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運動。 圖/nymag
“Me Too”反性侵運動讓“女性身體”再次成為了熱門話題。 22年前， 瑪麗•達裡厄塞克寫下小說《母豬女郎》， 首次讓“女性身體”引發法國關於性別平等的社會大討論。
面對性別歧視和暴力， 達裡厄塞克常常憤怒， 並對波伏娃那句名言越來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變成的。 因為改變而軟弱， 因為改變而強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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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歲的凱薩琳·德納芙在聯名信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時， 手是顫抖的。
2018年1月9日， 法國文化藝術界的100名女性在《世界報》論壇上刊登聯名信， 控訴由好萊塢主導的名為“Me Too”的反性侵運動已經“嚴重越界”：一場“揭露性侵”的運動， 被過度曲解成了一次“仇視男性和性自由”的大批判。
《世界報》刊登了一封反對“Me Too”運動的聯名信。
“韋恩斯坦事件過後， 公眾意識到， 在職場有些男性濫用自己的權力。 這很重要。 但如今話語解放卻走向了自身的對立面。 我們有些提心吊膽， 不敢正常講話，
這是文化藝術界100名女性反對“Me Too”運動的理由， 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法國主流社會的笑料：在這個大革命時代就萌發出女權意識的國家， 這封信無疑以“騷擾女性的權利”為藉口， 為性騷擾者強行提供了免死金牌。
“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國家格言， 在性侵女性案件頻發的背景下， 也悄然發生了排次變化：關乎性的“自由”固然可貴， 但“平等”卻是這個國家走向現代文明不可撼動的基石。 誰觸碰了這塊基石的底線， 誰就相當於在大革命過去兩百餘年後， 人為地建起了一座兩性世界裡的巴士底獄， 法國人對此必然持“誰都不饒恕”的態度。
《時代》雜誌將打破沉默的好萊塢女星評為2017年度人物。
“很多人不希望舊日的傳統被顛覆， 但如果你說性侵犯或性騷擾並不壞， 或者不是什麼大事， 你傳遞給所有受害者的資訊就是此事無關緊要， 並且讓侵犯者不用把它視作一個問題。 ”女權活動家卡洛琳·德·哈斯這樣寫道。
重壓之下， 德納芙道歉了。 作為昔日的“歐洲第一美人”， 這位被推到前臺且名字不斷被其他人算計和利用的影星， 用一種妥協的方式， 為自己此前在聯名信上簽下名字而道歉。
1月14日， 德納芙在法國《解放報》發表道歉信：“我是個自由的女性， 並且會保持下去。 我誠心地對所有因為那封被刊載在《世界報》的公開信而受傷的性騷擾/性侵受害者道歉， 這個道歉是給她們的， 也僅限於她們。 ”
凱薩琳·德納芙。
“女性身體”作為熱門話題， 再次成為法國社會爭論的焦點。 22年前， 一部名為《母豬女郎》的小說， 首次直接把“女性身體”的話題置於公共空間， 引發了一場關於性別平等的社會大討論。
書中的“我”是一個妙齡女子， 因為身材火辣性感而被化妝品店老闆錄用， 也因此為化妝品店招徠了不少顧客。 不過她也不可避免地在此過程中受到了各種類型的性騷擾。 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身體出現了異常：眼睛變小，鼻子變大，身上長毛，頭上掉發，胸前出現腫塊，並逐漸變成了小小的豬乳。此後男友甩了她，利用過她的政客也棄她而去，最後她愛上了一個變成“狼人”的富翁，沉浸在了愛河裡。
但在此後的一次圍捕中，“狼人”被打死，“我”則僥倖逃離。此時人間對“我”已極盡嚴苛，周圍人對“我”都抱有敵意。後來“我”找到了母親，不過她卻因為發現多出了“我”這頭豬，而謀劃著把“我”賣掉。悲痛中的“我”舉起槍瞄準了豬類收購商和母親……
《母豬女郎》英文版封面。
小說的作者瑪麗·達裡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說，這是一本反映和討論女性身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和形象的小說，情節並非自我幻想，而反映的是一個和現實有關的純粹寓言。“最初我並沒有刻意為之，來自社會的震盪讓我沉下心把現實記錄下來再散播出去。拿到書的大眾，就像一直等著書出來般如饑似渴。”
達裡厄塞克說自己樂於看見如今“Me Too”式的維權運動，因為那是“女性最起碼的一種自我表達”，而與所謂的“政治正確”毫無關係。面對性別歧視和暴力她常常憤怒，並對波伏娃那句名言越來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因為改變而軟弱，因為改變而強大。”
2018年3月22日，《母豬女郎》作者瑪麗·達裡厄塞克在廣州方所書店談“Me Too”運動。圖/阿燦/新週刊
專訪瑪麗·達裡厄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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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週刊》：在新書《我們在森林裡的生活》裡，你描述了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女主人公瑪麗是心理醫師，但一個被科技全面接管的世界讓她無法承受，於是她逃離都市前往森林隱居，卻發現了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克隆人……怎麼會想到寫這個主題？
達裡厄塞克：寫這書時我有種緊迫感，因為我覺得當代社會已經有一點不對了，所以我寫克隆人，寫人工智慧，這其實是件挺危險的事。
《新週刊》：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達裡厄塞克：我總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被現代科技監控了。在法國這個格外注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國家裡，這種感受尤為明顯。
所以我讓筆下的人物活起來，讓他們彼此發生聯繫。當他們被科技所監視會怎麼辦？於是我讓他們逃往森林。這裡的森林是一種隱喻。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不是逃去森林，而是奔向自由。
《我們在森林裡的生活》法文版封面。
《新週刊》：你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被機器人替代嗎？
達裡厄塞克：我覺得人類不可能被替代，詩歌就能拯救人類。為什麼呢？因為機器人根本就不懂隱喻，它不懂那些高級的修辭方法，它不可能在精神愈趨現代化的社會成為主導人類的關鍵成員。
法國詩人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曾寫過一句在法國家喻戶曉的詩句：La terre est bleu comme une orange（地球藍得像一顆柳丁）。這麼有哲理的話，機器人能理解？反正我是不信的。
互聯網和它所帶來的科技風暴為人類提供了便利，最直觀的就是，我最後一本手寫完成的書稿還是在2007年，我現在也在電腦上寫書。但我覺得科技只是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不是創作的中心。所謂內容為王，一手資訊和創作還是核心。
瑪麗·達裡厄塞克。圖/Radio France
憤怒從何而來？因為當時法國年輕女性的權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新週刊》：你被外界熟知的主要原因，是你在上世紀90年代寫了《母豬女郎》這部小說。如果現在重寫，你還會那樣寫嗎？
達裡厄塞克：我不會改動一個字。這本書裡關於文學想像的片段我自認為沒怎麼發揮好，但那些關於政治的章節，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這本書在出版後引發了法國社會的熱議，我覺得這就算成功了。很多人質疑我的行文方式模仿卡夫卡，但更多人的感覺是：感同身受。
世紀之交時，法國有個極右翼的政治家叫勒龐（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他當時正在競選總統。大多數法國人都反對他，《母豬女郎》其實是一呼百應，借一則現代寓言去和這些反對者產生共鳴，所以我可以不過分地說，這是一本直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小說。
《新週刊》：從行文來看，你寫作時是憤怒的。
達裡厄塞克：我26歲才寫這本書，當時我特別憤怒。憤怒從何而來？因為當時法國年輕女性的權益完全得不到保障，你被騷擾，你被歧視，你只能默默忍受，人們還不敢走上街頭捍衛權利，類似“Me Too”的運動更是無從談起。
《母豬女郎》直接把這種憤怒拋向大眾。20歲時我剛到巴黎，當時社會公共空間都是為男人而準備和設定的，根本沒人關注女性的感受。我憤怒，所以我在這本書裡讓一個原本身材火辣性感的年輕女人搖身一變，在歷經人間關於性別不平等、權利不對等和言論不自由的萬劫後，成了一隻長有豬鼻子、豬耳朵、豬腦袋的母豬。
這本書討論了兩性的邊界，第一次把女性身體置於公共的討論中，這是一種全新的視角。“母豬”這個詞特別有煽動力，用來形容女性時引發的爭議特別大，但這正是我想要達到的目的，讓所有女性正視起自己的生存狀態。
圖/CNN
《新週刊》：你在《母豬女郎》裡寫過一句話：“我描寫了一個可能出現的未來，一個噩夢般的未來，我希望無論是歐洲還是其他地方，都不要有這樣的未來。”你所指的未來是什麼？
達裡厄塞克：我舉一個例子吧：在歐元還未在歐洲誕生的時候，法國國內的通行貨幣是法郎。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讓歐元成為了歐元區的唯一合法貨幣，但在這之前，我們都不知道未來會用哪種貨幣，是用一種新的貨幣還是沿用法郎，抑或是退回到埃居（法國古貨幣）。
我們對那個“未來”的擔心大抵如此。現在回過頭看《母豬女郎》這本書，我覺得挺奇妙的，因為我發現在若干年後，這本書裡的一些情景和人物，竟鏡像式地在法國此後幾十年的社會和政治生態中重現。
比如那個在小說裡利用了“我”的美色後，便一腳把“我”踢開的政客愛德格。十多年後，我發現我筆下的“愛德格”，不就是那個見風使舵、好大喜功的薩科齊嘛！感到吃驚的同時我也反思，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態在十幾年的時間裡運轉變化，卻依然難逃作家筆下塑造的一個人物形象的桎梏，這既可笑，又讓人不得不去深思。
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報導了數十名女性聲稱遭到電影製作人哈威·韋恩斯坦性騷擾、性侵的事件。圖/AFP
在法國，只有5%的被性侵者會走司法程式，95%的人選擇保持沉默。
《新週刊》：你剛剛提到了“Me Too”運動，你如何看待這項如今已擴散至世界範圍的運動？
達裡厄塞克：在法國，我們有另外一種表達方式，叫“揭發你的公豬/母豬”（balance ton porc/ta truie）。
法國人習慣用“豬”來形容那些性騷擾者，但我不喜歡這種簡單的、貼標籤的方式，這太簡單粗暴了。給一個男性騷擾者貼上“公豬”標籤，我覺得這沒有多大意義。
我曾在法國媒體上看過一組這樣的數字：在法國，只有5%的被侵害者會走司法程式維護自己的利益，95%的人通常選擇保持沉默。
我理解這種運動，我也知道，總有一天這類運動會發生在法國甚至世界各國。我關注並同情那些被侵犯的女性，她們確實缺乏公正的對待。
《新週刊》：但是公開表態支持這項運動，對社會名人甚至每個人來說，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
達裡厄塞克：我不這樣認為。這無關“政治正確”，這是守住最基本底線的問題。很簡單的一個例子，每個家庭裡都會有女性，那麼當你的女性家人被騷擾時，你會無動於衷嗎？你會想到這種反抗僅僅是一種“政治正確”嗎？
拿我個人來說，我有兩個女兒，大的14歲，小的只有9歲。作為母親，我會擔憂她們在未來的安全，我不希望在巴黎或者其他城市搭乘地鐵、走夜路時，年輕女性全都變得戰戰兢兢。
性騷擾與性侵事件的受害者由於種種原因，多數選擇保持沉默。圖/路透社
《新週刊》：2018年1月，100名法國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在法國《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質疑好萊塢領銜的這場“Me Too”運動。她們認為這場運動已經走向極端化，認為這種懲罰壞男人的激情不但沒有使女性更獨立，反而幫助了性解放運動的敵人，遏制了全社會的性自由。法國國內對於這封信是什麼態度？你同意這封信上的觀點嗎？
達裡厄塞克：我可以明確地回答，在法國，這封信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起草這封信的作者之一、法國文藝批評家凱薩琳·米勒，她甚至說自己後悔沒被侵犯過，因為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的”。這種說法無疑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在這些人看來，地鐵裡頻繁的肢體接觸和不規矩的動手動腳是合理的，是“令對方感到不適”的性自由的一種。但呼籲者裡有多少平時是搭乘地鐵上下班的？她們端坐在小車裡，卻高舉著“維護性自由”的正義之旗，在那些真正受害的女性耳旁吹風：“這是我們社會自由的一部分，你就忍著吧。”
我14歲的大女兒看了這封信以後，都覺得這些奶奶級人物的呼籲太可笑了。法國人就是這樣，面對呼籲抵制“Me Too”運動的這封荒謬絕倫的信，我們不可能去附和、呼應，但我們以一種調侃的心態去看待這些名流所謂的正義呼籲。我覺得可笑的是，這些簽署聯名信的都是些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卻都哭著喊著求被侵犯！
巴黎女性在“Me Too”運動中要求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
四分之三的法國人無法區分“引誘”和“騷擾”。
《新週刊》：有一種說法是——法國人骨子裡有一種自我領袖欲，反對美國文化和中心主義。你同意嗎？
達裡厄塞克：法國人過去確實對美國文化有所防備，但美國主流文化和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無所謂反對還是抵抗一說。
《新週刊》：那為什麼還是會有法國人，尤其是法國名流站出來，以“維護性自由”為名，去反對“Me Too”這場運動？
達裡厄塞克：我想這和法蘭西與美利堅民族對待愛情的態度截然不同有關。
在巴黎街頭，如果一名男子邀請一名陌生女子去喝一杯咖啡，這會被認為是一件愜意且浪漫的事，沒人會覺得不正常。倘若女子拒絕的話，男子可能還會繼續追問：“謝謝您，但是為什麼呢？不能隨便進屋喝一杯咖啡嗎？難道您覺得我不夠好嗎？”
這種情況在美國絕不可能發生。在法國，你的腳一旦踏在大街上，心就漂浮在了空中。你隨時可能遭遇一次浪漫邂逅。所以當你回答法國男人“不”的時候，他們往往不會認為這代表著絕對的拒絕。
英國《金融時報》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三的法國人無法區分“引誘”和“騷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對這兩個選擇感到彷徨：是走上街頭抵抗性侵經歷，還是意識到此前發生的壓根就是一次普通引誘？
我還記得曾經有本書，名字就叫《勾引：法國人如何遵守人生法則》。裡面有幾句話其實寫得很清楚了：“勾引是法國人提供的最好的東西。當它行之有效時，它很神奇：它隱蔽、神秘，通往一個極為宜人、晶瑩剔透、理想的形象。但它也會帶來低效、脆弱、曖昧和糟糕的結果。”
美劇《老友記》中，Rachel的法國男友Paolo就是一個很會玩曖昧的撩妹高手。
《新週刊》：所以你還是支持“Me Too”運動的？
達裡厄塞克：我支持。我不僅是作家，還是女權主義者。
《新週刊》：你現在每天都看新聞嗎？那些負面的社會新聞會讓你憤怒嗎？
達裡厄塞克：我每天都看新聞。你的第二個問題其實是多餘的，因為法國國內的新聞全是負面的，（笑）法國人早已習慣那些“扒糞式”的報導。
《新週刊》：除了憤怒，你還會做些什麼？
達裡厄塞克：個體力量太小，我無法做出實際的行動，但我想到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當你面對這個社會裡越來越守不住的底線和問題時，你至少應該憤怒。個體面對系統時贏面很小，但你展現的姿態卻很重要。
寫《母豬女郎》時，法國正在鬧大罷工，民眾反對政府取消免費醫療的社會福利，當時事情鬧得很大。罷工持續了三個月，《母豬女郎》相當於是躬逢其盛，所以才會備受追捧。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環境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身邊有各種社會運動在發生，對於許多公共問題，大家都很憤怒，於是就都走上街頭表達觀點。
有時候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太安靜了一點。我這麼說絕對不是希望他們也走上街頭，也去參與各種運動，絕對不是。不過我懷疑，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已經喪失了憤怒的能力？這是我最害怕的。
瑪麗·達裡厄塞克。
《新週刊》：作家、名人、女權主義者、母親，這四個角色你最喜歡哪一個？哪一個最難？
達裡厄塞克：我很想選“母親”，但我最喜歡的的確是“作家”這個角色。自從識字起，我就在和文字打交道，後來出書，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這全靠寫書來完成。
名人其實是狹隘的，我在法國有名，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女權主義者當然很重要，但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選擇成為女權主義者，就註定了你的一些言論或行為可能會被曲解和誤讀。這個角色是最重要的，但每當看到女性地位和身份在當代社會的哪怕一點點提高後，我倒更樂於擔起這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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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趙淥汀 排版/張家明
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身體出現了異常：眼睛變小，鼻子變大，身上長毛，頭上掉發，胸前出現腫塊，並逐漸變成了小小的豬乳。此後男友甩了她，利用過她的政客也棄她而去，最後她愛上了一個變成“狼人”的富翁，沉浸在了愛河裡。但在此後的一次圍捕中，“狼人”被打死，“我”則僥倖逃離。此時人間對“我”已極盡嚴苛，周圍人對“我”都抱有敵意。後來“我”找到了母親，不過她卻因為發現多出了“我”這頭豬，而謀劃著把“我”賣掉。悲痛中的“我”舉起槍瞄準了豬類收購商和母親……
《母豬女郎》英文版封面。
小說的作者瑪麗·達裡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說，這是一本反映和討論女性身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和形象的小說，情節並非自我幻想，而反映的是一個和現實有關的純粹寓言。“最初我並沒有刻意為之，來自社會的震盪讓我沉下心把現實記錄下來再散播出去。拿到書的大眾，就像一直等著書出來般如饑似渴。”
達裡厄塞克說自己樂於看見如今“Me Too”式的維權運動，因為那是“女性最起碼的一種自我表達”，而與所謂的“政治正確”毫無關係。面對性別歧視和暴力她常常憤怒，並對波伏娃那句名言越來越感同身受：“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因為改變而軟弱，因為改變而強大。”
2018年3月22日，《母豬女郎》作者瑪麗·達裡厄塞克在廣州方所書店談“Me Too”運動。圖/阿燦/新週刊
專訪瑪麗·達裡厄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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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週刊》：在新書《我們在森林裡的生活》裡，你描述了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女主人公瑪麗是心理醫師，但一個被科技全面接管的世界讓她無法承受，於是她逃離都市前往森林隱居，卻發現了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克隆人……怎麼會想到寫這個主題？
達裡厄塞克：寫這書時我有種緊迫感，因為我覺得當代社會已經有一點不對了，所以我寫克隆人，寫人工智慧，這其實是件挺危險的事。
《新週刊》：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達裡厄塞克：我總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被現代科技監控了。在法國這個格外注重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國家裡，這種感受尤為明顯。
所以我讓筆下的人物活起來，讓他們彼此發生聯繫。當他們被科技所監視會怎麼辦？於是我讓他們逃往森林。這裡的森林是一種隱喻。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不是逃去森林，而是奔向自由。
《我們在森林裡的生活》法文版封面。
《新週刊》：你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被機器人替代嗎？
達裡厄塞克：我覺得人類不可能被替代，詩歌就能拯救人類。為什麼呢？因為機器人根本就不懂隱喻，它不懂那些高級的修辭方法，它不可能在精神愈趨現代化的社會成為主導人類的關鍵成員。
法國詩人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曾寫過一句在法國家喻戶曉的詩句：La terre est bleu comme une orange（地球藍得像一顆柳丁）。這麼有哲理的話，機器人能理解？反正我是不信的。
互聯網和它所帶來的科技風暴為人類提供了便利，最直觀的就是，我最後一本手寫完成的書稿還是在2007年，我現在也在電腦上寫書。但我覺得科技只是完成工作的方式，而不是創作的中心。所謂內容為王，一手資訊和創作還是核心。
瑪麗·達裡厄塞克。圖/Radio France
憤怒從何而來？因為當時法國年輕女性的權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新週刊》：你被外界熟知的主要原因，是你在上世紀90年代寫了《母豬女郎》這部小說。如果現在重寫，你還會那樣寫嗎？
達裡厄塞克：我不會改動一個字。這本書裡關於文學想像的片段我自認為沒怎麼發揮好，但那些關於政治的章節，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這本書在出版後引發了法國社會的熱議，我覺得這就算成功了。很多人質疑我的行文方式模仿卡夫卡，但更多人的感覺是：感同身受。
世紀之交時，法國有個極右翼的政治家叫勒龐（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他當時正在競選總統。大多數法國人都反對他，《母豬女郎》其實是一呼百應，借一則現代寓言去和這些反對者產生共鳴，所以我可以不過分地說，這是一本直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小說。
《新週刊》：從行文來看，你寫作時是憤怒的。
達裡厄塞克：我26歲才寫這本書，當時我特別憤怒。憤怒從何而來？因為當時法國年輕女性的權益完全得不到保障，你被騷擾，你被歧視，你只能默默忍受，人們還不敢走上街頭捍衛權利，類似“Me Too”的運動更是無從談起。
《母豬女郎》直接把這種憤怒拋向大眾。20歲時我剛到巴黎，當時社會公共空間都是為男人而準備和設定的，根本沒人關注女性的感受。我憤怒，所以我在這本書裡讓一個原本身材火辣性感的年輕女人搖身一變，在歷經人間關於性別不平等、權利不對等和言論不自由的萬劫後，成了一隻長有豬鼻子、豬耳朵、豬腦袋的母豬。
這本書討論了兩性的邊界，第一次把女性身體置於公共的討論中，這是一種全新的視角。“母豬”這個詞特別有煽動力，用來形容女性時引發的爭議特別大，但這正是我想要達到的目的，讓所有女性正視起自己的生存狀態。
圖/CNN
《新週刊》：你在《母豬女郎》裡寫過一句話：“我描寫了一個可能出現的未來，一個噩夢般的未來，我希望無論是歐洲還是其他地方，都不要有這樣的未來。”你所指的未來是什麼？
達裡厄塞克：我舉一個例子吧：在歐元還未在歐洲誕生的時候，法國國內的通行貨幣是法郎。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讓歐元成為了歐元區的唯一合法貨幣，但在這之前，我們都不知道未來會用哪種貨幣，是用一種新的貨幣還是沿用法郎，抑或是退回到埃居（法國古貨幣）。
我們對那個“未來”的擔心大抵如此。現在回過頭看《母豬女郎》這本書，我覺得挺奇妙的，因為我發現在若干年後，這本書裡的一些情景和人物，竟鏡像式地在法國此後幾十年的社會和政治生態中重現。
比如那個在小說裡利用了“我”的美色後，便一腳把“我”踢開的政客愛德格。十多年後，我發現我筆下的“愛德格”，不就是那個見風使舵、好大喜功的薩科齊嘛！感到吃驚的同時我也反思，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態在十幾年的時間裡運轉變化，卻依然難逃作家筆下塑造的一個人物形象的桎梏，這既可笑，又讓人不得不去深思。
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報導了數十名女性聲稱遭到電影製作人哈威·韋恩斯坦性騷擾、性侵的事件。圖/AFP
在法國，只有5%的被性侵者會走司法程式，95%的人選擇保持沉默。
《新週刊》：你剛剛提到了“Me Too”運動，你如何看待這項如今已擴散至世界範圍的運動？
達裡厄塞克：在法國，我們有另外一種表達方式，叫“揭發你的公豬/母豬”（balance ton porc/ta truie）。
法國人習慣用“豬”來形容那些性騷擾者，但我不喜歡這種簡單的、貼標籤的方式，這太簡單粗暴了。給一個男性騷擾者貼上“公豬”標籤，我覺得這沒有多大意義。
我曾在法國媒體上看過一組這樣的數字：在法國，只有5%的被侵害者會走司法程式維護自己的利益，95%的人通常選擇保持沉默。
我理解這種運動，我也知道，總有一天這類運動會發生在法國甚至世界各國。我關注並同情那些被侵犯的女性，她們確實缺乏公正的對待。
《新週刊》：但是公開表態支持這項運動，對社會名人甚至每個人來說，是不是已經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
達裡厄塞克：我不這樣認為。這無關“政治正確”，這是守住最基本底線的問題。很簡單的一個例子，每個家庭裡都會有女性，那麼當你的女性家人被騷擾時，你會無動於衷嗎？你會想到這種反抗僅僅是一種“政治正確”嗎？
拿我個人來說，我有兩個女兒，大的14歲，小的只有9歲。作為母親，我會擔憂她們在未來的安全，我不希望在巴黎或者其他城市搭乘地鐵、走夜路時，年輕女性全都變得戰戰兢兢。
性騷擾與性侵事件的受害者由於種種原因，多數選擇保持沉默。圖/路透社
《新週刊》：2018年1月，100名法國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在法國《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質疑好萊塢領銜的這場“Me Too”運動。她們認為這場運動已經走向極端化，認為這種懲罰壞男人的激情不但沒有使女性更獨立，反而幫助了性解放運動的敵人，遏制了全社會的性自由。法國國內對於這封信是什麼態度？你同意這封信上的觀點嗎？
達裡厄塞克：我可以明確地回答，在法國，這封信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起草這封信的作者之一、法國文藝批評家凱薩琳·米勒，她甚至說自己後悔沒被侵犯過，因為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的”。這種說法無疑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在這些人看來，地鐵裡頻繁的肢體接觸和不規矩的動手動腳是合理的，是“令對方感到不適”的性自由的一種。但呼籲者裡有多少平時是搭乘地鐵上下班的？她們端坐在小車裡，卻高舉著“維護性自由”的正義之旗，在那些真正受害的女性耳旁吹風：“這是我們社會自由的一部分，你就忍著吧。”
我14歲的大女兒看了這封信以後，都覺得這些奶奶級人物的呼籲太可笑了。法國人就是這樣，面對呼籲抵制“Me Too”運動的這封荒謬絕倫的信，我們不可能去附和、呼應，但我們以一種調侃的心態去看待這些名流所謂的正義呼籲。我覺得可笑的是，這些簽署聯名信的都是些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卻都哭著喊著求被侵犯！
巴黎女性在“Me Too”運動中要求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
四分之三的法國人無法區分“引誘”和“騷擾”。
《新週刊》：有一種說法是——法國人骨子裡有一種自我領袖欲，反對美國文化和中心主義。你同意嗎？
達裡厄塞克：法國人過去確實對美國文化有所防備，但美國主流文化和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無所謂反對還是抵抗一說。
《新週刊》：那為什麼還是會有法國人，尤其是法國名流站出來，以“維護性自由”為名，去反對“Me Too”這場運動？
達裡厄塞克：我想這和法蘭西與美利堅民族對待愛情的態度截然不同有關。
在巴黎街頭，如果一名男子邀請一名陌生女子去喝一杯咖啡，這會被認為是一件愜意且浪漫的事，沒人會覺得不正常。倘若女子拒絕的話，男子可能還會繼續追問：“謝謝您，但是為什麼呢？不能隨便進屋喝一杯咖啡嗎？難道您覺得我不夠好嗎？”
這種情況在美國絕不可能發生。在法國，你的腳一旦踏在大街上，心就漂浮在了空中。你隨時可能遭遇一次浪漫邂逅。所以當你回答法國男人“不”的時候，他們往往不會認為這代表著絕對的拒絕。
英國《金融時報》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三的法國人無法區分“引誘”和“騷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對這兩個選擇感到彷徨：是走上街頭抵抗性侵經歷，還是意識到此前發生的壓根就是一次普通引誘？
我還記得曾經有本書，名字就叫《勾引：法國人如何遵守人生法則》。裡面有幾句話其實寫得很清楚了：“勾引是法國人提供的最好的東西。當它行之有效時，它很神奇：它隱蔽、神秘，通往一個極為宜人、晶瑩剔透、理想的形象。但它也會帶來低效、脆弱、曖昧和糟糕的結果。”
美劇《老友記》中，Rachel的法國男友Paolo就是一個很會玩曖昧的撩妹高手。
《新週刊》：所以你還是支持“Me Too”運動的？
達裡厄塞克：我支持。我不僅是作家，還是女權主義者。
《新週刊》：你現在每天都看新聞嗎？那些負面的社會新聞會讓你憤怒嗎？
達裡厄塞克：我每天都看新聞。你的第二個問題其實是多餘的，因為法國國內的新聞全是負面的，（笑）法國人早已習慣那些“扒糞式”的報導。
《新週刊》：除了憤怒，你還會做些什麼？
達裡厄塞克：個體力量太小，我無法做出實際的行動，但我想到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當你面對這個社會裡越來越守不住的底線和問題時，你至少應該憤怒。個體面對系統時贏面很小，但你展現的姿態卻很重要。
寫《母豬女郎》時，法國正在鬧大罷工，民眾反對政府取消免費醫療的社會福利，當時事情鬧得很大。罷工持續了三個月，《母豬女郎》相當於是躬逢其盛，所以才會備受追捧。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環境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身邊有各種社會運動在發生，對於許多公共問題，大家都很憤怒，於是就都走上街頭表達觀點。
有時候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太安靜了一點。我這麼說絕對不是希望他們也走上街頭，也去參與各種運動，絕對不是。不過我懷疑，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已經喪失了憤怒的能力？這是我最害怕的。
瑪麗·達裡厄塞克。
《新週刊》：作家、名人、女權主義者、母親，這四個角色你最喜歡哪一個？哪一個最難？
達裡厄塞克：我很想選“母親”，但我最喜歡的的確是“作家”這個角色。自從識字起，我就在和文字打交道，後來出書，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這全靠寫書來完成。
名人其實是狹隘的，我在法國有名，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女權主義者當然很重要，但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選擇成為女權主義者，就註定了你的一些言論或行為可能會被曲解和誤讀。這個角色是最重要的，但每當看到女性地位和身份在當代社會的哪怕一點點提高後，我倒更樂於擔起這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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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趙淥汀 排版/張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