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開會”
長正
我流落窯坡做工，
是在日本人統治的年代，
不用說沒聽過“開會”這個詞，
就連社會輿情，
世界大事，
統治者既沒有必要讓你知道，
你也沒知道的資格。
在他們眼裡，
工人只是有一口氣兒的“工具”。
盼到膏藥旗換成青天白日旗，
卻依然如故。
解放後，
廠子穿灰制服的軍代表進駐，
由於接觸多了，
大會小會開始參加過一些，
雖沒出廠子這個圈兒，
我也感覺“開會”暗含著一個人身價的“尊貴”，
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彰顯著大事小情講民主，
是社會的進步。
那是在解放7個月的光景——1949年6月22日，
廠軍代表辦公室通知我，
到市里鐵菩薩山(今鳳凰山)南面，
開灤酒店(開灤高級員司俱樂部)去開會。
話說到這份上，
可能有朋友要問，
年月這麼久遠了，
你怎麼對開這個會的日子還記得這麼清楚？眾所不知，
因為這個會，
是關係我人生軌跡的一個會，
也是我從工廠轉身文藝圈兒的起點，
是我由一名普通工人，
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的開端，
從工廠這個小圈兒裡的“會”轉到市里大圈兒裡的“會”。
也可能有人又要問，
千數號人的一個大廠子，
怎麼會挑選你去開這個會呢？當時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日後估摸此事可能和當年我參加廠裡的歌詠隊、話劇社、通訊組的活動有關，
矬子裡拔“將軍”。
是日，
我按時來到開灤酒店，
得知是唐山市文藝界開會紀念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周年。
參加會議的單位，
有冀東日報社、冀東區黨委文工團、戰線劇社、評劇文工團、民眾教育館(今工人文化館)、唐山制鋼廠、華新紡織廠、唐山鐵路工廠、啟新洋灰公司、華北電業、新華電影院、中國戲院、新樂民影社、五一畫社等單位的文藝工作者代表50多人。
會議由李時同志主持。
我認識的人裡頭，
有冀東日報社的陳大遠，
還有民眾教育館的李左之。
日後李時成了我的頂頭上級，
陳大遠是我文學創作的啟蒙老師，
李左之，
我與他曾在同一個屋簷下，
共事近30個年頭。
中共唐山市委宣傳部楊遠同志，
做了《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
為人民服務》的發言。
我赴會那天，
天氣晴朗，
陽光顯得格外足。
酒店的院子裡，
草地綠??，
松柏滴翠。
當我沾著鐵銹和油污的鞋子，
踏上地磚砌的甬路，
走進鋪著地毯的大廳，
坐在臺布如雪的會議桌前時，
滿心眼裡透著高興，
而又拘謹不安。
因為對我來說，
走進這麼豪華的場所，
面對著這麼多的行家裡手，
參加這樣隆重的紀念會，
都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
在此之前，
我們這些初踏藝術之門的年輕人，
雖然都在各自所在廠礦參加業餘文藝活動，
但究其目的，
卻是有的為好玩，
有的為出名，
有的為長知識，
也有的為報答黨的恩情……五花八門。
在這次會議上，
聽了楊遠同志的發言，
我和與會者，
都拿到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講話》給我頭一個啟示是“文藝做給誰看”。
俗話說，
春播一粒籽，
秋收萬石糧。
後來，
不少專業和業餘的文藝工作者，
在如火如荼的鬥爭生活中，
正是由於解決了“文藝做給誰看”這個根本性質的問題，
才逐步成為一支為人民大眾而歌、為人民大眾而創作的文藝隊伍，
明確了我們廠礦業餘文藝活動的方向。
當開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9周年的時候，
因為職責的關係，
根據我粗略的統計，
出自廠礦業餘文藝作者之手，
以歌頌工農兵為主的作品，
其中就有小歌劇《大喜事》《三斗米》《學習好》；話劇《五勇士》《兩匹布》《電爐》；詩集《掃戰場》《人民的兒子》《礦場就是戰場》《一個燒焊匠》；小說集《爸爸回來了》《在師傅家裡》等一批作品，
相繼由各地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些作品，
今天看來，
儘管藝術方面還比較粗糙，
思想上還缺少一定的深度，
但感情是真摯的，
生活氣息是濃厚的，
方向是對頭的，
在那個歷史時期，
為勞動人民佔領陣地，
做出了它自身的貢獻。
當年參加紀念會的朋友，
也正如陳大遠蒙師在《幸福和辛酸的回憶》一文中所說：“直到現在……有不少仍然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們有的成了生產的領導幹部，
有的成了作家，
有的成了新聞工作者……”
回首當年參加的那次紀念會，
到明年6月22日，
則滿70個年頭了。
隨著時光的消逝，
越發叫人難以忘卻，
它改變了與會者的人生道路，
洗濯了人的靈魂，
提高了人的思想覺悟，
也增長了人的技藝。
那本伴我走過小20年坎坷歷程、上面畫滿紅杠藍道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痛惜在上世紀60年代那場動亂中，身家慘遭洗劫時佚失，但它的精神將與山河永駐。當年那次座談會，在唐山文藝史上所生髮的作用，同樣叫人想忘也忘不了。
痛惜在上世紀60年代那場動亂中，身家慘遭洗劫時佚失，但它的精神將與山河永駐。當年那次座談會，在唐山文藝史上所生髮的作用，同樣叫人想忘也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