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自秦漢大一統以後，
皇朝統治者發明了一個“罪己詔”以下泄民怨。
末代皇朝清末最著名的是三次：甲午戰敗後；八國聯軍入侵、慈禧挾光緒帝西逃之時；武昌起義之後（二十年不到就出現三次，
頻率不謂不高）。
武昌起義以後， 由於組閣才五個月的執政“皇族內閣”的無能， 清廷“監國攝政王”載灃被迫宣佈將其解散（召袁世凱組閣）， 並下“罪己詔”。 就解除黨禁一事， “罪己詔”這麼說：
“黨禁之禍， 自古垂為炯戒， 不特戕賊人心， 抑且消沮士氣， 況時事變遷， 政治隨之遞嬗， 往往所持政見， 在昔日為罪， 而在今則為讜（釋：正直的）論者。 雖或逋亡海外， 放言肆論， 不無微疵， 究因熱心政治， 以致逾越範圍， 其情不無可原。 ……”
當皇權強盛之時， 歷史皇朝中國歷來遵循“黨禁”原則， 即“君子不党”， 煌煌大言：此乃中國傳統（現代哲學辯證法說明， “君子不党”表達的另一層意思是“帝王一黨”）；當皇權衰微行將滅亡之際，
“罪己詔“接著說：“嗣後大清帝國臣民， 苟不越法律範圍， 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 非據法律， 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
“嗣後”說明了“以前”的無“法”性質；同時， 末代皇朝“大清帝國”第一次在字面真正意義上把“國家”和“臣民”連在了一起， 而非“國家”即政府即皇權即“朕”這一小撮；第一次出現了“國家”政府保護“臣民”而非“臣民”（視為家奴）眾星拱月“保護”皇權否則被視為“奸民”的立論。 這是否可以被看作一種進步呢？由於這種“立論”只在被迫之下， 而“被迫”只被皇權歷來看作“要盟不信”的（咸豐皇帝對中國歷朝戰亂史的總結語， 以對付“外夷”入侵）， 因而這種“立論”的誠信度只能打上大大的問號。
文字上的立論， 按皇朝的歷史慣性， 只一如既往地顯得那麼軟弱無力。 清末中國的歷史， 只按照其慣性的權勢發展， 在北洋軍閥的歷任首腦中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