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是“獨裁者”？他對民主的期望，比所有蘇聯人都要強烈

作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蘇聯領袖，史達林長期以來都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話題人物。即便是俄國人對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不過站在蘇聯的立場上，史達林對蘇聯歷史的貢獻無疑是卓著的。正如他名字的本意一樣，史達林的性格如同鋼鐵般堅毅剛強，他帶領蘇聯軍民捍衛了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但強硬的政治手腕卻也讓不少人將其視為“獨裁者”。當人們習慣性地將蘇聯與西方民主放在對立面上時，我們已經忽略了一個事實：實際上，史達林曾為蘇聯的民主做了相當多且激進的嘗試，只是運氣不太好罷了。

從1934年開始的那場自上而下的政壇大地震，確實損失了不少優秀的政客和將領，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蘇聯高層內部確實是暗流洶湧。假若這些問題沒能在二戰爆發前得到解決，那麼當它們在德國入侵、國家局勢危急時集中爆發，

後果才是不堪設想的。這個問題幾乎無法佐證，我們暫且不談，但在1936年12月，蘇聯在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新的蘇維埃憲法草案中就積極呼籲採用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的選舉方式。

什麼是差額選舉呢？就是候選人數多於應選人數的選舉，這種選舉方式在咱們看起來幾乎成了常態，但在當時的蘇聯，想要通過決議並被寫進憲法，簡直是困難重重。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蘇俄多數情況下都在使用公開等額的選舉方式；1935年1月，高層權勢人物就提出要將其寫入憲法，誰選了誰當什麼官可謂是一目了然。史達林對此提出強烈反對， 1935年1月25日，當這一方案提出時，史達林幾乎是立刻表示拒絕，他說這對民主政治是個巨大的打擊。

即便是當差額不記名選舉艱難地寫進憲法後，在種種因素的干擾下，這種選舉方式其實也沒怎麼實行過，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史達林對民主改革嘗試的決心。

其實，史達林類似的嘗試有很多，從列寧逝世開始，他就堅持做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有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蘇聯在完成前兩個“五年計劃”之後，工業化水準大大提高，綜合國力空前發展，史達林提出要重新定義“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史達林認為，如今的蘇聯與過去的沙俄不同，工人不再處於被剝削的境地，而地主、富農等反而成了受到剝削的群體。他希望改變蘇維埃聯盟的施政方式，重新定義革命群體，在新的形勢下建立新的、更合乎蘇聯未來發展的國家制度。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觀點肯定是太過激進且前衛，幾乎沒有實施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歷史也沒給他足夠的時間實施改革，二戰就爆發了。

除此之外，史達林也曾試圖對國內的特權階層下手。 1936年憲法第三條將蘇聯共產黨重新定義為“勞動人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的排頭兵和屬於勞動人民的所有公共和國家組織的領導核心”，

目的就是恢復其基本功能，放權給基層百姓，讓人民有權利監督官員，結束權力階層養尊處優的狀態，回歸布爾什維克在沙皇時期、革命和內戰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及艱難的快速工業化和集體化時期艱苦奮鬥和無私奉獻的作風。他認為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來說，加入革命並不是為了追求權力和享樂，而是意味著拼命工作甚至是犧牲。史達林甚至做過嘗試，要結束布爾什維克對權力的壟斷。

即便是在二戰勝利後，史達林自己也主動認識到了將蘇聯帶向強大的“史達林模式”下隱藏的弊端，他甚至考慮了與西方國家的一系列條件，試圖與西方國家展開經濟合作，以改善蘇聯極其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然而，冷戰時期複雜而緊張的世界大環境最終還是挫敗了他的努力，這逼迫蘇聯高層不得不繼續對內實施緊縮的政策，對外保持戒備，改革的嘗試也隨著流產了。

那麼，史達林在他的民主改革的道路究竟走了多遠呢？1935年，蘇聯總檢察長安德列·維辛斯基宣佈，從今往後，未經檢察官同意，內務部人員不能逮捕任何人。同時，蘇聯高層為數以萬計曾被流放、監禁和剝奪權利的蘇聯人恢復了公民權，許多曾經的地主和富農得到平反並被釋放。這一系列舉措可謂是意義重大，被視為史達林重新定義無產階級群體和重建國家制度的第一步。然而，歷史並沒有留出充足的時間，僅4年後，二戰就爆發了，第二步還沒來得及落下，一切改革嘗試也隨之戛然而止。

其實，如今人們對史達林的負面認識，許多都來源於後史達林時代蘇聯高層和西方國家出於政治需要，對其的“妖魔化”的影響，用咱們中國的一句話來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名一無是處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擁有如此巨大的威信，能夠在國家最危難時刻仍能獲得人民信任，帶領國家抗擊入侵者的。即便是史達林的民主改革太早夭折，即便是在他生涯中確實有不少抹不掉的黑點，但即便是站在剩餘的功績上，單憑帶領國家富強、讓敵人戰慄這點，他也無愧於“偉大領袖”的稱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