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4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2017年我國智慧財產權發展狀況， 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局長申長雨表示， 2017年， 我國智慧財產權創造量質齊升， 智慧財產權保護更加嚴格。 下一步， 要以重新組建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專利法》修改為契機， 加快建立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所謂懲罰性賠償， 又稱示範性賠償或報復性賠償，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的損害數額的賠償。 懲罰性賠償制度， 對於許多中國民眾而言， 其實也不算太陌生。 在我國法律規定中， 懲罰性賠償制度， 最早出現在1993年頒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在智慧財產權立法中， 則是《商標法》率先規定了懲罰性賠償。 而《商標法》是我國智慧財產權領域的第一部立法， 距今已經有三十六個年頭。 或許， 稍顯遺憾的是， 相對於上述法規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在智慧財產權領域中另外兩部重要法規， 也就是《專利法》和《著作權法》中， 懲罰性賠償制度卻一直付之闕如。 這直接導致， 在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領域， 許多智慧財產權權利人雖然被嚴重侵權，
因為判賠額度太低， 導致侵權者即使被告上法庭也不以為意的案例， 在現實中並不少見。 比如， 一些作家通過抄襲別人的作品， 成了名人， 獲得了巨額的回報。 但在侵權官司中， 其付給原作者的賠償數額卻低得可憐。 這不僅嚴重損害原創者的權益， 顯得頗為不公平， 更是讓違法者蔑視法規， 無懼當被告， 從而一而再再而三通過抄襲而得利。 久而久之， 抄襲甚至被許多人“降格”為道德問題， 而無關法律。 在技術創新領域， 更是出現一些大公司肆無忌憚抄襲初創企業創意， 而令小創業者血本無歸的現象。
這些亂象對於公眾而言， 也會造成“法治無力”的觀感， 助長“成功可不擇手段”的歪風。
所以， 近年來， 無論是學術界， 抑或是法律實務界， 一直在呼籲建立智慧財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今年兩會上， 李克強總理也在政府工作報告強調， 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實際上，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 不少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 很早就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一旦誰被認定為抄襲而不當得利， 往往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甚至身敗名裂。
市場經濟越是發達， 對於知識產品保護的需求就會越發強烈， 懲罰性賠償也會越來越顯出其重要性。 據統計， 我國2017年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38.2萬件， 同比增長14.2%， 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5.1萬件，
應當說， 這些年來， 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越來越嚴格了， 智慧財產權維權援助與舉報投訴網路， 也已經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 不過考慮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國內國際大勢， 市場經濟發展對於法治進步的強烈依賴， 以及對外經貿合作與科技交流的客觀需要， 進一步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 建立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應該說已是刻不容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