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抱負比康有為大，下場卻不好

千年專制皇權之下的文人主流輿論是擅長於痛打落水狗的。 二十世紀初的清末， 立憲派與革命派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那年（宣統三年）， 上海的御用“主流”輿論一如既往攻擊立憲派和革命派。

梁啟超寫信給上海某報紙主筆：“吾尚有一不慚之大言在此， 曰：‘吾之能歸國與否， 此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 非人力所能強致也。 ’吾知公等聞吾此言， 必嗤之以鼻， 然人苦不自知， 吾亦無如吾何也。 故吾常以為天如不死此四萬萬人者， 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 ”

梁啟超的心思言論， 只在“四萬萬人者”， 遠比清末民初軍閥時代各種勢力的全民之上的“國家”（一貫傳統是朕即國家）、“民權”（與皇權相對立的高層有產民）、“民族”（漢族排滿）這些或會產生歧義的詞語的追求者， 更點中正題。 這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的原因之一。

接著又說：“吾數年來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

除卻做國務大臣外， 終身決不做一官者。 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 則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 ’夫以逋亡之身， 日夕槁餓， 而作此壯語， 寧不可笑？雖然， 舉國笑我， 我也不為動也。 ”

梁啟超以流亡之身， 作此壯語， 可佩。 這是他對當時中國大勢趨向的自信之語。 一個不能觸摸到中國脈搏的人，

是不會這麼自信的。 梁啟超後來實現了位居“國務大臣”的預言， 任民國“袁總統”的熊希齡內閣司法部長， 段祺瑞內閣財政部長。 但他不久就離開了那個軍閥時代的內閣政府， 晚年後悔“與不該合作的人合作了”。

對梁啟超的這種為政結局， 歷來有各居立場的恨之者與愛之者兩論。 恨之者說， 梁啟超書生論國， 只會玩筆桿子， 實無政治家的才能， 因而遭致失敗；愛之者說， 梁啟超的政才不能發揮， 因而實現了其早先的諾言， 遠離政壇。 其實， 兩論都沒有錯。 一者以現實為標準， 梁啟超是事實上的為政失敗者；二者以理想為標準， 梁啟超在現實中不能一展政治抱負， 這是他政見與現實的距離， 與個人才幹無關。

歷史皇朝的現實主義統治， 是容不得這些理想主義者的“政見”的。 有宋史論者說， 嶽飛被殺， 也是南宋皇權統治現實與嶽飛“還我河山”理想的矛盾產物。 傳統皇朝政治只塑造了一個“聖人”為政者， 聖政合一是千年中國傳統， 其他只能為亦步亦趨的庸者。

維新變法的康、梁等之所以被稱為“離經野狐”， 也在於此。 即使一百年以後的現實中， “政見”仍是一個背陽的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