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這個制度有效降低了冤假錯案的發生概率！

包青天”故事的包公， 對一起案子的判決簡直可以用“短平快”來形容， 一聲“堂下聽判”， 隨即當堂念出幾句套路化的判詞， 便完成了宣判， 犯人當杖則杖， 當鍘則鍘。 真實的宋代司法判決， 當然不可能這麼草率。

按宋朝司法制度， 一起重大的刑案在走完庭審、錄問、檢法等程式之後， 例由一個類似於合議庭或判決委員會的集體起草判決書——這便是擬判的程式。 在州郡法院的司法審判過程中， 參與擬判的司法官通常是判官、推官， 有時候司法參軍也可以擬判。 然後將判決書呈交州郡的首席法官太守審定。

宋朝實行連署判決制度， 任何一起刑案的判決書都必須有太守、通判、判官、推官、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的共同簽署， 才可以生效。 就好比英美陪審團制度下， 陪審團對於犯罪事實的認定， 必須是全體陪審員意見一致， 裁決才能生效。 連署判決的好處是可以防止其中某個司法官獨斷與枉法，

但壞處是可能存在“法不責眾”“責任推諉”的問責隱患。 政治學常識告訴我們， 對具體一項行政行為負責的人多了， 責任便變得扯不清了。

不過宋人顯然已意識到這一問題， 並採用“同職犯公坐”的機制來解決問題。 所謂“同職犯公坐”， 是指若出現錯誤判決， 則所有在判決書上署名的司法官， 都負連帶責任。 我們如果有機會看宋人的公文， 包括判決書， 便會發現落款處必有一串簽名， 簽名既意味著職權， 也意味著負責：“自今應集眾官詳斷者， 悉令著名， 若刑名失錯， 一例勘罰。 ”這是宋人的慣例。

“同職犯公坐”的問責有差序。 《宋刑統》規定：“諸同職犯公坐者， 長官為一等， 通判官為一等， 判官為一等， 主典為一等， 各以所由為首。 ”《慶元條法事類》又作了補充說明：“諸錄事、司理、司法參軍（州無錄事參軍而司戶參軍兼管獄事者同）于本司鞫獄、檢法不當者， 與主典為同一等。 ”

這裡我們需要解釋一下：“長官”在州郡法院是指太守， 在大理寺指寺卿；“通判官”指副長官，

如大理寺少卿、地方的通判；“判官”指長官的助理， 如大理寺丞、地方的判官、推官；“主典”指具體辦案的法吏， 推鞫官、錄問官與檢法官的問責與主典為同一等。 “各以所由為首”則是指， 錯誤發生在哪一等的官吏身上， 則以那一等的官吏為首要責任人， 其他責任人按等依次減責。 打個比方說， 一起錯案若是判官擬狀時出錯， 則判官負首要責任， 長官次之， 通判官又次之， 主典再次之。

應該說， 宋王朝對於連署判決之問責的立法， 是相當周密的， 足以避免“法不責眾”的問題。 但， 連署判決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如果簽名是例行公事， 不簽不行， 卻要負連帶責任， 豈非不公平？

這個問題宋人也解決了。 一起刑案在太守正式定判之前， 所有需要在判決書上簽名的司法官，

都有權就案子的判決各抒己見， 如果認為判決有誤， 包括事實認定的錯誤、法律適用的錯誤， 都可以提出反對意見， 這叫做“當職官駁正”。 讓我舉個例子吧， 宋英宗朝時， 明州的郡守“任情縱法”， 判決不合法度， 司法參軍李承之“毅然不從”。 太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李承之回敬說：“是在公， 自斷可也；若在有司， 當循三尺法。 ”太守“憚其言”， 不得不屈服。

對判決持反對意見的司法官， 也有權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名。 有一人不簽名， 判決書便無法生效。 這裡也有兩個例子：北宋初， 邵曄任蓬州錄事參軍， 遇到一個案子：州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 太守楊全欲判他們死刑， “獄已具”， 邵曄“察其枉， 不署牘”， 未久， 果然抓獲真盜。 張道豐等人獲釋，楊全被削職為民，邵曄則受到宋太宗的嘉獎，“賜錢五萬”。南宋初，建康府發生一個案子：有人用刀砍傷盜桑的小偷，小偷上吊而死，太守判桑主故殺之罪，處死刑。推官蕭之敏認為判決不當，“抗執不書”，堅決不在判決書上署名。太守“初大怒”，冷靜後認為蕭之敏做得對，向朝廷薦舉了蕭之敏。

認為判決不妥的司法官，如果未能駁正，而且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簽名，此時他還可以在簽名的同時，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見，這叫做“議狀”。倘若以後證實案子有冤、判決有誤，在追究法官責任時，“議狀”的司法官可免問責。

宋仁宗朝時，蘄州轄下的蘄水縣知縣林宗言私占官物案發，恰好蘄州太守王蒙正與林宗言有積怨，想借此機會置林於死地，便交代審案的司法官搜羅林的劣跡，問他一個死罪。果然，在擬判時，司法官作出了死刑判決。但連署判決書時，司理參軍劉渙認為判決有疑問，雖然簽了名，卻附上“議狀”。案子最後被中央法司發現破綻，推倒重審。真相大白後，所以在判決書上簽名的蘄州司法官，包括太守、通判、判官、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全都受到責罰，只有司理參軍劉渙因“曾有議狀”，免於追究。

這幾個案例說明，宋朝的連署判決制度，是可以有效降低冤假錯案發生幾率的，也是可以切實問責的。

張道豐等人獲釋，楊全被削職為民，邵曄則受到宋太宗的嘉獎，“賜錢五萬”。南宋初，建康府發生一個案子：有人用刀砍傷盜桑的小偷，小偷上吊而死，太守判桑主故殺之罪，處死刑。推官蕭之敏認為判決不當，“抗執不書”，堅決不在判決書上署名。太守“初大怒”，冷靜後認為蕭之敏做得對，向朝廷薦舉了蕭之敏。

認為判決不妥的司法官，如果未能駁正，而且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簽名，此時他還可以在簽名的同時，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見，這叫做“議狀”。倘若以後證實案子有冤、判決有誤，在追究法官責任時，“議狀”的司法官可免問責。

宋仁宗朝時，蘄州轄下的蘄水縣知縣林宗言私占官物案發，恰好蘄州太守王蒙正與林宗言有積怨，想借此機會置林於死地，便交代審案的司法官搜羅林的劣跡，問他一個死罪。果然，在擬判時，司法官作出了死刑判決。但連署判決書時，司理參軍劉渙認為判決有疑問，雖然簽了名，卻附上“議狀”。案子最後被中央法司發現破綻，推倒重審。真相大白後，所以在判決書上簽名的蘄州司法官，包括太守、通判、判官、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全都受到責罰，只有司理參軍劉渙因“曾有議狀”，免於追究。

這幾個案例說明，宋朝的連署判決制度，是可以有效降低冤假錯案發生幾率的，也是可以切實問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