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史中的晦暗之處

在人們腦海中， 二戰有著這樣一個鮮明的敘事框架：面對納粹德國咄咄逼人的進攻， 人們放下了意識形態的歧見攜起手來，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制服了這個反人類的戰爭怪獸。 在國際層面， 這體現為美歐和蘇聯的聯手， 在國內則體現為人民陣線。 正是在抵抗納粹的歲月裡， 歐洲實現了空前的大團結， 雖然戰後很快就被冷戰所取代。

讀完《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一書後， 人們會發現這種宏大敘事無疑充滿了一廂情願的色彩。 歐洲二戰史從來不是這樣黑白分明， 它有很多晦暗不明、不堪細究乃至令人尷尬之處：合作比比皆是，

抵抗在很多地方不是常態， 僅僅在納粹德國敗相已定時才會出現， 而且抵抗的陣營並不統一， 甚至相互攻伐殺戮。 抵抗人士也可以一邊對抗德國侵略者， 一邊對與己方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不同的抵抗者和被視為通敵合作者的少數族群大開殺戒。

最令人沮喪和心塞的則是， 猶太人幾乎成為所有族群和陣營的迫害對象。 戰後關於大屠殺的敘事中， 二戰被形容為一場人們抵制納粹惡魔反人類罪行的鬥爭， 是在很大程度上為拯救猶太族群而進行的一場戰事。 但事實是， 二戰期間的歐洲比任何時候都籠罩在反猶和屠猶的陰雲中。

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集中營和毒氣室固然是罪魁禍首，

但是沒有歐洲一眾國家和民眾的配合， 那麼大規模高效的屠殺無從談起。 那些身為德國盟友或傀儡的國家在很多時候並不會積極配合德國遣送猶太人的命令——比如匈牙利政府就為匈牙利籍的猶太人提供了有效保護， 但往往樂意把他們佔領的鄰國領土上的猶太人成車皮地送往集中營， 從而實現被占領土的民族淨化。 而來自所謂鄰人的層出不窮的告發， 更是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以及歐洲大陸歷史深處的恐猶和反猶病灶。

甚至在戰後的一段歲月裡， 東歐和中歐等地的民眾出於佔據猶太人土地和財產以及忘卻自身二戰期間不光彩的虐猶歷史等動機， 又掀起了新一輪反猶浪潮。

只不過在這次浪潮中， 原來被視為高人一等的德意志族群也淪為了人下人。

除了歷史真相的斑駁陸離之外， 閱讀這本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人們陷入宿命論和道德相對論的困境。 在很多時候， 人們採取順從還是抵抗的姿態其實是無從自我選擇的。 在希特勒關於歐洲未來的狂想曲中， 西歐是作為夥伴存在的， 而東歐作為殖民地的功能定位就決定了那裡的人們欲做順民也不得， 只有拼死反抗一途。

此外， 對德國進行合作還是抵抗， 和戰前歐洲領土和族群錯綜複雜的糾葛也不無關聯。 比如波蘭境內在戰前被政府刻薄對待的烏克蘭和德意志等族群， 在二戰初期更多還是選擇與德國佔領者合作， 而非獻身于波蘭流亡政府的抵抗事業。

而且從實際效果看， 合作與抵抗之間也並非黑白分明。 希特勒的盟友們也並非完全的傀儡， 在很多時候給了自己的國民以不可或缺的庇護。 打著合作的名義減少損失， 可不可以被視為被寬恕的理由， 這個問題困惑了歐洲人很久。 而有時抵抗的低效率及其所造成的無辜民眾被殺戮， 也讓人懷疑關於抵抗的不乏誇大的道德敘事是否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忘記過去， 以提振士氣展望未來。 這在法國關於抵抗與合作的敘事中尤為明顯。

更可悲的是， 戰後惡行昭彰者固然大多難逃被懲戒的命運， 但也有很多時候不僅真凶“在逃”（冷戰的來臨令昔日的敵人突然有了新的價值）， 報復的後果也往往更多由無辜的普通百姓來承擔。

第一波的報復幾乎無一例外都指向了與敵人發生過關係的女人們， 而那些與敵人密切合作者卻往往積極投身於報復的浪潮以掩蓋自己的罪行。 中東歐的某些政府與一些地區的民眾更是借清算之名， 將境內的少數族裔逐出國境。 那些無法選擇自己身份的族群， 或者迫於形格勢禁“站錯隊”的人們， 遂成為一波波迫害與驅逐的犧牲品。

人們永遠不應該失去對人性的信心， 但敢於正視歷史幽深之處人性的陰暗， 理應成為人類救贖的真正起點。 如此， 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