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義和團的領導？為何一直默默無聞？

長久以來歷史學者對於1900年興起的義和團， 大都認定為“沒有統一的領導和組織”。 這種認定， 其實只在義和團的民間性、自發性角度上， 說對了很小的一部分。 這種認定， 具有兩種意味：一， 符合後來“尋找到領導階級”的政治寓意；二， 使人聯想到義和團只是一群烏合之眾。 其實， 恰恰正是這種時代主流觀， 使得義和團“烏合之眾”的觀念， 在對這段真實歷史不甚瞭解的後代一般普通人中突顯出來；正是這種認定， 回避開了那個時代聲勢浩大的義和團的真正領導者的責任。 不追究領導者責任而說義和團“無領導無組織”，

是一種歷史事件的誤讀。

歷史的客觀事實已經多方面揭示， 義和團是經過清廷獨裁者慈禧允許下才遍及、興盛於京、津一帶的。 也就是說， 義和團的統一領導者便是清廷官僚體系。 時人《高枏日記》說：“義和團呼剛（毅）、徐（桐）、端（王）、瀾（載瀾）曰大師兄，

以下尚不聞以師兄呼之。 ”由於得到最高領導的認可， 中國傳統社會權勢的特點就顯露出來了：社會（限於京津地區）各階層便出現了一種“趨炎附勢”的現象。 據史料記載， 中樞內廷指示， 讓當時的各地方義和團至王府掛號。 《庚子記事》說：“四鄉人民皆練義和團， 日至王府掛號， 絡繹不絕”；《永清庚辛記略》說：河北永清縣專印票紙， “縣屬義和拳， 每人發給一張， 以別真偽”。 這就形成了1900年夏各路義和團紛紛進京的浩大聲勢。 現在的中國人完全可以想像這種“排隊領取認可證”的熱鬧場面。

這種領證場面其實是相當混亂的， 其中必然會存在義和團真假、遠近的運氣性特點。

就義和團興盛之時， 朝野上下民間都有真、假義和團的說法， 這是由評判標準一開始就具有了不確定性而決定的。

由於義和團獲得朝廷允許， 各階層各勢力紛紛打出義和團的旗號。 就總體來說， 這是一種推波助瀾的大勢所趨。 據《文安縣誌》稱：“庚子五六月間， 拳匪遍閭裡， 紛亂如絲矣。 有遠識者， 一村不習此術則斥為黑村，

一人不習此術， 則誣為教民， 糾眾為難， 仇殺相繼”。 這種時勢推著每一個人進入一種“洪流”的感覺， 也許即使是現在的每個中國人都會感同身受那種場面的。 對於義和團的興起， 時人記載：“官不論大小， 民不論男婦， 概信之者十之八， 不信者十之二”， 這是同一體被侵略的民族性決定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的觀念， 為這種大勢作了命題。

就義和團的成分， 時人記述：“京城士紳富戶， 多有設壇者， 皆稱壇主也。 所謂保護門庭壯家聲， 恐受從教者之苦也。 ”天津楊柳青鎮有個著名地主兼典當商， 由於附近義和團經常向他派糧派款， 於是他自己也設了十三個壇口， 從此安然無恙。 縣官、衙役， 甚至翰林院庶起士都設壇招團。 據《山西庚子年教難前後記》稱：“拳民人數既眾， 良莠不齊， 遂有遊民土棍， 以及教民混跡其中， 結隊成群， 乘機滋事， 擾害平民”。 《拳時雜錄》記：“先是無業遊民練義和拳， 後來良家子弟怕受拳匪擾害， 人人都練義和拳了”。 據佚名《庸擾錄》記載， 北京西宛平縣義堂村的義和團“自成立之後， 竭力保護本村奉教人。”

以上史料說明，撇開領導層的那些滿清王親國戚，義和團中有士紳、富戶、縣官、衙役、翰林院庶起士、遊民土棍、良家子弟，甚至教民，各種勢力只在利用“義和團”這個稱謂為自己服務。這種社會底層的現象，也反證了當時社會的上層現象：清廷在利用義和團。決策者對義和團的利用性，就這樣以不是秘密的秘密形式不自覺地洩漏了出來。慈禧1900年6月發給南方各督撫的電報：對義和團“只可因而用之”，是不會對在京的義和團說的。

正因為清廷據有義和團這個排外工具的使用者和領導者地位，便決定了它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當排外沒有達到目的、反招致出逃的時候，剿滅義和團、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罪責推向義和團，是清廷唯一的手段了。雖然它在西逃的路上發佈了所謂“罪己召”，但八國聯軍與清朝官員屠殺義和團的歷史照片，讓一般的後人偏向于相信排外的責任只在義和團了。義和團可謂興也驟然消也驟然。

客觀地看待義和團和清廷的關係，義和團的“撫清滅洋”只是對朝廷的策略，具有不真實性；朝廷的“認可”義和團也具有利用性。兩者的互騙，只會產生一個結果，以權勢者為勝——八國聯軍也具有趨炎附勢性，它幫助了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祥小朝廷，並扶植這個為其所用的政權。

假如說此前的戊戌變法是中國進步士大夫偏向于“自強”性質、在政治改革上幫助清政府，那麼民間義和團恰恰偏重於“排外”反帝、在具體軍事行為上幫助清政府，而清廷出於自身利益因素而對兩者的打擊，在國人面前展露無餘，加速了其政權的滅亡。

竭力保護本村奉教人。”

以上史料說明，撇開領導層的那些滿清王親國戚，義和團中有士紳、富戶、縣官、衙役、翰林院庶起士、遊民土棍、良家子弟，甚至教民，各種勢力只在利用“義和團”這個稱謂為自己服務。這種社會底層的現象，也反證了當時社會的上層現象：清廷在利用義和團。決策者對義和團的利用性，就這樣以不是秘密的秘密形式不自覺地洩漏了出來。慈禧1900年6月發給南方各督撫的電報：對義和團“只可因而用之”，是不會對在京的義和團說的。

正因為清廷據有義和團這個排外工具的使用者和領導者地位，便決定了它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當排外沒有達到目的、反招致出逃的時候，剿滅義和團、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罪責推向義和團，是清廷唯一的手段了。雖然它在西逃的路上發佈了所謂“罪己召”，但八國聯軍與清朝官員屠殺義和團的歷史照片，讓一般的後人偏向于相信排外的責任只在義和團了。義和團可謂興也驟然消也驟然。

客觀地看待義和團和清廷的關係，義和團的“撫清滅洋”只是對朝廷的策略，具有不真實性；朝廷的“認可”義和團也具有利用性。兩者的互騙，只會產生一個結果，以權勢者為勝——八國聯軍也具有趨炎附勢性，它幫助了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祥小朝廷，並扶植這個為其所用的政權。

假如說此前的戊戌變法是中國進步士大夫偏向于“自強”性質、在政治改革上幫助清政府，那麼民間義和團恰恰偏重於“排外”反帝、在具體軍事行為上幫助清政府，而清廷出於自身利益因素而對兩者的打擊，在國人面前展露無餘，加速了其政權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