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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新巴別辭典之仇恨政治學

太平天國

1843年, 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後, 洪秀全開始仔細閱讀一本叫做《勸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冊, 聽到了關於末世災難的偉大預言。

他從鴉片戰爭爆發現場附近——廣東花縣, 走向廣西紫荊山脈, 組織起一支名叫“拜上帝會”的龐大軍團, 並在1853年3月佔領南京。 “天國”的版圖, 甚至擴展到了整個長江沿岸地帶。

中國的三代洋務運動

中國的洋務運動經歷近150年歷史, 至今沒有終結的跡象。 由李鴻章、張之洞和左宗棠等人發動的第一代洋務運動, 基本排斥了想像性符碼, 不過是一種純粹的工業技術物資的緊急輸血, 它的清單上羅列著後膛槍、加農炮、蒸汽機、車床、發報機、機車和鐵軌之類堅硬的“經濟基礎”細節, 用以維繫腐敗帝國的權力運營。

第二代洋務運動起源於殖民地上海, 從黃浦江沿岸的大規模造樓運動開始, 它開始引入更為柔軟的意識形態代碼(如賭博業、流行服飾、時尚書刊和電影膠片),

這次洋務運動發源於土地的區域性租賃, 而後果則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東部沿海的強力征服。

第三代洋務運動開始於八十年代, 它不僅大規模輸入意識形態代碼, 而且首次令它在數量上超出工業產品, 成為“他者”入侵中的首席事物。 我們可以看到, 經過長達150年的洗禮, 洋務運動愈來愈深入它自身的內核, 也就是深入到文化代碼無限增長的層面。

社會主義欲望書寫的三個時期

社會主義的欲望書寫也經歷了三個時期:毛時代的壓抑期、鄧時代的宣洩期和江時代的書寫期。 這是欲望表達的三部曲程式, 其中“書寫”是它的最高形態, 表達了欲望歷史的進化向度。 但“書寫”並非一定就是理性建構的同義語,

恰恰相反, 我們在建築書寫中看到了一個被中國人扭曲、變形和模糊不清的鏡像, 而在鏡子的深處, 停棲著中國主體的面容, 他們從那裡發出了“中國欲望”的熱烈叫喊。

“中國欲望”就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被第三世界身份所困擾的集體性焦慮, 由此引發了關於身份構築的廣闊運動。 毫無疑問, 尋常的西方物品輸入, 已經無法制止現代化(“個人富有”的代名詞之一)速度過慢所引發的痛苦。 文化主體沉浸在身份的異質性苦悶之中。 東方和西方的物性差距助燃了“中國渴望”。 這種焦慮必須依靠更大數量的代碼來加以慰藉。 儘管代碼只是一種欲望╱身份的代用品, 但它卻有效地補償了現實的巨大匱缺。

而且所有代碼的成本(而非價格)都是低廉的, 它們幫助居住(消費)主體奪取了享受的權力。 有時候, 一杯卡布基諾咖啡和一支哈根達斯雪糕就是鎮靜劑藥丸, 被用以熄滅過度燃燒的欲望。 在想像性的佔有中, 中國人提前消費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提前從西方社會那裡奪取了尊貴的身份。

想像西方所導致的文化喜劇

所有對他者的想像最終都是一次自我想像的話語冒險。 這無非就是利用名片話語進行文化記憶的全面“洗白”, 從而完成對自己的身份想像。 這場想像西方的運動的結果, 就是把針對西方的想像性碎片直接貼上主體, 使想像者自身散發出西方式的物性光輝, 猶如雞類在身上亂插孔雀翎毛, 它把現代化進程塗改成了一場文化喜劇。 國際資本邏輯操控著這場想像運動, 令身份的莊嚴轉換變得滑稽可笑起來。 主體在想像中膨脹和失控了, 變成了一堆本質可疑的消費符碼。

上海是西方的上海

“新天地”的青磚意象和玻璃意象的這種交織性書寫, 竟然同時產生了兩種事物:中產階級的西方神話和海外遊客的東方神話。它們在那個地點被雙重地書寫。這就是它受到消費者廣泛歡迎的原因。它是上海的一個縮影和代碼,像當年的孟買那樣,代言著上海所擁有的政治語義,向人們說出“上海是西方的上海”的意識形態法則。

紅學界的政治風雲

《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1953年,“小人物”白盾、藍翎和李希凡的學術爭鳴文章,嚴厲打擊俞平伯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獨立研究的立場,由此開啟了學術集權的先河。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以“極右”身份獲罪,成為政治冤獄中的囚徒,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而藍李之輩,卻青雲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雲,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革命的本意

人們最熱衷於談論的“革命”。就這個字詞(革)的本義而言,乃是剝離人的皮膚,釋放出錮閉的心靈,放它在新世界裡自由飛翔。這顯然就是對生命的依據的一種挑戰。由於這個緣故,皮膚成了分辨人及其學說的尖銳尺度。孔丘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禪者則呵斥說:臭皮囊!反革命與革命的界限一清二楚。

段祺瑞食素

1926年,在聽說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發出一聲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他趕到現場,向死難者的屍體下跪。據說,為了表示懺悔,段祺瑞此後素食終生,最後死於營養不良。

潮流

潮流就是人通過互相模仿產生的社會運動,它是人自我保護的基本生存策略。融解在大範圍的群體裡,意味著擁有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人民就是盾牌、偽裝服、茂密的叢林以及堅固的家園。人是最善於利用群體的動物。他放棄自由,混跡於無垠的人流之中,隨著別人一起沉浮、湧動、喜樂、言說和叫喊,從那裡獲取最高的生存指數。

中國功夫

功夫片的敘事模式來自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是一個擁有上百年歷史的通俗小說類型。它是冷兵器時代的神話,卻在清代晚期全面興起,這跟帝國的衰敗有著邏輯關聯。它要展示的,不僅是中國拳腳對西方拳腳的勝利、更是拳腳對熱兵器的勝利。這種咒語式的敘事,其實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欲望,在當代電影中的投射。中國功夫片要想自我超越,就必須終結民族主義敘事,並向好萊塢的《功夫熊貓》和《駭客帝國》學習,從拳腳之道中發現人類的真理。

簡化字

從“愛”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徵;而“聖”向“聖”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徵)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築高度退化。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鳳”改成“鳳”就是一個範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像力和隱喻關係,並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

仇恨政治學

經過歷次仇恨政治運動洗禮的中國社會,仍然受到“仇恨政治學”的精神支配。仇恨政治學的邏輯是:仇敵的苦難就是我們的歡樂。這個邏輯完全罔顧受害人正是那些無辜的平民。仇恨成了衡量國家-民族-人際關係的惟一標準。早在“9·11”事件爆發之際,我們就已經發現,這一恐怖屠殺竟成為某些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狂歡時刻。

本文圖片皆為王廣義畫作

本文摘自《文化蟲洞》一書

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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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復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歡迎各位網友訂閱《文化先鋒》,搜索微信公眾號iwenhuaxianfeng,或掃描如下二維碼即可。

竟然同時產生了兩種事物:中產階級的西方神話和海外遊客的東方神話。它們在那個地點被雙重地書寫。這就是它受到消費者廣泛歡迎的原因。它是上海的一個縮影和代碼,像當年的孟買那樣,代言著上海所擁有的政治語義,向人們說出“上海是西方的上海”的意識形態法則。

紅學界的政治風雲

《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1953年,“小人物”白盾、藍翎和李希凡的學術爭鳴文章,嚴厲打擊俞平伯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獨立研究的立場,由此開啟了學術集權的先河。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以“極右”身份獲罪,成為政治冤獄中的囚徒,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而藍李之輩,卻青雲直上,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雲,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革命的本意

人們最熱衷於談論的“革命”。就這個字詞(革)的本義而言,乃是剝離人的皮膚,釋放出錮閉的心靈,放它在新世界裡自由飛翔。這顯然就是對生命的依據的一種挑戰。由於這個緣故,皮膚成了分辨人及其學說的尖銳尺度。孔丘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禪者則呵斥說:臭皮囊!反革命與革命的界限一清二楚。

段祺瑞食素

1926年,在聽說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發出一聲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他趕到現場,向死難者的屍體下跪。據說,為了表示懺悔,段祺瑞此後素食終生,最後死於營養不良。

潮流

潮流就是人通過互相模仿產生的社會運動,它是人自我保護的基本生存策略。融解在大範圍的群體裡,意味著擁有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人民就是盾牌、偽裝服、茂密的叢林以及堅固的家園。人是最善於利用群體的動物。他放棄自由,混跡於無垠的人流之中,隨著別人一起沉浮、湧動、喜樂、言說和叫喊,從那裡獲取最高的生存指數。

中國功夫

功夫片的敘事模式來自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是一個擁有上百年歷史的通俗小說類型。它是冷兵器時代的神話,卻在清代晚期全面興起,這跟帝國的衰敗有著邏輯關聯。它要展示的,不僅是中國拳腳對西方拳腳的勝利、更是拳腳對熱兵器的勝利。這種咒語式的敘事,其實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欲望,在當代電影中的投射。中國功夫片要想自我超越,就必須終結民族主義敘事,並向好萊塢的《功夫熊貓》和《駭客帝國》學習,從拳腳之道中發現人類的真理。

簡化字

從“愛”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徵;而“聖”向“聖”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徵)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築高度退化。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鳳”改成“鳳”就是一個範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像力和隱喻關係,並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

仇恨政治學

經過歷次仇恨政治運動洗禮的中國社會,仍然受到“仇恨政治學”的精神支配。仇恨政治學的邏輯是:仇敵的苦難就是我們的歡樂。這個邏輯完全罔顧受害人正是那些無辜的平民。仇恨成了衡量國家-民族-人際關係的惟一標準。早在“9·11”事件爆發之際,我們就已經發現,這一恐怖屠殺竟成為某些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狂歡時刻。

本文圖片皆為王廣義畫作

本文摘自《文化蟲洞》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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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紐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復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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