助者、外國顧問和專家對越南人邊緣化問題的忽視程度也必須受到質疑。在聯柬權力機構期間，聯合國不僅不在後勤上向越南人提供保護，而且也不願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反越暴力。最近，那些曾表示願意參與到柬埔寨發展的方方面面——從農村人的排便到他們認為的氣候變化問題——的大型非政府組織和捐助者，在越南問題上卻啞然一片。
上文提到過洞裡薩湖和湄公河周邊的驅逐事件，柬埔寨主要的人權非政府組織——柬埔寨人權中心(CCHR)、柬埔寨促進及保護人權聯盟(LICHADO)和柬埔寨人權與發展協會(ADHOC)——在面對所有這些驅逐事件時都出奇地安靜。對大多數在柬埔寨開展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發展協會而言，無國籍的柬埔寨越南裔面臨的問題——以及他們受到暴力對待的切實可能性——根本未被登記為一個議題。然而，正如少數公開批評柬埔寨政治中的反越情緒的政治分析家Ou Virak最近指出的，“‘反越理論‘在人民中很流行，每個人都知道。”
2018年大選在即，柬埔寨局勢明顯日益緊張。人民黨很可能無法獲得足以贏得選舉的大量選票。問題是它會作何反應？很難不將Kem Ley這樣的政治暗殺視為向民眾發出的明確信號，即恐懼和暴力仍然是控制權力的重要機制。最近藉由法院和法律對異議的卡夫卡式壓制也表明，人民黨會繼續依賴國家機構來扼殺反對派。還有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可能被用來“防範”對政府和柬埔寨人民黨的威脅，這當然不會是史無前例的。
然而，無人論及的另一個風險是，同1993年以來的每次選舉一樣，越來越多的不滿和反政府的言論都通過反越的言辭來表達。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為充當替罪羊的越南人發聲，而新一代高棉活動家領導的法西斯般的反越運動已經在Facebook和網路媒體上廣泛傳播，這預示了未來的暴力。柬埔寨救國黨已經派員審查非高棉投票站，不同的團體也在籌畫方案以防止“一卡車的越南人”前來非法投票（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人民黨最有可能操縱投票的方式），選舉期間極可能爆發侵害，而越南人很可能首當其衝。
可悲的是，幾十萬柬埔寨越南裔事實上已經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在如此有限的政治空間裡討論這一問題，任何公平公正的決議都是遙不可及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柬埔寨救國黨掌權，會怎樣對待柬埔寨的越南裔？是否會被迫採取嚴厲和極端的措施來排擠他們？應當將附近的緬甸視為一個警告。羅興亞人所遭遇的一切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說明了當國家利用法西斯主義來獲取政治利益時會發生什麼——儘管這在柬埔寨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本文原載“經略網刊”，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是沉默地接受驅逐令，繼而默默搬離。我提出這些毫不複雜的零碎片段的目的，並不是試圖將柬埔寨的越南裔變成非政府組織或研究人員眼中的最新弱勢群體（將其補充到柬埔寨似乎永遠沒完沒了的“弱勢群體”名單當中）。相反，這是為了引起人們對柬埔寨政治中顯現的一個中心樞紐的注意，它很大程度上未被充分研究，也沒有受到充分討論——將越南人視作對高棉社會未來的威脅。我的目標是在柬埔寨被看似更大的問題所困擾之時，讓人們注意到柬埔寨國內談論某些問題的方式，依然充滿了對越南裔的深切猜疑和仇恨。柬埔寨目前正處於2018年大選的關鍵時刻，民主、人權、治理和合法性都將成為分析和行動主義的核心問題，但鮮有人願意承認反越情緒已經深深浸透了柬埔寨的政治。
每個人都有一點法西斯主義的權利
比較殖民地國家和後殖民地國家，後者的一個關鍵特徵是，野蠻對待那些政治圈之外被認為不受歡迎的人口的權力和主權權利被完全交給了後殖民地國家。柬埔寨等小國可能面臨著締結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的巨大壓力，這嚴重閹割了主權概念；這些小國可能被迫實行漫長而含糊的民主建設和良政方案；他們整個官僚機構的建立可能都與外國非政府組織、發展專家和顧問有著縱橫交錯的聯繫；他們可能有著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大片土地的壓力；需要將國家的部分地區重新打造為大型遊樂園，為外國旅遊者提供樂趣；慶祝一波又一波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和人道主義前來開展老調重彈且考慮不周的發展項目；甚至接收來自大國的不受歡迎的難民。
但有一樣東西永遠不可能被剝奪，那就是民族主義和主權的夢想。柬埔寨可能是一個貧窮、經濟和政治上都被邊緣化的國家，受到過泰國、越南和法國（以及國際社會通過非政府組織和捐助者）的殖民，但在目前的體制下，只需搬出主權的概念，即使是小國也可以對自己的領土和人口進行專制統治。
中南半島格局
在今日柬埔寨，復興衰落的古老文化、收復舊時的領土邊界、享有對允許誰人能夠（或不能夠）跨越國界的絕對控制權、並恢復高棉合法統治地位的殖民夢想仍在延續。儘管柬埔寨人通常在國際媒體和學術研究中被視為赤棉、盜賊統治、土地濫用、性別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的受害者，但和其他任何真正的國家一樣，柬埔寨也同樣是反移民的民粹主義運動、種族主義和偏見的家園。極端民族主義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就在於——人們可能是文盲，不能享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從事體面的工作，也無法從盜賊統治中分一杯羹，但民族主義卻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事情。你不需要受過教育或成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就可以仇恨越南人。
森林可能會倒下，失地者也許會日益增加，那些被國家遺棄的人可能會從事越來越危險而不穩定的勞動，公眾情緒卻似乎始終都聚焦在移民問題和消除越南勢力對政府組織的影響上。越南——更確切地說是越南裔——是柬埔寨苦惱的根源，這一觀點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在進步的非政府組織、森林活動分子、地方政府、土地活動家、富人和執政精英之中，都可以發現這種情緒。
2016年，廣受歡迎的政治分析家Kem Ley在金邊慘遭槍殺，失親般的旁觀者擔心員警破壞了重要證據，試圖阻止一名軍官移動屍體。然而，奇怪的是，憤怒的人群決定向員警大喊“yuon” (對越南裔的蔑稱)(譯注：柬埔寨救國党曾投書《金邊郵報》，聲稱yuon是高棉人、泰人和柬人上千年來對越南人的稱呼，並無種族主義內涵，西方人的批評純屬“不瞭解高棉語言、歷史和文化”，並且被洪森所誤導)，指控他們是越南人。
他們在沒有任何有力證據的情況下如此迅速而一致地認為這位官員是越南人，只因認為他正在做的事情嚴重威脅到了一位受人愛戴的高棉英雄，這充分說明了柬埔寨人對越南人的整體態度。來自憤怒人群的這種指控並不罕見——在2014年的抗議活動中，自由公園的示威者們出於類似的原因譏諷保安是“yuon”（儘管他們實際上是高棉人），這又反過來引發了暴力回應。這樣的指控不止一次地引起群體衝突——甚至對被指控者的殺害，或在沒有其他原因的情況下洗劫財產，只因它的所有者是越南裔。
最令人不安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憤怒的人群或示威者。對越南人的猜疑——甚至毫無遮攔的仇恨——在活動家圈子和進步的非政府組織中並不少見。我曾多次目睹在土地、自然資源和人權問題的前沿組織工作的高棉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發表抨擊越南人的長篇大論，且無人質疑。最近，我同森林活動家們一起到白朗森林(Prey Lang)，旅程中我不得不忍受一個年輕森林活動家冗長乏味的叫嚷，他為自然母親工作，同時也是Kem Ley領導的“青年政治分析家小組”的成員，他控訴越南人是柬埔寨森林管理不當的真正原因。即使在由柬埔寨青年自由主義者和博主建立的每週論壇“政治咖啡館”(Politikocoffee)裡，也幾乎不可能在不喚起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越南人“非法越境”的強烈情緒的情況下就柬埔寨的越南裔問題進行交流。
這裡的問題是，極端民族主義已經悄然在當前政權的新興反對派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當前政權是越南的傀儡（即典型的反高棉）的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反對洪森政權和反對越南人往往成了一回事。而柬埔寨的親華立場——更不用說法國的殖民政策、非政府組織的殖民政策、改變歷史的泰國侵略，以及柬埔寨曾從老撾南部的占婆王國(Champassak kingdom)獲得土地的事實，則全然被忽略。
相反，將失去祖傳的高棉領土（地處越南南部三角洲的南圻(Kampuchea Krom)、貢布海岸的富國島(Koh Tral island)、以及最近東部邊境面積更小的爭議地區) 與後赤棉時代越南扶植的政權和最近的腐敗和自然資源管理不當問題之間畫上看似不可否認的聯繫，則是一以貫之的政治話語。這個簡單的話題似乎總是潛藏在大眾情緒的表面下——柬埔寨的版圖為什麼小？因為yuon！柬埔寨為什麼貧窮？因為yuon！為什麼柬埔寨的森林和自然資源管理不善？因為yuon！……為什麼我肚子疼？因為yuon！
越南族裔的生活重要嗎？
已經有一些英語媒體對柬埔寨救國党，特別是桑蘭西(Sam Rainsy)和根索卡(Kem Sokha)對反越情緒的利用方面進行了報導。重點是要注意到反越情緒發展的勢頭良好，影響遠不止於柬埔寨救國黨。柬埔寨民主聯盟（在2013年的選舉中以僅僅高出1%的選票成為第四大党）的領導人Khem Veasna以怪異而激昂的反移民演說聞名 (總是只針對yuon)——這些演說足以令唐納德·特朗普尷尬。新近崛起的Soun Serey Ratha領導的高棉力量黨（Khmer Power Party）也同樣明確建立在“將yuon踢出柬埔寨”的立場上。就連Som Sovanara——一個流亡加拿大的、不斷呼籲推翻軍隊的前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士兵——也總是強調“將柬埔寨人從越南傀儡政權中解放出來”的緊迫性。
左：Khem Veasna 右：特朗普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暴力迫害、把越南人當作替罪羊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朗諾(Lan Nol)執政以來柬埔寨政治的主旋律。1970年朗諾一手操縱了對柬埔寨越南裔的暴力大屠殺——柬埔寨人對此幾乎完全集體失憶——這場屠殺令人矚目，是因為朗諾將軍能夠充分利用反越情緒來減輕民眾對於千年來深受愛戴的君主政體第一次被推翻的不滿。同樣，一項新的研究——特別是在赤棉法庭上出現的新證據——表明赤棉政權不僅是一個偏執、自毀的殺人機器，從柬埔寨政治共同體中逐步清除越南勢力這一種族政治色彩濃厚的目標是導致其最終垮臺並引發大規模殺戮的原因。
在民主柬埔寨時期(Democratic Kampuchea regime)留在柬埔寨的越南人無一倖存，正因如此，人們在談論該政權對越南人的清除時使用了“種族滅絕”一詞。顯然，柬埔寨的公眾情緒——在國際媒體的支持下——正在不情願地承認非高棉群體在這段時期所受的磨難，和極端民族主義在延續暴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荒謬的是，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宣稱赤棉的野蠻行徑是由於越南的滲透來自我洗白——荒謬的原因是這不僅是赤棉用來暴力清除“外來元素”的原話，而且徹底否認了對越南人的暴力行徑。
區別於大眾情緒，也可以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越南人在柬埔寨政治中被邊緣化和仇恨常態化的重要時間點。反對黨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比喻：後赤棉時代先後在越南軍隊和洪森政權的指導下迎來了大批越南移民。
這裡不是辯論這些言論的地方——它們通常伴隨著誇張、令人興奮的情緒、民族主義的狂熱和直白的種族主義。與柬埔寨的大多數問題一樣，洪森領導的人民黨樂於延緩乃至不對柬埔寨的越南裔問題推動任何理智的討論或政策，這基本讓這一議題被所有反對人民黨的人士壟斷。然而，即便如此，政府還是逐步出臺了一些排除柬埔寨越南裔的法律，使其處於無國籍並被剝奪公民權的境地。還有許多國家帶頭“鎮壓”在金邊和周邊地區的越南移民的舉措，導致更多的柬埔寨越南裔被驅逐。
在九十年代的混亂和暴力中，聯合國部隊（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笨拙地嘗試拼湊和平協議，任由柬埔寨進行民主實驗。在愈發極端的反越情緒下，對越南人的暴力和政治排斥成了常態。不僅是赤棉，其他如團結陣線和奉辛比克黨等非政府力量也強烈反越。1993年暹粒空尼的赤棉屠殺中有33名越南人被殺害，這場屠殺令人矚目的不僅是它的兇殘 (殺害手無寸鐵的男子、婦女和兒童)，而是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黨派對受害者表示同情，或在以後的幾天裡站出來發聲制止對越南移民的殺害（儘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在柬埔寨出生的）。
對Kompong Chnang越南水上村莊的殘忍襲擊也是一樣，大屠殺受害者們的正義直至1998年末也未得到任何伸張（儘管肇事者公開承認他們的參與——他們現在在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任職），而公眾很大程度上遺忘了這一事件。此類對越南人的攻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十分普遍。就在1992年和1993年，有130名越南人在柬埔寨的種族攻擊中被殺，75名重傷（並不全發生在赤棉地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1997年發生在桑蘭西的高棉民族党集會造成了16至20人死亡的襲擊事件卻在公開演講中被反復提及。
2016月在金邊中部慘遭槍殺的著名政治分析家、獨立研究員Kem Ley，也許是衡量當代政治對柬埔寨的越南人所持態度的不錯的尺規。Kem Ley的分析經常在外媒播出，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幾乎能把任何話題都聯繫到越南人身上——實際上他鮮有不提到越南人的時刻。雖然勇敢且一針見血，並令人耳目一新地摒棄通常占主宰地位的官僚和政府討論主要問題的方式，但他的研究並沒有什麼結構性或批判性可言。
在某些情況下，他只會在洞裡薩湖或金邊的Chbar Apov徘徊，記錄越南人的言論，仿佛他們非法居住在柬埔寨、理應被驅逐出境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他經常將越南移民比作柬埔寨人感染的“一種疾病”。他那篇關於越南人如何摧毀柬埔寨的五論點文章，是一個陳舊且事實錯誤、只能煽動種族主義者的神話。他宣導的100天運動（100 Day Compaign）也是類似，鼓勵柬埔寨人觀察和記錄越南人“在柬埔寨殖民”的情況。他的寓言和鄉村發言充滿了微妙、對高棉人來說卻顯而易見的比喻——越南試圖吞併柬埔寨。他以這種方式延續和利用了對越南人的普遍無知 (以及更廣泛的對越南和柬埔寨當代關係的誤解)。
極為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研究遺產現在被奉為柬埔寨青年的範例，這意味著公開舉行更合理和明智的對話還需要很長時間。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媒體完全沒能理解其研究遺產的微妙和明目張膽的反越情結。同時，諸如自由亞洲和民主之聲等受歡迎的電臺公然宣揚他的反越觀點，不過如Meas Ny等嚴謹分析人士的支持率逐步上升是一個積極的跡象。
回到這篇文章開頭驅逐越南人的片段，在柬埔寨廣泛存在的非政府組織、捐助者、外國顧問和專家對越南人邊緣化問題的忽視程度也必須受到質疑。在聯柬權力機構期間，聯合國不僅不在後勤上向越南人提供保護，而且也不願意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反越暴力。最近，那些曾表示願意參與到柬埔寨發展的方方面面——從農村人的排便到他們認為的氣候變化問題——的大型非政府組織和捐助者，在越南問題上卻啞然一片。
上文提到過洞裡薩湖和湄公河周邊的驅逐事件，柬埔寨主要的人權非政府組織——柬埔寨人權中心(CCHR)、柬埔寨促進及保護人權聯盟(LICHADO)和柬埔寨人權與發展協會(ADHOC)——在面對所有這些驅逐事件時都出奇地安靜。對大多數在柬埔寨開展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發展協會而言，無國籍的柬埔寨越南裔面臨的問題——以及他們受到暴力對待的切實可能性——根本未被登記為一個議題。然而，正如少數公開批評柬埔寨政治中的反越情緒的政治分析家Ou Virak最近指出的，“‘反越理論‘在人民中很流行，每個人都知道。”
2018年大選在即，柬埔寨局勢明顯日益緊張。人民黨很可能無法獲得足以贏得選舉的大量選票。問題是它會作何反應？很難不將Kem Ley這樣的政治暗殺視為向民眾發出的明確信號，即恐懼和暴力仍然是控制權力的重要機制。最近藉由法院和法律對異議的卡夫卡式壓制也表明，人民黨會繼續依賴國家機構來扼殺反對派。還有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柬埔寨皇家武裝部隊可能被用來“防範”對政府和柬埔寨人民黨的威脅，這當然不會是史無前例的。
然而，無人論及的另一個風險是，同1993年以來的每次選舉一樣，越來越多的不滿和反政府的言論都通過反越的言辭來表達。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為充當替罪羊的越南人發聲，而新一代高棉活動家領導的法西斯般的反越運動已經在Facebook和網路媒體上廣泛傳播，這預示了未來的暴力。柬埔寨救國黨已經派員審查非高棉投票站，不同的團體也在籌畫方案以防止“一卡車的越南人”前來非法投票（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人民黨最有可能操縱投票的方式），選舉期間極可能爆發侵害，而越南人很可能首當其衝。
可悲的是，幾十萬柬埔寨越南裔事實上已經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在如此有限的政治空間裡討論這一問題，任何公平公正的決議都是遙不可及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柬埔寨救國黨掌權，會怎樣對待柬埔寨的越南裔？是否會被迫採取嚴厲和極端的措施來排擠他們？應當將附近的緬甸視為一個警告。羅興亞人所遭遇的一切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說明了當國家利用法西斯主義來獲取政治利益時會發生什麼——儘管這在柬埔寨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本文原載“經略網刊”，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