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能覺得“懼民如虎”是個非常不好的詞兒， 其實是非常好的詞兒。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李世民從貴族子弟角度總結出來的“皇與民關係觀”。 在這種觀點裡， 老百姓的憤怒的可怕如果你的“聯想能力”不強， 也很難展現出來。 再者“覆舟”的情況有很多。
“懼民如虎”則不同， 百姓憤怒的危害人人可“聯想”出來。 即使你沒見過老虎， 也能知道老虎的可怕， 以及“報復地殘忍”。
（1）朱元璋善於用“法律”治理官與民， 為什麼要親自寫“大誥四篇”
朱元璋的統治有一點非常重要， 即特別專注以法律管理官民、行政與社會。 自吳元年（1367年）十二月制定《大明令》後， 還多次修訂《大明律》（1367-1387年）， 又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行《大誥》三篇、洪武二十年頒行《大誥武臣》， 這兩部是由朱元璋親自編寫的。
在這些法律中， 《大誥》的特點最為明顯， 它是根據“案例法”的形式， 以簡明扼要地方告訴官民應該怎樣遵守法律。
《大誥》頒佈之後， 朱元璋、朱棣父子， 對其進行了大範圍地講讀、推廣。 然而， 最終， 這種講讀、推廣什麼樣呢？消失於漫長的時間、廣闊的空間當中。
然而， 因為朱元璋的開創者地位， 《大誥》三篇在明朝仍然被列入科舉考試的必考文章， 然而， 當這些文章作為儒家知識份子做官工具的時候， 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並執行它呢？
後來， 朱元璋又將各種法律選入《大明律誥》當中。
（2）功臣土地兼併、貪腐、豪強地主擾民是朱元璋時期最威脅統治的三件大事， 因此， 朱元璋採取屠戮功臣、扒皮填草、嚴刑峻法三種應對
《大誥》是皇帝親自寫的又在全國範圍內宣講的重要法規， 必然受到國人重視， 從中我們會發現， 規範物件包括了所有階層， 當然， 除了皇權外。
例如以“民拿害民該吏”為例， 就充分說明：朱元璋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想法， 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力影響， 認為在皇帝面前沒有官員敢於反抗。 但是， 他忽略了“反抗”並不僅僅有公開的、有武力的、有大張旗鼓的， 還有隱蔽的、悄無聲息的溫柔對抗。
在一個人與整個階層對抗前提下， 他永遠是弱小的。 他是一個人， 他必須要依靠其他人才能完成工作；因為， 他是一個人他的智力、思考面必然會有缺陷之地。 前者會造成他的親信也會成為他的敵人；後者就會造成他的工作失誤， 從而把許多他的親信推向他的敵人。
為此， 朱元璋利用對軍隊的“無限控制”， 利用“天”賦予的權力， 開始了極為“強悍”地做法——屠戮功臣、大殺文武、強制遷徙等。
文官貪太監不貪？弘治面前雙方撕咬，
一擺手：行了我知道了
宋朝軍隊經營性盈利搞壞戰鬥力，
岳飛韓世忠等為何很有戰鬥力
與貂同行沙俄與大清相遇！前150年清強俄弱，
後150年多虧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