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愚昧嗎？真實還原這些人的做法

中國歷史皇朝盛世時期的宦海權術，為末世的亂象奠定了社會基礎。當末世亂象興起之時，工於術道的權臣對此既喜又憂。清末義和團的興起，便是權臣眼裡的喜憂參半。

歷來人們對“義和團”的概念，似乎仍停留在民間性質上。但是，當一種勢力成為皇朝政權利用物件的時候，它還是民間性質嗎？

史筆這樣說：“義和團既藉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為帝之大罪也。 ……匪黨揚言欲得一龍二虎頭：一龍指帝，二虎指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也”（羅惇曧《庚子國變記》）。民間性質的義和團敢於把矛頭直指皇帝，在經過幾千年封建皇權社會歷練、一貫視皇帝為“天子”聖人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如果民間性質的“義和團”真的具有這種精神，那才是中華民族幸甚、“民主”精神幸甚的事情了！也就是說，這時的“義和團”勢力，已決非民間性質，

而是皇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各為喜憂的利用物件了。喜的是，這種勢力可以為我所用以達到“我”的目的；憂的是，這種勢力只能在“我”的控制範圍、而不能讓它失控。史料揭示，左宗棠收復的新疆之亂，起始之初，也是底層民間（穆斯林底層回民）不堪地方官府壓迫的造反之舉，只是後來被各部族宗權主利用之後，才成為了“民族叛亂”。義和團運動也不例外，它已成了慈禧太后、皇儲之爹端王載漪謀君奪位（及排外）的工具。

那位前任山東巡撫、後來被慈禧“賜恩”自盡的毓賢豪言說過這麼一句話：“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鑒帥，其二我也”（同上書）。 “鑒帥”即毓賢的前任李秉衡。義和團時期被清廷以“漢奸罪”殺害的五大臣之一太常寺卿袁昶在彈劾奏摺中說：“拳匪愚矣，

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合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著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 ”在此彈劾折中，袁昶層層向上推理：“拳匪”愚，是因為徐桐等愚；徐桐等愚，是因為皇太后“袒護”。袁昶在這裡說得比較委婉，沒把矛頭直接指向慈禧和端王。

轉瞬即逝的義和團運動過往以後， “義和團”三個字只成了後人眼中的“多棱鏡”，似乎每一個群體的人們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個閃光的顏色。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歎息它的愚昧，似乎吸取了義和團愚昧教訓以後，中國便可以不再愚昧了。史論給出的結論是：中國民間（無組織無紀律）太愚昧了。這個結論對症下藥了嗎？史料揭示，義和團“刀槍不入”，只是“術道”，而非真功，就像載漪所說：“用其心耳，奚問術乎？”民間的“愚昧”，也只具有象徵意義，而非實指。

這是符合舊中國只有士紳才有言論權的皇朝歷史傳統事實的。史筆揭示：“禦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毀。禦史陳嘉言：自雲得關壯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之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滅之，時不可失”（同上書）。

在“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時，有禦史提出：用陰血陣攻打教堂內的陰門陣（把教堂內西洋畫當作了婦女陰門——把女人當作穢物，這不是傳統迷信問題，而是存在于傳統內的道德低劣問題）。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大將楊芳的“糞桶陣”到八國聯軍時的“陰血陣”，時間已經過了整整六十年，這是一段從嬰幼兒到爺爺的時間，但在同一思想體系和同一社會體制下，清朝中國的智力沒有進步。這些禦史、編修，可是這個皇朝的官僚“高級知識份子”，不是所謂的底層“民間”！當然，從皇朝“言論”只為“權勢”的立足點來看，這種言論是真智還是違心，也是值得打上疑問的。

也就是說，當教訓是不真實的時候，中國真的可以不再愚昧了嗎？

京、津地區“義和團運動”之時，“時有詔徵兵，羽書絡繹，海內騷動。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軍府專恣，所請無不從”（同上書）。史筆對清廷的這種描寫，就是古典名著《西遊記》天國中“玉皇大帝”諸將徵發“天兵天將”的同一種文筆表述。當然，也許舊中國“文言文”格式的限制，使得兩者的文風如出一轍罷了。

也就是說，當教訓是不真實的時候，中國真的可以不再愚昧了嗎？