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 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發佈了2017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審查報告。 報告顯示， 全年共受理行政案件3373件， 較2016年增加1280件， 同比上升61.16%。 而在此類案件持續大幅上升的背景下， 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卻僅占結案總數的5.34%， “告官不見官”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即使有官員來了也普遍“不吭聲”。 (4月29日《華商報》)
已經施行3年的新《行政訴訟法》， 其最大“看點”之一， 便是特別強調“老百姓告官要見官”。 即使不能出庭， 也要委託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也即， 在此後的行政訴訟中不得出現只有代理律師的情況。 同時，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
這就將被告行政機關責任人一下子從後臺推到了前臺， 有利於助推動糾紛和問題解決， 這是司法實踐的一大進步。 也正因如此， 在各地的行政訴訟案件中， 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 得到了大幅提升。 以上海為例， 去年6月， 有統計資料顯示， 新《行政訴訟法》施行兩年中， 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3548件，
但是， 從對新《行政訴訟法》的執行來看， 各地之間的差異較大。 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2017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審查報告顯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這麼低， 難言正常。 出現這種地區性差別， 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 有的地方延伸性規定不夠完善， 執行不到位等， 或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近95%的行政案件“告官不見官”， 公眾難免要問：那些該出庭而沒有出庭的“官”， 是因為什麼沒有出庭， 其中有多少依法依規受到了相關責任追究？而“出庭不吭聲”的行政負責人， 出庭也沒有收到負責人出庭應有的效果又該如何處理？
對此， 新聞並沒有給出更多的資訊。 低應訴率，
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 “民”與“官”對簿公堂， 不僅是對“民不與官鬥”傳統思維的挑戰， 更是民眾對國家法律的尊崇與信任。 而民眾“告官不見官”、官員“出庭不出聲”、“不出效”， 勢必影響公平正義的實現。 我認為， 落實好《行政訴訟法》， 提高行政機關負責人應訴率， 地方通過制度創新， 特別是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責任追究措施， 尤顯重要， 也大有可為。
比如， 對於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也不委託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行為的，
官員行事“後果”， 才會有壓力。 有了具體而可操性強的延伸性規定並嚴格加以執行， “告官不見官”的“不利後果”， 就看得見、摸得著， 形成了威懾力。 這種威懾力， 就能倒逼“告官見官”“出庭吭聲”、“出庭出效”。 (印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