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俄羅斯薩哈林州州長奧列格·科熱米亞科於3月中旬宣佈， 薩哈林州將與美國工程機械和採礦設備製造巨頭卡特彼勒公司合作， 在“北方四島”中的色丹島新建一座柴油發電站。
▲2017年2月7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加“北方領土日”集會
上述表態立即引發日本朝野的強烈反應， 4月4日，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發言稱：“第三國企業在北方四島從事經濟活動違背我國立場， 表示非常遺憾。 ”他同時強調， 日、俄雙方應當儘早解決四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並締結和平條約。
“北方四島”是對太平洋西北部千島群島向南延伸部分的四處島嶼——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及齒舞諸島的總稱， 總面積有5038.33平方公里。 四處島嶼中， 擇捉島的面積最大， 有3185平方公里。 “北方四島”， 連同庫頁島（即今薩哈林島）南部的“樺太”， 在二戰前曾都是日本領土。 然而，
▲“北方四島”
國後、擇捉、色丹及齒舞諸島的地理位置圖
在1951年的《三藩市和約》中， 儘管日本正式放棄了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的領有權， 但從未承認過蘇聯對“北方四島”的佔有。
“北方四島”爭端看似是一個二戰的歷史遺留問題， 可鮮為人知的是， 日、俄兩國在該地的博弈實際已持續了兩三百年。 自18世紀末葉起， 德川幕府即與沙皇俄國在當時稱為“蝦夷地”的北海道、北方四島及庫頁島南部發生頻繁接觸，
“蝦夷地”的由來
江戶時代（1603-1867）的早期， 今天的北海道並不歸屬德川幕府直接管轄， 當時在北海道活動的主要是原住民阿伊努人（Ayinum）， 阿伊努人與日本的主體民族大和民族屬於完全不同的人種， 據考證可能是早期類高加索人的後裔， 他們皮膚較黑、毛髮濃密、身材短小， 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林子平「三國通覧図説」中所繪的阿伊努人
阿伊努人以漁獵為生， 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 到16世紀時， 其活動區域已遠達庫頁島和北方四島在內的千島群島， 長久以來， 日本人便視這些“非我族類”的人群為外夷， 蔑稱之為“蝦夷”（エゾ）， 因而阿伊努人活動的區域， 包括北海道、庫頁島南部、北方四島和千島群島， 皆被統稱為“蝦夷地”（エゾチ）。
“蝦夷地”作為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進入日本統治階層的視野。 有意思的是，二戰以後，為了證明“北方四島”自古以來便是日本領土，日本政府曾以繪於1644年由當時位於日本最北部的藩國——松前藩進獻給德川家光的一幅古地圖《正保禦國繪圖》作為主要的文獻依據。在這幅圖中，清晰標注了國後、擇捉、齒舞、色丹諸島是歸屬於松前藩的。那麼，《正保禦國繪圖》中的資訊是否反映了歷史的實際情況呢？
▲「蝦夷土人風俗図巻」中所繪的阿伊努人捕獵黑熊的情景
松前藩的前身是日本戰國時代活躍於“蝦夷地”的蠣崎家，蠣崎氏經過數代經營，至第五代當主蠣崎慶廣時，已成為獨霸北海道的唯一大名。慶廣善於觀察政治風向，天正十八年（1590年），趁著豐臣秀吉出兵關東討伐小田原北條氏的機會，慶廣親自偱海路“上洛”，謁見秀吉，獲得了秀吉的信任。
到了文祿二年（1593年），秀吉出征朝鮮，慶廣又統領兵馬一路跑到肥前名護屋參戰，太閣大人顯然被慶廣的“忠誠”弄得感動不已，立即允諾了蠣崎家對“蝦夷地”的支配權，並上表天皇封慶廣為從五位下志摩守，並賜“蝦夷島主”朱印狀和桐章。可是秀吉不會想到，這個慣于見風使舵的慶廣在他過世後不久，便又投靠了德川家康。慶長三年（1598年），慶廣改姓“松前”，成為松前藩的初代藩主，德川幕府賜其“黑印狀”，再度確認了松前藩對“蝦夷地”的控制權，以及與阿伊努人交易的權力，松前藩由此完全壟斷了北海道利潤豐厚的農產品與漁業貿易。
▲松前城
（松前藩的本城，位於今北海道松前町）
▲「蝦夷地並びに周辺図」局部圖
（注意圖中松前藩與蝦夷地用了不同顏色標注）
儘管松前藩得到幕府的認可，擁有了對“蝦夷地”的支配權，可是它能夠確實控制的領地基本就沒有超出過北海道最南端渡島半島的範圍，不要說北方四島，就連北海道的廣大土地都完全不在其掌握。因而，到了18世紀後期，像林子平這樣的思想家依然認為日本的北部國境在“熊石”（渡島半島西側的熊石町），也就並不令人奇怪了。可見，當時的松前藩不過是在理論上被允許支配北方四島，這與它實際控制四島完全是兩碼事，戰後的日本政府想要用《正保禦國繪圖》來聲張領土權力，著實有些偷樑換柱的嫌疑。
總之，自德川幕府建立以來，便一直借由松前藩來管理“蝦夷地”事務，處理與“外夷”阿伊努人間的交往，上述舉措又成為幕府在對外政策上構建“鎖國”體制的重要環節，其根本目的在於管控風險，避免與外部世界有過多不必要的接觸。
▲松平定信像
（位於福島縣白河市南湖公園）
到了18世紀末松平定信擔任老中的時代（1787-1793）【注：老中是輔佐將軍處理全國政務的僚屬，一般有四至五名，按照席次先後，其中一人為首席老中，將軍與老中共同組成了德川幕府的最高決策層】，整個日本的對外關係進一步收縮，傳統上曾頗為熱絡的與朝鮮間的交往已經趨於停滯，對外貿易的港口被限定在長崎一港，且只允許清國和荷蘭的船隻進入，其餘外國船隻一律不准靠近日本海岸。
上述的政策轉變，如三谷博教授所言，或許與日本在江戶中期經濟自主性提高，不再需要過多倚賴對外貿易有關。但無可否認，德川日本已決定走上一條自我封閉和自我孤立的道路，面對急速改變中的世界局勢，這條道路必然是危機四伏的，而第一個隱患便出現在“蝦夷地”。
俄國人的現身
正是在18世紀，“蝦夷地”的平靜開始被打破。當大西洋沿岸的西歐諸國派出船隊，不遠萬里開赴東亞，尋找香料、絲綢、茶葉乃至源源不斷的財富時，後起之秀俄羅斯帝國也蠢蠢欲動起來。不過，對於大多數俄國人來說，他們前往太平洋的路途似乎更加直截了當，他們只要在自己的國土上一路向東去，翻越烏拉爾山，跨過貝加爾湖，穿過西伯利亞綿延的森林，放眼望去無不是唾手可得的新疆土。
▲堪察加地區和千島群島總圖
（1826年，由V.P.帕迪謝夫（V.P. Piadyshev）上校編制）
18世紀初，遠東的堪察加半島已出現了俄國人的身影。1697年，哥薩克頭目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ov, 1661-1711）首次帶隊“探索”了堪察加半島全境，在半島南端，他們已然能夠望見海的另一側千島群島高聳的岩石了。歸途中，阿特拉索夫在堪察加當地人的部落裡發現了一個名叫傳兵衛的日本商人，傳兵衛似乎是因船隻海難漂流至半島上的，阿特拉索夫向他打聽了許多有關日本的情況，最後還帶他去謁見了沙皇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大為興奮，以此為契機，1705年，沙皇下令在聖彼德堡開辦日語學校，為搜集日本情報培養人才。傳兵衛成為了俄國瞭解日本這個國家的起點。
此後，俄國穩步擴張著其在堪察加和千島群島的影響力。1719年，彼得大帝諭令“探險隊員”們仔細勘查千島群島，找到通往日本的航道。1721年，由地質學家葉夫列莫夫（Ivan Yevreinov, 1694-1724）率領的俄國探險隊勘查了千島群島舍子古丹島在內的14座島嶼，並將群島北部劃入俄國領土。1738年，海軍中校斯潘貝格（Martin Spangberg）率領的俄國船隊又一路向南直至色丹島，他們勘查了千島群島共29座島嶼，並一一用俄語為其命名。
▲千島群島中部得撫島方位簡圖
1760年之後，俄國船隻造訪千島群島的頻次明顯增加了。俄國人在島上樹立十字架，搭建移民定居點，還誘騙當地的阿伊努人受洗，歸化俄羅斯。許多千島群島的阿伊努人就這樣稀裡糊塗地入了俄羅斯籍，被迫承受苛重的“毛皮稅”。1771年，得撫島與擇捉島上的阿伊努人為了反抗俄人的壓迫發起暴動，有21名俄國稅吏在這起衝突中被殺。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1779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發佈詔令，宣佈千島群島上凡未經聖彼德堡許可的實物稅一律廢除。
饒富意味的是，就在沙皇俄國在千島群島中部做長期經營的打算之時，18世紀後半葉的德川幕府也在著手強化其對“蝦夷地”的控制能力。早在松平定信的前任田沼意次擔任老中的時期（1767-1786），一些日本知識份子便注意到了俄國正從北部進入蝦夷地的狀況。天明三年（1783年），工藤平助寫成《赤蝦夷風說考》一書，在書中，他提出日本應當積極開發蝦夷地資源，並與俄國展開貿易。
▲「赤蝦夷風説考」
《赤蝦夷風說考》被進獻給了田沼意次，啟發了他急速轉變對蝦夷地的政策。天明四年（1784年），幕府開始從松前藩手中收回蝦夷地的管理權，直接介入當地事務，並且向北海道乃至北方四島各地派遣官員，可是上述舉措卻激化了日本人與阿伊努人間本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幕府對待阿伊努人並不比沙皇俄國更仁慈，寬政元年（1789年）五月，國後島上的阿伊努人造反，殺死日本官吏與守衛幾十人，幕府最後不得不再度依靠松前藩的武裝去鎮壓反亂，暴動直到七月才被平息下去，日本人稱其為“寬政蝦夷蜂起”。
受這場暴動的影響，繼任老中的松平定信頭一樁事便是叫停田沼意次的蝦夷開發計畫。松平恢復了松前藩在處理蝦夷事務中的地位，在他看來，與俄國開展貿易不光沒有任何好處而且十分危險，將嚴重危害“鎖國”體制，現在的當務之急應是如何增強海岸防衛，盡一切可能去防止與俄國船隻發生衝突。本著上述思路，松平接任“海邊禦備御用掛”和“蝦夷地御用”兩項職務，親自負責北部沿海的防務。
然而，無論松平定信怎樣嚴防死守，在日、俄兩國同時從南、北兩個方向不斷壓縮阿伊努人活動空間的態勢下，整個蝦夷地作為緩衝地帶的價值已不復存在，雙方的直接接觸變得不可避免。
日俄間的交鋒
寬政四年（1792年）十月，一艘俄國軍艦在北海道東北角的根室靠岸了，來者是奉葉卡捷琳娜女皇之命前來謀求與日本建立通商關係的俄國使節亞當·拉克斯曼（Adam Laxman, 1766-1806），在他的船上還載著兩位特殊人物——因海難流落異國的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與磯吉。拉克斯曼一上岸便被松前藩的人團團圍住，他馬上表明來意，說此次到訪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兩個漂流民送回母國，因而松前藩起初對待拉克斯曼的態度尚算友好。
▲日本人筆下的亞當·拉克斯曼
可沒過多久，當拉克斯曼宣稱，他想要親自護送漂流民前往江戶，作為交換，幕府當與俄國訂立開港通商條約後，松前藩的官員們緊張起來，他們火速把情況通報給松平定信。很快，一支由兩名信使與五百名守衛組成的隊伍從江戶出發開赴根室，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執行松平定信的命令，阻止俄人的一切妄動。
信使抵達後向拉克斯曼傳達了松平定信的意見：根室不是俄船可以停靠以及討論問題的合適地點，如果拉克斯曼確實有事情要與日方討論，可以離開他的船，步行前往松前城。這無疑是拖延時間的伎倆，立刻就被拉克斯曼回絕，不過眼見日方人多勢眾，拉克斯曼最後還是勉強同意轉泊箱館（今函館），再由日本衛隊護送，前往松前城。
之後的一年中，拉克斯曼便一直呆在松前城，日本人天天好酒好菜招待他，可對於通商一節卻始終隻字不提。到了寬政五年（1793年）六月，松平定信向拉克斯曼修書一封，表達了其最後見解：俄國乃“素無通信之國”，日本對待這種國家來的船隻，不是扣留拘押，便是武裝驅離，“此為亙古以來之國法”，通商是絕對辦不到的。這時的拉克斯曼也早失掉了與幕府談判的勁頭，只好兩手空空離開了日本。
▲「魯西亜船東蝦夷來航図」中所繪的拉克斯曼來訪船隻
▲大槻茂質「ヲロシヤ船渡來一件」中收錄的松平定信發放的信牌
不過，松平在信的末尾有所轉圜，他暗示拉克斯曼：日本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是長崎，如果俄船願意去長崎，那麼通商的問題仍是能從長計議的，他還順帶發給拉克斯曼允許進入長崎港的信牌。松平作出這番表態的原因或許在於不想過多激怒俄國，以免日本蒙受損失，不過這也為此後俄船的再度來訪埋下了伏筆。
果不其然，十一年後的文化元年（1804年），第二位俄國特使雷紮諾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攜帶著拉克斯曼當年取回的信牌乘船駛抵長崎。雷紮諾夫要求前往江戶承遞國書，並開始通商。此時擔任老中的戶田氏教絲毫沒有要改變松平定信確立的“鎖國”政策的意願，翌年四月，幕府全盤否決了雷紮諾夫的所有要求，勒令其離開日本。在發給俄國人的通告中，戶田重申：與日本“通信通商之國”只有“唐山、朝鮮、琉球、紅毛”四國，除此之外，哪怕是再增加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的。
雷紮諾夫的脾氣沒有拉克斯曼那麼和藹，當發覺自己千里迢迢跑到這個東瀛島國卻被“放了鴿子”的時候，不禁大為光火，他在返回堪察加半島後便決定派部下伏沃斯托夫（Chwostoff）和達維多夫（Davydov）駕駛武裝船隻去騷擾日本控制的“蝦夷地”。
▲大槻茂質「文化甲子魯西亜國王書翰和解他襍録」中收錄的沙皇國書
文化三年（1806年）十月，伏沃斯托夫等人襲擊了松前藩設立在庫頁島久春古丹的稅務所，抓走守衛人員，搶了600袋大米和大批物資。翌年，他們又如法炮製，突襲了色丹島上的日本警備所，擊潰了全部警備隊。伏沃斯托夫威脅稱，俄國會在1808年再派使節來日本，幕府最好對通商的問題有個明確的態度。
俄人的進擊令幕府驚恐萬狀，為了應對可能的戰爭威脅，幕府緊急加強“蝦夷地”防衛，在原有的南部、輕津兩藩兵力的基礎上，新調派仙台、會津藩前往北境支援。同時，幕府向全國發佈對俄國船隻的武力驅逐令，江戶、長崎等要害地點也相應加強了警戒，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不過，伏沃斯托夫聲稱的使節最終並沒有出現，日本的臨戰體制也旋即解除了，然而三年後的一起突發事件卻使兩方剛剛趨於平穩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文化八年（1811年），一艘俄國測量船在國後島靠岸，船長戈洛夫寧（Vasily Golovnin, 1776-1831）剛一登陸，便被當地的日本守備隊逮捕。
▲「俄羅斯人生捕之図」中所繪的戈洛夫甯及其船員被捕的情景
（畫面中身著黑衣，手執卷軸者為戈洛夫寧）
德川幕府懷疑戈洛夫寧同先前的伏沃斯托夫是一夥的，拒絕將其釋放。為了迫使日方儘快放人，戈洛夫甯的副手裡科爾德（Pyotr Ricord, 1776-1855）于1812年向色丹島發動襲擊，還抓獲了島上的日本富豪——特許供應商高田屋嘉兵衛，上述舉動使日、俄兩國再度逼近了戰爭邊緣。
幸而，事情很快便峰迴路轉了。日、俄雙方都意識到對方並無擴大事態的企圖，特別是此時的俄國正深陷拿破崙戰爭無暇東顧，也希望能儘早解決爭端。1813年，雙方達成協議，互換俘虜。與此同時，兩邊也乘此機會討論了千島群島的劃界問題。德川幕府提議，日、俄各以擇捉島與新知島為界，而兩島之間的得撫島、武魯頓島等地則作為中立地帶。俄方對這一提議不置可否，僅表示來年會派使節到擇捉島給日方答覆，不過此後俄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這樣，直到四十年後的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俄國使節普提雅廷（Yevfimiy Putyatin, 1803-1883）緊隨美國佩里艦隊叩關長崎，日、俄間不再有任何來往。自伏沃斯托夫襲擊庫頁島久春古丹開始，雙方在蝦夷地的博弈終於告一段落，日本史書中將這段與俄國周旋的艱難時光稱為“北寇八年”。
知識界的激蕩
“北寇”雖然不再來了，但其給德川日本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影響卻是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俄國頻繁進出“蝦夷地”的最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幕府將包括“北方四島”在內的蝦夷地全數領土化的過程。寬政十一年（1799年），以色丹島為界，幕府採納戶田氏教的意見將東蝦夷地收歸國有，並於各處配置守備隊。文化四年（1807年），幕府再將西蝦夷地也收為直轄地，松前藩則被移至本州，不再管理蝦夷事務。
▲「従東蝦夷地クナシリ島至魯西亜國カムシカツトカ大畧地図」
中繪製的擇捉島
對於北方四島中面積最大的擇捉島，幕府於1799年授意御用商人高田屋嘉兵衛（戈洛夫寧事件中被裡科爾德捕獲）在島上開闢漁場，並委派常駐官員，豎起“天長地久大日本屬島”的標記，宣示政治存在。儘管日、俄雙方沒能在戈洛夫寧事件後就千島群島的劃界問題達成共識，但從之後俄國撤退得撫島駐紮人口的舉動看，其對日本佔有擇捉島的事實也表示了默許。
“北寇”的驟然而至也令幕府中的一些人意識到外部世界或許發生了巨大變化，搜集海外情報尤其是與俄國接壤的日本北部地方的資訊成為當務之急。在過去， 荷蘭作為與江戶日本保持外交關係的唯一歐洲國家，其每年向幕府提供的“風說書”始終是幕府瞭解歐洲以及東、西印度情況的唯一資訊來源。然而在應對俄國的問題上，幕府逐漸發覺荷蘭“風說書”並不能夠提供完整和準確的資訊，日本必須想方法開闢自己的資訊搜集管道。
幕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從那些由俄國使節送回的日本漂流民口中打探消息。被拉克斯曼送回的大黑屋幸太夫和磯吉接受了蘭學家桂川甫周的詢問，幸太夫在俄羅斯生活了十一年，掌握了大量一手情報，桂川甫周將詢問所得寫成書，並於寬政六年（1794年）呈交幕府，書中對西伯利亞以及俄國的社會與民俗都有詳細記述。此後，幕府又組織人手對雷紮諾夫送還的仙台漂流民津太夫採集訊息，編寫成《環海異聞》一書。
▲桂川甫周「漂民禦覧之記」中與幸太夫、磯吉兩人的問答
除了從漂流民處搜集資訊，幕府還派出考察隊前往北部進行實地調查，行蹤遠達擇捉島與庫頁島中部。隨著蝦夷地領土化的穩步推進，自1799年開始，幕府一改過去只派遣低級官員帶隊考察的做法，改由監察官“目付”與將軍的親衛隊長“書院番頭”組成的高規格考察團前往蝦夷地。這其中，考察團員近藤重藏結合自己的實地見聞，比照清國與荷蘭書籍中的內容，寫成《東西邊要分界圖考》一書，於1804年呈交幕府。這本書很快成為幕府處理雷紮諾夫來訪的重要參考資料。
對蝦夷地的考察還催生出一個副產品，它有力推動了當時德川日本對北部地方的實地測繪，並漸次及於對所有日本海岸的測繪。最早展開這方面工作的是伊能忠敬，他在師從“天文方”（相當於中國古代的欽天監）負責官員高橋至時的時候，就反復表達過希望能運用所學到的天文學知識，畫出精確度更高的實測地圖。
在高橋向幕府請示之後，寬政十二年（1800年），伊能忠敬被獲准首先執行對蝦夷地的測繪。此後這項工程逐漸擴大至整個日本海岸，蝦夷地的測繪工作則交由伊能忠敬的弟子間宮林藏繼續完成。到了文政四年（1821年），伊能忠敬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問世，《全圖》包含了二百余張分圖，其品質之上乘、精確度之高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水準。
▲伊能忠敬「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図」局部圖
（圖中所繪為國後島）
▲「蝦夷図」
「蝦夷図」，集中體現了伊能忠敬與間宮林藏的測量成果，1826年，高橋至時之子高橋景保將此圖贈與了在荷蘭商館工作的德籍醫生西博爾德，高橋景保後因“洩露機密”被幕府處死
總之，自從俄國船隻進入蝦夷地後，出於有效掌握俄方動向的目的，日本朝野上下湧現出了一批對外部世界充滿興趣的人物，他們積極搜集海外 情報，通過詢問漂流民、實地勘察或者地圖測繪，江戶中晚期的日本對外界的認知正變得不斷豐富。
然而，有意思的是，知識的增長卻並沒有驅使幕府想辦法改變“鎖國”體制，相反的，幕府和當時日本一大批知識份子都主張加大“鎖國”的力度，該怎樣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選擇呢？三谷博教授在《黒船來航》一書中便指出，正是因為日本已經瞭解到了“西力東侵”的巨大威力，才會決定用強化“鎖國”的方式來躲避危險，一直到1853年佩里叩關，日本人才終於意識到，西方的強大力量是躲無可躲的，這才在最後關頭走向“開國”。
與同時期的滿清和朝鮮不同，日本在西方的壓力下實現“開國”，並成功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命運，看似幸運，其實與日本早在佩里叩關以前就對如何應對西方有了較為充足的知識儲備有關。
而這些知識的取得，與所謂的“北寇八年”是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的。可以說，假若沒有這些前期的知識積累，近代日本的維新之路一定不會那麼順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與1853年的“黑船”相比，或許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國進入蝦夷地才算是誘發日本“開國”的真正觸媒。
兩百多年過去，曾經在江戶時代立起過“天長地久大日本屬島”標記的“北方四島”重新成了俄羅斯的地盤，雖然今天的日本人大可不必再目俄人為“北寇”，但要想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順利解決四島的領土爭端，恐怕尚需要付出比德川幕府時更多的智慧。
有意思的是，二戰以後，為了證明“北方四島”自古以來便是日本領土，日本政府曾以繪於1644年由當時位於日本最北部的藩國——松前藩進獻給德川家光的一幅古地圖《正保禦國繪圖》作為主要的文獻依據。在這幅圖中，清晰標注了國後、擇捉、齒舞、色丹諸島是歸屬於松前藩的。那麼，《正保禦國繪圖》中的資訊是否反映了歷史的實際情況呢？
▲「蝦夷土人風俗図巻」中所繪的阿伊努人捕獵黑熊的情景
松前藩的前身是日本戰國時代活躍於“蝦夷地”的蠣崎家，蠣崎氏經過數代經營，至第五代當主蠣崎慶廣時，已成為獨霸北海道的唯一大名。慶廣善於觀察政治風向，天正十八年（1590年），趁著豐臣秀吉出兵關東討伐小田原北條氏的機會，慶廣親自偱海路“上洛”，謁見秀吉，獲得了秀吉的信任。
到了文祿二年（1593年），秀吉出征朝鮮，慶廣又統領兵馬一路跑到肥前名護屋參戰，太閣大人顯然被慶廣的“忠誠”弄得感動不已，立即允諾了蠣崎家對“蝦夷地”的支配權，並上表天皇封慶廣為從五位下志摩守，並賜“蝦夷島主”朱印狀和桐章。可是秀吉不會想到，這個慣于見風使舵的慶廣在他過世後不久，便又投靠了德川家康。慶長三年（1598年），慶廣改姓“松前”，成為松前藩的初代藩主，德川幕府賜其“黑印狀”，再度確認了松前藩對“蝦夷地”的控制權，以及與阿伊努人交易的權力，松前藩由此完全壟斷了北海道利潤豐厚的農產品與漁業貿易。
▲松前城
（松前藩的本城，位於今北海道松前町）
▲「蝦夷地並びに周辺図」局部圖
（注意圖中松前藩與蝦夷地用了不同顏色標注）
儘管松前藩得到幕府的認可，擁有了對“蝦夷地”的支配權，可是它能夠確實控制的領地基本就沒有超出過北海道最南端渡島半島的範圍，不要說北方四島，就連北海道的廣大土地都完全不在其掌握。因而，到了18世紀後期，像林子平這樣的思想家依然認為日本的北部國境在“熊石”（渡島半島西側的熊石町），也就並不令人奇怪了。可見，當時的松前藩不過是在理論上被允許支配北方四島，這與它實際控制四島完全是兩碼事，戰後的日本政府想要用《正保禦國繪圖》來聲張領土權力，著實有些偷樑換柱的嫌疑。
總之，自德川幕府建立以來，便一直借由松前藩來管理“蝦夷地”事務，處理與“外夷”阿伊努人間的交往，上述舉措又成為幕府在對外政策上構建“鎖國”體制的重要環節，其根本目的在於管控風險，避免與外部世界有過多不必要的接觸。
▲松平定信像
（位於福島縣白河市南湖公園）
到了18世紀末松平定信擔任老中的時代（1787-1793）【注：老中是輔佐將軍處理全國政務的僚屬，一般有四至五名，按照席次先後，其中一人為首席老中，將軍與老中共同組成了德川幕府的最高決策層】，整個日本的對外關係進一步收縮，傳統上曾頗為熱絡的與朝鮮間的交往已經趨於停滯，對外貿易的港口被限定在長崎一港，且只允許清國和荷蘭的船隻進入，其餘外國船隻一律不准靠近日本海岸。
上述的政策轉變，如三谷博教授所言，或許與日本在江戶中期經濟自主性提高，不再需要過多倚賴對外貿易有關。但無可否認，德川日本已決定走上一條自我封閉和自我孤立的道路，面對急速改變中的世界局勢，這條道路必然是危機四伏的，而第一個隱患便出現在“蝦夷地”。
俄國人的現身
正是在18世紀，“蝦夷地”的平靜開始被打破。當大西洋沿岸的西歐諸國派出船隊，不遠萬里開赴東亞，尋找香料、絲綢、茶葉乃至源源不斷的財富時，後起之秀俄羅斯帝國也蠢蠢欲動起來。不過，對於大多數俄國人來說，他們前往太平洋的路途似乎更加直截了當，他們只要在自己的國土上一路向東去，翻越烏拉爾山，跨過貝加爾湖，穿過西伯利亞綿延的森林，放眼望去無不是唾手可得的新疆土。
▲堪察加地區和千島群島總圖
（1826年，由V.P.帕迪謝夫（V.P. Piadyshev）上校編制）
18世紀初，遠東的堪察加半島已出現了俄國人的身影。1697年，哥薩克頭目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ov, 1661-1711）首次帶隊“探索”了堪察加半島全境，在半島南端，他們已然能夠望見海的另一側千島群島高聳的岩石了。歸途中，阿特拉索夫在堪察加當地人的部落裡發現了一個名叫傳兵衛的日本商人，傳兵衛似乎是因船隻海難漂流至半島上的，阿特拉索夫向他打聽了許多有關日本的情況，最後還帶他去謁見了沙皇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大為興奮，以此為契機，1705年，沙皇下令在聖彼德堡開辦日語學校，為搜集日本情報培養人才。傳兵衛成為了俄國瞭解日本這個國家的起點。
此後，俄國穩步擴張著其在堪察加和千島群島的影響力。1719年，彼得大帝諭令“探險隊員”們仔細勘查千島群島，找到通往日本的航道。1721年，由地質學家葉夫列莫夫（Ivan Yevreinov, 1694-1724）率領的俄國探險隊勘查了千島群島舍子古丹島在內的14座島嶼，並將群島北部劃入俄國領土。1738年，海軍中校斯潘貝格（Martin Spangberg）率領的俄國船隊又一路向南直至色丹島，他們勘查了千島群島共29座島嶼，並一一用俄語為其命名。
▲千島群島中部得撫島方位簡圖
1760年之後，俄國船隻造訪千島群島的頻次明顯增加了。俄國人在島上樹立十字架，搭建移民定居點，還誘騙當地的阿伊努人受洗，歸化俄羅斯。許多千島群島的阿伊努人就這樣稀裡糊塗地入了俄羅斯籍，被迫承受苛重的“毛皮稅”。1771年，得撫島與擇捉島上的阿伊努人為了反抗俄人的壓迫發起暴動，有21名俄國稅吏在這起衝突中被殺。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1779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發佈詔令，宣佈千島群島上凡未經聖彼德堡許可的實物稅一律廢除。
饒富意味的是，就在沙皇俄國在千島群島中部做長期經營的打算之時，18世紀後半葉的德川幕府也在著手強化其對“蝦夷地”的控制能力。早在松平定信的前任田沼意次擔任老中的時期（1767-1786），一些日本知識份子便注意到了俄國正從北部進入蝦夷地的狀況。天明三年（1783年），工藤平助寫成《赤蝦夷風說考》一書，在書中，他提出日本應當積極開發蝦夷地資源，並與俄國展開貿易。
▲「赤蝦夷風説考」
《赤蝦夷風說考》被進獻給了田沼意次，啟發了他急速轉變對蝦夷地的政策。天明四年（1784年），幕府開始從松前藩手中收回蝦夷地的管理權，直接介入當地事務，並且向北海道乃至北方四島各地派遣官員，可是上述舉措卻激化了日本人與阿伊努人間本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幕府對待阿伊努人並不比沙皇俄國更仁慈，寬政元年（1789年）五月，國後島上的阿伊努人造反，殺死日本官吏與守衛幾十人，幕府最後不得不再度依靠松前藩的武裝去鎮壓反亂，暴動直到七月才被平息下去，日本人稱其為“寬政蝦夷蜂起”。
受這場暴動的影響，繼任老中的松平定信頭一樁事便是叫停田沼意次的蝦夷開發計畫。松平恢復了松前藩在處理蝦夷事務中的地位，在他看來，與俄國開展貿易不光沒有任何好處而且十分危險，將嚴重危害“鎖國”體制，現在的當務之急應是如何增強海岸防衛，盡一切可能去防止與俄國船隻發生衝突。本著上述思路，松平接任“海邊禦備御用掛”和“蝦夷地御用”兩項職務，親自負責北部沿海的防務。
然而，無論松平定信怎樣嚴防死守，在日、俄兩國同時從南、北兩個方向不斷壓縮阿伊努人活動空間的態勢下，整個蝦夷地作為緩衝地帶的價值已不復存在，雙方的直接接觸變得不可避免。
日俄間的交鋒
寬政四年（1792年）十月，一艘俄國軍艦在北海道東北角的根室靠岸了，來者是奉葉卡捷琳娜女皇之命前來謀求與日本建立通商關係的俄國使節亞當·拉克斯曼（Adam Laxman, 1766-1806），在他的船上還載著兩位特殊人物——因海難流落異國的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與磯吉。拉克斯曼一上岸便被松前藩的人團團圍住，他馬上表明來意，說此次到訪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兩個漂流民送回母國，因而松前藩起初對待拉克斯曼的態度尚算友好。
▲日本人筆下的亞當·拉克斯曼
可沒過多久，當拉克斯曼宣稱，他想要親自護送漂流民前往江戶，作為交換，幕府當與俄國訂立開港通商條約後，松前藩的官員們緊張起來，他們火速把情況通報給松平定信。很快，一支由兩名信使與五百名守衛組成的隊伍從江戶出發開赴根室，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執行松平定信的命令，阻止俄人的一切妄動。
信使抵達後向拉克斯曼傳達了松平定信的意見：根室不是俄船可以停靠以及討論問題的合適地點，如果拉克斯曼確實有事情要與日方討論，可以離開他的船，步行前往松前城。這無疑是拖延時間的伎倆，立刻就被拉克斯曼回絕，不過眼見日方人多勢眾，拉克斯曼最後還是勉強同意轉泊箱館（今函館），再由日本衛隊護送，前往松前城。
之後的一年中，拉克斯曼便一直呆在松前城，日本人天天好酒好菜招待他，可對於通商一節卻始終隻字不提。到了寬政五年（1793年）六月，松平定信向拉克斯曼修書一封，表達了其最後見解：俄國乃“素無通信之國”，日本對待這種國家來的船隻，不是扣留拘押，便是武裝驅離，“此為亙古以來之國法”，通商是絕對辦不到的。這時的拉克斯曼也早失掉了與幕府談判的勁頭，只好兩手空空離開了日本。
▲「魯西亜船東蝦夷來航図」中所繪的拉克斯曼來訪船隻
▲大槻茂質「ヲロシヤ船渡來一件」中收錄的松平定信發放的信牌
不過，松平在信的末尾有所轉圜，他暗示拉克斯曼：日本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是長崎，如果俄船願意去長崎，那麼通商的問題仍是能從長計議的，他還順帶發給拉克斯曼允許進入長崎港的信牌。松平作出這番表態的原因或許在於不想過多激怒俄國，以免日本蒙受損失，不過這也為此後俄船的再度來訪埋下了伏筆。
果不其然，十一年後的文化元年（1804年），第二位俄國特使雷紮諾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攜帶著拉克斯曼當年取回的信牌乘船駛抵長崎。雷紮諾夫要求前往江戶承遞國書，並開始通商。此時擔任老中的戶田氏教絲毫沒有要改變松平定信確立的“鎖國”政策的意願，翌年四月，幕府全盤否決了雷紮諾夫的所有要求，勒令其離開日本。在發給俄國人的通告中，戶田重申：與日本“通信通商之國”只有“唐山、朝鮮、琉球、紅毛”四國，除此之外，哪怕是再增加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的。
雷紮諾夫的脾氣沒有拉克斯曼那麼和藹，當發覺自己千里迢迢跑到這個東瀛島國卻被“放了鴿子”的時候，不禁大為光火，他在返回堪察加半島後便決定派部下伏沃斯托夫（Chwostoff）和達維多夫（Davydov）駕駛武裝船隻去騷擾日本控制的“蝦夷地”。
▲大槻茂質「文化甲子魯西亜國王書翰和解他襍録」中收錄的沙皇國書
文化三年（1806年）十月，伏沃斯托夫等人襲擊了松前藩設立在庫頁島久春古丹的稅務所，抓走守衛人員，搶了600袋大米和大批物資。翌年，他們又如法炮製，突襲了色丹島上的日本警備所，擊潰了全部警備隊。伏沃斯托夫威脅稱，俄國會在1808年再派使節來日本，幕府最好對通商的問題有個明確的態度。
俄人的進擊令幕府驚恐萬狀，為了應對可能的戰爭威脅，幕府緊急加強“蝦夷地”防衛，在原有的南部、輕津兩藩兵力的基礎上，新調派仙台、會津藩前往北境支援。同時，幕府向全國發佈對俄國船隻的武力驅逐令，江戶、長崎等要害地點也相應加強了警戒，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不過，伏沃斯托夫聲稱的使節最終並沒有出現，日本的臨戰體制也旋即解除了，然而三年後的一起突發事件卻使兩方剛剛趨於平穩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文化八年（1811年），一艘俄國測量船在國後島靠岸，船長戈洛夫寧（Vasily Golovnin, 1776-1831）剛一登陸，便被當地的日本守備隊逮捕。
▲「俄羅斯人生捕之図」中所繪的戈洛夫甯及其船員被捕的情景
（畫面中身著黑衣，手執卷軸者為戈洛夫寧）
德川幕府懷疑戈洛夫寧同先前的伏沃斯托夫是一夥的，拒絕將其釋放。為了迫使日方儘快放人，戈洛夫甯的副手裡科爾德（Pyotr Ricord, 1776-1855）于1812年向色丹島發動襲擊，還抓獲了島上的日本富豪——特許供應商高田屋嘉兵衛，上述舉動使日、俄兩國再度逼近了戰爭邊緣。
幸而，事情很快便峰迴路轉了。日、俄雙方都意識到對方並無擴大事態的企圖，特別是此時的俄國正深陷拿破崙戰爭無暇東顧，也希望能儘早解決爭端。1813年，雙方達成協議，互換俘虜。與此同時，兩邊也乘此機會討論了千島群島的劃界問題。德川幕府提議，日、俄各以擇捉島與新知島為界，而兩島之間的得撫島、武魯頓島等地則作為中立地帶。俄方對這一提議不置可否，僅表示來年會派使節到擇捉島給日方答覆，不過此後俄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這樣，直到四十年後的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俄國使節普提雅廷（Yevfimiy Putyatin, 1803-1883）緊隨美國佩里艦隊叩關長崎，日、俄間不再有任何來往。自伏沃斯托夫襲擊庫頁島久春古丹開始，雙方在蝦夷地的博弈終於告一段落，日本史書中將這段與俄國周旋的艱難時光稱為“北寇八年”。
知識界的激蕩
“北寇”雖然不再來了，但其給德川日本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影響卻是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俄國頻繁進出“蝦夷地”的最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幕府將包括“北方四島”在內的蝦夷地全數領土化的過程。寬政十一年（1799年），以色丹島為界，幕府採納戶田氏教的意見將東蝦夷地收歸國有，並於各處配置守備隊。文化四年（1807年），幕府再將西蝦夷地也收為直轄地，松前藩則被移至本州，不再管理蝦夷事務。
▲「従東蝦夷地クナシリ島至魯西亜國カムシカツトカ大畧地図」
中繪製的擇捉島
對於北方四島中面積最大的擇捉島，幕府於1799年授意御用商人高田屋嘉兵衛（戈洛夫寧事件中被裡科爾德捕獲）在島上開闢漁場，並委派常駐官員，豎起“天長地久大日本屬島”的標記，宣示政治存在。儘管日、俄雙方沒能在戈洛夫寧事件後就千島群島的劃界問題達成共識，但從之後俄國撤退得撫島駐紮人口的舉動看，其對日本佔有擇捉島的事實也表示了默許。
“北寇”的驟然而至也令幕府中的一些人意識到外部世界或許發生了巨大變化，搜集海外情報尤其是與俄國接壤的日本北部地方的資訊成為當務之急。在過去， 荷蘭作為與江戶日本保持外交關係的唯一歐洲國家，其每年向幕府提供的“風說書”始終是幕府瞭解歐洲以及東、西印度情況的唯一資訊來源。然而在應對俄國的問題上，幕府逐漸發覺荷蘭“風說書”並不能夠提供完整和準確的資訊，日本必須想方法開闢自己的資訊搜集管道。
幕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從那些由俄國使節送回的日本漂流民口中打探消息。被拉克斯曼送回的大黑屋幸太夫和磯吉接受了蘭學家桂川甫周的詢問，幸太夫在俄羅斯生活了十一年，掌握了大量一手情報，桂川甫周將詢問所得寫成書，並於寬政六年（1794年）呈交幕府，書中對西伯利亞以及俄國的社會與民俗都有詳細記述。此後，幕府又組織人手對雷紮諾夫送還的仙台漂流民津太夫採集訊息，編寫成《環海異聞》一書。
▲桂川甫周「漂民禦覧之記」中與幸太夫、磯吉兩人的問答
除了從漂流民處搜集資訊，幕府還派出考察隊前往北部進行實地調查，行蹤遠達擇捉島與庫頁島中部。隨著蝦夷地領土化的穩步推進，自1799年開始，幕府一改過去只派遣低級官員帶隊考察的做法，改由監察官“目付”與將軍的親衛隊長“書院番頭”組成的高規格考察團前往蝦夷地。這其中，考察團員近藤重藏結合自己的實地見聞，比照清國與荷蘭書籍中的內容，寫成《東西邊要分界圖考》一書，於1804年呈交幕府。這本書很快成為幕府處理雷紮諾夫來訪的重要參考資料。
對蝦夷地的考察還催生出一個副產品，它有力推動了當時德川日本對北部地方的實地測繪，並漸次及於對所有日本海岸的測繪。最早展開這方面工作的是伊能忠敬，他在師從“天文方”（相當於中國古代的欽天監）負責官員高橋至時的時候，就反復表達過希望能運用所學到的天文學知識，畫出精確度更高的實測地圖。
在高橋向幕府請示之後，寬政十二年（1800年），伊能忠敬被獲准首先執行對蝦夷地的測繪。此後這項工程逐漸擴大至整個日本海岸，蝦夷地的測繪工作則交由伊能忠敬的弟子間宮林藏繼續完成。到了文政四年（1821年），伊能忠敬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問世，《全圖》包含了二百余張分圖，其品質之上乘、精確度之高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水準。
▲伊能忠敬「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図」局部圖
（圖中所繪為國後島）
▲「蝦夷図」
「蝦夷図」，集中體現了伊能忠敬與間宮林藏的測量成果，1826年，高橋至時之子高橋景保將此圖贈與了在荷蘭商館工作的德籍醫生西博爾德，高橋景保後因“洩露機密”被幕府處死
總之，自從俄國船隻進入蝦夷地後，出於有效掌握俄方動向的目的，日本朝野上下湧現出了一批對外部世界充滿興趣的人物，他們積極搜集海外 情報，通過詢問漂流民、實地勘察或者地圖測繪，江戶中晚期的日本對外界的認知正變得不斷豐富。
然而，有意思的是，知識的增長卻並沒有驅使幕府想辦法改變“鎖國”體制，相反的，幕府和當時日本一大批知識份子都主張加大“鎖國”的力度，該怎樣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選擇呢？三谷博教授在《黒船來航》一書中便指出，正是因為日本已經瞭解到了“西力東侵”的巨大威力，才會決定用強化“鎖國”的方式來躲避危險，一直到1853年佩里叩關，日本人才終於意識到，西方的強大力量是躲無可躲的，這才在最後關頭走向“開國”。
與同時期的滿清和朝鮮不同，日本在西方的壓力下實現“開國”，並成功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命運，看似幸運，其實與日本早在佩里叩關以前就對如何應對西方有了較為充足的知識儲備有關。
而這些知識的取得，與所謂的“北寇八年”是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的。可以說，假若沒有這些前期的知識積累，近代日本的維新之路一定不會那麼順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與1853年的“黑船”相比，或許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國進入蝦夷地才算是誘發日本“開國”的真正觸媒。
兩百多年過去，曾經在江戶時代立起過“天長地久大日本屬島”標記的“北方四島”重新成了俄羅斯的地盤，雖然今天的日本人大可不必再目俄人為“北寇”，但要想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順利解決四島的領土爭端，恐怕尚需要付出比德川幕府時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